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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群体事件的维稳态度

2018-02-06 11:55:21  来源:“独立学者”新浪博客   作者: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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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中国在“维稳”上的投入日趋剧增,其效果却是捉襟见肘。“维护社会稳定”成了各级政府粗暴对待“群体事件”的冠冕堂皇的唯一辩解。更为甚者,有些地方政府借口“维稳”的名义,不作为或者乱作为的现象频发。在广大民众中已经引起了强烈的不满。

  一些地方官商勾结搞非法暴力拆迁,动辄就动用警力,竟然也被冠以“维稳”需要。一时各地以“维稳为重”的种种举措层出不穷。“维稳”成了一些地方非法行政的借口。但是,这种行为不但不能维护稳定,相反大大地激化了社会矛盾,此而进一步诱发了社会冲突。

  “越维越不稳”的怪圈出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直接是由于政府与官员的“维稳思维”,存在着的误区造成的。其最大误区就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把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甚至,还常常不惜动用警察、武警等专政工具来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以图实现一时的社会稳定与政绩资本。

  要从根本上解决“维稳”困境,绝对要回到制度化的层面上来,这才是真正的唯一上策。因为,社会冲突并不会必然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开放性民主政治,社会稳定也必将过度到动态平衡型。相应的,政府与官员的稳定思维也应该随之转变。

  在社会冲突的敏感期,不仅需要执政者的智慧,更需要和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相吻合的新的稳定思维。

  这一点上,历史上毛泽东在对待群体事件以及处理上的态度,就相当值得现在的执政者借鉴与反思。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深有感触地说:

  “毛主席历来在对待群众的各种言论,是非常注意和重视的。同志们总记得,在延安的时候,大生产运动是怎样搞起来的吧。为什么要提倡生产运动呢?原因之一就是当时对边区的老百姓征粮多了,群众有怨言。我们好多共产党员听了心里很不舒服。可是,毛主席的看法却不同,他说:讲得有道理,这才是群众真正的呼声嘛!随及他就在全党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以减轻人民的负担。毛主席善于从群众这样的议论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以求改进我们自己的工作。就这一点我们现在的领导干部们,还没有学会,既然没有学会,总要学一下吧。”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尖锐的指出:

  “现在我们掌权了,执政了,有些干部开始活得不耐烦  了,搞官僚主义了。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开口除了骂人就是训话。基层和群众有问题,有意见不闻不问,长期不给予解决。那你就一定要被群众打倒。现在,我们党内这种危险不但存在,而且相当严重。”

  随后,毛泽东举了一个典型事例:

  “前几年,在河南一个地方要修建飞机场,地方政府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向人家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这是什么政府,哪有这样的道理?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鸟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上几声。更何况你强迫搬家的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衣食父母,是广大群众。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把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给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我看这很好!这说明群众的力量是无限的。后来,地方政府吸取了教训。给农民们很好地做了妥善安排,农民就主动搬了家。还帮助一起修建飞机场。这充分说明官僚主义是要害死人的,我们的群众是最好的,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我们共产党的今天。”

  当时在广东还发生了一个更突出的例子:广东的麻风病防治委员会,要在乡村修建一所麻风病院,和当地群众商量。群众不同意。而当地政府不顾群众的意见,硬是在当地修建了一所麻风病院。这样就惹恼了群众,有四百多人在合作社主任的带领下,把麻风病院给拆了。结果政府出动了警察,还开了枪。由于当地政府对这件事情没有及时进行妥善处理,导致矛盾不断积累并最终激化,甚至发生到动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地步,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针对这一事件,毛泽东一针见血的指出: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干部,群众反对他们,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群众反对他们。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中国现在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为群众着想。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反对他们。我完全支持广大群众。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群众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主动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唬群众,并且总是不改,群众完全可以把他革掉。”

  事实上,从一九五六年七月至一九五七年三月,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发生了大小三十几起罢工、请愿等群体事件。当时,党内的一些干部就认为:“好人不闹事,闹事无好人”、“凡是与政府闹事的就是敌我矛盾”。

  对此,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书记会议上发表公开讲话:

  “现在我们共产党内有些中高级干部,对待人民内部问题以及群众对我们工作的一些意见的过激行为,动不动就想‘武力解决’。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坚决予以纠正。当然,有些闹事的直接原因,表面看来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但是发生闹事的最重要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而且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是要有上级机关负责的,而不能全怪下面。我个人是不赞成闹事的,有问题,有意见可以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正常途径和手段解决。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国已经没有发生群众闹事的可能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要谨慎地加以注意的是:一,要从根本上消灭闹事的根本原因,切实及时解决群众的问题。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二,如果由于工作的一时疏忽,没有把群众工作做好,发生了闹事。那就应该把闹事的群众引导到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改善我们政府的工作,教育干部和广大群众是一种特殊的手段。通过闹事解决平日所没有及时解决的问题。切切不可把广大群众视为对立面,粗暴武断地以敌我矛盾的手段处理。更不允许采取动用武力的方法解决。”

  几十年过去了,毛泽东针对处理“群体事件”的这些讲话,难道不令现在的领导们“振聋发聩”吗?

  该到了令我们深刻反思的时候了!

  (来源:“独立学者”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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