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那时，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取得基本成功。对于这场社会大变动，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但也出现一些激烈的反对意见，毛泽东认为这是“右派”的观点。于是，有人就质问毛泽东:“你们把人们划分为左、中、右，未免不合情况吧?”毛泽东回答、“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为什么不合情况？。”他坦率地说:“我们从来就是把人群分为左、中、右，或叫进步、中间、落后，不自今日始，一些人健忘罢了。”
毛泽东逝世以后，有一段时期，这样的质疑声又在媒体上大量出现。这些质疑大都以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姿态出现，批评毛泽东这种"左、中、右“的分析法是以“政治态度”来进行阶级分析，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界定，偏离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科学性。他们说，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怎么可以以“政治态度”和“思想意识”来划分阶级呢？这些文章引经据典，大段大段摘引经典著作里的文字来支撑他们的批评。
其实，类似的情况可以追溯到建党初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那时候，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很时髦的事情，许多人都自称“社会主义者”，尤其正在寻找救国之路的知识分子中更是如此。然而，要在当时的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首先在怎样进行中国的阶级分析这样一个基础问题上遭到很大的困难。按照《共产党宣言》，“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可中国的情形不是这样，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社会总人口中都占少数，主要是农民，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阶级一起占了社会总人口的绝大多数；而按照经典的观点，农民阶级虽然是被剥削阶级，但它属于落后的生产关系。这样，许多学者就被一个难题所困扰：要么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要么找不到符合马克思经典理论所说的革命力量。中共建党的第一任书记，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者之一——陈独秀，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中就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幼稚”，不能作为一支独立的革命力量发挥作用，中国农民“散漫”、“保守”，难以加入革命。中国革命必然依靠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合作，并以资产阶级为首；只有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无产阶级才能成熟起来，产生新的革命要求。陈独秀这种观点的逻辑结论，只有一条路：取消无产阶级革命。
毛泽东是怎样来对中国社会作阶级分析的呢？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开宗明义第一段话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在这里，敌人是很明确的——“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中国人民巨大痛苦的“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而革命的动力呢？毛泽东不是拘泥于经典著作，而是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以“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为分析的依据。这里所说的“经济地位”，主要指受压迫剥削所造成的贫困程度，而落脚点则在“对于革命的态度”。他从农民，特别是贫苦农民，在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和压迫下的极端穷苦，看到了他们强烈希望改变现状的革命要求，由此得出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来自农民，中国革命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的结论。
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法，曾经受到许多人的质疑，被指责为偏离马克思主义，然而，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彻底驳倒了所有这些质疑和指责，毛泽东被公认是在理论上为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尚未涉及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如何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这一重大课题做出了创时代的贡献。
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之后，又该如何进行阶级分析呢？这是又一个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尚未具体涉及的问题。
作为列宁继承人的斯大林在上世纪30年代就宣布苏联消灭了阶级而成为无矛盾的社会。一旦面对实际发生的矛盾，他就以国外间谍论罪。一些理论家引用马克思，列宁对“阶级”的定义，认为阶级区分最根本的和具决定意义的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既然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已经解决了，那么剥削阶级也就不复存在。按照这个逻辑推下去，到了赫鲁晓夫时代，连资产阶级的残余及其子弟也早就没有了，“全民国家”和“全民党”自然就提出来了。
然而，毛泽东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消灭阶级有两种，一种是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以说已经消灭了；另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不易消灭，还没有消灭”。这种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已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这种斗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
这就是本文开头所说的左、中、右的分析法。毛泽东把是拥护还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态度来划分人群，他说：“划分了，使群众有一个观察人们的方向，便于争取中间，孤立右派。”
毛泽东这次对不对呢？这不是一个理论探讨能解决的问题，很长时间里人们对此莫衷一是。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已经有七十多年历史并已跃升为超级大国的苏联，一夜之间大厦倒塌的轰然一声，才给这个问题做出了历史的回答。哪里有什么“全民国家”，人们看到的，是原先 “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十几个加盟共和国分崩离析；哪里有什么“全民党”，连苏联共产党也被宣布为“非法”；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则完全被私有制和寡头经济所取代。
探讨苏联解体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到毛泽东的许多论断都得到了验证。有些人对毛泽东所说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不以为然，但是，据原苏共老党员利加乔夫的反思，在苏联演变过程中就出现过这样的场景：“暴露性文章己形成湍流激浪，席卷整个公众舆论”，“极右派报刊描绘出来的历史不是成绩和错误的多维矛盾集合体，而被全部涂上灰暗的，甚至肮脏淫秽的色调。按照这些报道的观点，我们的过去从未有过美好的东西，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在这块土地上忍受着折磨，沉溺在灾难之中”。这些赤裸裸地歪曲历史的言论“使人着魔”，“群众的思想开始受到某些人的操纵”。正是这种舆论战开启了苏联的剧变、解体之门。（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这个情形为毛泽东所说的“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作了最生动具体的注释。事实证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并不违背马列经典著作关于阶级的论述，因为这种斗争最终要导致经济基础的变更，由社会主义所有制重新回到资本主义所有制，整个社会重新形成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的的阶级对立状态。其实，列宁也说，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来了，由继续剥夺资产阶级的这个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即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
批评毛泽东“把人们划分为左、中、右”的一些人，认为这个分析法是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根源。其实，这种看法把事情完全搞颠倒了，毛泽东这样做，恰恰是基于他的一贯思想——“把我们的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的少少的”。在中共早期历史上，曾经有过一种“中间势力危险”理论，其源于俄国革命时期对资产阶级的判断。俄国十月革命后，以沙皇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崩溃，而资产阶级则由于其在民主革命中曾起到过的积极作用而蒙骗了一部分群众，并据此同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相抗衡。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党认为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中间势力是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当时占据中共领导地位的一些人，机械套用苏联革命的做法，坚持认为中间势力是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不仅把资产阶级整个列为敌人，甚至还提出“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以及在农村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极端政策。毛泽东反对这些错误做法，一再强调“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指责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结果使得中国革命陷入几近全军覆没的危险境地。毛泽东在成为全党领袖之后，就更加注重对社会各阶层，包括敌方阵营，进行“左、中、右”的分析。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毛泽东不仅把资产阶级区别为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且还把“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同时把“许多中小地主出身的开明绅士，即带有若干资本主义色彩的地主们”列为“地主阶级的左翼”，作为可以争取和团结的“中间势力”。（毛选第二卷：《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毛泽东就是在与“中间势力危险”理论的斗争中，构筑了作为中国革命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为革命战争组织起浩浩荡荡的大军。
中国革命胜利之后，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社会大变动时期，如何对待资产阶级，就成了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新课题。毛泽东采取赎买的办法，在和平和稳定中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没有造成社会的动荡，还实现了工业生产大幅度增长，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的创举。这种做法，曾被国外及党内一些人怀疑是右了，“不像十月革命”。毛泽东则回应说：“最后把资产阶级化掉，如何可以说右呢？仍是十月革命。”毛泽东之所以采取这种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其根据就在于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进行了“左、中、右”的分析，而不是看做铁板一块的敌对力量。基于历史上的盟友关系，毛泽东诚恳地对他们说：“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人民是不会把他们忘记的”。毛泽东多次召开与民族资本家的座谈会，给他们讲清“阶级要消灭，个人得解放”的道理，鼓励他们在爱国主义的共同目标下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经过分析，毛泽东认为：在“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下，在“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力量”下，“资本家这个阶级的绝大多数(90％以上)有用教育方法加以改造的可能”。毛泽东还主张扩大资本家中的左翼力量，“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进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逄先知：《毛泽东传》）
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确实依然强调阶级斗争的继续存在，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这是不是将阶级斗争扩大化了呢？这种斗争，就其性质和可能导致的结果而言，是很严重的，因为它将最终决定中国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个前景前面作何种选择。如果大多数人的思想都变了，那么社会主义的成果也就保不住了。如前所述，毛泽东这一判断的科学性与前瞻性已被后来苏联剧变的事实所验证。但是，毛泽东又一直在说，这一类阶级斗争“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少数敌我矛盾，主要指现行破坏活动）。而人民内部的问题，毛泽东早就说过，不能用专政的办法，只能用说服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法来解决。毛泽东认为，共产党进行这种形式的阶级斗争主要任务就是要用正确的思想引导和教育群众，他说：“责任在谁呢？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
“四清”运动就是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提出要抓阶级斗争后在全国发动的一场宏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一开始毛泽东就讲明，四清是一场“重新教育人的斗争”。在专门研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会议快要结束的那一天，毛泽东彻夜未眠，天一亮就急着把各中央局第一书记找来，反复叮嘱大家“不要性急，不要搞乱了。对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要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一条。”整个四清运动，毛泽东都严格规定“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员群众。”“不要搞到工人当中去”，“民主党派不搞”，“主要是正面教育。”即使对待犯错误的基层干部，毛泽东也主张用“洗温水澡”的方法，重在教育，保护大多数，实现对群众和干部的两个“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毛泽东还说，四清运动不仅要依靠贫下中农积极分子，而且要“团结富裕中农以及或者已经改造或者愿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残余、富农分子”。在这里，毛泽东又一次运用了“左、中、右”分析法，他说：“地富本身有左、中、右，地富子弟更有左、中、右”；民兵，“地富子弟进步的也可以要”；贫代会，“地富子女表现好的也要有代表参加”。（逄先知：《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可见，毛泽东的这种分析方法，就是从实际出发，防止打击面扩大化，从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最大限度地扩大拥护社会主义的人群，以孤立和打击对社会主义威胁最大的敌人。
什么是危及中国社会主义前途最危险的力量呢？毛泽东认为，是掌握着大的权力，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权，而又脱离人民、高踞于群众之上、谋取官僚特权而不愿搞社会主义的人。这样的人，权力越大，危险性就越大。毛泽东郑重地告诫全党：“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就会变颜色”。毛泽东的这个论断同样在苏联解体的事实中得到充分的验证。1991年6月，一个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发表了他对苏联解体过程的调查结果，指出，原苏联亲资本主义联盟有四个主要群体——知识分子、经济学家、私人业主、党国精英（即原苏共党内实权人物），而新的资本家阶级的绝大部分，出自这个党国精英集团。俄罗斯100家最大私有企业的创办者中，有62%是这一类党国精英。（大卫·科兹：《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至于戈尔巴乔夫及叶利钦之流在苏联解体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则早已人所皆知。
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屡遭质疑而又不断为历史所验证的事实，向我们提出了如何看待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在他自己最喜爱的著作《实践论》里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这就是说，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也包括一切人类文明的思想成果），“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而是为了“改造世界”，为了革命的胜利来“指导行动”；不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不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也不能把“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而是用正确理论的“矢”，来射革命实际问题的“的”；“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这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注重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和切实掌握，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而最关键的一条，就是《实践论》所说的：“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
林之辛 202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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