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来意：晚年毛泽东如何引领中国过“社会主义关”？

　　“文革”前夕，毛泽东在审阅修改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纪要时，就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问题加写了这样一段话：“有些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就没过去，有些人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毛泽东是把社会主义当成一道“关”来过的，过这道关着实不容易。

　　新中国成立后，都知道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上至毛泽东，下至普通百姓，都普遍缺少一种共识，没有一个明确的可以借鉴的模板，可以说当时的中国人走的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干的是前人没有干过的事业。所以很长一段时间，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就伴随着曲折，伴随着挫折，也伴随着对道路的抉择和斗争。有的人认为苏联的样子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有一段时间就照搬照抄苏联模式，甚至于毛泽东抱怨说因为苏联有一篇文章说不能吃鸡蛋和鸡汤，害得他三年不能吃鸡蛋和鸡汤，可见当时师法苏联到了一种迷信的程度。有的人把一大二公当成社会主义，以至于出现了大跃进时期的“共产风”、“瞎指挥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害得毛泽东到处泼冷水，连续几年要求退赔，甚至于他在与浙江领导人谈话时称剥夺农民“是最反动的，不是建设社会主义，而是破坏社会主义”。当然，也有一些人压根就不想搞什么社会主义，认为打江山就是为了坐江山，逐步形成了一个享受特权不思革命的官僚群体。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拦路虎和阻隔社会主义的峻关险隘，也引起了毛泽东深度的观察和思考，他在后来的一次谈话时说：“搞社会主义，党的思想准备不够，我们自己也不懂，广大干部自己不懂，怎么能教人家懂。林乎加希望我做报告，像延安整风一样，我说不行，我没有经验。”

　　毛泽东在包括会见外宾等多种场合，都曾表示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缺乏经验，当然有谦虚的一面，但另一方面说的也是客观实情。在那些艰难的时期，毛泽东重新力倡调查研究之风，一些重要的国家领导人、部局级的各级领导干部也去农村、下工厂“蹲点”，掌握第一手的社会主义建设材料，毛泽东也是全国各地视察，往往一去就是几个月，在视察过程中他带着一箱箱的书籍研读，他毫不间歇地与各地各层级的人士谈话，他要从点点滴滴的社会表象中揭示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规律，他要为中华民族找到一条社会主义康庄大道。正如他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所表示的：“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达到自由王国。”毛泽东用他强大的唯物辩证法武器，从揭示社会主要矛盾入手，一步步发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蛛丝马迹，那就是社会主义时期是不是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一石破天惊的理论学说，为什么说石破天惊?因为当时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早宣称自己是没有阶级的公民社会了，而后起的中国也大多倾向于阶级已熄灭这种判断。毛泽东在1960年3月14日与中南华东一些省市主要负责人陶铸、谭震林、柯庆施、许世友等谈话时发表了他对这一问题的基本看法：“我们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我认为，主要矛盾还是阶级斗争，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几十年还是这个问题。在生产关系、所有制方面，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在上层建筑方面，是猖狂进攻的那些意识形态，唯心论哲学，形而上学的宇宙观，还是唯物论辩证的宇宙观?这是所有这些问题当中的最大问题。”毛泽东的这一发现和认知改变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毛泽东从此着手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这一主要矛盾，开启了中国“拒复防变”的反修正主义时期，他用洪荒之力推动中国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毛泽东首先采用的方法是立足于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领域，通过武装、改造人们的头脑为实现社会主义提供牢固的保障。

　　毛泽东首倡理论学习，正确的理论指导是把握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可靠保证。在“七千人大会”上，当邓小平在讲话中说到“忙于事务，不注意学习，思想容易庸俗化”时，毛泽东插了一句话：“不重视学习理论，天天搞事务，一定要迷失方向。”有一次毛泽东审阅外交部长陈毅报送的外交部党委关于机关干部学习马恩列斯和毛泽东著作情况的报告，在报告上批示：“这样做很好，不知我各驻外使馆，亦有理论学习否?”1963年05月，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稿时加写这样一段话：“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处在领导工作岗位的同志和许多从事一般工作的同志，并不懂得或者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认识论，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还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他们常常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既然这样，那他们的调查研究工作就不可能做好。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1965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汪庄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等理论文化界干部谈话，要求“研究提倡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选择几部著作出版，每部著作都要写我们的序言，写序言要注意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毛泽东在对无产阶级接班人列出的五条标准中，把“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放在第一条，可见对理论之重视。

　　自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把阶级与阶级斗争这一历史规律性写入决议之后，毛泽东把社会主义教育看得无比重要，1962年2月28日，他在主持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议时说：“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1963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见古巴土地改革委员会领导人托雷斯等时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样说：“农村经常存在着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这场教育运动从1962年一直持续到1965年，美国研究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莫里斯·迈斯纳认为“这场新运动的目的旨在反对中国政治生活的官僚化趋势，纠正被毛泽东主义者指责为‘修正主义’的、并产生出新形式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振兴集体主义精神和思想觉悟。事实说明，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试图通过现在的党和国家机构来实现自己激进的社会改造理想。”实际上，连同当时在城市中开展的“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用当时的语言表述是“大规模地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然而这样的大规模的、持久的教育运动，并没有达到毛泽东所预期的效果，他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这场运动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的不满，例如他在1964年12月28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说：“我们这个运动的名称就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做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曾经在会见几内亚政府代表团时认为世界上有三个坏东西，“第一个是帝国主义，第二个是修正主义，第三个是各国反动派。如果不反对这三个东西，就谈不到建设社会主义。”对“社教”的不满，催生了毛泽东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想法，在毛泽东看来，如果没有更加有效的措施，就没有办法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办法去打倒那“三个坏东西”，他的进一步的行动就是在文化领域掀起一场革命。1966年03月30日，毛泽东在同康生、张春桥、江青、魏文伯等谈话时下了非常大的决心，他说：“文化革命能不能搞到底，政治上能不能顶住?中央会不会出修正主义?没有解决。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就产生了后来较之“社教”更长久的“文革”，尽管“文革”较之“社教”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形式及内容上都更加漫长和激烈，但依然没有实现毛泽东所预期的目标，“赞同的不多，反对的不少”，是毛泽东对文革的认识，然而毛泽东还是把文革当成自己一生中两件重要的大事之一，因为他早已料到在一个几千年的封建文化根深蒂固的国家搞“文化革命”所可能遇到的阻力，他也料到他“这一辈子完不成”。这种悲怆在他逝世前两年写给周恩来的一首《诉衷情》诗中毫不遮掩地流露出来：“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业未就，身躯倦，鬃已秋，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在生命的最后一息，毛泽东曾发出这样的追问：“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毛泽东曾在会见法国总统戴高乐特使马尔罗时曾预见过中国面临的两条道路：“中国也有两种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问题看我们如何处理。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毛泽东之后的实践证明，虽然毛泽东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但“一些同志”还是没有过了“社会主义关”，而是迅速地滑上了另一条道路上去了。如果有人认为这样说是言过其实了，那么不妨对照一下毛泽东所坚守的那个社会主义标准来看一看，1966年01月12日，毛泽东在武昌听取陶铸、王任重、张平化等汇报，谈到分配问题时，毛泽东说“要抓好分配。我们都讲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济学讲的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生产资料所有制(谁占有生产资料)。二是谁占统治地位，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讲相互关系。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占统治地位。在社会主义农村中，是贫下中农占统治地位，还是富裕中农、贪污分子占统治地位的问题。三是分配。这都是讲生产关系。”如果用这样的标准来与中国的现实比照一下，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还剩下了多少了呢?

　　毛泽东早期的一首《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曾有这样的词句：“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描写了中国工农红军急迫的行军形象，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过社会主义“关”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奋斗，也可以称之为是他引领中华民族向着社会主义这一美好目标的一次行军，有人经常用“失败”、“错误”这样的字眼来叙说毛泽东的这次行军，其实这只是那些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来掩盖自己的短视而已，他们是惮于直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的，正是有了毛泽东的“风卷红旗过大关”，相对于中华民族的光明的前途来说，几十年、抑或再多的年头的一点曲折，又算得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