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观在人的思想结构中处于核心的位置。但是，在思想发展的早期阶段，一个人并非以明确的世界观为核心，从外界汲取知识和思想材料。恰恰相反，人们在初期往往没有清晰的世界观，而是在学习与吸收各种思想素材的基础之上，自发地形成了某种特定的世界观。当思想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再自觉地梳理或调整自己的世界观。处于社会剧烈变动时期的人，更是如此。
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并非在马克思主义刚传入中国之时便义无反顾地信仰马克思主义。青年毛泽东，在其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态度经历了观望、怀疑、犹豫等一系列过程之后，最终坚定了其马克思主义信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01
湖南一师期间：探求大本大源
1913年春，20岁的毛泽东考入湖南第一师范[1]，开始了长达5年半的师范学校生活。他在一师的这五年，处于清王朝覆灭与五四运动之间，正是内忧外患的时期，陆续爆发了日本逼迫中国签订二十一条、袁世凯复辟称帝、张勋复辟、护法战争等一系列事件，各地军阀冲突更是此起彼伏。当时，毛泽东及身边的许多同学与老师，都在思索着改变中国命运和改造世界的问题。
一师的经历对毛泽东的成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里，他结识了蔡和森、向警予、萧子升等一批愿意钻研学问、改造国家和社会的志趣相同的好友，也认识了杨昌济、黎锦熙等一批人品正直、学术造诣深厚且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老师。毛泽东在一师的学习生活分为两个阶段，1916年是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他把主要的时间精力用以对传统文化典籍进行钻研。1916年之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毛泽东更多地转向了对哲学和伦理学的研究，对伦理学兴趣尤其浓厚，他特别喜欢德国康德派哲学家泡尔生写的《伦理学原理》。受伦理学的影响，青年毛泽东形成了初步的思想方法和政治见解。
毛泽东此时的思想认识，集中体现在1917年写给黎锦熙的一封长信中。在这封信中，他认为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是抓住“大本大源”。“大本大源”即为宇宙之真理，这一真理存在于人心，而“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依靠哪些人改造人心呢? 掌握了大本大源的圣贤：“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又从何角度改造人心呢？“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2]。因此，需要依靠大哲学家、大伦理学家，从改造哲学和伦理学的角度来改变国人之心，从而实现社会的改造。同期，毛泽东还写过一篇表述类似观点的文章《心之力》[3]。此时毛泽东的朋友圈主要集中在知识分子群体和教育界人士。当距离现实的物质生产生活较为遥远时，夸大精神和思想的作用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当时的他，还不可能认识到思想的改变需要物质基础的变革，不触动现实的生产关系，广大群众的思想观念便无法真正改变；也更不可能认识到，社会的改造不能依靠少数杰出的圣贤人物，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在于广大群众的阶级斗争。
总的来说，青年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思想观点主要是唯心主义的。1918年4月，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成立新民学会，最初的宗旨中“改良人心风俗”这关键性的一条，便是他当时思想认识的反映。
02
五四运动前后：转向空想社会主义
从湖南一师毕业之后，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一行人于1918年8月抵达北京，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事宜。彼时，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已经传到中国，在知识分子群体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社会主义一时成为时髦的思想，进步知识分子纷纷表明自己认同社会主义。但此时传入的社会主义思想鱼龙混杂，既有马克思主义，也有其他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如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俄国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流行于北美的工读主义等等，而其中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要远大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4]。当时流行的几类无政府主义，在理论上大多反对暴力革命，主张直接废除国家和政治体制，消灭私有财产，在实践上，主张采用社会实验的改良方式，首先在一个村庄或者一个小集体里进行共产主义的半工半读生活，形成示范效应。然而逐步扩展到全世界，类似于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实践[5]。尽管这种空想社会主义已经被恩格斯系统地批驳过，且在国外的实践中已多次破产，但对于刚接触外部新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既然能实现美好的大同社会，又不需要通过暴力流血的方式，这自然是最有吸引力的一套理论。
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毛泽东虽然于1918年底聆听了李大钊关于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著名演讲，但他对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了解一下，并没有深入研究，对无政府主义却展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早在1918年6月，毛泽东便曾与蔡和森、张昆弟等人有过无政府主义的实践。他们寄住在岳麓山下，实践“一种和平的，半工半读，平等友爱，以典型示范的方式来创建新生活和新社会”的“新村”生活，几个人每天赤脚草鞋，到山里捡柴、挑水，用蚕豆拌大米煮着吃，并一起讨论哲学和社会问题[6]。在北京接触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正契合毛泽东之前的实践。他在此读了很多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7]，并且和一个同学深入讨论了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实行的可能性。此时的毛泽东，思想中主导的部分是带有空想社会主义成分的无政府主义。
1919年5月，五四运动爆发，毛泽东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之中，成为了长沙地区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五四运动对他是一个巨大的洗礼。以前的毛泽东，总是极力推崇圣贤在历史上的创造作用，殷切期待“大哲学家”、“大伦理学家”出世，担当起改造人们思想和世界的重任。但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历史实际中，他开始看到过去他没有发现的人民大众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在《湘江评论》的创刊词上，他不再寄希望于单纯的思想改造，摒弃了之前所主张的“圣贤救世”“精神实现”“心之力”等唯心主义观点[8]，开始关注物质生产和经济基础问题：“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他开始觉得许多人虽然“办了些教育，却无甚效力”，从而明确提出实行社会改造的“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9]。民众联合的基础是什么？是由于有着反抗压迫者的“共同的利益”。为此，他热情洋溢地号召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联合起来，为减轻地租捐税、解决吃饭问题而进行抗争；号召学生、教员、妇女各界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要求联合起来，最终实现民众的大联合。
尽管思想认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抛弃了之前带有浓厚伦理学色彩的唯心主义观点，但此时的毛泽东距离马克思主义依然很遥远，“民众大联合”的背后依然是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底色。民众联合之后如何斗争呢？毛泽东认为有激烈的和温和的两派，他反对激烈的方式：“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拼命的倒担(捣蛋)。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叫做马克思。”；而赞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理论，主张“向强权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10]也就是说，联合之后主要通过舆论压力，通过温和的请愿游行，以实现民众的利益。
此外，毛泽东仍然想通过各种方式实践无政府主义。1919年12月，他在湖南教育月刊撰文，畅想在岳麓山建设以新家庭、新学校、新社会结合一体为根本理想的新村：新村实行半工半读，设有公共育儿院、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医院，由新学生组成新家庭，最后一步，把一个个新村连成一片，成为一个理想的国家。正如傅里叶的法朗吉[11]和欧文的新和谐公社[12]一样，这种空想社会主义的新村在实践上也必然行不通。此时的毛泽东，还不可能看到恩格斯当年对空想社会主义实验的评价：“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13]
03
迷茫的1920年
1920年，是青年毛泽东思想上徘徊和迷茫的时期。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呼声革命的观点由于在实践中遭受失败而被毛抛弃，但抛弃不是一下子实现的；在更多的理论交流和现实教育之后，他逐步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但这种转向也并非一步完成的。
1919年底，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北京开启了无政府主义的实践。王光祈、施存统等人开办工读互助团，广泛招募学员，团内实行共产主义生活，每天工作4小时，剩下的时间用以读书讨论，希望以此来形成示范效应，逐步地改造社会。这与毛泽东对新社会的畅想极其相符。他这次虽然没能参加，但对工读互助团的情况密切关注。不过，短短的几个月后，互助团便因开支过大而宣告解体。1920年5月，毛泽东到达上海，亲自参加了上海的工读互助团，但一个月后，上海的工读互助团也陷于失败。半工半读，共产主义，看似美好，但是以工读互助团里的手工业生产去对抗外部的商品经济却是困难重重，社会上的手工业者尚且要起早贪黑才能勉强生存，而团里的学生却要将一半时间用以读书讨论，如何能维持生计？[14]因此，这一类空想社会主义尝试的失败是必然的。实践后的毛泽东最终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1920年6月致信黎锦熙时明确说：“工读互助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15]
工读互助团的失败对毛泽东走向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同一时期，他开始大量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1919年12月，为了驱逐为害湖南的军阀张敬尧，毛泽东领导发起了驱张运动，并作为请愿团代表前往北京。此时，李大钊等人已经进行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发表了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第二次北京之行，毛泽东阅读了大量关于共产主义和十月革命的书籍，对《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印象尤其深刻。此外，他还同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等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等进行了深入交流，思想“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5月份，毛泽东抵达上海，与陈独秀的一番谈话，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尽管此时思想已经迅速地向着马克思主义靠近，但毛泽东并未与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彻底决裂，也没有彻底转向科学社会主义。这在驱张运动后的政治实践中表现得非常明显。1920年6月，张敬尧由于军阀内部矛盾而被赶出湖南。新军阀谭延闿主政湖南。关于驱张之后的湖南怎么建设，谭延闿提出了“还政于民”“湖南自治”的方案，希望借助自己是湖南老乡的身份，以加强尚不稳固的统治。毛泽东借此给谭延闿施加压力，他在报纸上撰文，提出了一个建设“湖南共和国”的方案，“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先和正处于混乱中的“大中国”脱钩，待十年二十年各国“分建设”好了，再搞“彻底的总革命”。在这个湖南共和国内，废除军阀统治，建立以民为主的真政府。自办银行，自置实业，自搞教育，健全县、乡自治机关，成立工会、农会，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权利，等等[16]。这个大胆的设想，把当时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推到了一个新高度：用来起示范效应的湖南共和国，更像是一个放大版的“新村”；借助舆论的力量逼迫谭延闿实行湖南自治，又类似于一年前在《湘江评论》上所提倡的呼声革命。只要有机会，毛泽东总想再试试。
这一主张，自然是空想的，无论是开明的军阀还是残暴的军阀，本质上都是军阀。为了防止自治运动失控，谭延闿指定一拨人仓促草拟了一部“省宪法”，宣布召开制宪会议。10月，毛泽东率领两万长沙群众冒雨进行游行示威，向谭延闿递交要求召开人民制宪会议的请愿书，谭延闿接受了请愿书，但断然拒绝了各项要求。11月下旬赵恒惕取代谭延闿统治湖南之后，更是直接撕下开明的伪装，一场湖南自治运动便这样草草收尾。
湖南自治运动的结束，宣告了“呼声革命”的失败，它昭示着毛泽东所读过的《共产党宣言》结论的正确性：“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阶级矛盾是不可能用请愿的方式来解决的，触及到统治阶级切身利益的要求，仅通过呼声和舆论压力是无法得到满足的。在1936年斯诺对毛泽东的采访中，毛讲的一个小故事便深刻反映了这一点：
“新民学会组织了一个示威游行，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这次示威游行遭到警察镇压。有些示威者要想在会场上升起红旗，警察禁止这样做。示威者指出，依照那时候的宪法第十二条，人民有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警察听不进去。他们回答说，他们不是来上宪法课的，而是来执行赵省长的命令的。”[17]
工读互助运动以及“呼声革命”的失败，意味着毛泽东心中曾高度认同的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在实践上的破产。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心力交瘁，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到“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11月下旬，他离开省城长沙，到江西萍乡休息。
04
转向科学社会主义
尽管曾一度认为德国那个叫马克思的人所主张的流血方式行不通，但两年的政治实践最终让毛泽东不得不接受现实。在萍乡休息的这段时间，他系统地反思了湖南自治运动的教训。1920年11月25日，他在一天之内给新民学会的成员发去了5封信，在给向警予的信中写道：“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18]此时的毛泽东，在经历了痛苦的失败和长时间的犹豫后，终于下定了决心，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暴力革命的道路。
同年，旅法的新民学会成员关于改造中国的方式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蔡和森等多数人主张暴力革命，走俄国的道路；而萧子升等人主张通过温和的方式，以教育实现救国。毛泽东在1920年12月给旅法的新民学会诸会友回复了一封长信，表示完全赞同蔡和森的意见，并写到：“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都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这句对俄国革命的评价，也是青年毛泽东几年实践后心境的真实写照。而在真正转向科学社会主义之前，他已经走过了太多曲折的路。
“我一旦接受了对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从没有动摇过。”毛泽东的一生便是对这句话的最好证明。此后，他迅速改组新民学会，筹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开启了全新的人生征程。
1921年3月到7月，毛泽东和临时回国的好友萧子升发生了长久的争论。毛泽东已经转到马克思主义和组织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的道路上，而萧子升依然坚信无政府主义，认为革命会带来牺牲，而他宁愿没有牺牲，通过文化和教育的逐步改良来获得后代的幸福。争论到激烈时，毛泽东曾说，你这种理想，1000年也不可能实现，而萧则回答，他愿意等1000年。直到7月两人还在争论，最后一起乘船离开长沙，在船上继续辩论。分别的最后一个夜晚，毛泽东一直劝说萧子升加入共产党：“如果我们全力以赴，不要一千年，只要30年至40年的时间，共产党就能够改变中国。”萧子升则认为毛的话是天方夜谭[19]。萧在武汉下船，而毛继续航行前往上海，参加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两人从此分道扬镳。
斗转星移，仅过百年，已然换了人间。
05
后记
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转变过程是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思想转变过程的缩影，中国不是一开始就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在尝试了各种路都走不通以后才转向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落地既有理论上的必然性，也是上一代革命者长期实践的结果。在形势错综复杂、矛盾斗争日益尖锐的今天，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在经历了犹豫和迷茫之后，也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这是非常可喜的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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