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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赟鹏:从工业化到现代化——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演变

2017-04-21 10:29:50  来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作者:王赟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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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者按:本文梳理了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演变历史,有一定学习参考价值。不足之处在于囿于“历史决议”的错误定性,武断地否定了毛泽东晚年“必须注意把技术和政治结合起来”、“抓革命、促生产”的工业化思想。否定了政治挂帅,一则工业化的目的就会迷失,存在从无产阶级专政向技术官僚专政蜕变的危险;二则无法解释社会主义工业化速度远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因,现代科研工业体系已经走入高度复杂化、高度系统化、高度协作的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协作过程中恰恰极大发挥了制度的优势,极大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摘  要

  毛泽东的工业化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思想形态。新中国成立以前,毛泽东工业化思想表现为以建立工业国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工业化构想;新中国成立后至1957年2月,毛泽东工业化思想逐步深化,转向社会主义工业化;1957年2月之后,毛泽东工业化思想从单纯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转向整体层面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毛泽东工业化思想演变过程中,既受到了中国近代工业化思想的启发和苏联工业化理论的影响,更有其自身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内在动因。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富强之路是毛泽东贯穿始终的价值追求。

  工业化无疑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主题,毛泽东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扮演着承前启后的重要角色。目前,学界对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研究很多,但对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生发、演变过程及其原因尚缺乏系统梳理。梳理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演变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发展道路等重大问题上的选择。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演变既受到中国近代以来工业化思潮和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的影响,也有其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内在动因。纵观毛泽东的一生,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是毛泽东贯穿始终的价值追求。

  一、思想的萌发:新民主主义工业化构想的形成

  毛泽东工业化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新中国成立以前,囿于历史条件毛泽东的思考重心主要在政治革命和军事斗争上,对工业化缺乏深入的论述。虽然如此,这一时期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肇端也展现出了许多独特之处。毛泽东一方面摆脱早期大本大源的救亡图存思想,逐步认识到工业化是实现中国富强必由之路;另一方面,创造性地提出以土地革命为前提,以建立工业国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工业化构想。

  中国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富强之路?这是近代以来各派人物或主动或被动都要去思索的一个问题。从洪仁玕《资政新篇》提出发展近代工业,到洋务运动主张兴办军事工业,康有为呼吁“定为工国”,工业化的理念虽自晚清即开始萌发,但社会的普遍认知却经历了长期的过程。到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工业化理念才逐渐被社会各界普遍接受。在青年时期,毛泽东一度认为求得国家富强需从“大本大源”的思想处着手,而把实业与教育、政治、军事等皆视为枝节。所以学界一般研究毛泽东工业化思想多从抗日战争后期着手。但实际上,最晚至1927年4月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工作时期,毛泽东就认识到了中国工业化之必要。毛泽东明确主张,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之一在于“发展中国工业”“促进中国工业化”。20世纪20年代正值中国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论战正酣之际,这场论争为工业化理念在社会的普及起到重要作用。毛泽东接受工业化理念恰在此时。土地革命时期,尽管中央苏区只有很少的军工厂,毛泽东仍然把发展工业生产视为中央苏区经济建设的中心之一,毛泽东认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将来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他将实行国家工业化政策”。从中也可以看出,此时期毛泽东只是把工业化视为中国未来的任务,并未对具体问题深入思考,其工业化思想尚处于萌芽阶段。

  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工业化思想进一步发展的时期。日本侵华战争刺激毛泽东思考中国落后挨打的深层原因。1941年3月1日毛泽东专门致信在国统区的周恩来、董必武,请其尽快向位于重庆的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代购《日本对支经济工作》《中外经济年报》《中外经济拔萃》等系列书刊,并再三要求托购《中国工业资本问题》一书,并叮嘱要挂号邮寄至延安。可以看出,此时毛泽东已开始对经济问题及工业化问题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在1944年5月2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为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举行的招待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工业化。”“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辱我们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毛泽东号召要充分认识最有发展、最富生命力的边区工业,因为工业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针对党内部分不关心经济、不关心工业、只会做抽象“革命工作”的空头革命家,鲜明提出“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的口号。这表明毛泽东已充分认识到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工业化是中国富强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必须以创建新民主主义国家作为政治条件和保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他基于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认为出路是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在毛泽东看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创建和工业化的实现存在着互为支撑的辩证关系。他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刘少奇也从两方面谈到:“我们新民主主义的政府,是保障工业的发展的,老百姓也需要发展工业,以便于达到工业品的完全自给。”只有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才能为实现工业化扫清道路,只有实现工业化国家独立富强才有根基,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中间基本达成共识。通过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为工业化扫清障碍,是中国共产党工业化构想的主要特点。

  在毛泽东看来,土地问题的解决是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前提。毛泽东主张,“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所谓“节制资本”就是“使私有资本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大工业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所谓“平均地权”就是彻底的土地革命。毛泽东在1944年7月同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时指出:“新民主主义的主要经济特征是土地革命”,“为了发展工业,必须首先解决土地问题。没有一场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革命,就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西方国家许多年前的发展已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近代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封建土地关系。在封建土地关系下,农民缺乏流动,经济基础是分散的个体经济,不利于工业的发展。要实现工业化,就必须首先进行土地革命,将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转变为合作社形式的集体经济模式。消灭封建的土地关系,就为农业国转向工业国奠定了基础。一方面,土地革命可以解放农民,输送产业工人。“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另一方面,农村的发展也可以为工业化提供广阔的市场。“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所以,土地改革被认为是发展生产力和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

  毛泽东理解的工业化主要是指通过发展大机器工业、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认为这一过程也包含建立工业社会和民主社会的意义。毛泽东在1944年8月31日给秦邦宪的信中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新民主主义社会不同于封建社会之处,就在于它的基础是机器工业。毛泽东批评那种把新民主主义社会基础建立在农村中,依靠家庭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民粹主义观点,指出:“现在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可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工业社会是与传统社会或农业社会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在毛泽东看来,“工业社会”与“民主社会”密切相连,基于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是中国古代封建主义和独裁专制的基础。毛泽东认为,“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不可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的进步将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工业化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只有工业社会才能是充分民主的社会。”所以,毛泽东说:“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

  毛泽东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逐步工业化的构想虽然勾画了美好的前途,但在理论上呈现着矛盾交织的图景。首先,毛泽东所追求的“工业国”性质上存在变化的过程。新民主主义理论在不同时期存在发展变化的过程,所以这种工业国的内涵也会有所变化。在抗日战争后期,毛泽东倡议的联合政府主要以国民党为主导,其所追求的工业国在性质上也只能是指新民主主义工业国。到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成为工业化的主导力量,毛泽东就越来越强调新民主主义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主义因素,越来越希望通过工业化为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奠定物质基础。其次,逐步工业化的过程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虽然毛泽东再三强调“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但由于长期的农村革命斗争,理论和实践准备不足,使得工业化在具体实现过程和步骤方法上都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最后,毛泽东提出的“两个转变”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基于毛泽东的一系列论述,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认了毛泽东两个转变的思想,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完成之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当时中共领导人对两个转变之间的关系并未来得及深入思考,对每个转变应该何时转、怎么转也没有统一的看法。正是由于工业国的双重属性、逐步工业化过程的模糊性及两个转变的不确定性之间多重交织的矛盾,决定了毛泽东工业化思想必然进一步转变。

  总之,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对工业化经历了逐步接受、创造发展的过程,并最终形成了以建立新民主主义工业国为目标的工业化构想。新民主主义工业化构想是中国共产党在工业化道路方面的初步探索。这种构想从中国农业大国实际出发,以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为追求,以解决土地问题为前提,既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的传统工业化道路,也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但是,由于内战爆发,加之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构想内在的多重张力,为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转变埋下了伏笔。

  二、思想的深化:从新民主主义工业化到社会主义工业化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2月,是毛泽东工业化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毛泽东鉴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矛盾的变化,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希冀通过工业化促进社会主义改造,加快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在此过程中,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模式和经验,都对毛泽东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产生重要影响。

  从新民主主义工业化转向社会主义工业化,和毛泽东对革命阶段和社会矛盾性质认识的转变有着紧密的关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要“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从内涵来看,此处“国家工业化”一词仍然是指新民主主义国家条件下的工业化。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基本也是从这个意义上使用工业化的。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新中国成立后首要任务是迅速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基础。但是到1952年下半年,因为土地改革及恢复国民经济预定目标的基本完成,加上国营工商业和私营工商业比例发生根本性变化,土地改革后农村互助组的发展等因素,都促使毛泽东思考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毛泽东开始对“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提法提出批评,认为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要对私人工商业、手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实际上是对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本人和中共领导人在社会性质和社会矛盾看法上的重大转变,也是对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的重构。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开始酝酿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时用的仍然是“国家工业化”,而并未明确使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概念。当毛泽东在1953年6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是寄希望通过国家工业化促进社会主义改造,加快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但仅过半个月,即在6月30日接见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毛泽东就首次明确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明确了新中国工业化的性质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工业化道路性质的改变意味着生产资料所有制属性将发生变化,也就预示着新民主主义条件下容许非社会主义工业存在的政策也将发生变化。二是工业化和三大改造完成的时限基本一致,即工业化与改造互相关联不可分离。但实际上,后来三大改造迅速完成,远远走在工业化之前,客观上也促进了毛泽东加速工业化想法的实施。同年10月31日毛泽东在对中央关于统购粮食的宣传要点稿修改时,更是将其中涉及工业和工业化的六处表述全部改为“社会主义工业”“社会主义工业化”。表明毛泽东已彻底放弃新民主主义工业化而转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苏联的工业化道路是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所以毛泽东实际上就是转向了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

  毛泽东转向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同时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也深深影响了毛泽东的工业化思想的演变。一方面,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迅速找到发展方向。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曾说:“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对中国工业状况的判断成为建国后毛泽东工业化道路选择的出发点和基本依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说:“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另一方面,当时参考苏联工业化建设经验存在生搬硬套的弊病,对苏联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没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毛泽东后来也认为:“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为毛泽东调整工业化政策提供了契机。在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落脚点就在于要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毛泽东说:“这里所讲的工业化的道路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从照抄苏联到以苏为戒,探索适合国情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表明毛泽东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最终确立,也标志着其工业化思想的基本成熟。

  如何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是毛泽东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毛泽东突破苏联工业化模式的主要表现。苏联工业化模式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受此影响,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希冀通过重工业带动农业和轻工业。毛泽东说:“为了完成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但是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这是转向苏联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必然。实际上,在建国初期中共领导人由于对工业化发展道路存在不同认识,在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上是存在分歧的。刘少奇就认为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应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为重心。因为只有农业的发展,才能供给工业以足够的原料和粮食,并为工业的发展扩大市场。只有轻工业的发展,才能供给农民需要的大量工业品,交换农民生产的原料和粮食,并积累继续发展工业的资金。在农业和轻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再集中资金和力量去建设、发展重工业的设想,符合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后期设想的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再考虑发展国防工业的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但是,建国后毛泽东在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上更倾向于优先发展重工业。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大量资金,这些资金在当时的条件下必然大部分从农业积累而来。毛泽东把这个问题看作是“大仁政”和“小仁政”的关系。随着自身工业化建设取得的经验和对苏联工业化模式的反思,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把如何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关系作为社会主义建设首要问题。毛泽东提出要适当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在重工业为主的前提下,加重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提倡“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思想。毛泽东认为:“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并举”“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毛泽东甚至在省市党委书记会议上辩证的指出:“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当这样做。”调整工农业投资比例以及工农业并举的思想有利于突破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长期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弊端,表明毛泽东对于如何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的认识更趋合理。

  此一时期,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工业化向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巨大转变。从基本上照抄苏联到以苏为戒,毛泽东以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为核心,试图突破苏联工业化模式,探索形成了基本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的提出,标志着毛泽东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的基本成熟。在此过程中,既取得成功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都为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进一步转变埋下了思想因子。

  三、思想的超越:从社会主义工业化到社会主义现代化

  1957年2月以后,是毛泽东工业化思想演变的第三阶段。这一时期,毛泽东一方面从单纯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转向整体视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工业化思想的超越。另一方面,突出强调科学技术对工业化的促进作用,同时表现出过度强调精神文化、政治因素的倾向,致使基本符合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探索遭遇曲折。在这段时期,思想探索的两种趋向呈现互相融合、交错存在的状态。

  现代化(modernization)作为一种理论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学术界首先提出,但“现代化”一词,早在民国时期的报刊、著作中就经常使用。我国著名现代化理论研究学者罗荣渠曾把现代化涵义归为四类,其中,第一类“现代化是指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的特定国际关系格局下,经济上落后国家通过大搞技术革命,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并认为“这是我国党和政府领导人在阐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方针与政策时所明确表述的一贯思想。”第二类“现代化实质上就是工业化,更确切地说,是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过程”。其实,这两种观点并无实质区别。第一种说法更多是从政治意义上分析现代化的内涵,第二种说法更加偏重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一般认为,工业化或现代化的进程就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变迁的概括。工业化作为这一变迁的原动力,必然同时引发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的变革。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认为:“把工业化与现代化等同视之的倾向,导源于用过程的某一种因素去指称整个过程的做法”,但同时他也承认“工业化一词的习惯用法往往是指我们所谓现代化的整个变化范围”。实际上,在不同时期毛泽东就经常将工业化和现代化在两种内涵上混用。

  在毛泽东看来,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本质和核心,现代化又是工业化的延伸与深化。从毛泽东关于中国现代化理解的不断演进可以看出二者的关系。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毛泽东就经常把工业化与农业的“近代化”“社会化”作为现代化的不同方面并提。比如,毛泽东说:“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开始将工业化纳入现代化的整体视阈下加以考虑。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毛泽东把工业化和现代文化相联系,他指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在1957年3月20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指明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具有工业、农业、科学文化上的现代性,提出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从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集中两个多月时间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综合之前的看法,最终确立了较为全面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毛泽东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一思想成为后来“四个现代化”的雏形。从中可以看出,此时毛泽东考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以经济层面的工业化为基础,但又超越工业化,更加突出现代化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抓住了工业化与现代化之间关系的核心和关键。

  从毛泽东对于工业化实现衡量标准的变化也可以看出其思想的转换。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曾提出以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作为工业化实现的标准。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还没有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的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解决了这个问题”。根据斯大林提出的标准,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全部生产的比重占到百分之七十意味着实现工业化。但是这一标准对于新中国工农业极端落后的状况来说显然存在缺陷。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曾意识到这一问题,并说明:“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毛泽东在1959年底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更明确地谈到:“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大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百分之七十,就宣布实现了工业化。根据统计,我国一九五八年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六十六点六;一九五九年计划完成后,估计一定会超过百分之七十。即使这样,我们还可以不宣布实现了工业化。”因为中国还有五亿多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如果宣布实现工业化,不能确切地反映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周恩来后来对这一问题也进行了阐述,认为:“苏联就是光提工业化,把农业丢了。”“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要同时并进,相互促进,不能等工业现代化以后再来进行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毛泽东在1964年12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肯定了周恩来的这一系列提法。工业化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核心部分,以何作为其实现的衡量标准显然有着重要意义。所以,从中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已逐渐超越单纯追求工业化实现的苏联标准,越来越注意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体视阈下考量工业化。

  自英国工业革命以后,人类开启了工业化进程。从20世纪40年代起,世界范围内又出现了以电子计算机、原子能、航天空间技术等为标志的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毛泽东无疑关注到了这一点。在现代化的层面,毛泽东十分注重科学技术对工业化的促进作用。他早在1944年5月22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为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举行的招待会上的讲话中,就号召“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在1958年1月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毛泽东再次号召:“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毛泽东认为,“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毛泽东提倡技术革命最重要的目的在于促进生产力发展、实现工业化,以便达到超英赶美、甚至超越苏联的战略和雄心。毛泽东认为:“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1964年12月毛泽东在审阅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明确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现代化可以看作是人类社会在科学技术革命冲击下经历和正在经历的转变过程。可以说,“技术革命”为毛泽东继续加速工业化、建成现代化的构想找到了有力的助推器。

  从建成一个工业化强国的目标转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毛泽东重视科学技术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又强调不能忽略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内容。从语意分析,毛泽东使用“科学文化”比“科学技术”的概念更早,也更频繁。无论是在1957年3月20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会议上,还是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最初表述,使用的都是“科学文化”的概念。“科学文化现代化”后经周恩来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而沿用。前者含义虽不如后者明确,但指称的内容显然更加广泛。毛泽东经常把经济和文化两方面作为中国落后的主要表现,所以毛泽东理解的现代化实际可以概括为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但从当时来看,毛泽东过度突出了思想文化对经济生产的促进作用。毛泽东强调“思想政治是统帅,是君,技术是士兵,是臣,思想政治又是技术的保证”,“必须注意把技术和政治结合起来”,“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这些思想后来也成为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理论的诱因。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过分突出精神因素的作用,希望通过政治挂帅、文化革命的意识形态方法促进工业化建设,必然导致技术革命让位于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导致工业化和现代化走入误区。

  这一时期,毛泽东深化了对工业化内涵的理解,开始从现代化的层面总体考虑工业化问题。从单纯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转向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极大丰富了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内容,是工业化理论的重要超越。毛泽东注重科学技术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促进作用,但通过意识形态方法促进生产、促进工业化的方法,放大了精神因素在经济建设中的效果。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毛泽东向早期大本大源救国思想的复归,从而走向迷误。

  综上所述,毛泽东一生始终把工业化作为贯穿始终的价值追求,三种不同的工业化思想形态既有明显的分野,也在一定时段交错。新中国成立之前,它在近代工业化思潮、苏联工业化以及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和刺激下,逐步接受工业化理念,谋求建立新民主主义工业化国家。新中国成立后至1957年2月,是毛泽东集中探索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时期,从照抄苏联到以苏为戒,既取得成功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都潜藏着思想发生转变的必然因素。1957年2月之后,毛泽东在加速工业化的反思过程中实现从社会主义工业化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超越。可以说,毛泽东一生都在探索一条适合国情的中国工业化富强之路。正如毛泽东始终强调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工业化进程中也是如此,当结合问题处理得好,工业化就能较顺利的进行,结合问题处理得不好,工业化就会遭遇挫折。深刻理解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演变,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王赟鹏,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

  来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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