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纪念毛主席诞辰122周年

　　顾凌英

　　在纪念毛主席诞辰122年的日子里，不得不想起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波澜壮阔的日日夜夜。毛主席正是在这样的斗争中研究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在实践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他的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经过了多次路线斗争的考验，以及在实践中取得的辉煌胜利，在全党和全国基本上取得了统一的认识;而关于他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特别是更为重要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由于阶级斗争的现实存在，真正认识到它的伟大意义的人还不多，因此更值得我们研究和讨论，提高认识，达到思想上的统一，以利于今后长期而艰巨的彻底战胜资本主义的斗争。

　　看来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理论在实际的斗争中，似乎至少经历了三个发展的阶段。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到1957年变整风变为反右扩大化，为第一阶段;1958年从大跃进中出现的浮夸风和共产风到三年困难时期(1962年的包产到户)是第二阶段;从1964年的四清到文革是第三个阶段。我们按照这一順序，来研究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阶段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为什么要在1962年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为什么要在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这完全是按照中国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发展的实际要求而提出来的。这篇文章先讲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毛主席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基本上消灭了剥削，必然地非对抗性矛盾是当时矛盾斗争的主要形式，不论是党内还是党外的资产阶级如果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改造，他们和我们的矛盾，就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1956——1957年变整风为反右扩大化的第一阶段正是我们和资产阶级斗争的开始阶段。

　　在一个较长时期，我们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了，压在中国劳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被打倒了，反动政府被推翻了，全国人民得到了解放，人民只要集中精力建设社会主义就可以安居乐业了。当时郭沫若写的《少年先锋队队歌》的三段歌词，很典型的体现了全国大多数干部和劳动人民的思想。这种思想甚至在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八大的政治报告中也有体现。刘少奇的八大的政治报告是这样说的：“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转引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345页)。这个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中，不仅没有了阶级矛盾，而且连人民内部矛盾也是不存在了。前两个矛盾，是人民的要求、需要等愿望同社会现实、现况之间的矛盾，这是人们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是过去历史上任何社会都存在的，而且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类也不会没有新的“愿望”，不能认为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特殊矛盾吧。而把这一抽象的矛盾现象归结为“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更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思想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对矛盾的性质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只能是“内容决定形式”，也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且生产力永远是社会前进的动力，劳动阶级的要求就是生产力要求的体现。因此只有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才可能是“先进”的、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也就是说世界上从来不会存在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所谓的“先进“的生产关系。由于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对矛盾性质的理解错误，我们可以从此找到，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产生的思想根源。也可以找到镇压革命群众的所谓理论依据。这个理论认为代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政府是“先进”的，而代表生产力的工农劳动者是“落后”的，从这里，他们就已经滑落到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中去了。

　　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现实存在的主要矛盾呢?毛主席在他1957年2月27日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于三大改造完成之后，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作了完全符合当时实际的科学的分析。毛主席在这一时期在多次不同场合与不同的对象，都谈到了他对当时形势的分析、看法和政策。毛主席1957年3月18日到达济南，(下午在专列上同山东省委负责人舒同、赵建民、李广文、师哲、夏征农等谈话。)晚上，到山东省政府大礼堂，在山东省级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会上发表的讲话比较全面地表达了他对当时形势的估计和他对解决这些矛盾的设想。

　　毛主席说：“我只讲一个问题——思想问题。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党里头，社会上，人们的思想有一些乱，比如批评共产党的人多了，党外人士比过去敢于讲话了，敢于讲我们党的缺点了。有人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对社会主义有没有优越性也发生怀疑了。有一些人讲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合作社办得不好。有一些知识分子讲，美国比中国好，比苏联好。去年这一年，特别是下半年，人民内部闹事也发生了不少。报纸上，小品文、讽刺文章多起来了，批评缺点，冷潮热讽。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就跟着资产阶级走，否定一切，不加分析，把情况看的比较坏。另外一些共产党员就不服气，说：“都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条闹出来的”。所以我们党里头有两种人。一种人，外面讲什么，他们也跟着讲;另一种人就想收，谁不听话的时候就想压一下子。这是现在的情况。当然，外国的事情对我们有影响，比如苏共二十大把斯大林批评了，后头发生波兰、匈牙利事件，国际上有反苏反共的风潮。还有我们工作上的错误，无论是肃反、土改、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中间，都有主观主义的错误，有官僚主义的错误，也有宗派主义的错误。这些引起一些人的思想混乱。有外国的影响，但主要还是我们国内的原因。我们现在处在这么一个时代，就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第八次代表大会作了结论的，这个结论是合符情况的。人民内部的问题多起来了，就暴露出来许多思想问题，就有一些乱了。过去是不是有思想问题呢?过去有的，实际上我们刚进城那几年更乱一些。但是哪些不同的意见，那些意见分歧，被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所掩盖了。去年上半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所谓基本结束，就是说还有阶级斗争，特别是表现在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只说基本结束，不说全部结束。这一点要讲清楚，不要误会。这个尾巴要吊很长时间。特别是意识形态这一方面的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思想跟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这个争鸣是要争几十年的。刚才讲有阶级斗争，特别表现在意识形态上面的，我们是把它当成内部矛盾来处理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有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些方针在我们党里头还有相当多的同志不甚了解，有一些同志不大赞成这样的方针。采取这样的方针有什么理由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种使得文学、艺术、科学能够繁荣起来的一种方法，也是一条方针。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其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党功劳太大，在中国社会的威望太大，这就发生一个危险，容易包办代替，用简单的命令行事。所以，我们特地请几个民主党派来监督我们，并且和我们长期共存。所以我们的方针不是收，而是还要放，现在还是放得不够。思想的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不是用粗暴的方法能够解决的。我们应当提倡大家公开民主的讨论、平等的讨论，互相争辨，这样的方法就是用说服的方法，不用压服的方法。如果我们是采取放的方法，采取说服的方法，我们的国家就会兴盛起来。专政是对付敌人的，民主是对人民的。人民内部的关系是一种民主的关系。如果我们搞错了，把专政的范围扩大到人民内部，凡是有矛盾、有问题的时候就用压服的方法，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就可能受到很大的损失。而且总有一天要回过头来，有压服不了的时候。人民内部矛盾发展起来了，又不要压服，不要用行政命令，这样一来是不是很危险?据我看，没有什么危险。不同的意见只会因为辩论、民主的讨论而得到正确的解决，得出真理，文学艺术方面会更活泼，会发扬创造性，科学方面会要更加发展起来。这种功效不是一年两年可以看得出来的，可能要十几年到几十年才能看得出它的效力来。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任务转到什么地方?就是要转入到搞建设，率领整个社会，率领六亿人口，同自然界作斗争，把中国兴盛起来，变成一个工业国。现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呢?按照八次大会所说的，基本上分了胜负的，就是资本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基本上胜利了。是不是最后胜利了呢?那还没有。最后胜利还要有一个时期，大概要三个五年计划。至于两种思想的斗争，资产阶级思想同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那就要更长一点了。我们国家是文化落后的国家，要好好利用知识分子的队伍。在我们这个国家，知识分子是相当值钱的，我们一天也离不开他们。所以，我们要争取他们，在世界观这个问题上，要使他们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到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就可以取得决定性胜利。我们要争取知识分子，要争取党外人士，先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先把把自己的作风整顿一下。我们党现在准备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人没有饿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奋斗。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共产党员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下点毛毛雨， 吹点微微凤，把我们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吹掉。我们是从保护同志出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达到新的团结。”(转引自《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 第114页至117页)

　　这段讲话把毛主席在1956年以来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政策的设想，很概括而全面地讲清楚了。毛主席认为对于思想问题、艺术、科学的正确发展要通过“双百”方针在争论、辩论中繁荣发展。对于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要通过民主的方法，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在团结的愿望中得到解决。对于党内的矛盾、党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则可以通过“整风”在毛毛雨、微微风中得到解决。不仅如此，还要请民主党派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按毛主席的设想，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多么民主、和谐、活泼、朝气蓬勃的国家啊!在这一方针下，只要三个五年计划，我国的知识分子就可以变成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就可以取得胜利了。

　　但是中国的历史却没有按照毛主席的预期得到发展。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和风细雨的整风变成了暴风骤雨的“反右扩大化”。整风为什么会变成反右?反右又为什么会扩大化?这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我认为整风之所以会变成反右扩大化，这绝不是偶然的，这一方面是党外的资产阶级右派，并不甘心老老实实地接受党对他们的改造，他们企图利用党的开门整风的机会向党进攻;另一方面，党内顽固坚持非无产阶级思想作风的代表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人在党内已经有了一定的力量，他们也不愿意真心诚意的听取群众的批评，在整风中洗心革面。反而以党的化身自居，谁给他提意见，就是反党，就是右派。他们决心和毛主席进行一番较量。整风变成”反右扩大化“，正是他们压制群众批评，抵制整风的结果。事实上反右中批判的许多言论，毛主席在1956——57年反右之前已经听到，而且毛主席也了解到党内同志对这种言论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随风倒”，毛主席对此进行了批评;对于另外一种主张“压服”的态度，毛主席也是不赞成的。他说：“刚才讲有阶级斗争，特别表现在意识形态上面的，我们是把它当成内部矛盾来处理的。”又说：“思想的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不是用粗暴的方法能够解决的。我们应当提倡大家公开民主的讨论、平等的讨论，互相争辨，这样的方法就是用说服的方法，不用压服的方法。如果我们是采取放的方法，采取说服的方法，我们的国家就会兴盛起来。专政是对付敌人的，民主是对人民的。”如果按照毛主席讲话的这个精神，反右怎么会扩大化呢?从整风到反右扩大化，说明了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不仅存在，而且有着党外和党内两个战场，他们是互相掩护，利用我们的民主和专政的两个方面和我们进行斗争的。由于我们当时还没有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经验，尤其是没有认识到党内斗争的尖锐性。我们设想如果整风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反右如果没有扩大化、没有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没有压制人民的民主。那么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也就不可能会刮起来，即使刮起来也不会这么大，也会更容易地得到纠正，也就不会有饿死人的事件产生，在共和国的建设史上，也就不会形成这么大的曲折了。

　　反右扩大化的后果：第一，压制了党给予人民的民主监督党和人民政府的权利，破坏了我党长期以来形成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第二：保护了党内那些坚持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那部分人，保护了他们的利益，保护了他们那种反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阶级立场，使他们在党内占领了更多的阵地，削弱了党内无产阶级的力量;第三:破坏了毛主席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科学设想，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受到了本来不应有的巨大的挫折和损失;第四：它表明了党内那些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在国际共运修正主义的支持下，决心与人民分道扬镳，不愿继续改造思想，走共产主义的路;第五，他们在当时和以后毫不客气地、厉害的将了毛主席一军，欺骗、破坏了毛主席和部分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感情。至今成为他们反毛的重要口实。因此我们对此必须予以坚决地揭露，还毛主席一个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