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文章都提到毛泽东对“死”的豁达态度，他从来不忌讳生老病死的话题，也很坦然地面对年老以后“死”的必然来临。这其中，他与他的护士长吴旭君的一场对话，最能显示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吴旭君从1953年到1974年一直担任毛泽东的保健护士长，两个人很熟，谈起话来自然很随便。这场关于“死”的对话，给吴旭君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以致在她的回忆录里仍然能够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毛泽东说话时的神态和他特有的幽默而睿智的语言风格。现摘录如下：
《有一天(1963年)，他睡不着觉跟我聊天。回想往事，谈起他母亲。
“我喜欢母亲。她是个善良的农村妇女，待人诚恳。”他靠在床上对我说，不停地吸烟。我坐在他床脚下听着。“尽管她不懂搞群众关系，可她为人很好，受人尊敬。她死的时候，来了好多人为她送殡，排着长长的队，跟我父亲死的时候不一样。父亲对人苛刻。我总忘不了这件事。”
……
主席继续抽烟，沉思了一会儿，他突然说：“我死的时候你不要在我跟前。 ”
“你别开玩笑了，假如真有那么一天，我怎么会不在你身边呢?我要做好防病工作，你得了小病我会及时给你治疗护理，不让你得大病。”
“不，我死的时候一定不要你在我跟前。”主席坚定地说，“我母亲死前我对她说，我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样子，我想让她给我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我要离开一下。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同意了，所以直到现在，我脑子里的母亲形象都是健康、美好的，像她活着时一样。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不让你在我跟前了吧。我要给你一个完美的印象，不让你看见我的痛苦。”
“咱们别老说死的事吧。”我说。
主席固执地说：“我这个人就这么怪，别人越要回避的事，我越要挑起来说。在战争中我有好多次都要死了，可我还是没死。人们都说我命大。可我不信。我相信辩证法。辩证法告诉我们，有生就有死，有胜利也有失败，有正确也有错误，有前进也有后退。冬天过去就是春天，夏天热完了就到了秋天等等。你都不研究这些呀?” 》
第二天，毛泽东又挑起这个话头。
《主席接着说：“我设想过，我的死法不外乎有五种。两年前在武汉见蒙哥马利时我也对他讲过。第一，有人开枪把我打死。第二，外出乘火车翻车、撞车难免。第三，我每年都游泳，可能会被水淹死。第四，就是让小小的细菌把我钻死。可不能轻视这些眼睛看不见的小东西。第五，飞机掉下来摔死。”他笑着说：“中央给我立了一条规矩，不许我坐飞机。我想，我以后还会坐。总之，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啰。”说完，他开心地大笑起来。
我听了这些话，觉得心里很沉重，一点儿也笑不起来。我说：“咱们能不能不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你这个人呀，还有点儿迷信呢。”他指着我的鼻子说，“你是个搞自然科学的，应该懂得自然规律的严肃性。”他说，“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最好穿颜色鲜艳的红衣服或花衣服，要兴高采烈、满面春风地参加庆祝会，然后你就大大方方地上台去讲话。”
“讲什么?”我茫然地问。
“你就讲：同志们，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如果不死人，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停了一会儿，他认真地对我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你们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就叫物质不灭定律。” 》
其实，类似的话毛泽东在多个场合讲过多次，特别是在他步入晚年之后。作为一个真正以辩证唯物主义为世界观的人来说，对待生老病死这种自然规律取这样的态度是理所当然的，正如毛泽东的那句名言所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然而，除了理性的认识之外，毛泽东出生入死，九死一生的战斗生涯也是他能看淡死亡的一个重要的感情因素。毛泽东这一辈子生命历险的次数比常人要多得多, 有一本名叫《毛泽东的三十险难》的书(陈湖、文源编著，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出版)，讲了大量毛泽东死里逃生的事例。毛泽东亲口讲述的就有好几例，他在1965年1月9日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我准备了好多次了，就是不死，有什么办法!多少次好像快死了，包括你说的战争中的危险，把我身边的卫士炸死，血溅到我身上，可是炸弹就是没打到我。”“在长征路上也有一次，过了大渡河，遇上飞机轰炸，把我的卫士长炸死，这次血倒没有溅到我身上。”毛泽东从他投身革命起，特别是选择了用武装的革命对抗武装的反革命这条充满危险的道路之后，就对舍身就义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1964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我打了二十五年仗，由于偶然性，我没有被敌人打死。”他把“没有被敌人打死”归结于“偶然性”，而自己只是一个幸存者。这样的人生经历自然使他对于“死”抱有一种豁达而超然的态度。
然而，在另外一些场合，毛泽东对“死”却显示出异乎寻常的郑重。
1944年9月5日，一位名叫张思德的中央警备团普通战士，在陕北安塞石峡峪烧炭，因炭窑崩塌而死。毛泽东得悉这个事情后，专门为他开了追悼会，亲笔写了挽联，还在追悼会上讲了话。这个讲话整理成一篇文章，几天后发表于延安《解放日报》上，就是现在中国人人都知道的《为人民服务》。2004年9月7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披露了这件事的一些细节。
由于出事的炭窑离延安有七八十里地，路又不好走，张思德的遗体运回来不方便，警卫队队长古远兴考虑是不是就在当地掩埋，为此他去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张思德是四川人，他牺牲了，虽然回不了老家了，我们也不能把他埋到荒天野地里哟!” 他当即作了三条指示：“第一，要把张思德身体洗干净，穿上新衣服，入殓前要派战士给他站岗;第二，买一副棺材，运回延安;第三，要给他开个追悼会，我要参加，还要讲话。” 毛泽东亲笔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联，在追悼会上作了近半个钟头的讲话。毛泽东讲话时没有稿子，随着满腔激情的即兴表达，涌出了许多震撼人心而千古不朽的语句。
为什么同样是“死”，毛泽东却有完全不同的态度呢?
对于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毛泽东是坦然对待的。但是这种不可抗拒的“死”，却引出一个所有的人都要面对的人生哲理问题，那就是：一个人只有一次生命，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那么，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呢?上世纪五十年代，许多中国青年都在用当时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主人翁的一段话来拷问自己：“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对于这一个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也许有不少人感叹“人生苦短”而追求“及时行乐”，但是，所有推动历史前进而为历史所牢记的人，都是把改造社会，追求真理作为自己的人生使命。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的马克思是这么说的：“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中有不少人，出身并不贫寒，却舍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宁愿选择充满荆棘的人生道路，原因就是追求一个伟大的理想，把为此而奋斗作为自己的人生价值所在。毛泽东就是其中一个。正如毛泽东在与青年时代的友人周世钊等谈话时所说：“我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既然人生被赋予如此神圣的意义，那么，如果人生的结束不是由于自然规律，而是为了体现这种意义，那就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性质，这种“死”就配得上“牺牲”这个庄严而神圣的词。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所作的慷慨激昂的演说中，把这一点讲得很清楚：“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对一切为了民族为了人民而献身的人，都给予崇高的敬意。
在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日本侵略者八个月的时候，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发表了情绪激烈的讲演，高度赞颂了八个月中与强敌进行了殊死搏斗的民族英雄。他说：“几十万人就在执行他们的神圣任务当中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这些人中间，许多是国民党人，许多是共产党人，许多是其它党派及无党派的人。我们真诚的追悼这些死者，表示永远纪念他们。从郝梦龄、佟麟阁、赵登禹、饶国华、刘家祺、姜玉贞、陈锦秀、李桂丹、黄梅兴、姚子香、潘占魁诸将领到每一个战士，无不给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毛泽东指出了他们的牺牲所具有的伟大意义，是向全世界表明：“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为了民族自尊心和人类正义，为了中国人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决不让日本法西斯不付重大代价而达到其无法无天的目的。我们的方法就是战争与牺牲，拿战争对抗战争，拿革命的正义战对抗野蛮的侵略战。这种精神，我们民族的数千年历史已经证明，现在再来一次伟大的证明”。
当不远万里来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在救治伤员中不幸感染而以身殉职的噩耗传到延安，毛泽东立即写了一篇饱含感情的精炼悼文——《纪念白求恩》，以无限敬佩的语气赞颂白求恩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1945年6月召开的中共“七大”，特别安排了一个议程：召开“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了情绪激昂的讲话。他说：“中国自有共产党以来，在二十四年里，单共产党人就死了几十万，革命民主主义者跟我们一道反对外国的和中国的反革命势力，也成百万地牺牲了。”“烈士们是已经离开我们了，他们的责任交给了我们，我们要完成这个责任。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一定要把黑暗的中国从地球上除掉，建设一个光明的中国。”
毛泽东的这个生死观，集中地体现在他为一位年仅十四岁，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慷慨就义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所题的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八个字，可谓字字重于千钧。
可以无愧于这八个字的，也包括了毛泽东的六位亲属。他们是：毛泽东的两个弟弟毛泽民(47岁)和毛泽覃(30岁)，毛泽东的结发妻子杨开慧(29岁)，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28岁)，毛泽东的堂妹毛泽建(24岁)，毛泽东的侄子毛楚雄(毛泽覃的儿子)(19岁)。
目睹许许多多亲密战友在自己眼前流血牺牲，不断地受到自己的亲人英勇献身的感情冲击，认为自己因“偶然性”而成为“幸存者”的毛泽东，不是因此而悲悲戚戚、陷入伤感，而是更加激起斗志，加倍加倍地增加了自己生的使命感。如他在“七大”上所说：“烈士们是已经离开我们了，他们的责任交给了我们，我们要完成这个责任。”在他的许多讲话中都极富感情地表露了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一直到他晚年，从他对身边人吐露心声的多次谈话中都能听到他的感慨：“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正是在这种强烈使命感的推动下，已经成为新中国这艘巨轮掌舵者的毛泽东，非常想在自己的生命期内实现“建设一个光明的中国”这个伟大的理想。他用“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样的词句表达内心的时间紧迫性。当有人批评他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时，他非但不否认，反而回应说：“我很欣赏这几句话”;“不好大喜功不行。但是要革命派的好大喜功，要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不急功近利也不行。”感叹岁月流逝之快的毛泽东，总是想在有生之年把中国面临的紧迫的事情都办完。
步入晚年后，这种紧迫感就更强了。1961年9月毛泽东接见蒙哥马利元帅时说：“中国有句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我现在只有一个五年计划，到七十三岁去见上帝。”毛泽东以这种订“五年计划”的方式来鞭策自己用最好的工作成效来安排自己的余生。1966年6月，毛泽东72岁了，按中国传统习惯的虚岁是73岁。他在接见老朋友胡志明时又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由于感到余生不多，他提出了“接班人究竟是谁”这个关于自己终身奋斗的事业是否后继有人的问题，而会不会发生“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这样的情况就成了他晚年的主要焦虑。
晚年的毛泽东对自己一生的奋斗成果并不满意。他从青年时代就立志改造社会，改造中国，可是1972年2月他接见美国总统尼克松，当尼克松称赞“毛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时，他只是淡淡地回答：“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1972年2月12日凌晨，已近80岁高龄的毛泽东因心律失常突然休克，经紧急抢救才苏醒过来。他对自己差一点死掉并不在意，却对身边的医护人员半开玩笑地说:“不要着急，我死不了。你们不就怕我死吗!我要是见了马克思，马克思会讲你不要这么早来，会叫我回去，你这个国家钢和粮食还很少，不要这么早来。”可见，中国还没有富强起来，是他放不下心，死不瞑目的一块心病。他在临死前不久谈到中国的现状时，还在为许多方面“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而感叹。
可是，他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这个任务不是他这个有限的人生所能完成得了的。在1973年11月一次接见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说：“我和周恩来都看不到中国革命结束了。”其中饱含着“壮志未酬”的复杂感情。在生命最后的这段时期，毛泽东身边人都注意到，毛泽东容易动感情，好几次老泪纵横。
回到文章开头的吴旭君回忆录，其中她还提到毛泽东在病重之际说过：“一个人负担太重，死是解脱。”读到这里，不禁百感交集。如果不是吴旭君所说，真不敢相信毛泽东会这么说，因为在我们的脑海里，包括在像尼克松那样的人眼里，毛泽东至死也是一个不屈不挠的战士形象。然而，再想一想，毛泽东把这么重的任务压在自己身上，想要在他有限的人生里完成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重大历史使命，这个负担真的是太重太重了。
当人们喊“毛主席万岁”时，毛泽东只是笑谈：“天大的唯心主义”;可是他回应“人民万岁”时，却是真心相信是个真理。“人民万岁”，那么，“为人民服务”的事业必定永存，“为人民利益而死”必定“永垂不朽”。将有限的生命完全贡献给“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也就永远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历史正在证明，而且必将继续证明，他的思想和精神的影响力是无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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