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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歆立:毛泽东的农民权利思想及其实现道路的革命探索

2018-04-12 09:37:01  来源:湘大毛研中心  作者:刘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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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在领导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过程中,不仅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农民权利的真知灼见,而且积极探索保障农民权利发展的根本路径与制度实践,这些见解与实践对于今天农民权利的发展仍不无借鉴价值。

  摘要

  毛泽东从我国革命实际和农民处境出发,实事求是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农民权利发展与解放道路的革命思想。这些思想是我们党关于农民权利认识链条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包括“踏着人生和社会的实际”解决农民基本生存权利、农民拥有改变国家命运的革命权利、要尊重农民“最大的革命民主派”政治地位与权利、在推动农业合作化中发展农民脱离“永久的痛苦”的经济权利等。

  毛泽东在领导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过程中,不仅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农民权利的真知灼见,而且积极探索保障农民权利发展的根本路径与制度实践,这些见解与实践对于今天农民权利的发展仍不无借鉴价值。

  

一、从实际出发,在“踏着人生和社会的实际”中探求农民生存权利的根本途径

 

  毛泽东一生心系群众与关心农民疾苦。正如埃德加·斯诺对毛泽东的人民情怀的察觉:“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中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华盛顿大学社会学家Alvin Gouldn在《红卫兵》(Red Guard)一文中认为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与实现的社会变革是人类文明史中最彻底的由下而上的革命,乃使得人类可能达致全盘革命(total revolution)的契机。这个看法虽然不无值得商榷之处,但是非常犀利地看到了毛泽东关心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底层疾苦的基本特点。正如梁漱溟所言,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之所以能够靠着“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创造了“地球上最大的政治奇迹”,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把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作为生存发展的根基、把服务人民作为根本动力。

  早在1918年,毛泽东与蔡和森、张昆第等人受日本学者鼓吹的“新村主义”的影响,在岳麓山下着手改造中国社会的“新村”实验,这个方案设想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工农财文一体,实行共同劳动、平等分配、人人平等和睦。然而,他们跑遍周围百十里的大小村镇,也未能找到一块不属于地主阶级占有的土地,因而他们的思想实验最终无从做起。

  这个改良农村思想实验的被迫放弃,促使毛泽东提出“踏着人生和社会的实际说话”的思想主张。1922年,他提出了农民的根本“生存权”问题。什么是中国农民的生存权?经过长期的思考,他认为是不知道“有多少人要饿死”的中国贫苦农民的基本生存无法保障问题。这个看法抓住了农民问题的根本。众所周知,我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农民造反都是“岁饥”(也称“年馑”)造致的农民最基本生存条件、最起码生存权利丧失后的无奈反抗,因而农民造反是最典型的为生存而战的灾民起义,灾民理性经数千年积淀而成为潜藏于贫困农民内心深处的“自然宗教”。在这种类似于宗教作用的强烈理性驱使下,他们凭借生命的本能在与“人为压迫”的灾难搏击中,万分艰难地实现着“必须活着”或者“不得不为了活着”的基本生存目标,也与日俱增着反抗阶级压迫与脱离“永久的痛苦”的强烈革命要求。

  那么如何根本解决这一困扰中国社会的沉疴呢?十月革命后俄国社会天翻地覆的变化让毛泽东看到了解决这一历史难题的希望。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一基本问题的解决须借助于“打破旧世界”的革命办法,“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开始了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来解决中国社会这一根本难题的理论思考与革命实践。

  事实上,用“大规模改造”的革命办法搞社会主义来解决中国问题,即使在西方也得到不少有识之士的赞赏。例如美国费正清教授通过长期观察提出:我必须对这种看法负责,即认为“共产主义”在美国是邪恶的,而在中国却是有益的,我对这一结论的真实性深信不疑。是什么原因让共产主义在中国“却是有益的”呢?根本原因除了共产主义的确是一种能够实现全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外,还在于“共产主义”对人世间基本公正的追求契合于当时中国农民迫切要求解决的基本生存问题。这里仅以1928年12月9日通过的《遂川县工兵苏维埃政府文件共产主义者须知》关于共产主义是什么与中国为什么发生共产主义两个问题的回答为例说明。对于共产主义是什么这个问题,这个文件给出的主要答案是“大家过太平日子”。“大家过太平日子”这一大白话是典型的群众语言,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农民对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直观朴素理解:共产主义就是有吃有喝过上太平日子!对于为什么发生共产主义?文件给出的主要答案则是“面包问题发生。先觉者登高一呼引起了普遍的不平之鸣”。“面包问题的发生”与“大家过太平日子”两句话相辅相成地道出了中国革命问题依然是解决农民饥饿问题,革命者也是因势“登高一呼引起了普遍的不平之鸣”而使革命风起云涌的。事实上,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把他的“民生主义”形象地称为“吃饱饭主义”,也是基于对当时中国农民生存状况的同情与理解。

  毛泽东对农民这种生存权利的深刻思考,是对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最迫切的愿望的集中表达与心理世界精微的洞察。这种认识表现了他异乎常人的社会洞察力,以及被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惊呼为“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这种“天命的力量”与“根本活力”正是源于他对束缚农民的“四大绳索”之旧权力形成的人为压迫是造成农民痛苦“目前的紧急问题”的多方观察思考,源于他对中国农民在“兴亡百姓苦”历史周期律作用下命运多舛的深切体认,源于他对中国农民在争取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过程中表现的巨大历史创造力量的惊人洞悉。因而,无论“处江湖之远”还是“居庙堂之高”,毛泽东自始至终都把自己当成人民一分子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浑身自内而外散发出本能使然的人民情怀而赢得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遗憾的是,当时作为处于幼年期的我们党总体上对农民权利发展及其革命作用采取了轻视的态度,他们看到更多的是农民身上的落后性。例如时任党的总书记的陈独秀发表在1923年第2期《前锋》杂志上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公开批评农民“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私有观念极其坚固”与“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等等。由于陈独秀的领袖地位与社会影响,直至1926年2月的中共中央北京特别会议上,我们党才提出“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扩大农民运动的基础和建立农民的组织。

  

二、坚持真理,在肯定农民革命性中赋予农民改变自身与国家命运的神圣权利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近代中国众多有志之士发出的时代最强音,然而这里的“匹夫”在很多人眼里是不包括农民的。毛泽东对此不以为然。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他支持农民争取自身权利的“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正当要求,并强调指出乡村的农民“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特色”。不仅如此,他还通过对农民现实生存状况进行细致分析,得出了农民阶级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而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的结论,从而赋予了中国农民改变自身命运与国家命运的革命权利,也赋予了中国农民摆脱自身数千年来都未曾摆脱的受压迫受剥削的历史宿命的神圣权利。

  首先,毛泽东提出了与党内轻视农民及其革命作用主流认识不同的见解与看法。1926年9月,他在《农民问题丛刊》杂志上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1927年,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针锋相对批驳对农民、农民运动的众多不实之词,提出了农民运动成就了“奇勋”与具有“革命的意义”,称农民是“革命的先锋”。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中指出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以及乡村工业者组织起来后就是革命的力量,强调包括土匪、士兵、乞丐、妓女等在内处于社会底层的受压迫者的“游民无产阶级”身上蕴含着强烈的革命热情。1936年,毛泽东还对美国记者斯诺明确说过:谁得到了农民的拥护,谁就得到了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得到了农民的拥护。

  毛泽东的这些肯定农民革命作用的思想,由于立足于实际调查而经得起实践与历史的检验。他的农民革命中心论思想得到了党内有识之士的赞同,例如瞿秋白指出“中国革命中的中枢是农民革命”。美国学者布兰特利·利马评价说“毛泽东是以农民运动专家的资格在说话”、“长期的实地调查赋予了他在论述农村问题的权威性”。

  其次,在“人民”、“革命”等核心政治概念中给予农民以足够高的评价与地位。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毛泽东提出的对中国革命事业影响深远的“人民”这一著名概念(或者叫“最广大的人民”、“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等)中指出“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在这里农民被排列在第一位,不是因为他们构成了“最广大人民”的主要成分,而是因为其革命性与革命作用远高于位列其后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再例如,在他提出的“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的概念里,农民紧随“中国无产阶级”之后被认为是中坚力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甚至提出“所谓人民大众,主要的就是农民”的观点。可见,在毛泽东的眼里,“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为不少人所看不上眼的农民,其次是小资产阶级,再其次才是别的民主分子。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进一步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抗日战争的胜利直接与农民联系在一起。例如,他深刻犀利地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与之相联系,毛泽东还实事求是地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就是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中国革命战争实质上就是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他的这些思想得到了党的其他领袖的赞同。例如刘少奇在“七大”会议上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进一步概括指出:“中国现在的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所谓“农民革命”的革命实质规定,指出了农民参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体性特征;“目前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基本上就是解放农民。”所谓“基本上就是解放农民”,进一步强调指出了农民解放在整个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我国革命的殊异之处。事实上,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主要是组织农民、武装农民、宣传农民、解放农民而最终完成其历史使命的过程。

  再次,毛泽东从具体实践方面对农民革命作用给予充分地肯定与赞扬。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就投身农民运动之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指出“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建立“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切新起的武装力量”的“农民武装”等思想。在这里,毛泽东不仅肯定农民应该拥有决定自身命运的“绝对权力”,而且把农民这种追求幸福的自发反抗力量称赞为“新起的武装力量”的“农民武装”,实际上是把参加神圣光荣的共产主义革命权利赋予了为当时党内一些领袖所不屑的中国农民。这些思想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对中国农民权利地位与革命作用的认识,不仅是对党的“二大”提出的工人和农民“握手革命”号召的认识深化与生动实践,而且为中国革命胜利找到了可足依靠的坚实力量和符合实际的发展道路。一向对毛泽东成见颇深的张国焘对此也不无感慨地称赞道: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弟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

  1927年秋,毛泽东到达井冈山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收编为一些党内领袖所不齿的“土匪”参加红军,真诚地把袁文才、王佐两位草莽英雄当做革命同志。1936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起草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对哥老会的宣言》指出:哥老会是代表民族志士及广大农民与劳苦大众的组织,始终受到压迫,被目为“下等人”,被诬为“盗匪”,而不能公开存在。因而红军与哥老会“共抱义气,共赴国难”有着共同的理想和道义,好似分处不同山头的英雄好汉。这种对哥老会和红军相近的革命要求颇有见地的比较,雄辩地说明了毛泽东对农民革命权利的一以贯之地肯定与尊重的宽广思想胸襟。

  后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毛泽东仍一再警醒人们切切“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不要想当然地以为“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就能够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并不无尖锐与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中国忘掉了“农民”这两个字,“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客观地说,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自始至终都是农民,人口众多与革命要求强烈的农民阶级是源源不断地为中国革命提供各种需要的“皇天后土”,我们党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一样,不能离开给予自己力量的大地母亲。离开了农民群众的有力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将因失去基本的力量源泉而一事无成。

  当然,毛泽东这些思想也被目为将无产阶级革命变成打家劫舍的“草寇”行为,不可避免地遭到对农民抱持偏见的托洛茨基、陈独秀、王明等人的横议和诋毁。

  

三、实事求是,在发展农民权利中尊重农民“最大的革命民主派”地位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缺少了农民阶级的合唱配合,“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毛泽东进而又把担纲合唱重责的中国农民阶级视为革命的主力军与“最大的革命民主派”。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泽东指出“哪些人们是革命民主派呢?除了无产阶级是最彻底的革命民主派之外,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将农民作为“最大的革命民主派”与工人阶级作为“最彻底的革命民主派”相提并论,从而肯定了农民在未来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政治权利与主人翁地位。不仅如此,他还在该文“土地问题”部分中,从五个方面对身处革命洪流中的农民贡献进行了系统剖析与具体定位:“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这些深入分析是在中国农民政治权利问题上对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与观点的正确贯彻与运用,也是对中国农民为权利而战的正当革命要求与政治斗争的充分肯定与赞扬。

  其次,毛泽东还认为农民应是革命胜利果实的最大受益者。物资匮乏的战争年代,他教育党员干部说:“我们有困难,人民更困难,我们任何时候都首先要想到人民,我们宁可自己吃苦菜,也要把粮食分给群众,宁可自己盖稻草,也要把衣被分给人民。”这里的人民当然主要是指生活贫苦的农民。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泽东提出“必须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解放农民”,甚至还把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规定为解放农民。“建立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农民解放为主要内容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亦即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性质的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中国而奋斗。”土地制度改革把地主阶级控制下旧农村变成农民当家作主的新农村,把解放农民具体化为通过土地制度的改革发展农民生存权与发展权。当时获得了土地的农民欢天喜地地说:“过去头顶地主的天,脚踏地主的地,现在都成为我们的了。”“分了地,出了气,翻了身,见了天。”历史也反复证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获得了农民的支持与解放了农民。

  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下我国农民极端贫困和毫无权利,地主阶级在农村的统治,不仅表现为残酷的地租、重利以及种种超经济剥削,还表现为勾结官府以及利用农村宗法社会的人身依附几乎控制了农村中的一切资源,正如有研究指出的那样:“农民在农村里被压得抬不起头来,没有任何地位可言,受尽冤屈也无处申诉。这种黑暗的社会结构,不用革命手段加以铲除,没有别的出路。”因而,土地革命被誉为“中国历史上几千年一次最大最彻底的改革”,它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中转移到农民手中,把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实现了中国农民权利发展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大进步。

  毛泽东对农民权利的尊重与关心达到了纤悉无遗的地步。例如,他指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对待农民的尖刻批评也颇有古代名相子产之风。延安时代,有一年天上雷击打死了一个农民,有个农妇恨恨地说,老天爷不长眼,为什么不把那个毛泽东打死。当地党组织获悉此事后把这个妇女抓了起来让毛泽东同志处理此事。毛泽东没有大发雷霆而是派人问她为什么这么恨自己。她说,赋税太重了,一年做到头,累死累活地干,还不够吃饱肚子。毛泽东听后很是受震动,不仅下令立即减少对税收的征收解决“鱼大水小”的矛盾,号召全党开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自救运动以保障农民权利,从而赢得边区人民的信任与支持,“石榴树上开红花,边区政府是咱家,谁敢动它一星土,咱拿性命保卫它”等久为流传的民谣是真实的历史写照。

  再次,毛泽东在肯定农民是新中国主权所有者地位中关心农民权利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一文中说“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从而深刻地指出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主权主要所有者是农民,从政权的来源或者政权合法性上论证为我们党执政必须获得以农民为主要人口的“最广大人民群众”或者说“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的拥护与支持的道理。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指出“领导权不是向人能要来的,更不是强迫就能实现的,而是在实际利益上,在群众的政治经验上,使群众懂得哪一个党好,跟哪一个党走他们才有出路,这样来实现的”,从具体的领导权实现层面说明了把农民的实际利益或者让农民感受到“有出路”是我们党“第一位工作”的道理。

  对于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出现侵害农民权利的现象,不奇怪毛泽东对农民的抗争行为称之为“生产力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对侵害农民权利的行为进行不留情面地斥责。例如,1959年3月他在郑州会议上把一些农村干部搞“向富队共产”的共产称之为“抢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为抢,青帮叫偷,抢和偷科学名词叫做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地主叫超经济剥削,资本家叫剩余劳动,也就是剩余价值”;还对他本人与我们党“头脑发热”左倾错误进行深刻检讨与自我批评,认为浮夸风中的“讲假话”产生的原因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

  当然,由于经验缺乏与急于改变落后的国家面貌,在实现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侵害了农民权利的现象。为此,毛泽东不仅从历史唯物主义高度进行了深刻地理论分析:“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还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对侵害农民权利的行为进行不留情面地批评与制止,对他本人与我们党“头脑发热”左倾错误进行了深刻检讨与自我批评。这些做法无疑是他终身心系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真挚感情使然。

  (作者简介:刘歆立——政治学博士,河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科学发展与农民权利研究中心副教授。)

  来源:《现代哲学》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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