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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百胜:毛主席从不说过头话——谈如何系统、全面、客观地看待成语“矫枉过正”

2019-09-09 10:05:32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杨百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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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前去看望我的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的李龙教授,谈起成语“矫枉过正”的时候,他认为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中所说的“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这句话是有针对性的,不能到处套用。

  后来,在很多场合又多次涉及到对这个成语的理解和看法,但是我始终没有彻底弄明白,我们说话或者做事,能不能“矫枉过正”,过正了就一定不能矫枉吗?谁来判定什么是正,什么又是过正呢?标准在哪里?我的感觉是毛主席从来不说过头话,做过头事,他说的每一句话应该自有其道理,但是道理又在哪里呢?

  “矫枉过正”是一个汉语成语,是指把弯的东西扳正,又歪到了另一边。比喻纠正错误超过了应有的限度。它最早出自南朝范晔《后汉书·仲长统传》一书中:“逮至清世,则复入矫枉过正之检。”其近义词有过犹不及、矫枉过直、矫枉过中、矫枉过甚、矫枉过当等等。其反义词是恰如其分、中庸之道、不偏不倚。其中,矫是指:纠正,变弯为直。枉:弯曲。正:直。过正:超过了正常限度。为了把弯曲的东西扭直,超过了正常限度,结果反而又弯向另一边。比喻纠正谬误、错误或偏差超过了应有的限度,反而又陷入另外一种错误或偏差之中。一般含有贬义。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针对当时有人指责农民运动“过份”了的言论,尖锐地指出:“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7页)。这样,就使这句古老的成语不再仅仅是对客观现象的描述,而是将它引入到认识论和方法论领域。但是,实际生活中,人们又往往对它发生误解,比如,不少人认为矫枉过正不能滥用。就是说,有的矛盾可以矫枉过正,有的则不可。(刘怡翔:“矫枉过正”的辩证法)

  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一文中的原话是:“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这一段文字后面的注释是:“矫枉过正”是一句成语,原意是纠正错误而超过了应有的限度。但旧时有人常用这句话去拘束人们的活动,要人们只在修正旧成规的范围内活动,而不许完全破坏旧成规。在修正旧成规的范围内活动,叫做合乎“正”,如果完全破坏旧成规,就叫做“过正”。这也正是改良派和革命队伍内机会主义者的理论。毛泽东在这里驳斥了这类改良派的理论。这里说“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就是说,要终结旧的封建秩序,必须用群众的革命方法,而不是用修正的——改良的方法去做才行,才能有效果。

  仔细阅读上下文,看毛主席当时情况下的调查与思考,他写作此文的目的就很清楚了,是为了解决农民革命的首要问题,即土地问题。“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在这个背景下是完全正确的,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是农民土地革命和翻身做主人所必须的,所谓“矫枉过正”,“实在过分”,“痞子运动”“糟得很”的说法完全是地主阶级和土豪劣绅对农民运动的污蔑。

  联系到我们的现实生活,有很多方面的事例可以证明毛主席的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也是很深刻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一)政治上

  在政治斗争中,难免有做得过火即所谓“矫枉过正”的时候,但是这是需要区分具体对象、具体情况的。对于人民内部的矛盾需要区分问题的是非与性质,在一般情况下就是非问题是不能将犯有错误的人一棍子打死的,而是应该采取“团结——批评——团结”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尽量挽救。如果是犯罪,特别是反人民、反社会,甚至分裂国家的反革命性质的严重犯罪,那就另当别论了,因为事物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经过挽救后仍然死不认错、死不悔改的犯罪分子,就必须对其进行坚决的斗争。因此对于敌人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则是无所谓“矫枉过正”的,需要斗争到底,将一切害人虫彻底消灭干净,全无敌。

  毛泽东主席是第一个把矛盾区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人,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第一次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命题,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丰富和发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全文阐述了12个问题,贯穿全文的基本思想是:把正确区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文章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同阶级对抗社会的矛盾根本不同,它是一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不具有对抗性,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毛泽东全面地分析了各种类型的人民内部矛盾,系统地论述了正确处理各种矛盾的方针政策。指出,要用民主的方法,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作为从政治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论述,特别是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观点,以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方针和方法,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史增添了新的内容,对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所以,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就不同。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当然,敌我问题也是一种是非问题。比如我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些内外反动派,究竟谁是谁非,也是是非问题,但是这是和人民内部问题性质不同的另一类是非问题。

  许多人对于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分辨不清,容易混淆。应该承认,这两类矛盾有时是容易混淆的。我们在过去工作中也曾经混淆过。在肃清反革命分子(人是会变化的)的工作中,由于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存在错误地把好人当坏人,把坏人当好人的这种情形,从前有过,将来也还会有。幸好我们的错误没有扩大化,是由于我们在政策中规定了必须实事求是,分清敌我,有错必纠,错了就要平反的传统,所以保护了很多人,没有造成大面积伤害。

  (二)法律上

  在刑法上,什么是正当防卫?什么是防卫过当?有时候是难以确切把握的。理论上很容易规定几个条件去界定什么是正当防卫,什么是防卫过当,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和司法实践中,有时候并不是那么简单容易的。前些年出现过多起在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问题上的司法判决,普遍受到了老百姓的议论和诟病,人们对法院的判决很是不满,主要原因也是在防卫过当或说“矫枉过正”问题上与法院存在很大的不同。我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在刑事案件中不存在防卫过当的问题,一个公民在严重危及生命的情况下,无论如何保卫自己的生命安全都没有错,就是打死了对方(有时候甚至是在自己的家里)也不用负什么责任,这是天经地义的。可以想见,你在那么危及生命的情况下,还会考虑是否下手太重,必须对等反击吗?那不是理智而是傻子和神经病。须知在那种情况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生死斗争面前,谁还记得什么是正当防卫?谁还记得什么是防卫过当?如果一个法官死扣字眼,机械照搬书本和法条,那不是机械主义和教条主义吗?那不是对生命的严重漠视和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严重不负责任吗?

  (三)变法上(包括军事上、刑法上)

  中国历史上的商鞅变法最为彻底和成功,其根本原因在于商鞅变法的操刀者和主持人商鞅特别懂得改革辩证法。这一点在其《商君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故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商君书.画策第十八》)这就是军事辩证法、刑事辩证法的道理。“行罚,重其轻者,(轻其重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商君书.靳令第十三》。张觉:《商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者。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止矣,此谓治之于其乱也。故重轻则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则刑至而事生,国削。”(《商君书.说民第五》。张觉:《商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以刑去刑,国治;以刑致刑,国乱。故曰:行刑重轻,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刑至事生,国削。”(《商君书.去强第四》。张觉:《商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轻刑必伤民而重刑必爱民,看起来悖谬,但却是真真切切的真理。“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故无刑也。”(长治:《商君书评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39-140页)所谓严是爱、松是害就是这个道理。轻刑论是轻罪轻罚而重罪重罚,而重刑主义则是轻罪重刑而重罪极刑,这两种都是直线刑制。而商君的重刑之制则是弧线刑制,轻罪其刑加重而重罪其刑减轻(行罚:重其轻者,轻其重者),构成一条优美的弧线。是合于民情的刑制,也是爱民的表现,能够实现“去刑”与“爱民”的双重目标(“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明刑之犹,至于无刑也”)。“以刑去刑”是其限度,“民不敢试”是其生效表现,“避祸就福”是其效力依据,“禁奸止过”是其直接目标,“爱民”是其终极目标。在商君的刑罚思想中,刑罚主要是发挥威慑职能(预防功能),即“去刑”,而完全看不到任何有关刑罚还有报复功能的信息,这正是商君思想的独特之处。商鞅所讲的“重刑”完全不同于现代人所经常提及的“重刑主义”,刑重是以民之情为依据而确定的,它不是无依据地加重刑罚,其“重”主要是加重初级违法的处罚,使犯轻罪者即受到较之其罪更重的惩罚,使犯法者无利可图,从而使“万民皆知所以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商君重刑思想中有一个重要环节“轻其重者”,也就是对于重大犯罪并不是处以更重或最重的处罚,而是慎用重刑。从出土的秦律来看,很少见到有关死刑的规定,而代之以更多的是劳役刑。(长治:《商君书评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40页。)

  (四)音乐上

  在音乐实践中,何谓“度”——“矫枉”是否应该“过正”?这是个值得好好思考的问题。

  “度”,在汉语中是尺和法的意思。在哲学上讲的是质与量的关系,说的是在 界限里,量的增减不会引起质的改变,但要是超过了界限的量的增减,就会引发质的变化。物极必反,也是这个道理。把握度,就是把握界限,使我们所被把握对象的结果,限定在一个最佳的质的范围之内。在琵琶的训练过程中,这种“最佳的质的范围”由于个人修养、身体机能、审美标准等方面的差异在实际的操作中是易于偏差而不容易把握的,由此就产生了在训练过程中,需要“矫枉”的情况。因此就出现了“矫枉”是否应该“过正”的问题。矫枉过正作为一个成语,出自于《后汉书.仲长统传》:入矫枉过正之检。”在字典及辞海上面的解释是:“枉”,弯曲,邪恶。“正”,不偏斜,恰好。把弯的东西扳正,又歪到了另一边。比喻纠正错误超过了应有的限度。我们做任何事情在如何把握“度”的时候往往都会多少避免矫枉一定过正,因为大家都害怕出现诸如“过犹不及”、“画蛇添足”或者是“意犹未尽”甚至是“物极必反”的结果。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不少人反对将矫枉过正贯彻于社会实践中。出现这方面情况的根本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人们对于它的尺寸不易把握,因此往往在矫枉的过程中,不但未能纠正“枉”,反而使它扩大化,或者,克服了此“枉”,反又出现了彼“枉”。如果不考察它的分寸和尺度,盲目地进行,那是极其冒失甚至是十分冒险的。然而,琵琶演奏作为一项极具人文精神,以人为主体,并以人的认识为标准的活动,对其训练过程中的“矫枉”在很多时候应抱着必须“过正”的态度。因为“人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因此矫枉过正本身又是人的认识和行为不断自我调节的过程,直至达于‘中庸’”。

  正如要把一根弯屈的有一定柔韧性的钢丝掰直,仅掰到直线它还会弯,只有掰到适当超过直线状态时在松手后它才能恢复到我们想要达到的直线。矫枉过正作为客观事物运动变化的必然现象,其实质就是事物在不断地自我矫枉中,自行调节自己,最终达于正确。当然,对于琵琶演奏艺术来说,这种“中庸”和正确肯定也是相对的,我们可以把它们理解成为构成艺术(音乐)审美标准的必要因素。“矫枉过正的关键是对于‘枉’与‘正’的认定和各自程度分寸的把握。如果说前者是对事物‘质’的反映,后者便是对事物某种质在‘量’上的体现”。所以,对于枉和正的认定是矫枉过正的前提,同时对于他们的程度和分寸的精确把握也是非常重要的。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得出结论,即在实践中,矫枉过正是正常和必要的现象,矫枉过正的关键在于对“枉”与“正”的正确认定和对它们分寸的把握。琵琶演奏的训练过程由于兼具了以人的认识和行为为标准和目的的音乐艺术和技巧运动两方面的专业属性,在进行过程中常常可以运用“矫枉过正”的方法解决问题。(天津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郑祖光:琵琶演奏训练过程中“度”的把握)

  总之,正如毛泽东主席曾经在讲话、文章和诗词里面所说过的,“将革命进行到底”是不存在矫枉过正、过犹不及的,“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是不存在矫枉过正、过犹不及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是不存在矫枉过正、过犹不及的。毛主席在对待国内外一切敌人的问题上,从不半途而废、适可而止,而是要将所有敌人、反动派和一切害人虫消灭干净、全无敌。“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毛泽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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