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考证“大跃进”人民公社问题时发现，毛泽东在不同场合不下50次谈论“大跃进”的错误和教训。他对我们讲，“这些教训要牢牢记住，要经常向人们讲”，永远不能忘记。历史还告诉我们，毛泽东不只是反对“大跃进”中左倾错误的旗手，他还是将“大跃进”严重教训成功地转化为治国经验的高手，在这方面，毛泽东可谓是全党的典范。毛泽东告诫我们失败是成功之母。因为教训可以使人们从反面认识真理。因而，研究毛泽东是怎样将“大跃进”的教训转化为走向成功的经验，对我们认识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提高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领导才能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这对“毛泽东是左倾错误的炮制者”的污蔑论也是有力的一击。
毛泽东是怎样把教训转化为成功的经验的呢？
笔者在撰写本文时，吸纳了陈晋同志《毛泽东是怎样汲取“大跃进”教训的》考证成果，认为主要表现以下诸多方面（多数引证和数据都出自陈文）。
一、针对初期人民公社共产风共产风对“大跃进”造成的危害，毛泽东通过整风学习，帮助高级干部认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为人民公社确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所有制关系。
初期人民公社一成立就宣布实行全民所有制，无偿没收个人的财产，一切财富都归人民公社所有；分配方式不考虑物质条件的限制，一上来就实行近似按需分配的供给制；这样，人民公社本来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却变成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共产风是对“大跃进”伤害最大的错误，极大的伤害了群众的切身利益，引起人民的不满。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无偿没收个人的财产是抢劫，是犯罪，要整顿，搞不好人民公社“要亡”。
为什么会刮起共产风呢？
毛泽东认为产生共产风的关于从理论上有两大原因：一是没有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搞错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犯了超越历史阶段的错误；二是人民公社破坏了商品交换，违背了价值法则。针对共产风的教训，毛泽东要求必须刹住“一平二调三收款”的歪风。他告诫干部，“无产阶级不能剥夺劳动者，不能剥夺农民和城市小生产者，这是一条基本原则”。凡是已经剥夺了个人财产的必须“坚决退赔”。要求“县、社一定要拿一部分实物来退赔，破产也要赔。有实物退实物，有钱退钱。县、社干部可能不满意我们，但是这样才能得到群众，得到农民满意，得到工农联盟。苦一下，痛—下，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510页。）有些同志讲到要破产还债。这个话讲得不那么好听就是了，实际上就是要破产还债。（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523页。）用彻底退赔来教育干部，使干部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589页。）万万不能再搞一平二调，不要把户养的猪调上来，调一头猪也要受处分。（《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174—175页。）
为了使党员干部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毛泽东把高级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作为立身的根本。在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高级干部要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一本是《马克思列宁论共产主义》。为了取得真正的效果，毛泽东在中央办起了读书班，研究解决“大跃进”中的共产风问题；通过读这两本书使高级干部懂得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有什么区别；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期阶段，生产力还很落后，人民公社只能是集体所有制。在弄清这个道理的基础上，人民公社建立了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三级所有制实行按劳分配的工分制，消除了共产风，使人民公社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有些人对此不理解，说办读书班似乎离解决左倾远了点，纠正不痛不痒，其不知毛泽东这样做首先是掌握思想武器，这才是根本的根本。
二、针对片面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导致浮夸风盛行给“大跃进”带来的危害，毛泽东把“留有余地”和“宁慢勿快”确定为制定计划和指导建设的基本方针，强调“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
“大跃进”运动的突出特征是追求经济建设的高速度。例如诸多的“大办”：大办工业、大办农业、大办钢铁、大办交通、大办水利、大办教育，甚至大办副食品基地等，目的是要求各条战线都大干快上，结果是事与愿违，很多大办没有办好，留下不少烂摊子。毛泽东很痛心地讲： 1958年到1960年，三个年头犯了错误，整得我们好苦。我们本来想搞快些，反而慢了。经过这些挫折，我们懂得了要谨慎。（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131页。）从那以后，在研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规划时，毛泽东总是要把计划中的指标往低处压一些。对一些指标说不出实现的充足理由，在他那是通不过的。毛泽东甚至产生一种宁慢勿快、宁少勿多的想法，总是强调步步为营，时时提防经济冒进。他曾提出：我们搞几年慢腾腾的，然后再说。（《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523—524页。）水利、工业都不能冒进，要分步骤有计划地一步一步地搞。（《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175页。）不要图虚名而招实祸。
1964年，在酝酿“三五计划”时，毛泽东多次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的汇报，发觉各方面要求上项目的势头又起来了，立刻表示：横直被没有钱挡住了。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以客观规律来办事。建设也有客观规律，搞多了，不行。就是有了钱，还是要打歼灭战。财政收入不要打得太满了，打满了危险！过去我们吃过亏，把收入打得满满的，把基本建设战线拖得长长的。要说服地方同志，工业、农业、国防和其他建设事业只能搞那么多了。必须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过去讲是讲了，但是没有做。（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348页。）1965年“三五计划”方案出来后，毛泽东看了不太满意：那么多项目，投资那么多，不仅各部门各地方提的要求高了，你们的指标也高了。安排得少一点行不行？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不如少一点慢一点能达到。我看五年搞1080亿元的建设规模大了，留的余地太少了。粮食4800亿斤能达到吗？要考虑来个大灾或者大打起来怎么办；钢1600万吨就行了。你这个数字压不下来，就压不下那些冒进分子的瞎指挥。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00、501页。）由此，他强调要注重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结构平衡，把老百姓的吃、穿、用放在突出位置，还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导方针。由毛泽东的干预，“三五计划”的投资规模从最初设想的1080亿元降到850亿元，这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1969年，又该制定第“四五”经济计划了。中央二三月间召开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期间，毛泽东特意交待：“在订计划的时候，必须发动群众，注意留有充分的余地。”（《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230—231页。）一年后，准备在1971年至1975年实施的“四五计划”方案出来了，毛泽东表示：我看了计划会议的文件，这次计划会议是20年来最好的一次计划会议。但是我就是担心口子开得太大了，五年加上今年一共六年就要搞到年产4000万吨钢，还要搞7000万吨石油。（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292页。）现在我们还没有超过2000万吨钢。在1000万吨到1800万吨钢之间来回徘徊了十年左右，还是上不去。现在倒要警惕，要防止有些人动不动就要翻一番。这个积极性一上来，又要发生事。（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352页。）后来的发展证明毛泽东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毛泽东担心的那样，原“四五计划”中的4000万吨钢产量应在1975年完成，而实际是1975年才达到2390万吨，直到1983年钢产量才达到4000万吨。
三，针对浮夸风瞎指挥不讲科学给“大跃进”造成的危害，毛泽东提出要把“俄国的革命热情与美国的实际精神”结合起来，强调党的干部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科学务实的工作作风。
浮夸风是“大跃进”时期仅次于共产风的一种坏风气。各条战线都争先恐后放 “卫星”，如果不放卫星就说你右倾保守，不吹就会受批评或受批判。毛泽东通过徐水调查发现了产生浮夸风的危害与根源。当“大跃进”刚刚发起多数人还在兴头上时，毛泽东在当年的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就提出：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有些地方放钢铁“卫星”的数目也不实在，这种做法不好，要克服。到后来，毛泽东就不客气了，他把浮夸风提到党性不纯的高度来认识。
弄虚作假的浮夸风是怎么形成的？
毛泽东明确指出：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35页。）我们老是要数字，种了多少，产了多少，天天统计，天天上报，横直就是那样，你瞎指挥，我就乱报，结果就浮夸起来了，一点也不实在。（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549页。）上面为什么要压下面呢？毛泽东认为，从领导作风看，这缘自脱离实际的瞎指挥。他说：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555页。） “大跃进”的错误说明：主观主义在我们身上经常存在，特别是掌权以后，容易产生自以为是，不肯反复研究，不肯听反对意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08页。）从浮夸风的教训中，毛泽东引出一条党内领导作风的底线，这就是：“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 毛泽东提出干部要“说老实话，做老实人，做老实事”，指出“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35页。）
为克服主观武断的“瞎指挥”，毛泽东还从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角度提出“调查研究”“多谋善断”“留有余地”“勿务虚名而招实祸”等要求。甚至搬出历史上海瑞直言进谏、郭嘉多谋善断、刘邦肯于纳谏、项羽独断专行等各种各样的故事，来提醒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以史为鉴。有意思的是，毛泽东还多次提到要学美国的实际精神和科学精神，说“大跃进”的教训是“搞了俄国的革命热情，没有搞美国的实际精神”（《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557页。）；在与自然界作斗争方面，美国也是我们的先生，经济建设也是科学（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68页。）。怎样才能科学和实际呢？毛泽东提出，各方面的工作光有一个管总的路线指导还不行，还要制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80页。）正是在1960年代初期，中央在工业、农业、商业、科学、教育、文艺各方面制定了一批具体的条例制度，意在使党对各行各业的领导和管理有章可循，按规矩办事，不再主观武断，从而使领导干部的决策更符合实际、更科学准确。
四、针对强迫命令风、第一书记个人说了算给“大跃进”带来的危害，毛泽东把建立健全民主集中制和坚持群众路线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坚守的原则。
“大跃进”造出那么多的乱子，从领导的角度分析，主要教训是丧失了我党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什么是民主集中制呢？ 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根本的组织原则，也可视作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在民主集中制中，民主与集中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民主是集中的前提和基础，集中是民主的指导和结果。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与目标，就是要在党内努力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民主集中制作为一种制度，是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提出来和确定下来的。它规定了领导和群众、上级和下级、部分和整体、组织和个人的正确关系,是胜利推进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保证，对防止个人专断、保证党对工作的集体领导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但在头脑发热的“大跃进”年代，行之有效的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无论什么事情都是第一书记说了算。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跟风的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盛行。第一书记未必都事事正确，这样的跟风势必因一人错误导致大面积倾向性的错误。毛泽东在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时讲过多种原因，如在郑州会议上指出人民公社受挫主要是没有弄清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的区别，在庐山会议讲主要是没有把握好综合平衡的问题，但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就不讲其它问题，专讲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毛澤東在会上指出：“黨委的領導，是集體領導，不是第一書記個人獨斷。在黨委會內部隻應當實行民主集中制。第一書記同其他書記和委員之間的關系是少數服從多數。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來說，常常有這樣的事情，我講的話，不管是對的還是不對的，隻要大家不贊成，我就得服從他們的意見，因為他們是多數。”还说 “隻要是大事，就得集體討論，認真地聽取不同的意見，認真地對於復雜的情況和不同的意見加以分析。……如果不是這樣，就是一人稱霸。這樣的第一書記，應當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長’。”毛澤東要求地方和基層領導，回去后一定要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來。“首先要建立和加強集體領導。不要再實行長期固定的‘分片包干’的領導方法了，那個方法，黨委書記和委員們各搞各的，不能有真正的集體討論，不能有真正的集體領導。”
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也是群众路线的原则。这集中表现在，在总结经验和制定政策时，不能搞拍脑门，要走群众路线，要弄清人民群众是怎么想和怎么要求的，这就毛泽东所强调的“从群之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针。
五、针对缺少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盲目性给工作指导带来的挫折，毛泽东把重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要把政策办法建立在弄清中国国情的基础之上。
毛泽东曾经讲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形容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时他曾说：调查研究如十月怀胎，解决问题是一朝分娩。“大跃进”严重受挫之后，毛泽东认为失败的重大教训之一，是没有弄清中国的国情。为了寻求符合中国国情的办法，毛泽东把1961年定为党的调查研究之年。要求县委书记要弄清全县的现状，省委书记要弄清全省的省情，中央要弄清全国的情况，然后提出解决适合地区实际的方针办法来。我国在“大跃进”年代是按照重-轻-农的顺序制定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实践表明，虽然重工业上去了，但农业轻工业却受到伤害。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认识到，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中国的发展必须以农业为中心。毛泽东接受了周恩来、李富春关于国民经济要“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把原来重-轻-农安排经济的顺序改为农-转-重的方针。后来的实践表明，这个总方针的调整很好地解决了不平衡的弊病，导致中国国民经济保持平稳快速与可持续的发展。
六、针对缺少社会主义建设经验难免会犯错误，把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及时整顿党的作风，作为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手段。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表了民主集中制的长篇讲话。他指出：对于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经验，还处于必然王国，带有很大的盲目性。这就决定，在前进的道路上必然会犯错误，在人的处理上即使在社会主义阶段也会发生冤假错案。但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正视和修正错误。
怎样才能少犯错误呢？
毛泽东指出，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制度。首先要实行党内民主，遇事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那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听。从工作方法上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指导革命与建设的同志不要只相信个人智慧，要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只有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制定的方针政策才能顺民心，合时宜，才会少犯错误。这很明显，毛泽东在这里是有所指的。这不仅是说给省地县的领导听的，也是给中央高层领导们听的。
其次，犯了错误要善于修正错误。
毛泽东指出，按照党的规矩，那就要检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检讨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直到群众通过为止。让别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大不了降职或调往别的部门和地区。毛泽东说：那有共产党人害怕群众批评，害怕群众讨论你的意见？越怕越不能解决问题。让下级讲出心里话，才能建立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毛泽东决定延长七千人大会的会期，让地县委书记“白天出气，晚上看戏”。通过出气，实现了与会者心情舒畅，达到最大的统一。如果联系人民公社运动，强迫命令，瞎指挥，动不动就批判，如果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按民主集中制的工作方法指导工作，能出这么多的乱子和笑话吗？群众会生气骂娘吗？
共产党员如果出于党心公心，就不能怕别人批评，自己要主动检讨，做自我批评。毛泽东认为这是共产党永远不脱离群众的基本保证。后来，毛泽东把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大条件之一。这对党勇于修正错误发挥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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