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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九句话

2013-01-12 12:33:29  来源: 风之谷书院  作者:风之谷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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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为止的一切国家机器,都没有改变压迫人民的本质。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必须将之砸碎的唯一选择。问题只是从砸碎到彻底消灭国家,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所必须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应该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比较苏联直接夺取国家机器,中国革命在较长时间的武装对抗中所积累的一些人民革命政权的经验,为1949年接管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提供了一点准备。但是,毛仍然认为,“我们这个政府过去是上面派去少数干部和下面大多数留用人员组成了政府,不是工人、农民起来闹革命夺得了政府……”,为解决政权的性质问题。毛进行了艰辛而伟大的探索。

  (一)“资产阶级就在党内”

  “五一六通知”,系统地表达了毛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观点,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性文件。它经过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作出决定并下发,意味着前一阶段文化领域内的政治批判已扩展到党、政府和军队的各个方面,批判对象的性质已确定为“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标志着这种“左”的错误开始在党内全面推行。

  但是,党内绝大多数高级干部很难接受这种主张。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长方志纯回忆道:“我从南昌坐火车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华东局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都是华东局委员、华东地区各省市的负责同志。会议的内容是传达贯彻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凭着多年的政治经验,大家事先已感觉到政治气候的严峻。在讨论会上,发言的同志不像以前开会那样踊跃,而且话语显得有些谨小慎微。许多同志虽然根据自己的认识水平,发表了一通讲话,但是对于文件中这样一些文字──'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是很不理解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是一个,也不是几个,而是'一批'。大家琢磨来琢磨去,越琢磨越觉得不可理解,越觉得不对劲儿。结果,华东局会议开了几天,气氛总是不那么活跃、热烈、和谐。”(《我与毛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38、39页。)

  虽然文革失败了,但是,在尘埃落定的三十年之后,民众和知识分子惊讶地看到一个新的现实中国向市场资本主义道路的全面转变。毛生前所曾预言的和试图遏止的“新生资产阶级的兴起”,“官僚与资本的结合”,“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以及美帝国主义主宰下的全球秩序”,“国内资产阶级和买办与跨国垄断资本的合流”,“工人阶级以及贫农下中农社会地位的急剧下落”,“右派上台千百万人头落地”等等;所有这些,当时很少人真正理解,大家认为这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神话,甚至觉得毛主席老糊涂了!但所有这些,在今天则都已成为铁一般的现实!

  马宾同志说:“文化大革命时很多问题不明白,现在明白了。……当权派的共产党,制订的政策却是资本主义的,而以共产党资本家或资本家共产党出现。文化大革命时,说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很多人说,这说不通,现在知道了,正如资本主义市场上的假冒伪劣,名副其实!”

  今天我们看得更清楚:从整风反右,到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到社教四清,到文化大革命,一直到文革后的“清查四人帮”、改革开放,那几十年一幕幕变幻诡谲的风云、起落叠宕的潮汐,不是什么个人恩怨,不是什么个人之间的争权夺利,也不是所谓“派性”,而是民众与官僚集团两个阶级的斗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出现在领导集团内部的斗争是这种斗争的集中反映,文革是这场斗争的最高潮。

  (二)“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

  解放后的中国民众,事实上还是受到官僚政治统治。与苏联相类,文革前的中国是一个控制严密的等级社会。在职业和婚姻问题上,家庭出身的限制极其严格。在政治上,宣扬刘的《修养》所提出的顺从人格。那时候的一个普通工人,工厂里的班组长有权剥夺他的自由和经济利益。如果他反抗,支持班组长的车间主任就可以根据法规,把他捉将官里去。其他地方无不如此,支书,队长,办事处主任,派出所所长都可以是至高无上的皇上。反对他们就是反党。到了1966年初,则变成了“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

  毛说:“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这些人贪天之功为己功,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他们说什么,就叫党的领导,相信党就要相信他个人。他们提倡不讲原则,提出无条件服从。不是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而是无条件服从直接上级。提倡盲从,提倡奴隶主义。我同他们的分歧,这是一个重大分歧。我不赞成他们保护自己,反对群众,提倡盲目服从。我一直坚持,只服从坚持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要批判。这是政治原则也是组织原则。要按照这个原则来做,并且要让群众也懂得,为群众所掌握。这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以及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就缴械了。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毛认为新中国旧的一套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同苏联差不多。他认为大民主好,便于攻击敌人,也能对各级领导机关、领导人直接监督,造成新的社会风气。

  毛主张在关系到普通人的切身重大利益的问题上实行民主,厂长无权解雇工人,工人可以批评厂长,下级可以批评上级,并主张最终消灭一切等级差别,实现人人当家做主。

  1959年毛读苏联教科书时明确地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毛提出:“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在毛看来,民主的真正含义,决不仅仅是有些人所热衷的多党制和投票选举。在西方国家,比方说,人们可以在大街上骂总统,可以选总统,但是,当你去公司上班,去餐馆打工,就不许你投票了,你的一举一动都要听老板的,老板可以随时炒你,让你下岗失业。可见,在真正关系到你的切身重大利益的问题上,就根本不讲民主了。民主是全体人民参加讨论、辩论,关心国家大事。民主精神的实质,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协商一致,形成超乎个人利益的一般意志。其具体实现方式,不管是以前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集会结社、游行、罢工的权利等等之外,还是选举,还是网络,其核心是群众监督、随时罢免、公务员领取普通工资等巴黎公社原则。

  在毛讲话的基础上,制订了被概括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这一思想随文化大革命到来转变为“大民主”。

  文革是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大民主”,中国人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批判社会,向现存的政治权力机构造反,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在公开讲坛、大字报和报纸上发表自己的不满和希望等等。1975年修改宪法时,就把游行示威和“四大”规定为公民的权利。大字报打破了官方和文人对文字的垄断,成为最典型的群众文化。毛说:有些官僚,怎么样也打倒不了,结果大字报一贴,上街一闹,他就怕了。这个东西,就跟现在的网络差不多。后来D取消“四大”,是极端自私短视的行为。当今腐败之泛滥成灾,与此有密切关系。

  三、“没有无产阶级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有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危险”

  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到底包括什么?过去的表述总是强调军队、警察、监狱等等国家暴力机构。在主张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又说要加强人民内部民主,仿佛这是两件分开的事。

  我们所看到的西方资产阶级专政,就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军队、警察、监狱,而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选举和代议体制、媒体和舆论工具、文化生产工业(教育、宗教、广告等等),是所有这一切组成的体系在维持着该体制的合法性。为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就只能包括血腥的暴力工具,而不包括它的利益代表机制、它的内部矛盾解决机制、它的文化思想再生产机制?没有人民内部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集会结社、游行、罢工的权利等等,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就名不符实,而只能算是一种幼小的、有待成熟的无产阶级“摄政”。而这种不成熟、不稳定的“摄政”,随时都可能被篡位、被颠覆,变成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和法西斯的专政,而同时蒙蔽人民于黑暗之中。

  对毛来说,在人民内部实行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广泛民主,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之外的东西,而应该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关键组成部分。

  既然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以政治思想领域内的斗争为主要方式,那么,怎样才能最好地开展这样的斗争呢?很显然,这只能靠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原则,也就是完全彻底的言论自由原则。新闻检查和言论控制绝不是思想斗争。既然是文化思想领域内的斗争,就要在文字批评、阅读解读的战场上去战斗。应该强调,为了展开这种斗争,必须保证反动言论也有发言权。其实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这是毛一贯的言论观,这就是:允许反动言论出笼,同时发动群众研究批判之。笔者今后将对此问题进一步讨论。

  无产阶级专政的精髓,在于“四大”民主,阶级斗争为纲的关键,在于彻底言论自由。没有“四大”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彻底的言论自由,就等于放弃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

  文革中左派就是吃了这个亏,凡是大民主不充分的地方,群众受到的镇压就多一些。专政不是暴政,更不是恐怖主义。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群众出征,怕反动派闹事,结果非法杀了很多人,但是革命并没有因此得到什么好处!

  四、“一个不杀,大部不抓”

  要认识毛的“群众专政”在文革中的探索,或许,首先要理顺几十年来已强烈影响人们认识文革的“暴虐”、“专制”,应该有的本质的真实。

  从延安整风到建国后的历次肃反、到文革时的清队,毛一直主张“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王力反思录》中说:毛“在文化大革命中还反复说,我党七大后犯了三大历史错误,其中第二条就是杀了一个王实味。毛主席的”一个不杀“原则,连林彪、江青、康生也破坏不了。我从报上看到的被迫害致死的老同志,没一个是枪毙的,全国枪毙了四位烈士,绝不是请示过毛主席的”。“他还说,即使证据确凿的特务,也要一个不杀”。对斯大林肃反所杀的党内反对派,毛主席还对后来的一个苏共领导人说过: “这些人不但不该杀,而且还留在中央和政治局就好了。”

  所谓文革中的最大冤案刘,用谢富治67年3月24日在公安部的讲话说:刘“在47年、48年冀中要打倒一切老干部,那时候叫搬石头,是毛主席纠正的,63年至64年四清时,在工厂工段长以上干部都要打倒,毛主席主持制订了23条,纠正这种形左实右的东西,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刘派老婆、亲信到学校,把系以上的干部都打成黑帮,这就是毛在他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中愤怒指责的”五十多天“。斗争方法戴高帽子是他们搞的,发展到八月中斗小流氓,十万人大会,其中还有公安人员,小孩子五花大梆,拳打脚踢,后来才打人成风了”。--最后这一段话就是指的那些以高干子女们为主组成的“老红卫兵”--“联动”(联合行动委员会),1966年8月前后,在北京搞的“恐怖”,成千条人命遭他们“草菅”,包括海外宣传的大兴县的屠杀,都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后来回到北京的毛看到刘批转北京大学《文化革命演示文稿》第九号时所写的批语后说,“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讨论中,毛当面批评刘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有人这样说,党内高层6个最能整人的人刘、邓、彭、康生、罗瑞卿、周扬文革中被打倒了5个,且不论他们整的人是否是对的。或者换句话说,当时不打倒这5个人,文化大革命可能就起不来,无非是第二次“反右”。

  如果说在文革前的十七年里,许多领导干部对毛是采取阳奉阴违,暗行其事,另搞甚至方向完全相反的一套(辟如57年反右,在基层基本上是镇压批评官僚的左派),那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已明显靠边站,又有了向全党、全国人民、全世界公布的文革宪章“十六条”,而各级党政领导几乎是完全一致地公开顶着“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许以任何借口整群众”的明文规定,直接组织领导更大规模地整群众,知识分子、干部,一些地方还直接使用了专政工具,不少还是老婆、孩子一起上到第一线。尤其是那些高干子女,好象从父母那里得一密传,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借“破四旧”故意制造恐怖以威慑整个社会,以“血统论”作杀手锏,目的是压制、镇压有可能在这次运动中涌现的新的革命力量--造反派。官方史书上把他们描绘成被迫害的沉默的一群,甚至于说他们被打死还喊毛万岁--愚忠到这个地步。世界上哪有这么笨的人?一两个是笨蛋,一个社会集团不会不清楚其利益取向的。

  所谓七六年天安门事件,主要是久已不满的高干子女,借助了关心政治前来观看的成千上万的群众,而且在这里,打、砸、烧了,最后当局派出民兵,抓了几十个人,没死一个人。想想二十三年后的坦克车、机关枪和整建制的野战军……到底是谁暴虐呢?

  在党内斗争方面采取“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对国家暴力机器的限制和削弱。毛在文革中再一次强调了“精简机构”和干部的“半供给制”,这是打击官僚机构“寄生性”的必要举措。毛说:“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关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

  文革爆发后,整个司法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

  反对专政机关乱抓人。据《王力反思录》,“公安六条”首先是毛提出来要搞的,是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的。看来不能称谢富治的“专利”。王力说,毛提出来要搞几条,主要针对文革初期各地专政机关乱抓人,甚至跑到北京来抓人的问题。在讨论第2条时,毛就说过:“批评我就是反革命嘛?我就不能批评嘛?”但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样的条款应该是必要的。以后,尤其是“清队”后,毛多次强调:“至于写几条反动标语,那有什么要紧”。1969年4月5日 ,毛在同谢富治谈话中说:“十六条”第7个问题,我就加了一句: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盗窃国家机密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其它一个不抓,一个不杀,一个不关。尤其是在文革的那些年头里,毛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他是年年讲,有一段时间,甚至月月讲,逢会就讲,逢有关文件就强调。清华大学一份矛头直指文革和毛的《414思想必胜》的作者周泉缨被抓后,毛批评谢富治:他们有他们的理论家们,他写一份大字报你抓他做什么,我看还是放了好。

  精简国家机构包括暴力机器。一位“九大”代表回忆当时传达毛的一个讲话:“我看不需要这么多监狱,把监狱里这些人放到群众中改造,这个办法好,天塌不下来”。1960年就曾撤消过检察院(1962年恢复),以及曾有过的司法合署办公问题。1968年12月11日,被文革后归罪于“江青支持的”高检、高法、内务部军代表、公安部领导小组联合向毛、中央、中央文革写了《关于撤消高检院、内务部、内务办三个单位,公安部、高法院留下少数人的请求报告》,被批准执行。谢富治1967年5月5日说:“检察院完全是学苏联的”;1967年11月25日说:“法院这个名称是旧的东西,沿用国民党时用的名称”,“要通过斗争把原来法院存在的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的东西统统搞掉”。并说,17年来这个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的,只有靠造反来解决。同时,公安部发下文件,中断了和地方公安厅、局的垂直关系。地方专政机关也是萎缩状,湖北省“1968年将原公、检、法干部精简90%”;浙江省革委1968年的54号文件,要求县级公安机关军管会人员不少于10-15人。

  “砸烂公、检、法”。这是文革一大罪状。以至后人往往为贤者隐。据谢富治“八、七讲话”中说:“砸烂公、检、法,毛主席当我面讲过没有十次也有八次”。另据资料记载,1967年9月19日毛在长沙说:“过去好象说,没有公检法就不得了,我一听说公检法垮台了,我就高兴”(当时有张春桥、杨成武、汪东兴陪同)。据此,应该认为,“砸烂公、检、法”是毛提出的,谢富治也绝对不敢伪造。我看,“砸烂公、检、法”虽然不够条件,但是总比“加强公、检、法”好。像DXP决定“严打”,他83年7月19号谈话中说:“那一次政治局会议讨论打击经济犯罪问题,讲到从重从快从严时,有同志冒了一句,说还要搞准。我说,没有准不准的问题,……有什么准不准的问题?是下不了手!”文革中一年杀了几个人?而83年“严打”杀了多少?恐怕要以十倍计。其中有多少不该杀的?根据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秘书长关于死刑的第6个五年报告的统计,中国在1994年至1998年执行死刑12338起,并指出中国是所报道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

  “小册子”、“三位一体”和“枫桥经验”。1975年1月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中规定:“检察和审理案件,都必须实行群众路线。对重大的反革命刑事案件,要发动群众讨论和批判”。大多数地区的实施(写入宪法前早就开始了),是把公、法部门认为需要逮捕和判刑的嫌疑人的材料印成小册了,发给各个单位(工厂、大队、商店、部队、机关、学校、街道等),交群众讨论、批判,然后收集群众意见来决定是否逮捕、判刑和判刑的大致幅度,有些重大案件,司法机关还要下到基层单位,直接和群众讨论对案件的认识和处理意见,这是毛式的陪审团制度。例如1976年郑州的清明节事件,写大字报反对一些人利用纪念周恩来的名义攻击毛主席、党中央的郑州电信局职工焦春亮被一些流氓在街上活活打死(清明节事件中全国唯一被打死的人),事后,司法机关确认刘敬为首犯,省委的意见要判其死刑,在印成小册子交群众讨论时,郑州肉联的一些群众贴出大字报,认为勿勿杀人是“杀人灭口”,要求“刀下留人”。河南省高法负责人到肉联讨论后,刘敬的死刑就搁置下来,在新的中央为清明节事件平反后,刘敬以后就成了到各地演讲的“四、五”英雄。这一段太好了!对比刘涌事件中专家宣扬的“群众不要干涉司法”,不知道谁更民主一些?

  严禁法西斯的审查方式。据《毛传》,是1972年12月,毛对原铁道部付部长刘建章妻子刘淑清来信的批语:“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来信反映的“法西斯审查方式”具体所指是什么呢,据《湖南省志政法篇、审判》记载,是“反映北京某监狱一天只给犯人放风30分钟,喝三杯水等问题”。周恩来随即批示,让刘保外就医,并要求公安部会同北京成区再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主席指示的这种法西斯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诉犯人控诉”。之后,公安部提出了35条措施。

  废除劳教制度。文革全面展开之始,劳教等制度就成为造反的对象,劳教制度于1955年肃反时建立,1966-1970年,全国各省、市、区陆续宣布撤消劳教、少年管教和强制劳动等工作,1969年后一些省“普遍实行”对“无帽就业人员实行民主管理”。文革后恢复“与强制劳动改造场一起收容打砸抢分子”(即造反派),50年来。有400万人被用此惩罚。

  五、“要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

  《王力反思录》说,1967年夏天,在文革斗争最高潮时,也是军队最起作用时,毛却要搞起“第二武装”,1967年7月18日在武汉召集周恩来和武汉部队负责同志谈话时说:“为什么不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你们要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毛夸奖造反派“钢工总”修工事很好。为回答林彪提出的抢枪问题,8月4日在给江青的信中毛主要强调二点:一是武装左派;二是群众专政。当然王力是为了迎合邓而批评毛的,那么如此联系起来,王力不是说是毛要颠覆这个国家了,那只能是指这个国家机器,实践马克思的观点,用武装的人民代替常备军。

  既然国家机器存在一天就不会根本改变压迫人民的本质,那么对付它的唯一办法就是群众专政,就是武装人民。对外,它可以代替常备军的一般职能(除战略武器和特殊高技术装备的控制外),什么靠“科技强军”打赢,那是哄小孩的,中国人民克敌制胜的法宝根本靠的是“人民战争”。对内 ,它基本代替原有专政机关的一般功能(可以有一定的专业技术,组织相补充),人民自己也需要“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旧习惯和坏思想”。有人说全面内战,法国大革命不是内战吗?美国不也规定公民有持有武器的权力吗?

  在D时代,解放军地方部队改为武警部队(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是公安部队),以后又陆续将一些“裁军”的野战部队划入,其轻兵器等装备方面有些已高于野战军,说明军队的主要使命已经发生变化,从一支对外的军队转为对内的军队。

  七、“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中国历代王朝的更迭,新统治者上台伊始都会立即搬出旧的礼教,以教育规范新的顺民,唯有毛是一个例外,在他执政的27年里。一直煽动人们向执政党和新官僚机器进攻。身兼政治家和教育思想家的毛,当然要把他的教育主张纳入其明确的政治目的中,他把继续革命以实现革命理想的期望寄予他自信能再一次发动起来、经过新的教育的革命群众,寄予新教育、新社会应该培育出的一代又一代“革命接班人”。他因此更反感新老传统教育对青少年个性、生机的束缚、压抑,他也同样厌恶历代相袭的维护少数人统治的英才教育。

  毛有关教育问题的谈话不但在中国,也在西方不胫而走,在那里的校园里激起了回响。

  文化大革命全部过程的这场教育革命,至今仍有不少可借鉴之处。一些具体经验,如以克服三脱离为目标的探索;清华提出的“打破过去把基础科和专业科截然分开的界线”;同济等校提出的教学、设计、施工“三结合”统一体;农大回农,分散到农、社来社去;医院可以办学,办试点班;“文科不一定非要高中生不可”;教师、科研人员和社会(工厂、农村)对流;请进来,走出去向人民群众学习;开门办学,教学开放;贯彻毛主席十大教学法,现场教学,课堂讨论,民主评议;校办工厂、厂(场)校挂钩,勤俭办校;高中后期的分流和实用教学;“四个面向”中一些设想和尝试;对知识青年下乡的函授教育等。有些是需要我们在今后一个相当长时间内继续探索的。这场教革的模式从简单的“指示--执行”“典型--学习”到“讨论--共识”、“互学--相长”,应该说比较全面,尽管粗糙些,这也是几千年传统教育从来不可能有的场面和民主性。

  更使传统教育难以接受的是,这场教育革命鲜明的提出:学校向90%以上的工农开门,提出普通教育十年学制(农村九年),“上小学不出村,上初中不出队,上高中不出社”等,使就学率迅速提高,也如梅斯纳所说的:“毛主义时代大量增加了教学设施和受教育的机会,扫除了大量的文盲,并且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保健制度,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官方也至今认为:“这是其巨大的历史功绩”。

  毛鲜明的举起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面大旗。无产阶级政治就是全人类的解放。他所提出的“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则是走向全人类解放的必由之路,只有通过这条路、那道所谓“永恒”的“墙”,才有可能从历史上真正的消失,一个不再分成两半的理想社会才有希望从这里真正展开。

  不同的是邓77年5月的讲话:“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必须集中力量,加强重点学校的建设”“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据此,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78年1月颁发《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试行方案》,80年10月又颁发《关于分期分批办好重点中学的决定》,明确规定,由于师资、经费、设备有限,不能平均使用力量“必须首先集中力量办好一批条件较好的重点中学。”这就当然要为这一小部分人提供不同内容、条件的教育,也实际上为他们提供了走向将来社会优越地位的途径。这种“天才”“英才”教育,显然是和上述民主化趋势背道而驰的,而且也是以伤害多数人为代价的。有多少适龄青少年被“改革”掉接受普通教育的权力。

  八、灵魂救赎的革命

  一次又在讨论宗教的积极作用时,一位应属“自由派”的女士说:毛/主/席的“老三篇”不是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嘛,一语道破,使人豁然开朗,是的,除了鬼神迷信,宗教正面倡导的那些积极东西,“老三篇”都有了。

  毛领导的中国革命与世界其它革命最大的区别,就是革命的方法主要是灵魂救赎而不是肉体消灭。

  英国大革命处死了国王查理一世,法国大革命处死了国王路易十六,俄国十月革命处死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唯独中国革命,不仅没有处死集封建皇帝和卖国者于一身的赙仪,并且还把他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使其从人性异化的灵魂枷锁中彻底解放出来,完成了人性回归的伟大过程,那是一种如同高僧得道般的大幸福大自在,当1960年赙仪第一次拿到选民证时兴奋地说道:“我第四次当上了'皇帝'--我和我的六亿五千万同胞一起,成了自己祖国的主人。”“我懂得了我历代祖宗所不懂的历史和人生。我懂得了人为什么而生活,懂得了真理和正义。”此时的赙仪,已经达到了生命涅磐的至高境界,那种能够浸透整个生命的由衷的快慰、幸福和从容,绝不是权钱名利能够替代的。四场革命中四个皇帝的不同命运,显示了中外革命的不同性质,欧洲三大革命采取了肉体消灭的方法,中国革命采取了灵魂救赎的方法,不仅把封建皇帝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包括日本战犯、国民党战犯、甚至人伦尽失的军统头子等,都能让他们迷途知返、人性回归,和赙仪一样地成为了觉悟新人,在自觉融入普通劳动人民的过程中重新找回了幸福的自我,享受到生命的快乐。

  这是中国革命不同于古今中外一切革命的最本质特点。西方文化占有和征服的哲学本质,决定了欧洲革命的肉体消灭方法,包括宗教本身都是采取暴力革命和战争的手段完成了自身的净化,中国革命则是采取了宗教的悲悯情怀和灵魂救赎方法,不是通过肉体消灭的方法,把罪恶连同恶人一起铲除,而是通过灵魂救赎的方法,在铲除罪恶的同时把恶人也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实现老百姓的身体解放和作恶者的灵魂解放,这是古今中外所有宗教共同追寻的铲除罪恶的最彻底的终极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解放全人类设想的现实方法。

  今天站在世界一体化立场上回看中国革命开辟的这条灵魂救赎道路,就会由衷地感觉到毛的确是超越人类一切宗教大师和思想大师的最伟大导师,为当代全球化发展开辟了一条和谐道路。虽然中国革命的爆发不是毛决定的,但是中国革命的灵魂救赎性质完全是由毛个人因素决定的,是毛带领中国人民为寻求人类彻底解放而进行的伟大探索。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有的革命和运动,无一不是灵魂救赎的运动,革命成功后把旧政府人员全部包下来,把知识分子全部养起来,对资本家实行和平赎买,对旧的剥削集团实行和平改造,对当时企图重新欺压百姓的党内官僚集团实行文化革命,主要通过自我教育自我解放等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方法,消除他们身上由数千年剥削社会形成的异化本质,促使他们自觉地回归人性,回归人民。

  有一件小事最能说明是毛赋予了中国革命灵魂救赎的性质,50年代初西藏达赖喇嘛发动武装叛乱失败后仓皇出逃,被解放军铁桶般包围起来,毛直接命令前线指挥员悄悄让开一条道路放达赖出逃。直到今天,西藏人民提起毛主席仍然还是那句话,“毛主席,红太阳”。可以说,放走武装叛乱的达赖这个举动在任何国家都是绝不可能的,当初美国亚特兰大叛乱已经平息后,为了给叛乱者留下地狱般的历史恐惧感,在全城居民已经放下武器的情况下,仍然被联邦政府军队一把大火烧得干干净净,数千名哀求的老人妇女尽数葬身火海,无一生还。对无辜平民尚且实行灭绝手段,对叛乱头子会如何惨杀也就可想而知了。可见,达赖能够活下来,并且还在前几天获得了美国总统布什亲自颁发的金质奖章,实在是因为领导中国革命的是毛,如果换成其他任何一个人来领导,恐怕达赖至少已经轮回两遍了。

  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

  1968年7月28日毛召见韩爱晶等造反派领袖时,韩爱晶问了一个“有关中国前途的大问题”:“毛主席,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局面那我们怎么办?”

  毛回答说:“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都消灭,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

  如今尚未出版的主席给江青的信中,他预言右派在台上不会太久:“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而要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实现民族复兴、社会公正,除了寄希望于人民以外,没有第二条道路。

  在精英看来,知识精英的任务,是设计出最优的制度蓝图。而政治精英的,就是说服人民接受这个制度蓝图。

  的确,民众的阶级意识和组织程度,尚未成熟到可以取代官僚集团、实现大民主的程度。但是,无视人民的参与,精英的民主难免沦落成是由选举选出民主“暴君”或专政贪腐的权力寡头。知识精英们往往以为可以按照他们设计好的蓝图去改造这个社会,结果却把事情弄得一团糟。仅仅制宪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因为宪法的实践还需要人民力量的不断成长,因为统治者并不会自动接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统治者为了他们的利益往往会将法律和制度弃之如敝履。而人民力量的成长是一个极为艰难和漫长的过程。所谓民主归根到底是人民力量的壮大,是人民和统治力量对比的平衡,是人民可以和统治者进行讨论和谈判。民主并不是一纸宪法和法律,民主是一个具体的斗争和实践过程。从根本上来说,是人民力量不断成长壮大的过程。没有人民大众的普及教育,没有人民政治、经济力量上的发展,就没有民主。

  毛反对任何形式的制度决定论,反对任何由精英事先设计的蓝图--无论是共产主义蓝图还是美式民主的蓝图。民主不是一种制度,而是漫长的历史进程,人民是这一进程的主体。世上没有救世主,人民会自己走出一条路来。

  建设新民主的努力,不是在纸上完成的,不是选择何种制度的问题,而是人民在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实现的。毛说:文革要七八年来一次。只有通过周期性的大民主运动,激发民众的政治意识,形成新的政治平衡力量,不断冲击官僚体制,促进社会进步,最后实现质变。除此之外,是没有捷径可走的。(风之谷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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