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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小故事(四)

2019-12-12 09:44:33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老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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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研读毛泽东四十余年,根据有案可查的史料,进行细心考证后,写了一些毛泽东各个时期的小故事,现分享如下。

  26、驱逐军阀张敬尧

  1919年12月,毛泽东在湖南组织发动了驱逐反动军阀张敬尧的运动。张敬尧原为皖系军阀, 1918年3月进入湖南任都督。入湘后,胡作非为,民怨沸腾。1918年6月开始,湖南各行各业的工人多次举行罢工。1919年8月,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和湖南省学联被查封后,毛泽东便联合积极分子开始进行秘密驱张活动。他以学联为基础联络各界知名人士,策划驱张办法。同时派人与全国学联等团体进行沟通,开展反张宣传活动。1919年12月2日,湖南各界举行第二次焚毁日货示威大会。张敬尧派兵驱散游行队伍,这就更激怒了湖南各族人民。

  毛泽东觉得驱张时机已到,12月3日下午,他和一批新民学会会员开会,分析驱张的有利条件,进一步阐明驱张的意义。决定立即发动全省学校总罢课。与此同时,毛泽东又召集各界骨干人员商定,由各骨干校各派学生代表2人,组成全省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广州、衡阳、郴州、常德等地,组织请愿,散发传单,公开揭露张敬尧的罪恶行径,争取全国各地舆论的支持。12月上旬,毛泽东亲自率领一个驱张代表团进驻北京。没钱租房屋,就住进福佑寺。毛泽东将揭露张敬尧罪行的活动组织称作“平民通信社”,他自己任社长。他们日夜发表揭露张敬尧罪恶的消息,到各新闻单位争取媒体的援助。毛泽东和代表们天天早出晚归,奔走呼号,联络湖南在京的学生、议员、学者和绅士,动员他们参加到驱张的运动中来。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和代表团的同志们,用快邮代电报的形式,迅速向天津、上海等地的知名人士和人民团体揭露张敬尧祸害湖南的罪行。十天之后,经过周密思考,毛泽东率全体赴京驱张代表和部分北京学生到军阀政府所在地新华门前请愿示威,接着又到 “总理”靳云鹏的私宅去请愿示威。毛泽东和长沙的骨干人员保持密切联系,使长沙的驱张声讨一浪高过一浪。加上军阀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湘军程潜等人也对张敬尧构成武力威胁。1920年6月,张敬尧终于被赶出了湖南。26岁的毛泽东在 驱张运动中显示了卓越的组织才能。

  27、逃过一劫

  1925年8月28日,毛泽东和韶山党支部书记毛福轩一清早就赶到地处宁乡和韶山交界30多里外的谭家冲开会。下午,会议还在进行中,毛泽建的哥哥毛泽嵘从韶山急匆匆地跑来,是杨开慧派他来递给毛泽东一封紧急信。信是湘潭县议员、开明绅士郭麓宾写的。原来,他在县长杨鸿仪办公室看到了赵恒惕给湘潭县团防局发的急速逮捕毛泽东的电令,赶快写了这封信,派人送到韶山上屋场,杨开慧收到信后,就叫毛泽嵘赶紧给毛泽东送来。

  郭麓宾在信中道:“润之兄:湖南省长赵恒惕得团防局长成胥生的密报,今日已电示县团防总局,决定即日派兵前来捉你,望接信后,火速转移。”会议立刻中止。毛泽东向毛福轩单独交代下一步要做的工作,要他继续主持,把会议开完。毛福轩不同意,安全第一,会议推迟几天再开不要紧,连忙派庞叔侃、贺尔康和毛月秋等人护送毛泽东和杨开慧,离开韶山冲。

  他们刚把毛泽东掩护到长沙,团防局的人就赶到了韶山上屋场,结果扑了个空。到了长沙,―师的老同学邹蕴真把毛泽东一家人安排到自家避难。后来长沙到处张贴了捉拿毛泽东的通缉令。邹蕴真又将他转移到汉寿邹家坪乡下老家,并且亲自照管毛泽东一家人的生活,而且连他儿子都不知道毛泽东的真实身份。毛泽东对这位真情义友、侠义同窗,永存感激。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1950年春致函邹蕴真,邀请他到北京来。邹蕴真到京后,经中共中央统战部介绍,安排他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深造。邹蕴真并不因为当年掩护过毛泽东就居功自傲,要求加官进爵。而是甘当教书匠,深造结束便回老家,为教育新后代而尽职尽责。毛泽东一直关心着邹蕴真先生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后来邹蕴真写了一本自传,毛泽东看了,对这位老同学一辈子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一意搞教育的精神,大加赞叹。

  28、在押去处死的途中逃脱

  毛泽东1965年5月在《念奴娇·井冈山》中,写了一句“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他从27岁开始,就被赵恒惕、蒋介石下令通缉捉拿悬赏捕杀无数次,但他最终毫发无损。

  让他最难忘的一次是,他被敌人捉住,在押去处死的途中逃脱了。下面是他的这段经历回忆录——

  1927年9月间,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冶萍矿工和农民武装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与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毙。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团部去处死。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我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200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地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我身边有7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1965年1月,毛泽东同斯诺谈起这些经历时说:“我准备死了好多次,就是不死,有什么办法?!有几次好像快死了,包括你说的战争中的危险,两次把我身边的卫士炸死,血溅到我身上,可是炸弹就是没打到我。”聂荣臻元帅说:1948年5月18日,国民党飞机突然来轰炸城南庄,这次敌机一共投了5枚炸弹,其中一枚落在毛主席住的小院子里爆炸了,毛主席却没受伤。在战争年代,毛泽东还大病过好几次,有三次几乎要被死神带走,最终都奇迹般地康复了。解放后,他深有感触地说:人的精神对人的健康有着极重要的作用,人们有时不靠药物单靠极大的希望也能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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