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由于党和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地区创立根据地。”“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1946年2月16日，国共谈判仍无结果，且无法再进行下去，周恩来便从重庆回到了延安。
1949年2月16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文章《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
1950年2月16日，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宴会，庆祝中苏会谈成功并欢送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回国。毛泽东和斯大林在宴会上亲切交谈，多次干杯，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斯大林对中国的关心和支持是诚心诚意的，毛泽东对这次访问感到满意，达到了预期目的。
1953年2月16日，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到武汉，视察了汉水两岸，坐木船浏览了东湖。
1956年2月16日，毛泽东听取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汇报之前，毛泽东根据前两天听取主管重工业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电力工业部汇报的情况，就如何汇报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写东西要发点议论，讲讲有些什么意见。
1957年2月16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和青年团的负责人，座谈文艺思想问题。在参加会议的28人中，有几位是党外人士。周恩来、邓小平也参加了座谈。毛泽东在谈话中一开始谈到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他说： “我们对人民中的错误采取如何处理的方针，有大量的人是没有弄清楚的。”“属于精神世界的问题，属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只能用说理的方法和争鸣的方法来解决，决不能用压制的方法来解决。列宁是怎么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他是以大量的材料充分说理的。”
接着又谈了关于批判胡适的问题， 毛泽东在谈话中还批评了李希凡，李希凡就在1955年被调到了《人民日报》社文学艺术部，担任了编辑工作。在不久前的2月9日，他写了一篇棒杀文章《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发表在《文汇报》上，毛泽东看了很不满意，由此引出了毛泽东上面的批评。
毛泽东在谈话中接着表扬了姚文元，他说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登在2月6日的《文汇报》上，题目是《教条与原则》，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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