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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怎样用数据说话、以数据服众的

2020-09-12 10:28:37  来源: 东方红啦   作者:葛长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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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的语言有一个鲜明的特色,那就是他喜欢用数据说话,基本方式是“道理+数据”,即先讲明道理,再用数据来论证这些道理;尤其是关键时刻,他总会拿出具体的数据来证实自己的观点,用数字比大小,结果一目了然,也就总能让大家心悦诚服。

  比如在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初期,1928年2月,工农革命军攻克宁冈县的新城,俘虏白军官兵400多人。因当时刚开始执行优待俘虏的政策,很多人对这个战略举措还不理解,在毛泽东宣布“放人”的时候,有不少人想不通,还很有情绪。

  这种情绪是要不得的,必须疏通。为此,毛泽东专门给大家讲了一次话:“大家要出气、报仇,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找错了对象。白军士兵绝大多数是工农子弟,你杀了他们,地主豪绅连眉头都不皱,马上又去找新的,结果还是穷苦老百姓倒霉。红军不是要解放劳苦大众吗?有些同志脑子一热就忘了。做什么事都得有耐心,白军士兵越是不了解我们,就越是要多往回放,让他们回去替我们宣传。一回不行就两回,两回不行三回,总有一天,他们会醒悟过来的。”

  讲完道理后,毛泽东就用数字说话了:“要是放回去一个能争取十个,这个账不是很好算吗?”

  经毛泽东这么一讲——用“放回去一个能争取十个”来给大家算账,用数字比大小,大家开始慢慢理解知道孰轻孰重了。那些不愿意释放俘虏的人听了这个“投入产出比”,都觉得“这是赚钱的生意”(毛泽东语),对这个优待俘虏的政策开始心平气和了。

  这条铁的纪律和政策,在解放战争时期战略决战的三大战役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起义或“争取”过来的国民党官兵,比“十个”多了几万倍;解放大西南时,也有“起义、投诚和俘虏的国民党九十余万部队”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又如在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关头发挥重要作用的遵义会议,也是毛泽东的精准发言,扭转了危局。

  他先是定性地批驳了博古、李德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阶段,则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接着又分析了主客观原因:“为什么敌人的一、二、三、四次进攻,都被我们打败了呢?唯独第五次,我们不能取胜?当然,有一些客观原因,但主观上的原因,博古同志分析得少一些。我想趁此机会,把前后五次战争的基本情况向诸君作一个介绍,道理就明白了。”此时,毛泽东拿出了“杀手锏”,用数据进行“定量分析”:

  “第一次反‘围剿’时,敌军是10万,而红军只有4万,是2.5比1;第二次反‘围剿’时,敌军20万,红军4万,是5比1;第三次反‘围剿’时,敌军30万,红军3万,是10比1;第四次反‘围剿’时,敌军50万,红军5万,仍是10比1;第五次反‘围剿’时敌军50万,红军5万余,不包括地方武装,仍然是10比1。为什么这次反‘围剿’我们会失败得这么惨?连个地盘都保不住,来个大搬家,逃之夭夭。这难道可以说,我们在军事策略方面,没有一点儿过错?”

  定量分析的结果往往会取得“2大于1”一样不容置疑的结论。把数字摆出来,也能清楚地表达出那些用文字表达不到位又争论不休的观点:同样的兵力数据对比,前四场打赢了,但在越来越好的其他条件下——比如“还有10万工农积极分子武装上前线”,第五场却没打赢,显然就是军事指挥出了问题。

  这些客观数据的对比,让在场的政治局委员和红军将领们清醒地认识到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愈加认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指挥才能。这都为遵义会议的成功“转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再如新中国成立后,“三反”运动查出了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的贪污犯罪行为。1951年12月14日,河北省委根据调查和侦讯结果,向华北局提出处理意见:“处以死刑。”华北局上报中央后,有不少人为刘、张求情,甚至求到毛泽东面前,认为他们过去对革命有功,希望不要枪毙,“缓期二年执行”。

  为了说通这些求情的人,更是为了挽救更多的领导干部,毛泽东又用数据说话了:“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是要2个还是要20000个?这是明摆着的事,得要20000个!这段用数据比大小的话又是一锤定音,毛泽东的大局意识和深谋远虑,不仅让那些说情的人,也让广大领导干部心折首肯。

  随后的两声枪响,在向世人表明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决心的同时,更是震醒了新中国一大批领导干部。从后来的效果看,枪毙这两个人也确实挽救了大批的领导干部。多年后曾亲历该案审理工作的当事人感慨,当年对刘张二人执行死刑“管了几十年”。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用数据说话”特色语言的背后,是毛泽东知识体系中根深蒂固的数据思想。所以,在毛泽东的著作里,这种“数字化”语言更是一种行文特色,尤其是前期的农民调查报告——这些报告决定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毛泽东非常注意收集数据,用数据说话。

  例如他最早的一篇农村调查报告《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就是采集了一家佃农的全年收支数据,给佃农算出一笔年度亏损账,借以证实佃农穷苦的现实生活。

  再如杜修经《四上井冈山》一文提到的一个细节:“这些写在商人账本‘总簿’、‘坐簿’上的农村调查,一本一本地叠了尺多高”;鸿篇巨制《寻乌调查》所采集的数据更是面面俱到,不仅涉及到政治和经济,还兼顾了历史和生活的各个层面,可谓事无巨细,一并囊括。这些数据,无疑都是中国革命正确决策的基础,证实毛泽东从井冈山时期开始,做调查研究就注重采集各种数据信息,注重用数据说话、以数据服众了。

  参考文献:

  [1]陈果吉、田戈、李东朗.重大事件中的毛泽东.[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2.第136页.

  [2]怀念贺龙同志[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11.第264页.

  [3]石永岩.从遵义到延安[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4.第92页.

  [4]葛长银.毛泽东最早的一篇调查报告,北京前线“东方红啦”公众号,2020年5月22日.

  [5]余伯流、陈刚.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5.第129页.

  [6]葛长银.胸中有“数”的毛泽东,北京前线“东方红啦”公众号,2019年9月11日.

  作者:葛长银,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会计系教授。作者的研究生杨彤、杨婷婷对本文写作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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