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一万年”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期，四海翻腾，五洲震荡，国际帝国主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不断向中国发难，中印边界冲突不断，美国怂恿的台湾国民党意欲“反攻大陆”，国内也不消停，单干风越刮越大，两条路线的斗争初现端倪，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和平演变也让人忧心不已。

　　“反苏忆昔闹群蛙，喜看今天大反华。恶煞腐心兴鼓吹，凶神张口吐烟霞。神州岂止千里恶，赤县原藏万种邪。遍寻全球侵略者，惟余此处一孤家。”毛主席写下的这首诗，便是当时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的生动写照。

　　郭沫若曾于1963年元旦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首抒怀词《满江红》：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太阳出，冰山滴，真金在，岂销铄?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迎东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

　　毛主席在广州读到这首诗词后，有感而发，写下了气势恢弘的和词《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毛主席“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词句备受人们喜爱，至今广为流传。

　　他在解释这句词的时候说：

　　“你要慢，我就要快，反其道而行之。你想活一万年?没有那么长。我要马上见高低，争个明白，不容许搪塞。但其实时间在我们这边，‘只争朝夕’，我们也没有那么急。”

　　毛主席这首诗词主要是刺向赫鲁晓夫之流的，他要勇敢地发起攻击，要与妄想统治世界万年的反动派争个高低。

　　“一万年”这个词，时常出现在毛主席的话语里。

　　1939年1月28日，他在分析当前的战争局面和政治形势时，重点分析了统一战线与磨擦的辩证关系，以及必须坚持的“反磨擦”原则，他说：

　　“统一战线有一万年，磨擦也有一万年，有统一战线就有磨擦存在。因为有不同，所以有磨擦，不过我们是尽一切力量使磨擦减少。有人硬要磨擦一下，那末我们应该怎样呢?在六中全会里我们曾说过，对无理的磨擦我们是决不容忍姑息的，我们要抱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这后一条原则是很重要的，比方我在这屋子站着，他把我挤一下，我若让他，退一下，这样一步一步会挤得我无容身之地，所以，他挤来，我们反挤一下，挤回他到原来地位，他要磨擦，我们就反磨擦。……要亲爱，要团结，但要站起来，否则就会有‘亡党之痛’。”

　　1953年10月、11月，毛主席在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谈话中，分析了在合作化过程中对农民“干涉过多”这个问题，他说：

　　“什么是干涉过多呢?不顾需要和可能、不切实际、主观主义的计划，或者计划倒合实际，但用命令主义的方法去做，那就是干涉过多。主观主义、命令主义，一万年也是要不得的。不仅是对于分散的小农经济要不得，就是对于合作社也是要不得的。但是，不能把需要做、可能做的事，做法又不是命令主义的，也叫做干涉过多。检查工作，应当用这个标准。凡是主观主义的，不合实际的，都是错误的。凡是用命令主义去办事，都是错误的。”

　　1954年12月19日，毛主席针对有些人认为政协作用越来越小、已不需要这个问题，说明了政协存在的必要性，其中说道：

　　“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和手工业都要改造，这就发生各方面的关系问题。选举也是有各方面的关系。还有文教、学习也有各方面的关系。比如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也值得协商。主要是批判唯心论问题。将来一万年以后，也还有唯心论，因为社会经济制度、生产关系陈旧了，就有一批人要出唯心论。新旧之间的矛盾，一万年后也还有。社会主义改造是很纷繁的，各种工作就要协商。”

　　1956年3月4日，毛主席在关于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谈话中，提出要保存我们的民族性的东西，他说：

　　“手工业的各行各业都是做好事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有。还有工艺美术品，什么景泰蓝，什么‘葡萄常五处女’的葡萄。还有烤鸭子可以技术出口。有些服务性行业，串街游乡，修修补补，王大娘补缸，这些人跑的地方多，见识很广。北京东晓市有六千多种产品。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

　　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谈到中国与外国的关系问题，提出要向外国学习，他说：

　　“应当承认，总是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我们党的支部书记，部队的连排长，都晓得在小本本上写着，今天总结经验有两点，一是优点，一是缺点。他们都晓得有两点，为什么我们只提一点?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 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 ……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这有什么不好呢?”

　　1956年4月29日，毛主席在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党的代表谈话时指出：

　　“矛盾是永远存在的，一万年以后还是有的。一个矛盾克服了，又一个矛盾产生了。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任何人身上，总是有矛盾存在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有人以为一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就十分美好，没有什么坏的东西了，这其实是一种迷 信。”

　　1956年6月28日，毛主席在同罗马尼亚驻华大使尼古拉·乔洛尤谈话时说：

　　“我们不要迷信，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事物都有两面：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在我们的社会里，一定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有好人，也有坏人，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正因为是这样，我们才要进行改造，把坏的东西改造成为好的东西。我们必须准备着还有坏的东西，否则一个问题出来了，就会认为不得了了。过去认为苏联是没有错误的，现在斯大林问题出来了，许多人就惊讶不止。世界是美丽 的，但也不是美丽的，世界上有斗争、有矛盾。希望一切都是好的，这是我们的主观，而现实是客观。世界上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自古以来是这样，一万年后也会是这样。”

　　1956年8月30日，毛主席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谈到主观主义问题时说：

　　“我们这几年的工作是有成绩的， 但是主观主义的毛病到处都有。不仅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主观主义永远都会有，一万年，一万万年，只要人类不毁灭，总是有的。有主观主义，总要犯错误。”

　　1956年9月27日，毛主席在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一行时说：

　　“就是一万年以后，人类还会有矛盾。现在我们把未来想得很美，可是未来到来时，人们又会感到不满意。那时，社会上还有善恶，无恶、即无善;社会上还有美丑，无丑即无美。那时，还有真理，也有谬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没有矛盾的思想，是错误的。”

　　1956年11月15日，毛主席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讲了经济问题、国际形势问题、中苏关系问题、大民主小民主问题，在讲到经济问题时说：“经验是永远学不足的。一万年以后，搞计划就一点错误不犯?一万年以后的事情我们管不着，但是可以肯定，那个时候还是会犯错误的。青年要犯错误，老年就不犯错误呀?孔夫子说，他七十岁干什么都合乎客观规律了[1]，我就不相信，那是吹牛皮。”在讲到国际形势时，他谈到国家机关，并举了法庭作例子，他说：

　　“我们的国家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拿法庭来说，它是对付反革命的，但也不完全是对付反革命的，要处理很多人民内部闹纠纷的问题。看来，法庭一万年都要。因为在阶级消灭以后，还会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人们之间还会有斗争，还会有打架的，还可能出各种乱子，你不设一个法庭怎么得了呀!不过，斗争改变了性质，它不同于阶级斗争了。法庭也改变了性质。那个时候上层建筑也可能出问题。比如说，象我们这样的人，可能犯错误，结果斗不赢，被别人推下去，让哥穆尔卡上台，把饶漱石抬出来。你说没有这种事呀?我看一千年、一万年以后还有的。”

　　1956年12月7日，毛主席邀集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在京的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座谈，谈到民主党派长期共存问题，他说：

　　“可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工商联这个名称可以保存下来。历史名字要保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名字为什么不要，瑞跌祥、同仁堂一万年要保存。王麻子、东来顺、全聚德要永远保存下去。内容是社会主义的，名称是封建时代的也可以。”

　　1957年1月，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谈到思想动向问题时说：“农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杂草作斗争，我们党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领域的杂草作斗争。所谓锻炼出来的，就是奋斗出来的。你草长，我就锄。这个对立面是不断出现的。杂草一万年还会有，所以我们也要准备斗争一万年。”

　　“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的少数人闹事就反映了这种状况。如果一万年以后地球毁灭了，至少在这一万年以内，还有闹事的问题。不过我们管不着一万年那么远的事情，我们要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认真取得处理这个问题的经验。”

　　在谈到肃反问题时，他说：

　　“要给做肃反工作的干部撑腰，不能因为一些民主人士一骂就软下来。你天天骂，吃了饭没有别的事做，专做骂人的事，那由你。我看越骂越好，我讲 的这三条 总是骂不倒的。共产党不晓得挨了多少骂。国民党骂我们是‘共匪’，别人跟我 们 通，就叫‘通匪’。结果，还 是‘匪’比他们非‘匪’好。自古以来，没有先进的东西一开始就受欢迎，它总是要挨骂。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从开始就是挨骂的。一万年以后，先进的东西开始也还是要挨骂的。肃反要坚持，有反必肃。法制要遵守。按照法律办事，不等于束手束脚。有反不肃，束手束脚，是不对的。要按照法律放手放脚。”

　　1958年5月13日，毛主席在修改刘少奇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工作报告时加写：

　　“我们允许反社会主义的毒草长出来，在人民面前建立对立面，以便让人民从比较中看得清清楚楚，激起众愤，群起而锄之，借以锻炼群众的斗争本领，开辟社会主义的百花齐放的广阔天地。这个政策是公开宣布了的，过去采用过，今后还要采用。毒草是客观存在的，一万年以后还会有，不过遥远将来的毒草，不带现在的阶级斗争的性质罢了。”

　　1958年5月20日，毛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关于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灾难问题时，他说：

　　“我们应当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灾难，我说的是大灾难，无非是世界大战，党内大分裂。我们党有过四次分裂，只要有党，就会有分裂，一万年也会有的。有些人觉得讲这个问题不舒服，有什么不舒服呢?讲了大家都有个精神准备，比不讲不是要好些吗?”

　　1958年7月22日，毛主席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对赫鲁晓夫要在中国搞核潜艇“合作社”、建立长波雷达观测站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他说：

　　“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要来，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小指头的条件也不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

　　谈到斯大林问题，他说：

　　“斯大林支持王明路线，使我们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当革命处在关键的时候，他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革命胜利后，他又不信任我们。他大吹自己，说什么中国的胜利是在他的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一定要彻底打破对他的迷信。斯大林对中国所做的这些事， 我在死以前，一定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

　　1959年5月13日，毛主席在审阅中国外交部对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杜德谈话的答复稿 时加写的一段文字，对中印关系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 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 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己，值不得我们两国广大人民和政府当局为此而大惊小怪。”

　　1960年3月17日，毛主席在去杭州的专列上讲到国际国内关系，他说：

　　“我们只管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其他我们一万年后也不要。管好了自己，就不怕人家反华。”

　　1960年4月30日，毛主席在同谭震林谈到向外国学习时说：

　　“现在还要学习外国，不能说现在连一点书都不抄了。人家书上是正确的东西，而我们没有书，这一部分还得抄。取经是一万年都要取的，你取我的经，我取你的经。不能搞绝对化，所谓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观点。全部抄和完全不抄都是形而上学。”

　　1961年1月29日，毛主席在专列上同江苏省有关负责人谈话，谈到调查研究时说：

　　“不根据调查研究来制定方针、政策是不可靠的，很危险，心中也无数，数字也许知道，实际情况并不知道。成绩、缺点要两面听，两点论嘛，正面、反面，成绩、缺点，光明面、黑暗面，已经认识了的世界和未被认识的世界等等，一万年也是这样。”

　　1962年9月30日，毛主席会见南非共产党学员代表团，谈到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他说：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它还要继续发展，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把什么真理都总结好了。我们相信马克思创造的唯物辩证法。按照唯物辩证法，世界上一切事物，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是有一个发生、发展和终结的过程。也许一万年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会变成某种什么别的东西。但是唯物辩证法是不会变的，它是绝对真理，其余的都是相对真理。有人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太行了，更有人说完全不行了，我不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实践中得到了证明。”

　　1963年5月7日，毛主席主持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稿。谈到依靠谁的问题，他说：

　　“要使支部的领导放在劳动者、劳动积极分子的手里。县、社两级干部也要参加劳动。支书不参加劳动，还不相当于保甲长?《红楼梦》第二回上，冷子兴讲，‘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 ’。说得有点太过，探春也当过家，不过她是代理。但是贾家也就是那么垮下来的。一九六一年搞的‘六十条’，对阶级队伍写得不突出，还没有好好注意提依靠谁的问题。我看一万年以后，还是有个依靠谁的问题，因为还有唯物论和唯心论，还有先进和落后，总还会有左、中、右。”

　　1963年11月8日，毛主席阅读周扬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一稿，他加写道：

　　“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学说也是这样，总是要分化的。有革命的、科学的学说，就一定会在其内部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它的对立物，产生反革命的、反科学的学说。因为现在社会有阶级的分裂，一万年以后的社会也会有先进集团和落后集团的不同，总是要不断产生对立物的。这个理论早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各门社会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也为自然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科学和科学史本身，就是说明这种对立统一、对立斗争，因而得到发展的。”

　　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毛主席发表了多次谈话，其中阐述了他晚年的许多重要思想，对继续革命问题，他说：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当然，毛主席说起的“一万年”还有很多，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他说的“一万年”绝不仅仅只是一句口头话，或者仅是一个代表着许多许多的数量词，“一万年”也是他实实在在思考过的一个人类发展的未来阶段，他谋划着中华民族一万年的发展道路，探究着人类未来一万 也年的发展规律，谋求着人类前行的方向和人类未来的解决方案。因此，他的思想常常为庸常的人们难以理解，也为一些实用主义的短视者所诟病，以至于在他身后的很多年里，各种污泥浊水纷纷泼向这位洞邃未来的历史伟人，直令历史蒙羞。他在吊念罗荣桓同志的诗词中曾写道“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膺非”，用于他身后的那段境遇，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当然，也会有一些觉醒者，在历史的谬误中逐步觉悟。

　　薄一波曾回忆说，他的一位老战友曾不止一次告诫他：“毛主席讲的话，如果你觉得不对，千万不要讲，你回去想想，慢慢就会知道毛主席是正确的。”他也预言：今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比现在还要高。

　　开国上将王震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苏东剧变之后在接受一杂志社采访时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五十年。”他还交待自己的秘书李慎明说：“马克思主义从此要进入受难的时代。党内和社会上对毛主席原有的误解很难消除，还会产生新的误解。要最终解决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靠将来历史与社会实践的检验和回答。你们要坚定刚毅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一有机会，就要为老人家讲点公道话。”

　　亲自聆听过王震悔悟的李慎明在一次报告中说：“毛泽东不仅属于20世纪，而且更属于21世纪、22世纪。”

　　人类是为了未来而活着，为人类谋未来者得永生。

　　毛主席的历史地位不仅仅来自于历史，更来自于未来。有人评价毛主席说他属于未来。他何止属于21世纪、22世纪，他属于更远的未来，他属于一万年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