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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现代史上改革伟业的奠基人和先驱毛泽东

2019-01-04 08:03:59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陈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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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赞改革的奠基人:

试论中国现代史上改革伟业的奠基人和先驱毛泽东

 

  十七大文件起草者们写了一节精妙文字:“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依照此论的逻辑发展,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毛泽东是中国现代史上改革伟业的奠基人和先驱。这是任何历史虚无主义者抹煞不了的,正所谓:“青史如鉴耀千秋。”

  毛泽东以其大智慧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革命与建设实践相结合,而他大手笔娴熟谋篇布局把现代中国革命大块文章的上篇文章、下篇文章做得可谓“华章盖世”。如今,高擎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后来人,不正在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努力做一系列文章领悟传承,坚持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开放吗?

  在毛泽东主席去世之后,邓小平同志对他作出了“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客观评价。邓小平说:“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6页。)邓小平论述中涉及他和毛泽东的关系的名言是:“搞错的也有我的份”。他说:“建国以后,成功的地方我都高兴。有些失误,我也有责任,因为我不是下级干部,而是领导干部,从一九五六年起我就当总书记。那时候我们中国挂七个人的像,我算是一个。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工作搞对的有我的份,搞错的也有我的份,不能把那时候的失误都归于毛主席。”(《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4页。)这里必须强调,关键问题还在于:不是邓小平所云“搞错的也有我的份”,而是“那时候的失误”往往是毛泽东主席最早发现并力求加以纠正的。邓小平还作了这样的论断:“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对历史伟人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应该将其置于所处时代的、社会具体历史条下,具体了问题具体分析,不可勿视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辨证关系,更不可用现实认识水平去苛求于前人伟人。毛泽东同志是百折不挠、不懈奋进的伟大的革命家、改革家。

  “在旧中国,讲改革是要犯罪的,要杀头,要坐班房。但是在那些时候,有一些立志改革的人,他们无所畏惧,他们在各种困难的条件下面,出版书报,教育人民,组织人民,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见《毛泽东选集》第五集,第411页)青年毛泽东早就是“立志改革的人”,当他还是一个信奉平民主义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时候,大讲“改革”而见诸文字的,要数1919年7月14日发表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时年26岁的毛泽东意气风发地宣称:“‘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它的软化。”“自文艺复兴,思想解放,‘人类应如何生活’成了一个绝大的问题。从这个问题,加以研究,就得了‘应该那样生活’,‘不应该这样生活’的结论。一些学者倡之,大多民众和之,就成功或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接着,他一口气连讲“改革”见于八个方面,即“见于宗教方面”,“见于文学方面”,“见于政治方面”,“见于社会方面”,“见于教育方面”,“见于经济方面”,“见于思想方面”,“见于国际方面”。他说:“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德莫克拉希,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它打倒。”毛泽东从信奉“平民主义”的民主主义者进而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者之后,终其一生就是杰出的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改革家。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并不把“改革”视为保守的、一般的“改良”,而是把“改革”同“革命”等量齐观。那时他认为:“中国人民的任务,是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以后,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改革。”(《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45页)这就是说,在特定语境中,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就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改革”,甚至有时行文用词上是可以互换的,即“革命”“改革”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同一的。由此延伸,也可把“社会主义革命”,解读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革”。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倡言和践行改革开放见诸文献的还少吗?“1978年”那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毛泽东带领党和人民创造的业绩能一笔抹煞吗?乱扣“僵化保守”、“闭关锁国”之类帽子,贬损毛泽东完全是罔顾事实的谎言。毛泽东关于现代中国改革和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创见,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191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结束了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统治,揭开了中国现代史的新篇章。中国现代史被中国另类“精英”严重扭曲了,他们否定新中国前30年——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可以粗略地说“新中国前30年”——“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藉以诋毁新中国前30年先期成功地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追歼国民党残余军队和武装土匪、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没收官僚资本、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经济侵略势力、取缔旧社会的“黄赌毒”丑恶现象、进行工矿企业的民主改革,等等等等。特别是,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和人民所从事的改革开放伟业。换言之,就是否定现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奠基人、先驱和导师毛泽东。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如实写道:“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文化大革命中我国国民经济“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批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是任何人,可以将其抛到脑后、随意置喙的。

  另类“精英”割断历史,否定中国现代史上改革开放的奠基人和先驱毛泽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中最为杰出的代表毛泽东,不愧为中国现代史上改革开放的奠基人,是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和开放的先驱。

  历史老人自有公论,世人和历史的“评价”是客观存在的。党和人民创造的全部中国现代史,已对巨人伟人作出公允之论:毛泽东的确是神州中华亘古未有、一个个侏儒“摞罗汉”也无法与之比肩的巨人伟人。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改革和开放的奠基人和先驱。

  历史老人尽可放言:

  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投身革命,矢志不渝!

  马克思主义的改革家践行改革,终其一生!

  如前所述,青年毛泽东早就是“立志改革的人”,当他还是一个信奉平民主义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时候,大讲“改革”而见诸文字的,要数1919年7月14日发表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

  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主张“各种改革”,比当代司空见惯的“坚持改革”中的那个“改革”,足足早了半个多世纪!更不用说,毛泽东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就是杰出的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改革家。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并不把“改革”视为保守的、一般的“改良”,而是把“改革”同“革命”等量齐观。甚至可以看到,在毛泽东的行文用词中,有时“革命”和“改革” 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同一的。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这篇宏文,不愧为“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在这个“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中,毛泽东强调“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这里逻辑学上讲,明明白白昭示世人:这里讲的“革命”“改革”两个概念是同一的、在内涵和外延上是等同的。

  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倡言改革见诸文献的还少吗?请看,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改革的论述举例:

  一、“在农村中实现土地改革和在工厂企业中实现民主改革之后,工人和农民即获得发展其爱国增产的极大积极性、并改善其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可能。”(见《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1951年10月23日])。

  二、“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见《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1951年10月23日])。

  三、“经过这六年的改革,我们把中国的面貌改变了。我们的成绩是谁也否认不了的。”(见《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6年8月30日])。

  四、“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消灭了,你们讲,那个时候还有没有革命?我看还是要革命的。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当然,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见《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五、“我国社会制度的改革,除了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以外,私营工商业改变为公私合营企业,也在一九五六年完成了。”(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

  六、在旧中国,讲改革是要犯罪的,要杀头,要坐班房。但是在那些时候,有一些立志改革的人,他们无所畏惧,他们在各种困难的条件下面,出版书报,教育人民,组织人民,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见《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

  七、“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如果我们把作风整顿好了,我们在工作中间就会更加主动,我们的本事就会更大,工作就会做得更好。”(见《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

  八、“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见《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

  九、“为了达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对于什么困难我们共产党人也是无所畏惧的。但是仅仅依靠我们还不够。我们需要有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见《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

  十、“几千年来,都是教育脱离劳动,现在要教育劳动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大体上有这样几条:一条是教育劳动相结合,一条是党的领导,还有一条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大家懂得,没有问题了,党的领导现在可能问题也不多了,中心问题是教育劳动相结合。——这是一大改革。”(见《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9月5日、8日])。

  十一、“中国人要有志气。我们应当教育全国城市、乡村的每一个人,要有远大的目标,有志气。大吃、大喝,统统吃光、喝光,算不算一种志气呢?这不算什么志气。要勤俭持家,作长远打算。什么红白喜事,讨媳妇,死了人,大办其酒席,实在可以不必。应当在这些地方节省,不要浪费。这是改革旧习惯。把这个习惯改过来,要通过大鸣大放,也许是小鸣小放,争一番。还有赌博,这样的问题过去是没有法子禁止的,只有大鸣大放,经过辩论,才能改过来。我看,改革旧习惯也要列入规划。”(见《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

  十二、“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十三、“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机构改革要适合联系群众,不要搞官僚机构。”(见《在“五一”和“五一”的前两天召开的中央常委、文革小组和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4月29日-5月1日])。

  上面所列毛主席1956年11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特别令人振聋发聩啊!毛泽东主张在“阶级消灭了”的共产主义社会“还要改革”“革命”!

  总而言之,毛泽东倡言和践行改革,堪称当代中国改革的奠基人和先驱。

  极而言之,甚至在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革十年”“全面内战”中,他要求“认真搞好斗、批、改”也少不了一个“改”字呢!

  2009年12月21日完稿

  毛泽东旗帜网2009年12月26日刊载

  12月31日修订

 

  礼赞对外开放的奠基人:

论毛泽东践行开放终其一生

  中国现代的对外开放,是相对于明清封建王朝时代实行“海禁政策”“闭关锁国”而言的。另类“精英”将毛泽东主席晚年的失误绝对化、扩大化,谬说毛泽东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搞“闭关锁国”。事实上,毛主席奠立了我国对外开放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胸怀宽广博大,深情眷顾着赤县神州和整个世界,他的“对外开放”思想和实践从生发萌动到深化发展,见诸历史记录和文献中的字字珠玑还少吗?可以毫无疑义地说:毛泽东胸怀宽广,放眼寰球;践行开放,终其一生。

 

(一)居长沙冲决洞庭,讲不要怕

弄潮儿顺乎潮流,闹新文化

  毛泽东还在青年时代,便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了!他身处新旧潮流交替的历史节点,面对社会激荡变革的历史时期,具有强烈的开放意识和奋进精神,立志冲决那“闭锁一个洞庭湖”!

  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和蔡和森发起创建新民学会。这是我国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成立的一个影响最大的革命团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是湖南省反帝反封建的核心组织。毛泽东主张冲决那“闭锁一个洞庭湖”!会友应有计划地去俄国或法国,以研究当时世界最进步的思想学说,了解各国实情,加以选择、采纳,为中国所用。学会会员的活动主要分为两支,一支在国内,主要在湖南;一支在国外,主要在法国。积极倡导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学会成立后组织的一项重要活动。毛泽东还拟组建游俄队,游历“世界第一个文明国”的苏俄,寻求变革中国的科学真理。他主张取世界主义,谋全人类之幸福,“世界主义,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他曾致信蔡和森等人,把世界主义称之为“社会主义”,并声言“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

  时年将近27岁的毛泽东,联络新民学会战友和故知易礼容、彭璜等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于1920年8月2日在长沙创办的进步书店——文化书社,执笔写了《文化书社缘起》。在湖南《大公报》第二版“来件”栏首刊时的按语写道:“省城教育界新闻界同志,近日发起文化书社,为传播新出版物之总机关,实为现在新文化运动中不可少之一事。亟录其缘起如下。”如今读来,耐人寻味。请看全文:

  湖南人在湖南省内闹新文化,外省人见了,颇觉得希奇。有些没有眼睛的人,竟把“了不得”三字连在“湖南人”三字之下。其实湖南人和新文化,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新文化,严格说来,全体湖南人都不和他相干。若说这话没有根据,试问三千万人有多少人入过学堂?入过学堂的人有多少人认得清字,懂得清道理?认得清字、懂得清道理的人有多少人明白新文化是什么?我们要知道,眼里、耳里随便见闻过几个新鲜名词,不能说即是一种学问,更不能说我懂得新文化,尤其不能说湖南已有了新文化。澈底些说吧,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几年来风驰雨骤,成长得好,与成长得不好,还依然在未知之数。诸君,我们如果晓得全世界尚没有真正的新文化,这到是我们一种责任呵!什么责任呢?“如何可使世界发生一种新文化,而从我们住居的附近没有新文化的湖南做起。”这不是我们全体湖南人大家公负的一种责任吗?文化书社的同人,愿于大家公负的责任中划出力所能胜的一个小部分,因此设立这个文化书社。(此外研究社、编译社、印刷社亦急待筹设)。我们认定,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那真是我们馨香祷祝、希望不尽的!文化书社由我们一些互相了解完全信得心过的人发起。不论谁投的本永远不得收回,亦永远不要利息。此书社但永远为投本的人所共有。书社发达了,本钱到了几万万元,彼此不因以为利;失败至于不剩一元,彼此无怨,大家共认地球之上,长沙城之中,有此“共有”的一个书社罢了呵!

  细读《文化书社缘起》文末一段,起首一句是:“文化书社由我们一些互相了解完全信得心过的人发起”;收束一句是:“大家共认地球之上,长沙城之中,有此‘共有’的一个书社罢了呵!”这里,张扬“共有”二字何其自豪!把那“共有”跟今日出现频率极高的“共产党”、“共产主义”中的“共产”两相比较,毋庸置疑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同一的,多么耐人寻味啊!

  青年毛泽东这位“湖南人在湖南省内闹新文化”,而又自谦放言“不能说我(毛泽东)懂得新文化”,“澈底些说吧,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事实上,他放眼世界已经欣喜地看到了“一枝新文化小花”。这“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

  故此,毛泽东为新民学会组织会员赴法国勤工俭学辛劳奔走,继而组建了“俄罗斯研究会”。

  成立于1920年9月15日的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是毛泽东、何叔衡等发起组建的,毛泽东是俄罗斯研究会的书记干事。这一革命团体“以研究关于俄罗斯之一切事情为主旨”,会务主要内容有:发行集个人和集体研究成果的《俄罗斯丛刊》,组织包括任弼时、萧劲光等在内的青年到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赴俄勤工俭学,从事实际调查,结合中国的国情,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1919年夏"五四运动"爆发,由毛泽东等在长沙组建的“湖南学生联合会”,组织学生罢课声援北京。1919年7月时年26岁的毛泽东,在湖南学生联合会负责宣传工作之际创办《湘江评论》。这个有四个版面的周刊,毛泽东是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创刊号当天销售一空,加印2000份仍供不应求;第二期起印数改为5000份。

  《湘江评论》开辟的专栏包括:“东方大事述评”、“西方大事述评”、“湘江杂评”、“世界杂评”、“放言”、“新文艺”,等等。周刊确立以引导民众放眼世界、改造中国为宗旨,以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思想和歌颂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为重要内容。

  

  请看,脍炙人口的创刊宣言:

 

  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它的软化。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自文艺复兴,思想解放,“人类应如何生活”成了一个绝大的问题。从这个问题,加以研究,就得了“应该那样生活”,“不应该这样生活”的结论。一些学者倡之,大多民众和之,就成功或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

  见于宗教方面为“宗教改革”,结果得了信教自由。见于文学方面,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见于政治方面,由独裁政治,变为代议政治,由有限的选举,变为没限制的选举。见于社会方面,由少数阶级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见于教育方面,为平民教育主义。见于经济方面,为劳获平均主义。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见于国际方面,为国际同盟。

  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德莫克拉希,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它打倒。

  如何打倒的方法,则有二说,一急烈的,一温和的。两样方法,我们应有一番选择。(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欧洲的“同盟”“协约”战争,我国的“南”“北”战争,都是这一类。所以我们的见解,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致张起大搅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国际的强权,迫上了我们的眉睫,就是日本。罢课、罢市、罢工、排货,种种运动,就是直接间接对付强权日本有效的方法。

  至于湘江,乃地球上东半球东方的一条江。它的水很清,它的流很长。住在这江上和它邻近的民众,浑浑噩噩,世界上的事情,很少懂得。他们没有组织的社会,人人自营散处,只知有最狭的一己,和最短的一时;共同生活,久远观念,多半未曾梦见。他们的政治,没有合意和彻底的解决,只知道私争。他们被外界的大潮卷急了,也办了些教育,却无甚效力;一班官僚式教育家,死死盘踞,把学校当监狱,待学生如囚徒。他们的产业没有开发。他们之中也有一些有用人才,在各国各地方学好了学问和艺术。但没有给他们用武的余地,闭锁一个洞庭湖,将他们轻轻挡住。他们的部落思想又很厉害,实行湖南饭湖南人吃的主义,教育实业界不能多容纳异材。他们的脑子贫弱而又腐败,有增益改良的必要,没人提倡。他们正在求学的青年,很多,很有为,没人用有效的方法,将种种有益的新知识新技术启导他们。咳!湘江,湘江!你真枉存于地球上。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的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以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此时的毛泽东还是信奉“平民主义”(德莫克拉希,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的一介书生,而当他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之后,就始终认定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当同世界各国有广泛的联系,取得国际的援助,同时又对世界事务作出自己的积极贡献。

 

(二)苏维埃办外贸局,对外开拓

大诗人长征吟唱,放眼世界

  毛泽东早在井冈山时期就提出“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苏维埃政权设立了对外贸易局,明确表示中共愿与友好国家进行经济交往的愿望。毛泽东领导红色革命根据地政权,在当时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的严峻条件下,仍然明智地主张对外往来。l931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和《对外宣言》,郑重宣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并不反对与世界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重新订立完全平等的条约,在苏维埃区域内,这些国家的人民在不违反苏维埃一切法令条件之下,可以有经营工商业的自由。”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靠的是崇高信仰的支撑。长征是人类近现代战争史上,凡人谱写出的英雄史诗。中央主力红军(红一方面军)共进行了380余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红军牺牲了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余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共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其间共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大雪山,行程约计二万五千里,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长征的胜利结束。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从1934年开始到1936年结束的长征,辗转十四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突破几十万敌军的包围封锁,唱响战略转移的凯歌。

  请看,1935年10月红军翻越岷山长征即将取得胜利之时,大诗人毛泽东放吟唱,留下传世词作《念奴娇·昆仑》: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伟人胸怀宽广宏大,诗中既容纳了祖国河山,且容纳了整个人类世界,其气魄之大仅祖国山川已不能容纳,它必向外奔溢,穷尽八荒,涵盖环宇。1958年12月21日,诗人毛泽东批注中揭示:“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民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

  诗词的上阕写昆仑山之壮美,从冬天写到夏日;冬天酷寒、夏日水祸,功过是非,谁予评说。诗人以昆仑象征祖国,并站在此一高度评说祖国数千载历史的功过是非。气势流畅,一泄千里,既综观大象,又描绘细节。前有北宋张元《咏雪》诗云:“七星仗剑搅天池,直取银河下帝畿。战退玉龙三百万,败鳞风卷满天飞。”如今诗人将其化用,吟唱“飞起玉龙三百万”来临摹雪山之壮美,灵妙自然,确切精当。“人或为鱼鳖”一句,意象突兀,奇异比喻,明指夏日从此昆仑横流下来的江河湖水泛滥成灾,实喻旧中国暗无天日。随之,斗胆破空,震撼提问:“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下半阕,诗人挺身而出,面对昆仑,直抒胸臆:“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这“这高”、“这多雪”中的“这”字,用得简省好看,真是“删繁就简”,足见诗人内心大气笃定。紧接“安得倚天抽宝剑”之句,何其壮哉美矣!军事家和战略家的诗人毛泽东,带领头顶“红五星”军帽的工农红军举行长征,决意“倚天拔剑斩玉龙”!长征壮举,举世无双!过草地,爬雪山,艰苦奋斗,一往无前!这也不禁令人想到:李白《临江王节士歌》中的“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之句,以及辛弃疾的《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中所云“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足见今朝诗人承袭和拓展了古时中国唐宋诗人词人的伟大爱国情怀,更加富有时代特色的世界眼光。

  下半阕尽显科学预言,相信在未来的和平世界里,全人类将共享“凉热”。诗人毛泽东坚信他所捍卫及奉行的理想属于大道中正,定要彻底埋葬帝国主义,把世界革命进行到最后胜利,最终必将实现全人类的美好未来——共产主义。“环球同此凉热”“凉热”二字极富诗意,前者清凉后者热烈,放在一块加以辩证综合就调出一个暖人的温度。这二字的象征意义也极为精蕴,含而不露,辗转达意,一语中的,最后应了作者自己所层层推出的主题:“反对帝国主义而不是别的。”

  这首词里,诗人毛泽东把昆仑裁为三截后,“一截遗欧,一截赠美”,好使“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给读者展示的“太平世界”是“大同”理想;而这“大同”理想,不是儒学经典《礼记•礼运》里幻想的那种乱世流变的“小康”“大同”,而是马克思主义科学论证了的那种“环球同此凉热”的共产主义“世界大同”。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9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又是革命浪漫主义诗人。他在诗篇《念奴娇·昆仑》中淋漓尽至地展示出放眼世界的恢宏气魄和精神境界,根本拒绝任何“闭关自守”状态,这同另类“精英”诬指的“闭关锁国”完全不沾边。诗人的胸怀宽广宏大,诗中既容纳了祖国河山,且容纳了整个人类世界,其气魄之大仅祖国山川已容纳不下,而必向外奔腾不已,激荡八荒,怀抱环宇。

 

(三)黄土地红星闪耀,举世皆惊

窰洞中接待老外,纵论世界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精锐力量,把中国民主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新局面。黄土地红星闪耀,举世皆惊!

  陕甘宁边区施政,放眼世界。1941年5月1日,毛泽东签发由边区中央局起草、经中共中央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又称“五一施政纲领”)。这个纲领共有二十一条,大部分内容是毛泽东审阅初稿时重新改写的,现已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全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基本路线和边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方针,其中第二十一条之规定闪烁着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世界眼光!条文写道:“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的活动。其有因革命行动被外国政府压迫而来边区者,不问其是宗主国人民或殖民地人民,边区政府当一律予以恳切的保护。”

  

图:傅莱。资料翻拍/陈谈强
 

  为躲避纳粹德国迫害的奥地利医生傅莱(原名:理查•史坦因华),1939年来到上海,其后辗转到延安工作,不仅参加了八路军,还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又加入了中国国籍。这位奥地利医生傅莱2004年去世,是党龄最长的外国人,2007年在位于石家庄的白求恩、柯棣华墓旁为傅莱立了一座纪念墓碑。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整风之后召开,是我们党成功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大会。“七大”制定了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同时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方针政策,其中明确规定了发展对外经济交往、利用外资的举措。

  毛泽东在“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对于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是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和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与近代化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纳量将是非常广大的。一个政治上倒退与经济上贫困的中国,则不但对于中国人民非常不利,对于外国人民也是不利的。”(见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5月2日第5版)

  1946年“七大”召开期间的6月3日,中央发出的《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针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允许外国人来经商、开矿及建立工厂,发展交通或与中国人合作经营工矿。同时在发展对外经济合作方面规定:“在双方有利的原则下,我们欢迎外国投资与技术合作。”

  毛泽东在“七大”致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还就报告涉及的一些问题作了长篇阐释报告。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

  4月23日,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七大开幕式的主席台上,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鲜艳的党旗挂在两边。会场后面的墙上,挂着“同心同德”四个大字。两侧墙上张贴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等标语,靠墙边插着24面红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24年奋斗的历程,那插红旗的木座呈“V”字形标志着革命胜利的自信。在主席台正上方悬挂的醒目横幅写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毛泽东在闭幕词中说:“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他向全党发出鼓舞人心的号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篇闭幕词后以《愚公移山》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成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典之作。

  “七大”闭幕不久,毛泽东主席于1944年8月18日签发的《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指示》又提出:“在经济方面在双方有利原则下,我们欢迎国际投资与技术合作,我们首先要求国际工业合作委员会的继续合作”。指示中还指出:“我们应一方面加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而不是排外,另方面要学习人家长处,并善于与人家合作,但决不是惧外媚外。这就是正确的民族立场.”为了坚持这样的立场而不致有所偏颇,指示还要求全党重视近些年的历史教训。这个历史教训就是:“在义和团事变前,排外的观念占上风,其后惧外的观念占上风。‘五四’到大革命,惧外观点虽曾一度被民族高潮冲淡,但国民党当政20年,即在抗战时期,上层人士的惧外观念仍很浓厚,这不能不影响中国社会。”

  “七大”闭幕不久的1945年9月2日,毛主席签发的《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的工作的指示》中指出:“为了解决将来我根据地内军火与工业生产的困难,我们需要搬运必需的机器及重要材料到根据地,但又不是无计划无政策的乱搬”。“英美投资的重要企业(例如开平煤矿)则不应破坏,我所需要之器材应与英洽商或买或捐不加强迫。”

  1946年5月3日《中央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针的指示》中指出:“我应采取直接与美国及英法等国政府及其个别商人进行经济合作的方针,在两和的原则下,我们政府及商业机关应和外国商人以至外国政府直接订立一些经济契约,吸收外资来开发山东的富源,建立工厂,发展交通,进行海外贸易与提高农业和手工业。在订立这种契约时,只要避免不致因此而受垄断受控制及受外间政治上的攻击,……而又对我有利,即应放手订立,允许外国人来经商开矿及建立工厂,或与中国人合作来经营工矿。美国的工业合作社就是小资产阶级和技术工人的进步团体,可以放手与之合作。”指示从分析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指出:“美国可以经过国民党及买办的手来吸收山东的利益,也可以经过我们的手及山东本地工商业者的手来吸收。而我们则应采取美国经过我们及山东工商业者的手来进行解放区的经济藻动,我们即可以从中获得利益,否则是对我不利的。”

  从“七大”前后一些党的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出,我们党从中国国情和面对的域际环境的具体实际出发,勇于和善于谋划发展对外经济交往。重温这段史实,无疑是有益的。

  毛泽东在延安这块黄土地上的13年间,在我党历史上浓墨重彩地书写了多起与西方世界往来的外事活动篇章。他在窑洞里接待了一些来自异域的西方人士,坦诚相见,谈笑风生,欢迎他们以特有的视角,审视仰视在这片红色土地上为国家生存、民族复兴而英勇战斗的热血群体。当年造访延安的西方人士中,有新闻记者,以及医务、科技和艺术工作者,还有外国使节及美国军事观察员,等等。

  他们中间,有的受到陕甘宁边区勃勃生机氛围感召而留下来成为边区工作参与者,有的捐出自己节省的旅费助力边区,有的给延安捐赠图书,还有为边区提供技术支持的。他们见证和记录了边区的生动现实,留下了内容珍贵而丰富的文献档案,包括专著、回忆录、日记、新闻报道、专栏文章、考察报告、实景图片,等等等等。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其政治地位和军事作用,为越来越多的东西方国际人士的关注、认可和重视。由驻国统区重庆外国记者发起组织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于1944年6月起到延安边区实地采访报道。1944年盛夏时节,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还向延安边区派遣军事观察组,长驻延安而先后考察了晋绥、晋察冀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前后将近3年时间。

  美国记者冈瑟•斯坦作为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的成员来到抗日根据地,他在进行了多次实地采访,写了《红色中国的挑战》。书中记述了冈瑟•斯坦向毛泽东提问:战后中共对工商业资本想要采取什么措施?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们坚信,私人资本,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在战后中国必将自由地获得很大发展的机会;因为中国需要发展工业。”“战后,中国和外部世界在商业关系上,要以自由平等的原则同各国进行贸易,借此取代日本在中国进行殖民地化的原则。在国内,我们要用我们在自由中国现在正在实行的政策,取代国民党政府那种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因而限制国内工业发展的政策。我们的政策是促进人民的生产力,提高他们的购买力:从而获得最迅速和最巩固地发展现代工业的主要先决条件。”

 

  图:谢伟思作为美军观察组成员在延安。  资料翻拍/陈谈强

  约翰· S· 谢伟思作为美军观察组成员,1944年至1945年被派驻延安。谢伟思(1909-1999)的父亲是浸礼会传教士,1905年携妻来到中国成都创办基督教青年会。谢伟思是家中长子,1909年8月出生于成都,在成都和重庆度过了童年。他说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毛泽东在枣园窑洞同他畅所欲言,有过多次内容极其广泛的、理应对中美两国关系产生深远影响的谈话。不仅论及国共关系、中共与美国的关系,而且谈到战后中国的经济建设。谢伟思都如实向美国政府作了报告,同时提出了美国应与中共全面合作的建议。结果,谢伟思因其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良好关系,而遭到美国反华势力美驻华大使赫尔利的攻讦与陷害。

  

图:《西行漫记》封面。  资料翻拍/陈谈强
 

  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的战争年代,毛泽东就高瞻远瞩谋划着中国的将来,萌生了对外开放的思想。1936年6月至10月,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到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实地考察采访。随之,在伦敦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并且很快被译成十多种文字。第一次向全世界公开正面翔实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真实情况,产生了巨大的轰动。以后,也被译成中文,用《西行漫记》的书名出版,在中国国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使众多的人们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相,认识了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和他们的政治主张。

 

  毛泽东窰洞同美国记者斯诺促膝畅谈,涉及广泛的内容,其中包括“对外政策”。毛泽东说:“要抗日成功,中国必须得到其他国家的援助。但这不是说,没有外国的援助,中国就不能抗日!”“今天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它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而且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当中国真正获得了独立时,外国正当贸易利益就可以享有比以前更多的机会。苏维埃政府是欢迎外国投资的。”

 

(四)新中国屹立东方,精神抖擞

讲自立全面开放,气宇不凡

  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及其实践,的确是值得大书特书,决非另类“精英”所诬指的那样:实行什么“闭关锁国”。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8月30日,毛泽东写作《“友谊”,还是侵略》雄文,气势恢宏,犀利尖锐,剑指美帝国主义“实行了一条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

  这篇传世佳作在批驳美帝国主义辩护士艾奇逊“为了寻找侵略的根据”“说了一大堆‘友谊’,加上一大堆‘原则’”的谬论之时,毛泽东不无讽刺意味地写道:“所有109年(从1840年英美合作的鸦片战争算起)美帝国主义给予中国的‘友谊’,特别是最近数年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这一项伟大的‘友谊’,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就是‘始终维持并且现在依然维持对华外交政策的各项基本原则,包括门户开放主义,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以及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等等。”“杀死几百万中国人,不为别的,第一为了门户开放,第二为了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第三为了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的门户,还向艾奇逊们开放着,第一个神圣的原则在那里‘依然维持’着。其余的地方,比如上海吧,解放以后本来是开放的,现在却被人用美国的军舰和军舰上所装的大炮,实行了一条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1949年8月30日),《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笫1394页、笫1395页、笫1396页。)文中所云“广州广州、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的门户,还向艾奇逊们开放着”,原因在于广州的解放是在发表此文之后的1949年10月14日。如今,广州解放纪念碑矗立在广州海珠广场上,一尊座北朝南的巨型雕像:威武雄壮的人民子弟兵挎着小米袋,一手持枪,一手拿花,目光炯,眺望远方。雕像底座上刻着:“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四日广州解放纪念”。至于文中论及“其余的地方,比如上海吧,解放以后本来是开放的”,是因为上海已于1949年5月27日解放。的确,上海“解放以后本来是开放的”:1949年5月27日、28日,上海市军管会、上海市人民政府相继成立,随即取消外国在沪特权:一、收回外国军事机构驻地和兵营、前租界当局财产;二、收回海关主权;三、收回港口主权;四、统制对外贸易;五、保护守法外侨、制裁外国人不法行为。1949年5月,上海市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颁布法令,保护守法外侨,要求在沪外国侨民各安生业;对遵守中国法令、不危害国计民生的外资企业,允许继续经营。当然,按照政务院确定的对于外资企业中“有关中国主权及同中国国计民生关系较大者,可予征用”,并可根据需要和不同情况,予以“征购”、“代管”,或让其“自行结束”。

  对新中国实行“封锁”禁运,图谋扼杀新中国于摇篮之中,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恶势力施计何其毒也!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礼炮呜响,震惊了世界和整个西方。1949年11月,欧美联手成立“巴统”(即“巴黎统筹委员会”,总部设在巴黎美国驻法使馆内),对新中国的禁运管制甚于苏联。“巴统”分列四类禁运货单:“Ⅰ号货单为绝对禁运者”,“Ⅱ号货单属于数量管制”,“Ⅲ号货单属于监视项目”,Ⅳ号货单“即对中国贸易的特别禁单”,所列“项目比苏联和东欧国家所适用的国际禁单项目多500余种”。(新华网、百度百科:《巴黎统筹委员会》) 进入80年代中期后,“巴统”对中国先后放宽总计约48种“绿区”技术产品出口审批程序。随后,“巴统”又决定对中国实行自由出口,出口审批权下放给各成员国,不再逐项报批。到了90年代苏东蜕变后世界格局发生重大调整,“巴统”遂于1994年4月正式宣告解散。“巴统”这个冷战产物,从一个怪胎降世到寿终正寝,足见“真老虎”、“纸老虎” 的本质。理当强调指出的是,日渐强大的新中国,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强”起来,毛泽东反帝反殖斗争艺术的出神入化,同“巴统”消亡密切相关。

  1956年2月14日到4月24日,毛泽东主席花43天时间听取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通常的说法是34个,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纂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4)》,实为35个)的工作汇报,了解到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十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这是经过中央政治局的几次讨论,由毛主席集中概括出来的。是年4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5月2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又一次对十大关系作了系统的阐述,并且着重谈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斯大林问题、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问题、犯人的改造问题等。《论十大关系》这篇光辉文献中,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上,特别论及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和“以苏联为鉴戒,总结我国已有经验”的重要性。毛泽东亲自审定的《论十大关系》一文,在毛主席逝世三个多月后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隨后收入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一以贯之,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9月30日,他同来访的印度尼西亚客人的谈话中就强调:“全部开放,全部交流”。(转引自“人民网”载文《试论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

  

  图: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接待印尼总统苏加诺。  资料翻拍/陈谈强
 

  1956年9月3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接待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苏加看拿起毛泽东的手仔细看了一会儿,说道:这真是一双东方巨人的手啊!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毛泽东主席挥动他那“东方巨人的手”实施“战略谋划”,促成美国乒乓球队1972年4月10日到4月17日访问中国。这一举世闻名的“乒乓外交”,被誉为“小球推动大球”,“东方巨人的手”何其了得!由此实现了中美关系解冻,西欧国家随之陆续普遍与中国建交,经贸关系迅猛发展。曾参与打开中美关系的美国前助理国务卿霍尔德里奇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乒乓外交’是一项富有戏剧性的、启示性的外交举措,它体现着中国领导人的某种个性:精明老练、聪明过人、富有智慧,有‘小中见大’的战略谋划意识。”(见《人民日报》2006年5月22日载文:《中美乒乓外交背后的毛泽东》)此后在70年代至80年代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决策实施“四三方案”(原计划“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随后“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到51.4亿美元”),我国的对外经济工作开拓出一个新的局面,掀起了自1956年引进苏联156项工程技术设备以后新中国历史上对外引进技术设备、扩大经济交流的第二次高潮。

  遥想当年中美关系解冻,毛泽东在那“改变世界的日子”里,其情其景的轶闻令人感佩不已: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1971年春在日本名古屋举行期间,美国代表团副团长哈里森来到中国代表团驻地提出访华要求,我代表团立即向国内报告。4月3日,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就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问题写报告给周恩来总理,报告认为目前时机尚不成熟,周恩来将圈阅后的报告送毛泽东主席审批。毛泽东把文件压了3天,反复考虑后还是在报告上画了圈,同意上报的意见。在报告退回外交部后,毛泽东仍在反复斟酌这件大事,他联系到自1969年8月起尼克松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传递过来的信息和美国在对华关系上示好而采取的松动措施,看出了美国试图改善中美关系,以改变在美苏争霸中“苏攻美守”的被动局面。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对中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美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当晚,毛泽东服用安眠药后准备就寝之时,要身边的工作人员吴旭君赶快通知外交部,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可是,毛泽东曾交待身边工作人员在他服用安眠药后说的话不算数。这让吴旭君一时十分为难:现在主席说的算不算数呢?她迟疑着没有动身。毛泽东就催她:“你怎么还不动身呀?”吴旭君试探着反问:“主席!你刚才说了什么呀?”毛泽东又复述了一遍。吴旭君还不放心,又说:“主席!你以前说过,你服了安眠药以后说的话不算数,这次算不算数呀?”毛泽东把大手一挥:“算数,赶快办!要不就来不及了。”毛泽东的“看似偶然,实为必然”的这一决定,吴旭君立即通知了外交部。外交部负责同志及时把毛泽东的决定告诉周恩来,周恩来立即给中国代表团发去紧急指示。美国国务院接到驻日本大使馆《关于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后,立即向白宫报告。尼克松总统在深夜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指示发加急电报给美国驻日大使:乒乓球运动员务必去北京。接着,他召开国家安全特别会议,进一步研究了对华政策。事后尼克松说:“我从未料到对中国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北京的形式得到实现。”

  为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了中国各族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改革和开放伟业,毛泽东真是操碎了心!毛泽东用“小球推动大球”之时已年近八旬,他老人家晚年为对外开放而呕心沥血就是明证。

  这正是: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投身革命,矢志不渝!

  毛泽东胸怀宽广,放眼寰球;践行开放,终其一生!

  毛泽东旗帜网2010年12月26日刊载

  12月30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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