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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听汇报看毛泽东的为政风范

2018-04-02 08:31:47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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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汇报是一种间接的调查研究方法,会不会听汇报,也是反映领导人思想水平和领导方法的重要标尺。在这方面,毛泽东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和方法。

  “谁要念稿子,我就打瞌睡,以示反对”

  1956年春节前夕,时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的康世恩接到通知,要他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他听说有些部门已经汇报过了,就打电话询问该怎样汇报。得知毛主席问得非常详细,康世恩春节都顾不上休息,抓紧时间准备材料,并写出了汇报提纲。2月26日,他正式到中南海勤政殿汇报。康世恩回忆说:“我照着提纲念了一段,主席打断说,你不要念了,我这里也有本本,就随便说吧!”接着,整个汇报便在毛泽东和康世恩的一问一答中进行。康世恩后来回忆说:“这次汇报在我脑子里打了很深的烙印……从最基本的知识到发展战略,都是毛主席关心的内容。毛主席严谨的科学精神和一丝不苟的求实态度,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使我受到一次极其深刻的教育。”

  毛泽东不喜欢照本宣科式的汇报,甚至曾明确说过:“谁要念稿子,我就打瞌睡,以示反对。”与“念稿子”相比,口头汇报至少有两点好处:一是实话多,套话少;二是防止虚与委蛇。毛泽东强调:汇报“有什么办法使人听了不致忘记?讲存在的问题,要举事例,把人指出来,不举事例等于无用,别人不好懂”。1952年10月28日,毛泽东外出视察途经徐州,刚下火车,就提出听汇报。徐州市负责人表示事先不知道主席要来,没有准备。毛泽东说:我就爱听没有准备的汇报。

  很多向毛泽东汇报过工作的干部,都觉得毛泽东提问题总是很细、很专、很深,且常常宏观、微观兼具。毛泽东向汇报人所提的问题,看似随意而问,实际上事先是有所考虑的,大都与工作中的需要有关,与他正在思考和研究的问题有关,故而是有针对性的,是为了进一步了解问题,寻找解决办法。

  “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否则就会浪费时间”

  1957年9月5日,毛泽东在武汉召集湖北省委负责人王任重和一些地委书记座谈,中心议题是总结农业合作化的经验。这天下午三时开会,按照安排,毛泽东的座位在中间,一边是记录员,一边是王任重,其他人面向毛泽东。毛泽东一看说:“这不是三堂会审吗?还是圆桌会议好,没有主席台,不要记录席。”随后,工作人员很快作了调整,排成圆桌开会。毛泽东开场第一句话就说:“同志们接到提纲没有?现在可不按提纲发言,畅所欲言、言无不尽。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否则就会浪费时间。”没想到会议竟冷场了一刻钟,后来大家虽然发了言,但讲的是一个调子,众口一词,只讲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而对合作化存在的问题避而不谈或轻描淡写。听着这样的发言,毛泽东实在有点不耐烦了,便打断大家的话说:“休会,明天再开。”他让工作人员转告王任重同志,明日开会,中心议题是农业合作化的规划问题。要畅所欲言。王任重连夜召开省委书记处会议,重新研究、讨论规划问题。第二天上午继续座谈,王任重等几个人详细汇报了湖北省农业发展未来几年的规划问题。终于,大家看到了毛泽东的笑容。临近中午,毛泽东宣布休会,并直言不讳地说:“昨天的会议使我失望,今日的会议使我高兴。你们不能看眼色行事,尤其不能看我的眼色行事。”

  毛泽东要求把“三堂会审”式桌椅换成圆桌式,意图就是要拉近跟大家沟通的距离,尽量减少上下级的感觉,造成一种融洽氛围,以期与会者能够平等交流,坦诚沟通,可谓用心良苦。毛泽东两次强调“畅所欲言”,也是希望能多了解一些真实情况,希望发言者“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

  1959年毛泽东主持召开以纠“左”为主题的第二次郑州会议,重点是反对“共产风”。通过讨论,会议形成了著名的整顿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话方针。据王任重日记载,为了切实了解各大区书记对这个方针的认同程度和真实想法,“通过这个文件时,毛主席把我们找到他住的火车上,他为了察言观色,让各大区书记坐在他的对面,一个一个地征求意见,问大家是不是思想真的通了,并说:‘可不要我打你通’。”

  “把空气搞得活泼些,使大家不拘束”

  毛泽东听汇报,往往喜欢主动创设一种轻松愉悦的谈话氛围,通过了解汇报人的家庭、籍贯、学习和生活等来增进对汇报人的熟悉和认识,并以他渊博的识见和宽阔的视野在不知不觉中教育启发干部,给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比如到了河南,他就讲关云长不是山西人,是河南人,说关云长本不姓关,因为在河南有了人命案,逃往山西,到了潼关人家问他姓什么,他一下子说不上来,一看这里是潼关,就说我姓关。毛泽东讲这些掌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采用这种方法,把空气搞得活泼些,使大家不拘束。”

  毛泽东非常擅长选择汇报人所熟悉的话题作为开场白,以此活跃谈话气氛。据曾任中央领导俄语翻译的师哲回忆,1940年3月底,他在延安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显得有些紧张,毛泽东就问:“你是哪里人?”“韩城人。”“噢,你和司马迁是同乡。”师哲说:“这句话像一只灵巧的金手,一下子就找到了我们交谈的话题,激起了我万千思绪……毛主席初次和我谈的这一席话,使我感到他明达开朗,学识渊博,思路开阔,博古通今。”1956年2月19日,毛泽东听取国务院城建总局局长万里汇报工作。一上来,毛泽东就问万里是什么地方人?答:山东人。又问:看过《水浒》和《金瓶梅》没有?答:没有看过。毛泽东说:《水浒》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正式汇报前的一个小插曲,使当时相对严肃的气氛一下子轻松活跃了起来。

  其实,毛泽东往往是借助看似闲谈性的“插曲”,教育干部多学习、多读书以加强文化修养,掌握工作方法,提高领导能力。曾任地下党三十八军工委委员、统战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西藏工委副书记的范明,1942年去延安向毛泽东汇报统战工作,毛泽东听完后,没有对汇报作任何评价,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问道:读过《三韬六略》、《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吗?答:读过。毛泽东说:读过了好,做统战工作不但要有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基础,还应有中国古老哲学的方法论。由此看来,不论问籍贯、讲掌故,还是谈历史,毛泽东看似随性而为,实则有其明确的现实针对性。

  毛泽东听汇报,不仅是为了解和掌握基层情况,更把它视为同各级干部沟通、交流的重要时机,并以自己深刻的洞察力和超凡的谈吐为他们树立了良好的表率,成为各级干部效仿、学习的典范。这种“一箭多雕”式的听汇报,不仅需要在工作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更需要领导干部在提升个人综合素质方面下大功、下苦功。毛泽东的听汇报,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游刃有余的领导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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