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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直心:《毛泽东大传》第四卷 风流人物 第161章

2018-04-20 14:21:51  来源:毛泽东大传  作者:东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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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易于合作。我们不怕民主的美国的影

  响——我们愿意欢迎它。我们并不愚蠢地想只吸取西方的机械技术,

  我们也不会对垄断、官僚化的资本主义感兴趣。我们关心的是在建

  设和生产性的方针指导下,使国家得到最快的发展。”

  话说1944年8月3日,毛泽东以他和刘少奇、陈毅的名义起草了关于在上海、杭州周围广泛发展游击战争和组织水手工作的指示,他写道:

  华中局:

  关于如何使游击战争极广泛地发展到上海周围、杭州周围、沪宁路两侧,使沪杭两城及沪杭路完全在我们游击战争紧紧包围之中,以便加紧进行这些大城市工作并准备夺取这些大城市。再则如何使沿海的水手从吴淞至沙市的长江水手及长江两侧各小河的水手尽可能组织起来,以便将来配合夺取大城市。以上两项工作请你们加以研究,分段分区给各地党与军队以一定的任务,努力争取完成。

  毛、刘、陈  未江

  8月7日,美军观察组第二批人员到达延安。

  美国驻延安观察组由美军中缅作战司令部和驻华使馆的军官、专家18人组成,组长由史迪威将军的顾问戴维.包瑞德上校担任,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雷蒙特.卢登和约翰.谢伟思担任政治顾问。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对美军观察组,表示出极大的热情和充分的重视。毛泽东明确指示有关方面说:

  “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的既定方针。”

  8月10日,陈毅奉命和美军观察组会见。包瑞德在回忆中说:

  “8月10日,后来在共产党统治中国大陆成了共产党政府的外交部长的陈毅将军,给我谈了新四军的事。”“陈将军不但公开抨击国民党,而且在几杯白干下肚以后,还在一定意义上一般的排外,有时也特别指出美国的不足之处。”

  参加会见的谢伟思对陈毅这位老乡发生了兴趣,几天之后,他便登门拜访了陈毅,二人谈了3个小时。陈毅向毛泽东汇报的情况是这样的:

  谢伟思问:到了反攻时期,国民党军队进入新四军地区,他们是一定要打的,你们怎么办?

  陈毅答:以国民党在日军进攻之前招架不住的现状来看,他们的军队是绝对实行反攻的,这是第一;第二,如果在盟军联合之下进行反攻,一定需要调整一下全国国共关系和在华中与新四军的关系。如果没有新的调整,国民党军队进入解放区,我军有各种理由拒绝他,很简单的理由就是他后来不承认我们。

  谢伟思说:即使有个调整,但恐怕国民党将来还会食言又打你们的。

  陈毅说:如果国民党又食言向我们进攻,我新四军单独的力量就可以制止其反动行为。

  谢伟思问:有把握吗?

  陈毅说:有的。

  谢伟思在听取了陈毅举出的各种理由后,又问:国民党在反攻未到来之前会不会塌台呢?

  陈毅说:我们是以坚持抗战、实行民主、要求战后和平的中国和平的世界为目标的。无论国民党如何反动,改变不了中国民主和平的发展方向,我们党有力量打破逆流!

  谢伟思说:我一定到华中去看一看,你们的办法和成绩很好。

  在这次谈话中,谢伟思约请陈毅把《苏北事件真相》和《皖南事变的真相》写出来给他。

  随后,包瑞德上校也提请陈毅尽快把他与谢伟思谈话中约定的两个文件,即《苏北事件真相》和《皖南事变的真相》写出来。

  8月12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发表谈话,他扼要介绍了国共双方自5月份以来谈判的经过。他说,由于国民党方面的无理态度,在谈判中“任何一个具体的即使是最微小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8月14日,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

  “我认为通过少量的弹药、自动武器、大炮和通讯器材援助他们,将会发生直接的效果。如果中共应该得到美国的援助而我们不给,我们也许将失掉更多的东西。”

  8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经过毛泽东修改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

  毛泽东在原稿“欢迎美军观察组”之后特意加上“战友们”3个字,并强调说: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这是中国抗日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这是关系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反日寇解放中国的问题,这是关系中国两种主张两条路线谁是谁非的问题。”

  社论预祝美军观察组的工作成功,并“希望这一成功,会使美军统帅部对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团结抗战、实行民主的政策,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战力量,获得真实的了解,并据以决定正确的政策。”

  8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由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示中说:

  “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新民主义中国有初步认识后有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成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成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中共中央还制定了接待美军人员的方针:第一,对观察组的接待工作,要根据毛主席指示的政策方针,积极主动地帮助他们做好工作。他们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凡属在我们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就不要回避,要坦率地、正面地解答,开诚布公地交换。我们同美国的关系是同盟国盟友的关系,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因此我们要讲原则,坚持我们的立场,决不无原则地让步。第二,对美军人员给予“热情而适度的接待”。在生活上,我们要热情、周到,给他们予优待和照顾,使他们适应延安的环境。

  8月21日,陈毅写好《苏北事件真相》和《皖南事变的真相》后,又给包瑞德写了一封信,一并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对材料中的错误进行了修正,并在《皖南事变的真相》中加了一段文字,他写道:

  “我们曾于某部分友军处获悉,蒋介石于1940年12月初即已下令各军,叫他们不要截击新四军首批通过的辎重行李,让他们安全通过,以便待新四军军部及主力通过时,各军合击,一网打尽。当时许多人不相信,直至袭击事变发生,方才证实。”

  毛泽东改毕,当天就派人又送给了陈毅。陈毅看到毛泽东的复信是这样写的:

  陈毅同志:

  各件均好,略有增改,请再酌。在《苏北事件》第6页所称1929年的均是1940年之误,均已改正,请再酌。各件重抄送去后,请留副本交李富春转秘书处保存,将来有用。

  敬礼!

  毛泽东

  8月21日

  8月22日,毛泽东让陈毅起草一份关于华中整训部队的指示。陈毅起草后,毛泽东审阅作了修改。他又写信给陈毅,谈了几点意见:

  “中央整训指示中有用兵一项,今年当然不能强调,应以练兵为主,但应提及。整训指示又规定一年整训主要靠今冬完成,因不但明春春耕到来后练不成,且恐时局变动得快,故团级以上干部讨论练兵办法不宜过久,去冬边区只用5天讨论5天下操,即完成了练兵动员。又高级训练班时间亦不宜太长,以便应付时局。”

  之后,这封指示电以毛泽东、刘少奇、陈毅的名义发给饶漱石、张宗逊、赖传珠:

  尧、张、赖:

  14日电悉。

  一、华中部队整训应着重练兵、带兵、养兵、用兵4大项,而以练兵为中心。可参考张宗逊关于冬季练兵的总结报告。其中经验,打破陈规,采用兵教兵、官教兵、兵教官群众运动的练兵办法,是突破历史的新创造。华中各地,应令在职的团级及团级以上干部,有10天左右时间讨论这种练兵新法,使他们学会练兵,保证获得优异的练兵成绩。练兵内容,着重提高战斗技术,着重把投弹、射击、刺杀、土工作业4大基本技术练好。同时,在干部中还应讨论带兵,去创造新的管理方法;讨论养兵,去保证增加生产,改善待遇,增强体力;讨论用兵,去增强作战指挥方法。这4样是当务之急,能在一年内解决得好,我军战斗力可提高数倍,便利去应付战局变化的需要。开这种练兵会,或在军部开会,或在各地分组开,应就便去做,负责师、旅干部应亲自主持。

  二、关于培养团级干部,军部可办团级训练队,或称军事整风班亦可,吸收离职的旅、团级干部,并选一部优秀营级干部参加,时间不宜太长,课程可定为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管理教育(带兵、练兵、养兵等军事行政事项)5大项,以提高干部的指挥艺术为中心。关于战术学习,最好采用总结过去战例的互相批评的整风座谈办法,就是要学生报告自己的作战经验,或提出若干问题让学生发表意见,举行辩论之后,然后加以总结。这种根据实践的启发式的具体学习,最合我军干部的需要。以前照本宣科的办法,既不易注入,且难切合实际。延安抗大,正准备冬季开办抗大教员训练班,先教好教员,4个月后再回去教学生,其课程也是上述几项。教员,此间无人派来,应由你们自己负责作教员,或在学生中培养和选拔教员,或即用学生教学生、发挥特长、学习特长的新办法,或就华中现有旧军人材,加以改造,作为教学助手。延安军教人材亦感缺乏,因此全靠你们自己负责去解决。

  三、关于特种兵人员,如工兵之类,可在各抗大开办训练班。关于使用新武器、掌握新技术等教育,目前暂不强调,如果我们把练兵、带兵、养兵以及战术基础,做得很深入巩固,到了有新兵器之时,再来学习使用,也来得及的。

  以上提议,请你们按实况实施之。

  毛 刘 陈 未养

  8月23日,毛泽东约见谢伟思,二人谈话持续了6个小时。毛泽东首先谈到国共关系问题,他说:

  “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反共、反民主,压迫人民;在经济上阻碍民族工业的发展;假如让这个国家在目前领导下听任自流下去,看来不可避免就会发生一场国民党挑起的内战。”“国共关系的状况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我们共产党人深知内战的惨痛经验。我们懂得,对中国来说,它将意味着常年累月的破坏和混乱。中国的统一,它对远东的稳定作用以及它的经济发展,统统会推迟下去。不仅是中国人,而且所有在远东有利害关系的国家,都将蒙受影响。所以,我们共产党人怕内战。我们憎恶内战。我们不愿发动内战。我们愿全力避免它。”

  毛泽东谈到了美国在防止内战问题上的作用,他说:

  “中国防止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大——有赖于外国的影响。在这些外国中,尤其最重要的是美国。美国在中国和远东日益增长的力量,已经大到能够起决定性作用了。国民党在今天的处境下,必须看美国的脸色行事,我们现在只是要求美国政府要努力引导国民党改革自己。因而美国的对华政策,已不仅仅是一个关系到美国人民的问题,也是对民主的中国人有最大利害关系的问题。”

  毛泽东希望美国政府在防止中国内战方面起积极作用:第一,运用美国的影响,促使国民党接受共产党关于召开由各党派、各界群众代表参加的临时国民大会的建议,以加快真正的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实现。第二,美国应承认共产党军队是一支积极的抗日军队,承认共产党人在争取中国民主中的影响。为了确保国民党不使用它的新式美国武装来打内战,美国应当把它的援华武器,划分给一切抗日部队,包括共产党军队在内。美国可以运用援华物资及其它方式,对国民党施加影响,以使得国民党不能够继续反对中国人民的愿望。

  毛泽东最后谈到美国同中国共产党人合作的问题。他说:

  “不仅在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会和美国有很好的合作,在战后,中国的工业化也需要同美国合作。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互相关联的,它们在经济和政治上交织在一起。“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易于合作。我们不怕民主的美国的影响——我们愿意欢迎它。我们并不愚蠢地想只吸取西方的机械技术,我们也不会对垄断、官僚化的资本主义感兴趣。我们关心的是在建设和生产性的方针指导下,使国家得到最快的发展。美国无须害怕我们不愿意合作,我们必须合作,我们需要得到美国的援助。这就是为什么了解你们美国人在想什么,计划什么,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如此重要的原因。”

  谢伟思将他和毛泽东的谈话做了详细记录。

  8月29日,谢伟思把他所写的报告交由驻华大使转呈华盛顿。他在报告中说:

  照现在这样援助“只会助长目前国民党不民主的趋势。当援助能帮助国民党延续不稳定的政权时,国民党一直拒绝改革,它甚至会助长有法西斯思想的国民党领导人去发动一场内战。这场内战不仅会给中国及战后世界在这个地区的和平带来灾难,而且会给我们在这个地区平时的利益带来灾难。”

  8月31日,毛泽东给博古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博古同志:

  此文(指《解放日报》社论草稿《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建立在家庭里》——笔者注)改了一些,原拟发表,后觉改的与原文各部分颇不调和,故决定不发表,而请报馆另写一篇不涉及许多根本问题的文章发表了。关于原文不妥之处,我的意见如下:原文着重改造家庭,关于联系群众运动方面说的很少(即在已发表的那篇社论上亦是如此),而问题的重点,恰是使家庭改造与群众运动联系起来。这种群众运动,有当地的不脱离家庭的群众运动——变工队及合作社,自卫军及民兵,乡议会,小学、识字组及秧歌队,以及各种群众的临时集会;有脱离家庭、远离农村的群众运动——进军队(才有革命军),进工厂(才有劳动力市场),进学校(才有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出外做事等。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巩固家庭”的口号,只有和上述种种革命运动联系起来,才是革命的口号。农民的家庭是必然要破坏的,进军队、进工厂就是一个大破坏,就是纷纷“走出家庭”。实际上,我们是提倡“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的两重政策。扩军、归队、招工人、招学生(这后二项将来必多)、移民、出外做革命工作、找其他职业等等,都是提倡走出家庭,这个数目,在现在敌后战场是很大的,在战后也将是很大的。剩下的男女老幼,才是提倡巩固其家庭。在内战时的兴国县,有些家庭,剩下来待我们巩固的,竟至占人口的少数。只要有一个大的时局变动,例如打下北平之类,我们居住的这个现在很少变动的边区农村家庭人口,也将有许多人走出家庭。实际上,不断地走出,不断地巩固,这就是我们的需要。所以,根本否定“五四”口号,根本反对走出家庭,是不应该也不可能的。没有社会活动(战争、工厂、减租、变工队等),家庭是不可能改造的。襄垣李来成家的改造,正是在社会群众运动的大浪潮中才获得。农村家庭从封建到民主的改造,不能由孤立的家庭成员从什么书上或报上看了好意见而获得,只能经过群众运动。

  此外,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日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

  以上,请给艾、陆、余3同志一阅。如有意见,请告知。

  敬礼!

  毛泽东

  又,我在改文中加上了解放个性,这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

  1944年9月1日,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举行会议,据《陈云年谱(1905—1995)》记载:“会议讨论关于组织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提议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派部队南下、开展满洲工作和关于建立城市工作部等问题。”

  会议确定“联合政府”为党的主张,并决定向国民党提出;同时提出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是“作为尔后组成独立政府的初步步骤。”

  关于“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周恩来认为“明年我们可组织”。

  9月4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提出改组国民政府的主张及其实施方案给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的指示电》,全文如下:

  林、董、王:

  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估计此项主张国民党目前绝难接受。但各小党派,地方实力派,国内外进步人士甚至盟邦政府中开明人士会加赞成。因此,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以反对国民党一党统治及其所欲包办的伪国民大会与伪宪。其进行办法为:

  一、望你们在起草回答张王的信中加上此项主张,以说明这是我们对于实施民主政治的具体步骤和主张。

  二、在这次参政会中,如取得小党派及进步人士同意可将是项主张作成提案,即使不得通过或改变性质地通过,我仍可向国内外宣传,你们估计此次参政会能否提出此项提案,望即告。

  三、龙与华(指龙云与华岗——笔者注)商定的5条,可用,依其提议可由5方面代表商谈。我党此项主张如同意,可从各方面进行推动,以代替攻守同盟之请,因为这在目前是不可能的。

  四、下届参政会如扩大名额,我们提议重新加入救国会(如沈陶张史等)(指沈钧儒、陶行知、张申府、史良——笔者注),并增加文化人(如郭沫若、茅盾等),如愿增加中共名额,望先商定数目再商人选。

  五、延安及敌后待你们致张王信稿到后,再定发表办法。

  中央 申支

  9月4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开展满洲工作给山东分局的指示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山东分局并转胶东区党委:

  一、满洲工作之开展,不但关系中国未来局面至巨,而且已成刻不容缓之紧急任务。因此,特责成山东分局与胶东区党委,各组织一满洲工作委员会,专门负责动员和领导一切可能之力量,来开展满洲工作。

  二、两委员会之工作,分头进行,均直接受中央城市工作部领导并与该部通报(应指定译电员负专责,胶东的电由分局电台转),但分局与区党委应用极大力量给予指导和帮助。

  三、如组织机构一时难以健全,可先指定一二得力干部负责开始工作,再逐渐充实之。

  四、人选决定后,望即电告。

  中央

  接着,毛泽东又起草了中央关于开展满洲工作给晋察冀分局的指示,他写道:

  晋察冀分局:

  满洲工作之开展,不但关系未来中国之局面至巨,而且己成刻不容缓之紧急任务,因此特决定:

  一、分局、冀中区党委和冀热区党委,各组一个满洲工作委员会,负责动员和领导一切可能的力量开展满洲工作。

  二、3个委员会之工作分头进行,均直接受中央城市工作部领导,并与该部通报(应指定译电员负专责,翼热边翼中的电可由分局电台转)但分局与区党委,应用极大力量,给予指导和帮助。

  三、如组织机构一时难以健全,可先指定一二得力干部负责,开始进行工作,再逐渐充实之。

  四、人选决定后,望即电告。

  中央

  毛泽东还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城市工作部门的指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各分局及5师:

  一、你们接到巳微中央关于城市工作指示后,对该项工作之具体布署及进行情况如何,望即电告。

  二、地委以上各级党部须立即建立城市工作部,在党委与上级城市工作部领导下专门负责管理城市及交通要道工作,不兼其它任务。其负责干部,应根据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为当前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之原则来准备,要真能负责指导争取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千百万群众:瓦解伪军伪警,以准备武装起义之艰巨工作。上述干部决定后望即电告。

  三、凡本地有城市或交通要道工作可作,或有可能进行其他区域城交工作之县委,应指定专人负责进行工作。

  四、各地城市工作之进行情形及其经验教训和你们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与新的问题,望随时报告中央城市工作部。

  (请军部转1、2、3、4、7师及浙东)

  中央 9月4日

  9月5日,中共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在陕北安塞山中烧炭时,因炭窑坍塌而牺牲。有人觉得,一个普通警卫员死了,不必惊动毛泽东。不久,毛泽东得知了张思德在安塞牺牲的消息,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张思德同志职务虽然不高,但他做过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像这样的同志,不管职务高低,都要为他们开个追悼会,表示对他们的纪念。”

  他还指示说,准备为张思德召开追悼会,并要亲自致悼词。

  9月8日下午2点多钟,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在枣园口的操场上举行追悼张思德大会。警卫团全体指战员和中直机关的工作人员分别列队在操场上。

  会场前面的土台子上搭着布棚,布棚正中挂着一面有镰刀斧头的党旗,党旗下面是张思德的遗像。台前悬一条横额,上书“追悼张思德同志大会”。土台周围放满了各色各样的花圈,正中间放的是毛泽东亲笔书写着“永垂不朽”的花圈。

  会场上一派肃穆的气氛,毛泽东缓缓走来了。他穿着长征时的那件青色粗布夹袄,衣袖上和裤腿上补了好几个补丁,已经褪色的八角帽上,还依稀可以看到五星的痕迹。他一句话也不说,微微低着头走向主席台,慢慢地登上台子,静静的站着。

  追悼大会开始了,全体肃立,唱起了庄重的《国际歌》。在与会者向烈士默哀后,毛泽东接过卫士们递过来的那一个由他自己题名的花圈,敬献在张思德的遗像前,面对着烈士的遗容,瞻仰沉默了许久。台下很多同张思德一道长征过来的人都流下泪来,与张思德共同战斗多年的老战友胡德山竟哭出声来。

  政治处张主任报告了张思德同志的生平简历和牺牲经过。毛泽东慢慢地走到台前,开始致悼词,他的语调沉痛而激动。他说: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的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这篇悼词便是《毛泽东选集》中非常著名的《为人民服务》一文,今天读来还是大有益处。这铿锵的语言,令人反思,惊醒,伟大而光辉的思想,催人奋进!故将全篇录入本传,以启迪后世。

  9月11日,新四军第4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彭雪枫率部在河南夏邑地区与顽军作战,全歼顽军一个支队,俘获其支队司令李光明等1000余人。战斗刚刚结束,彭雪枫却被一颗流弹击中,不幸为国捐躯,年仅37岁。

  彭雪枫在军中享有“德才兼备,能文能武,智勇双全,战功卓著”的盛誉。

  9月15日,共产党方面代表林伯渠根据9月1日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正式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

  9月19日,毛泽东在审阅新华社电讯稿《延安权威人士评国共谈判》时作了重要修改,并加写了一段话,他写的是:

  “一看65日政府之提示案,就可知道,提示案没有一个字提到抗战(这是最值得注意的),没有一个字提到当前的艰危之局,没有一点表示改弦更张放弃误国政策之意。该提示案要把敌后抗战卓著功勋、抗击了敌伪军六分之五的武装力量的五分之四以上,‘限期取消’。即是说,该案允编10个师,依国民党编制每师约一万人,不过10万人,其余37万正规军都要‘取消’,而且要快快‘取消’,试问这不是日本人的腔调吗?日本强盗千方百计用残酷的战争方法所不能‘取消’的,现在经过国民党政府诸公一纸提示案,假如真正‘取消’了,那岂不是要受到天皇陛下的头等奖赏吗?该提示案又要把由中国解放区人民民主选举出来的、与敌后人民血肉相关、甘苦与共、坚决领导抗战的民主政权,‘一律由各该省政府派员接管处理’。但是这些所谓‘省政府’也者究在何处呢?谁也不知道它们逃在什么角落里去了。它们究竟与人民及其艰苦卓绝的斗争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有一天查明了它们的所在地,这些所谓省政府的老爷们,只应该给他们一种公平的待遇,就是‘撤职查办’4个大字。何况还有许多卖国贼暗藏在这些所谓省政府里面呢?卖国贼庞炳勋、石友三不都是过去这类省政府的主席吗?至于委员们之投敌叛国者更不可胜计了。总之这个提示案只是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只是那些为着私利而忘掉国家民族的人们之意旨的反映。说得明白一点,所谓提示案,正是今天一小群只图私党利益,不知民族大义的国民党法西斯分子之卑鄙意识的结晶,是每一个真正爱国者所不可能与不应该接受的,因为谁要接受这种提示案,就无异于帮助日本侵略者。”

  9月21日,毛泽东撰写了《延安观察家评国内战局》一文,全文如下:

  最近中国两个战场的军事情势,尖锐地揭破了国民党当局所谓“军令统一”的实质是什么。在完全由国民党统帅部所指挥的正面战场,自本月2日湘敌进陷常宁后之12日间,先后失去湘桂路沿线的祁阳、零陵、东安、新宁、道县、资源、全县7城,湘桂路正面的桂林与侧翼的邵阳,均已岌岌可危。同时期中,广东敌自西江与雷州半岛两路侵陷高明、四会、肇庆、开平、新兴、廉江6城。目前自道县南犯之敌,已窜抵湖南最南部之江华、永明。由西江北犯之敌,则已进陷广西之怀集、信都。两线相距已不满120里。此种日丧一城之可耻失败,即今日所谓“服从军令”之代价。当盟国在海上竭力准备进攻菲律滨与中国海岸,在陆空竭力加强滇缅运输与轰炸日寇占领区及其本上之际,重庆腐败无能的统帅部乃竭力造成自己的危险与盟军的困难,而给予日寇以重要的有利阵地与拖延失败的机会。盖西南战场失败的严重性,首先尚不在丧师失地之巨之速,而在其战略的结果。广西的危急,意味着日寇可能由此而敲昆明甚至重庆之大门。另一方面,日寇所最畏忌的盟国空军,亦因湘桂形势的急速恶化而丧失了重要的阵地,且继续感受国民党恶劣军事指挥的危害。退一步说,敌人即使仅仅打通其横贯中国之交通线,并将中国切为两半,此对反攻日寇所造成的不利,亦即不可胜计。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的两次演说,没有一个字道及如何挽救当前的危机,或如何改变造成此危机之统帅部的方针与成分,徒然一再强调其阻碍抗战胜利的所谓军令统一。殊不知所谓军令统一一语,诚如参政员王云五、胡霖两氏所说,“原是不成问题的”,成问题的只是用什么军令去统一。如必以今日失败主义的军令来统一全国,则无非欲全国军队均向过去的河南战事与现在的湘桂战事看齐,同归于尽,而后甘心。这种亡国心理除了帮助敌人,阻碍胜利与引向失败之外,不能有任何别的东西。

  试一返观被国民党诬为“不服从军令”的敌后战场,则情形完全相反。这个战场的人民军队,在8、9两月中,连续获得了重要胜利。山东的八路军,在8月下半月与9月上半月中,连克5城,即旧黄河口的利津、乐陵、临邑,胶东半岛尖端的文登和山东东南部的沂水,山东西南部的郓城战役,解放村镇600余,山东东南滨海区的反“扫荡”战役,歼灭伪军陈三坎一旅,尤与正面战场的日失一城成一极鲜明的对照。此外,沿海各省亦均有许多胜利,如河北八路军攻克北平城北16里的高丽营,攻入北平东南的青云店与西南的长辛店,以及沧州、雄县、深泽的县城和易县、徐水的城关;活动于南京、上海、宁波三角地带的新四军,攻克南京西南16里的六郎桥,长江北岸的石庄、张黄港、新生港,攻入太湖西南岸的长兴及南京长兴间的溧水、深阳3城与宁波的近郊,广州附近的东江纵队,亦攻入广州市郊的龙眼洞。仅就沂水、文登、鄂城、长兴4次胜利统计,解放的国土即达一万四千方里,或约一万五千方里,由于敌后最近的连续胜利,中国解放区的人口总数已由八千六百万增至九千万以上。如果所谓军令,是要抗日,要胜利,则敌后战场实为执行抗战军令的模范。但是若国民党所提议的必须将这种有效抗日力量“取消”五分之四,亦即将收复的失地、解放的人民和俘获的人枪送还敌伪五分之四,才叫做“服从军令”,则这种所谓军令也者不过是天皇陛下的走狗们所发的叛卖民族利益的卖国军令,中国人民将起而惩治这些实际上的卖国贼,决不许其逍遥法外。

  综观中国两个战场的最近情形,可以清楚看出,正面战场的中心问题是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各人民团体各地方抗日力量的紧急国事会议,立即废除国民党的寡头统治,彻底改组国民政府及统帅部,立即将一切卖国贼,投降派,失败主义者,专制主义与法西斯分子全部驱逐出去,并交付人民惩办,由代表抗战利益与人民意志的人们去掌握政令军令,才能阻止敌人前进,挽救国家危局。至于敌后战场的中心问题则易加强武装。在这里,完全应该按照共产党抗击敌伪军六分之五,而且天天打胜仗,国民党仅仅抗击敌伪军六分之一,而且天天打败仗这种事实,共产党应得盟国援助品的六分之五以上,国民党最多只能得六分之一。而且不能由国民党分配,因为它已无资格做这些事了。如果政府与统帅部不改组,则六分之一的物资交给国民党亦应考虑,因为国民党应负丧师失地与阻碍同盟国胜利之责,把任何一件武器交给他,适以资敌

  9月22日,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召开会议,讨论形势、国共关系、审查干部等问题。与会者认为,不管蒋介石是否改组政府,我们可以先成立中国解放区联合委员会。

  刘少奇又提出,还可以成立解放军,八路军、新四军的名义已经不适应了。

  9月24日,各党派负责人及社会名流董必武、冯玉祥、覃振、邵力子、张澜、沈钧儒、王昆仑、邓初民、黄炎培、张申府、胡子婴、李璜、左舜生等500余人,在重庆集会,要求改组政府,实行民主。

  9月27日,毛泽东为林伯渠起草了一封回复王世杰、张治中的信,他写道:

  雪艇、文白两先生大鉴:

  9月10日两先生来函,及在这次参政会上双方关于谈判经过的报告,和蒋主席在参政会上对于本问题的表示,均已报告我党中央。兹将复示以下几点,奉告两先生,并请转达国民政府蒋主席及贵党中央。

  一、我们对于蒋主席在参政会上表示继续用政治方式解决问题一点,表示欣慰。因为国内一部分强有力的人士,对于内战的准备,并未放松,内战危机,依然存在。并且愈到反攻之时,危机将愈严重。按照他们的计划,是要把反攻与反共合并举行,以达其所谓一举两得之目的的。但是蒋主席在参政会上有此表示,足使我们及国人暂时放心。对于参政会所组织的延安视察团,我们表示欢迎。对于两先生延安之行,仍盼命驾。至于两先生问是否能派负责代表偕返重庆一节,要看延安谈判结果如何而定。但可确告者,只要国民政府与国民党方面不拒绝继续谈判,又能保障来往自由(至今天为止是没有这种自由的),即使无人立即出来,不久一定会有人出来。虽然周恩来、董必武二同志在渝多年,前年林彪师长来渝,祖涵此次来渝又已5月,无一人获有谈判结果;但是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总是有人来谈判的。

  二、鉴于目前抗战形势之危急,而国内一般情况远未走上适合抗战需要之轨道,不论在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政治上到处都存在着严重的危机,政府与人民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军官与兵士之间、军官与军官之间、军队与军队之间无一不发生异常严重的脱节现象,全国人民皇皇不可终日,烦闷、苦恼与怨恨的情绪与日俱增,大家感觉没有出路,在此种种情况下,以致军心动摇,民心离异,以致不能停止敌人的进攻,不能配合盟国的反攻。造成这些严重危机的最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在一党独裁制度下完全没有民主。因此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不能动员与团结全国抗战力量,不能巩固军心民心,不能使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项设施符合抗战、民主与团结的需要。现在唯一挽救时局的办法,就是要求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由现在的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的代表,开紧急国是会议,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并由这个政府宣布并实行关于彻底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新政策。只有这样的新政府,但决不是请客式的、不变更一党专政实质的、不改变政策的所谓新政府,才能一新天下之耳目,才能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才能保障人民有充分民主自由的权利,才能发出积极抗战的军令与民主主义的政令,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而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增强抗战力量,停止敌人的进攻与实行我们的反攻,也才能实行真正由人民选举的国民大会与实现民主选举的政府。有了这样的新政府,国家统一也就可能实现了。如果一党专制的局面继续不变,则无法取得人民的信任,各种危机只会增大,人民不能动员,抗战不能胜利,离心离德的危险现象无法克服,国家统一断乎不能实现。我们这个建议,实是代表全国人民的要求,即贵党中亦有不少人士同具此心。这个建议,祖涵已在此次参政会内正式提出,兹特重申此意。两先生历次谈话与函件,对于实行民主,全属敷衍之词,使人感觉不到任何诚意。即9月10日来信,仍是如此。此计不决,则两党谈判即使可能解决若干枝节问题,至于关系国家民族的重大问题,必不能获得彻底解决的。

  三、两先生9月10日来信中有“要求与时俱增”一项责备之词,不能不予以辨正。林彪师长所提4项,时在一年半之前,当时已为政府拒绝,林师长空劳往返。5月间祖涵在西安与两先生所谈,约定各呈报自己中央请求指示,祖涵与两先生均无权作最后决定,故只有6月4日(于6月5日由祖涵面交两先生的)敝党中央所提正式12条与委托祖涵所提口头8条,才是敝党中央的意见。且西安所谈,原约定双方签字呈报双方中央,但祖涵签字后,两先生不愿签字,应即不能成立,何得事后又引为根据?两先生此种作法,说得客气一点,叫做不友好态度;说得正确一点,叫做玩弄无谓的手腕,是只会影响问题的解决的。至于“华中华南”4字,明是电文脱落,后经校正,故即补上。华中、华南广大解放区人民抗日政权之存在,已历多年,岂有不要政府承认之理?

  四、综观两先生9月10日来信,仍如政府提示案及两先生前次来信一样,不从抗战利益出发,故总是不着边际,毫无结果。除前述实行民主一项关系国家兴亡之大问题外,关于广大中国解放区军、政两项要求国民政府承认问题,亦复如此。现在再一次明告两先生:全部敌后解放区的军队与政权是一定要请国民政府承认的,而且一定会“与时俱增”。因为整个敌后战场的战争情况,与正面战场恰成相反的对照,在正面是节节败退,在敌后是节节胜利。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与华南抗日纵队是在一天一天地发展,收复的国土、解放的人民与民选的政府,也是在一天一天地增多,这些难道国民政府与国民党都不喜欢吗?难道蒋主席也不喜欢吗?不见得吧!不管国民政府、国民党承认与否,万恶的日本强盗总是要打的,而且是要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国土的。我们所以请求承认,是要求统一,要求国民党、共产党及全国一切抗战力量,都在民主基础之上,而不是在独裁基础之上,统一团结起来,好配合盟国早日把日本强盗打倒。如果你们坚持不承认主义,或少承认主义,祖涵以为是不妥当的。为什么打胜仗的军事力量你们不要,打败仗的军事力量你们尽要呢?为什么收复的国土你们不要,反加责备,而几个月之内从郑州到桂林丧失如此广大国土,你们反而不可惜,不加责备呢?我现在敬告两先生,并请转告国民政府与蒋主席,请你们嗣后再也不要讨厌我们共产党人请求你们承认打胜仗的军队与收复的国土了,因为这种嫌恶情绪是很不合于民族利益的。率直之言,尚乞鉴谅!

  林祖涵

  9月27日这一天,毛泽东又起草了中央关于开展苏浙皖地区工作给华中局的指示:

  华中局:

  敌寇目前已进占衢县丽水温州等地,其目的在控制浙江海岸线以预防盟军登陆,我军为了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条件,对苏浙皖地区工作应有新发展的部署,特别是浙江工作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建议作如下部署:

  一、浙东挺进纵队派一个得力部队约两个团到天台山,去发展天台黄岩临海乐清等地工作,沿公路沿海岸进行游击,创造游击区,背靠四明山,用推进方法,沿敌伪区进军,解决顽方地方武装,造成将来大部歼灭顽部的条件。

  二、向天台山脉进军后,依据可能程度,由浙东派一个精干连(或营)配一部分干部,由刘亨云、张文碧等率领,携带电台,相机挺进至平阳山区与龙跃汇合,造成该区的扩张形势。龙跃地区的中心任务是沿温州及浙闽交界的海岸线力求蔓延式的发展,海岸线愈长愈好。

  三、苏南部队除巩固现有地区外,中心工作应放在太湖西南岸,沿京杭国道伸入天目山,造成过钱塘江与浙东打通的战略形势。浙东区党委,应加强金华义乌衢县桐庐富春等地的敌伪区的游击工作,以迎接苏南部队的南进。

  四、估计到苏南地区现有兵力不敷分配,且必需加强干部,建议派叶飞朱克靖等同志率两个主力团,由华中局抽调苏南浙江一批干部,随同渡江,汇合16旅,共同担任南进任务。

  五、建议恢复6师师部,以叶飞任师长,苏南区党委名单及6师军政人选,请考虑提出交中央核准,将来6师师部可设在天目山。

  六、中央正准备派一部干部到苏浙皖等地工作,要明春才能动身,目前为了发展苏浙皖工作,故派遣叶飞等先往,部队抽调转移,交替的妥善办法,请与苏南苏中商定电告。

  中央 申感

  1944年10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新四军的胜利出击与中国的救国事业》。

  此前,毛泽东在审阅社论稿时,在上面加写和改写了几段话:

  “对于新四军的胜利表示痛恨的,只有两种人,就是日本侵略者与中国蒋介石。日本人的痛恨我们,不必说了。至于蒋介石,他有两件事最受日本侵略者欢迎:一件是反共活动,一件是《中国之命运》。蒋介石的千万件反共活动中,尤以阴谋袭击新四军,逮捕叶挺将军与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最受日本人欢迎。当1941年春,蒋介石干出此种破坏抗战、危害国家、背叛民族的罪恶事件时,日本同盟通讯社曾嘉奖说:‘蒋介石几年来未作什么好事,但解散新四军一事算是做得好。’”

  “不管日、蒋如何合谋危害新四军,但是新四军依然在发展壮大,依然在打胜仗。”

  “时至今日,蒋介石及国民党反动派还在师其故智,天天在强调其所谓‘军令政令之统一’。而这所谓‘统一’者,不是别的,就是要把八路军、新四军‘限期取消’五分之四,和‘限期集中使用’。谁也明白,这样的‘统一’,也并非‘统一’到蒋介石手里,而是实实在在地‘统一’到日本人手里。因为五分之四的八路军、新四军‘限期取消’了,其余五分之一又‘集中使用’起来了,五分之四以上已解放的中国国土,不就‘统一’到了日本人手里吗?真是替日本人帮忙的好计策!天皇陛下之传令嘉奖是毫无疑义的了。

  “但是中国人民是决不准许这样的叛卖阴谋的,八路军、新四军也决不准许这样的阴谋。单拿新四军来说吧,它现在已经成了华中人民的长城,成了华中人民血肉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要把它消灭,要把它赶走,日本人办不到,任何什么反动派也是办不到的。”

  10月11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一篇评论:《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请参看《毛泽东选集》——笔者注),他写道:

  “空洞无物,没有答复人民所关心的任何一个问题,是蒋介石双十演说的特色之一。”“他又反复说不要‘丧失我们的自信’,就是在国民党队伍中,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人士中,已有很多人丧失了信心的反映。”

  “蒋介石的演说在积极方面空洞无物,他没有替中国人民所热望的改善抗日阵线找出任何答案。在消极方面,这篇演说却充满了危险性。蒋介石的态度越变越反常了,他坚决反对人民改革政治的要求,强烈的仇视中国共产党,暗示了他所准备的反共内战的借口。但是,蒋介石的这一切企图是不能成功的。如果他不愿意改变他自己的做法的话,他将搬起石头打他自己的脚。

  10月11日这一天,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召开边区文教大会。会场两边贴着两幅巨大的标语,一边写的是: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要武装部队与文化部队相结合。另一边写的是:文教工作与生产结合起来。

  参加这次大会的有450余人,其中有工、农、兵中的文教工作者;有学者、诗人和热心文化建设的士绅、国际友人等。

  毛泽东对文教大会非常重视,在会议筹备过程中曾多次过问。

  10月中旬的一天,陈先瑞接到一个通知,说是要他到毛泽东那里去一趟。陈先瑞立即风风火火地赶到了毛泽东住处,一进门,就看到385旅770团团长张才千也来了。毛泽东向陈先瑞招招手,让他坐下,然后笑着对二人说:

  “你们不是早就想到前方去吗?这次就答应你们的要求。中央决定,尽快在豫西开辟抗日根据地,决心把警1旅2团(陈先瑞带过的部队——笔者注)和770团放出去。这两个团都是红军老部队,在西北搞了七八年,这回要老虎出山显显威风了。”

  接着,毛泽东向陈先瑞、张才千分析了河南的形势。他说,1944年4月以来,日本侵略军发动了河南会战,大举进攻河南,国民党在河南的40万大军不战而逃,使郑州、洛阳、许昌、南阳等30余座城镇沦入敌手。为了驱逐日军,开辟中原根据地,从战略上将华中、华北、陕北联系起来,中央在7月间发出了向河南进军的命令。9月,由太行军区抽调两个团组成豫西抗日第1支队,渡过黄河,从新安以西进入日军占领的箕山、嵩山地区;尔后,又从太岳军区抽调两个团进入陇海路、新安、渑池地区。中原李先念部也派部队向西进入嵖岈山地区。这次中央决定由王树声、戴季英组成河南军区,进军豫西,创建豫西抗日根据地。

  毛泽东还强调说:

  “河南地处中原,是古今兵家必争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能否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关系到能否把华中、华北和陕北联系起来的战略全局。因此,你们肩负的任务很重要。你们这两个团改编为两个支队,你们各率一支,迅速进入伊川、登封、汝阳地区,战略目标是三点(开封、郑州、洛阳)一线(陇海线)。这两个支队虽然人数不多,但红军骨干多,部队素质好,战斗力强。到达预定地区后,要迅速扩大力量,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站稳脚跟。脚跟站稳了,就有了开展工作的根基,就能打开局面。”

  陈先瑞和张才千进入河南就要归王树声、戴季英为首的河南军区领导,毛泽东担心他俩对曾经在陕北犯过错误的戴季英信心不足,又语重心长的嘱咐他们说:

  “有的同志过去犯过错误,中央的方针还是团结教育他们,给他们在斗争实践中改正的机会。犯错误并不可怕,改了就是好同志。中央相信他们会改正错误的。你们去后,要尊重、服从河南军区的领导,主动工作,注意团结,依靠集体的力量完成好这一任务。”

  毛泽东还告诉他们说,你们以后可以直接向中央汇报工作,使中央及时了解和掌握河南的斗争情况。

  10月14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巩固太岳、豫西等根据地的指示,他写道:

  北局、平原、太岳:

  皮徐(指皮定钧、徐子荣——笔者注)申陷电,你们酉冬转来于酉文阅悉。

  甲、已决定戴季英、王树声、刘子久、韩钧等率河南干部约百人及770团、警2团约千六百人,11月初由延起程,照来电经太岳往河南。

  乙、太岳派两个团入豫西,我们意见:A、铁道与伊河间之河水深,两岸淤泥亦深,不易随便徒涉,如遇敌顽进攻,不大便于机动,在冻冰前似不宜用大兵,在不妨害中条山发展与巩固情形下,派政治军事较强的干部,率一个小团进入该区,与地方党密切联系,巩固已有同情武装,先求站稳脚,部队小给养亦易筹。B、太岳区目前极应巩固中条山已得阵地,积极发展汾河以东(三角地区)沁河以西广大地区,特别豫北之沁、济、温、孟4县,山西之垣、平、芮3县,以及黄河与铁道间,估计有被敌控制之地区应广泛利用合法形式及建立隐蔽根据地,使华北与中原密切衔接。

  丙、太行、太岳、平原区,今冬整军期间,尽可能充实小团,并每区补充两个大团(共60团),根据目前发展情形,似有必要与可能。

  丁、解决河南新区军队给养问题,在根据地未具规模以前,可采取以下临时过渡办法:A、按每亩产量抽5%至7%,未减租以前,由地主出,减租以后,农民确实得到减租利益时,东佃各半。B、或者照国党田赋征实办法,每两粮银应征公粮若干,但无论那项办法,均须比以前国党及现在敌伪统治民众的负担要轻与合理些,并保障每年只征一次,请当地士绅及富、中、贫农代表商讨上述办法或其他更适当的办法。总之力求与地主不要过早搞破脸,使自己站稳脚,如与地主过早搞破了脸,基本群众又未发动起来,将增加我们许多困难。C、在根据地建立有初步头绪时,即应筹办征收出入口税,以保障根据地物资与帮助部分解决财政问题。其征税原则:1、对敌利大,对我利小,则抽重税甚至禁止出入口。2、对敌利小,对我利大,则抽轻税,甚至免税。3、对敌我均有利,则按我需要缓急,定出适当税率。D、为避免混乱保障安定社会秩序,便利于自己站稳脚,须禁止乱打汉奸乱罚款,军队须由最高司令部统一发给临时粮票,给粮户作为收据,对部队内部须按人数给以应得粮票,以免重复过去浪费。以上意见提供你们及皮徐同志参考,并望将你们意见电告。(北局转皮徐)。

  中央 酉寒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开辟河南根据地问题给郑位三、李先念、任质彬、陈少敏的指示电,他写道:

  郑、李、任、陈:

  申艳电悉。

  一、八路军第一批南下部队两个团,在皮定均(司令)、徐子荣(政委)率领下,已于一个月前在新安以北渡过黄河,申陷进至登封、临汝、禹县地区大峪店东西疾山一带。现正从事建立根据地,并分向各地活动中。尚有后续部队,正从新安以北渡河南下。洛阳、伊川、宜阳一带已有地方党员所组织的游击队进行活动,群众对我军进入河南极为欢迎。敌情与顽情亦不十分严重。

  二、中央已决定派戴季英、王树声、刘子久、陈先瑞等从陕北率两个老团并大批干部进入河南活动,建立河南人民解放军为解放河南而斗争。王、戴、刘、陈等在一个月内可从延安起身。中央派到5师的部队及大批干部,亦可同时起身。

  三、你们派到豫南的部队,应坚持进行活动,建立据点,发展地方武装,并设法与皮、徐部队取得联系。

  军委 酉寒

  毛泽东在这个电文中首次使用了“人民解放军”这一称号。此后不久,警1旅2团改称为豫西第3支队(又称第3分区),由陈先瑞任司令员兼政委,并担任地委书记。陈先瑞率3支队进入豫西后,很快在登封、汝阳一带站稳了脚跟;不久又进军伏牛山,在伏牛山东南地区,成立了鲁山、南召两个县级政权和5个区的区政府,使两万多人口获得解放;并与占据南召的国民党11战区副司令兼新8军军长高树勋达成了双方之间停火、互不侵犯、互通情况的协定。

  10月18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四师工作给华中局的指示电,他写道:

  华中局并转淮北区党委及韦、吴(指韦国清、吴芝圃——笔者注):

  一、4师西进部队已获得极大战果,目前应以巩固已占地区为主要任务,应即迅速建立与加强地方武装,可以吴信元及其他投诚的部队与地方发展的部队为基础建立若干独立团,除派干部外并可由主力部队抽出若干连编入地方部队,使其担负地方守备任务,以便主力能迅速进行新的任务。

  二、4师在豫皖苏时代的武装政策中有一些是错误的,如并吞过多的部队,处理胡晓初部队的失当等。应切实研究过去的经验,凡来投我之部队其领袖及其干部愿意进步者,均应切实忍耐的帮助其进步,不得随便撤换及调动。我们派去帮助工作的干部,应诚恳在其领袖的领导下工作,不得有盛气逼人,锋芒毕露的态度。

  三、路西应即成立地委,由区党委配备得力干部,应利用秋收立即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并立即召集士绅座谈会、县参议会等,以便迅速组织与团结人民,巩固我军的社会地位。

  四、如果能利用伪军关系在商丘、宁陵、柘城之间派一个小部队去活动,建立一处跳板以与水东打通联系,那是有战略作用的。如有可能,应设法求其实现。

  五、最近顽军一部已由涡河北进寻求你们作战,应准备集中必要兵力将其击破,并歼灭之。

  中央

  10月22日,美国《时代》与《生活》杂志的记者西奥多.怀特(又叫白修德)来到了延安,他通过同毛泽东和其他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发出了同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同行们相似的报道,给后世留下了一份人们难得一见的更有说服力的关于此次延安之行的珍贵历史资料,本传不忍舍弃,特摘录于此:

  “1944年10月21日,周六下午,临近傍晚时分,在重庆泥泞的跑道上,我挥手送别了史迪威。我知道我必须赶紧行动起来了。史迪威一走,短则一周,多则10天,新的美国驻华指挥官就将抵达中国了。美国大使馆正处于混乱中,毫无实权。国民党政府因为一时蛮勇逼走了史迪威,还在震惊中,不会马上处罚我,或禁止我自由行动,但很快,等他们回过神来,是一定会这样做的。当夜,美军总部还在史迪威下属的掌控中,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知道明天会有一架美国货运飞机起飞,飞往共产党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如果我去拜托他们,他们还能想法子把我送上飞机。第二天下午,小雨依旧淅淅沥沥地下着,我已登上了去延安的飞机。”

  “我和戴维斯是在那个周日下午搭乘同一班飞机前往延安的。我此行的目的是找新闻。而他的目的,他并没有告诉我;尽管我们私交甚笃,但在那些年,像戴维斯这样的外交官是不能将秘密告知我这样的媒体朋友的;我也不会硬逼他。我们在延安机场分别,他将入住美国军事观察团‘迪克西使团’的参谋处,我则会住在一英里外的民用招待所。延安是座山城,到今天,已经成为传奇之地。当时,他在延安只待两周,我们各自有不同的目的,但其间经常碰面,因为彼此欣赏,碰面的气氛总是欢乐的;不过,直到多年后,所有文件公开出版,他写下精彩绝伦的回忆录《抓住龙尾》(Dragon by theT ail),我才知道他当时在做什么,或者说才完全明白当时发生了什么。

  中国有句老话可描述当时的情况:‘天高皇帝远。’那一周,天确实高,但并没有皇帝。约翰.戴维斯没有上级,因为无论是在华盛顿,还是在重庆,并没有人负责统辖美国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严格来说,戴维斯是美国国务院的政治官员,国务院派他来华是为了给军事指挥官史迪威提供政治建议。只是在他抵达的那个周末,史迪威已经走了,美国军事指挥部已经没了。因此,戴维斯开始自己探索:中国共产党在美国抗日战争中能派上用场吗?他们对我们来说有什么价值?

  戴维斯在刚到延安的那天晚上就忙碌起来了,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开了一场深夜会议。如果我们的部队要乘飞机在中国沿海降落,共产党会有能力提供支援、切断铁路线、动员农民吗?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问题。但提问当时的局势并不明朗。共产党已完全掌握了蒋介石与美国因史迪威关系破裂之事,对国民党军队的堕落与崩溃更是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正在准备组建一个独立政府。所有伟大的中共军事领袖都在赶赴延安,准备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隔16年后的第一次!他们有的已经回到延安,有的正在从开展地下工作或抗日游击的地区徒步返回。”

  “当时,戴维斯的任务是探索与中共开展军事合作,即联盟的可能性!戴维斯出现的时机再好不过。我也一样。在这几周里,我们将见证一场革命从胚胎到成型的过程;我是当时唯一的新闻记者,加上我与周恩来是旧识,与叶剑英相熟,又机缘巧合地与约翰.戴维斯共同抵达,让旁人误以为我身份显要,因此获准参与了为实现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结盟而展开的探索之旅。

  在10至11月的那几周里,延安留下了我们许多的欢声笑语,友谊的美酒在流淌;朱德和周恩来会在散步时,以朋友的身份突然拜访美军的前哨基地,与美军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聊天的内容不过是消磨时光的闲谈,无关军政大事。他们自己的同志——地下党、身经百战的老兵、游击队指挥官都在为参会而陆续抵达延安。当时的游击队正在无形中不断壮大,且以武力不断地取得胜利。在那几周里,共产党与美方充满着善意——温暖、开放、彼此信任。20年后却成了相互残杀的异己,在当时,他们对彼此的信任,他们渴望与我们交朋友的心是真实的。我无法想象在圣彼得堡斯莫尔尼宫(Smolny)内为争权而斗争的苏联共产党人是什么样子,但他们至少是不会欢迎美国人的,约翰.里德(John Reed)当然是为数不多的例外。而在当时那个过渡时期,延安视我们为盟友、为朋友,是欢迎我们的。

  每天早上,我都会在招待所的小房间内被军号声叫醒,号声悠悠,朝山峦之外传去。早餐是棕色的小麦馒头—切片,烘烤,然后和蛋一起端上桌来。我会走出房间,到窗台边俯视这个山谷,只见一队队骆驼从北方沙漠而来,脖子上挂着的驼铃叮当作响。下面的市集十分热闹,有骡子,有骑马的人,有挥鞭赶牲畜的人,以及普通老百姓。百姓们看上去很健康,穿着棕褐色的毛料衣服或有厚厚棉花夹层的蓝色外套。共产党相信,士兵、军官、学生都应该有东西吃,且能吃饱,吃饱了他们才能工作,才能以雄健有力的步伐大步向前,光凭这一点,他们就与国民党内怠惰的军官、虚弱的士兵不同。

  他们都是健康的;但我注意到,这种绝对的平等并不存在于奢侈品上,比如说,牛奶就优先供应给医院中的伤病员。之后若有剩余,则会供应给高官的家人和子女。我咄咄逼人地问道:哪些人的孩子能喝到牛奶?这个问题令他们尴尬不已。因此,我没有再进一步逼问什么,毕竟他们是主,我是客。我可以一个人四处转悠:去皮革市场,那里的气味难闻得就像制革厂,去卖水果和蔬菜的货摊,爬坡下坎,畅通无阻。”“相比政治会谈,我更能理解军事会谈,因为我的中文水平可以理解简单、平实、专业的战争用语,但无法理解他们政治用语中的微妙之处,那些说法都太新,太具有革命性,西方语言都还没发明出与它们对应的术语。不过,这座山城中说过的话,在未来的某一天,会变成全世界革命者的通用语,就连20世纪60年代美国街头上的动荡制造者(Changemaker)者都逃不过其影响。那时似乎一切都充满了欢声笑语,直到今天,我也无法认为一切都是假装,一切都是虚伪。”

  “在《毛泽东选集》中,收录了毛泽东1944年10月30日在延安的重要讲话,它有一个令人生畏的名字‘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如今看到这篇经过修饰后收录到国家文件中的讲话,已经完全看不到讲话当日毛泽东的风采了。当天下午,毛主席走进大会堂,在当地官员与受邀者间走来走去,就像美国政客与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县医疗与公共卫生工作人员。他边走边与人握手;他穿着黄呢子中山装,扣子扣到了脖子上,很快走上讲台开始了他的演讲。他先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才进入主题。他从口袋中掏出几页笔记,先从解答听众的质疑开始,在给出答案的过程中再抛出他的问题,让台下的当地卫生官员参与到他的演讲中去,待大家都投入了,他才开始进入严肃的部分。在这里,他就像个老师一样,这次讲课的主题是使用巫医、草药医生、针灸师以及一切中国本土医药资源救助人民及军队的必要性,之所以选择这个主题是因为,他的人民与军队缺乏西医资源。

  对于这堂课,我记住了两点:一是,他精彩卓绝、平易近人、极富表现力的台风;在我听过的所有美国政治演说中,只有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的表现能与之媲美。在台上,毛泽东会模仿,会配合手势,会四处走动,说话时会气沉丹田,压低声音。他所说的,我有半数理解不了,但是作为一个拿出最佳状态的演讲者,他会扣动你心弦,让你移不开目光。另一个是周恩来。在这场关于医疗的劝诫式讲话中,周恩来与其他领导人一同坐在第一排。他随身带着本子和笔;他也许是在展示自己对毛泽东的忠诚,也许是为其他人树立个好榜样,让他们注意听讲。不过,他坐在毛泽东前面的第一排,把自己的小本子高举空中,动作幅度似乎有点夸张,明显在一边听主席这次伟大的讲课,一边记笔记,向其他人展示他对这位老师的尊敬。”

  “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蒋介石所制造的战争灾难在华东的破坏程度。国民党军队正在分裂;日本人正在一个省一个省地大口吞噬中国领土,共产党紧跟在日军身后组织抗日。无论日军抢占了什么,共产党人都觉得自己有责任暗中破坏并组织力量反抗—而这一组织的移动速度甚至超过了共产党自己原本的期望。短短6个月,蒋介石百万之众的国民党部队就折损了四分之一;而共产党招募的新兵数量每周都在成倍增长。如今,他们在日军后方组织了不少于16个地区军政根据地,这些根据地被称为‘解放区’。在其中某些根据地,共产党控制地区面积甚至达到了100乘200平方英里,且日军和国民党都无胆进入,当地唯一的政府就是共产党政府。他们所考虑的唯一政治问题就是,如何将所有这些‘解放区’联合成一个‘人民政府’,一个真正的政府,一个有能力管辖并保护9000万群众的政府。在他们的考虑中,所谓的蒋介石政府已经随着其华东部队消失不见了;它目前在中国西部,只是美国特许权的所有者而已。不过,你快看哪,就连美国人(戴维斯和巴雷特)都开始试探共产党对瓜分该特许权的意愿了。因此,当这些地方政府领导人齐聚一堂,且更重要的是,军方指挥官也与他们一起,考虑16年后首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号召,以及建立共产党政府的可能性,史迪威被撤事件也刺激他们开始思考,这一正在孕育中的新政府是否要与美国同呼吸共命运。身处如此事态中对一个记者来说是再高兴不过的了。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有13人,个个个性鲜明,思想开放,友好亲切,且热切渴望接受美国的拥抱。”

  “在探索历史的过程中,我在延安直接学习到了许多东西,其中之一是:革命都是知识分子发起的。并非所有知识分子都是革命者。不过,知识分子若能将自己的如何团结普通群众的想法结合起来,就可以诱使他们走到一起,紧密配合起来。如果他们足够精明,能够向工人和普通家庭讲清楚时局,就能够让这些单纯的人民意识到是什么在束缚他们或摧毁他们——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调动这些老百姓来改变现状,调动他们去杀敌、去抓捕、去牺牲,让他们变得坚忍不拔。

  政治局中的高级将领都很愿意与我聊天。他们(除周恩来和毛泽东外)显然都相信我服务于美国政府,是个半官方的友好记者。

  政治局中的这些将领承认自己对使用现代大炮一窍不通,对航空一窍不通,他们的人员管理方式还非常原始,他们的通信网络还很基础,依靠的都是从日本线路上剪下的电线,或者是用从占领城市中偷运出的零件组装而成的无线电设备。但他们的情报系统强大得令人叹为观止:他们准确知道日军师部的战斗命令,敌人的通信线路,敌占区的范围。他们的情报会深入到对日军各在野指挥官的性格研究,会按照能力、背景、卑劣程度、合作程度对蒋介石的将领分门别类。在各军事谈话中所传递出的最终信息都是:我们可以帮助你,但蒋介石不行。与这些将领的谈话都惊人相似,没有任何相互矛盾之处,而他们对自己在战时的军事部署、计划、移动的毫无保留也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对毛泽东的崇拜在延安时就已经开始,他是‘主席’,但就像耶稣一样,他会布道,而他布道时,其他人会仔细聆听。人们对他的这种崇敬是经年累月的积累:来自战场——在战场上,他时而要顺河漂流,时而要翻山越岭,时而要指挥步兵作战;来自令他痛苦的不幸——他的第一任妻子和他的妹妹都丧命于国民党之手,后来,两个弟弟也被敌人杀害,其中毛泽民是1943年被新疆军阀活活绞死的,1943年正是我见到毛泽东的前一年;来自他的以身作则——他是个老烟枪,自己耕耘了一块烟叶田。不过,这种崇敬最主要的来源还是他革命导师的权威。他是在所有人犯错时,还能保持正确的人:1927年,他率先与苏联共产党决裂,当时,周恩来等人都没有认真思考斯大林关于无产阶级武装攻打城市的想法,后来,当事实证明这些人都错了,他重新欢迎并原谅了他们。毛泽东就像面前举着本史书一样,书中是只有他可以破译的神秘符号,然后用这本书给党内同志及其领导人上课,告诉他们中国将走向何方,他将如何带领他们走到那里,抵达之后他们必须做些什么。没人反对毛泽东的意见,他的头脑具有神性的力量。他做过图书管理员,他的阅读是很庞杂的;但他的意志,他的个人意志,以及他对见到这一意志得到执行的坚持,很可能是除了列宁意志外,20世纪最令人敬畏的个人意志了。

  有一天,早上7点我就被叫醒了,来人告诉我,如果我想见一见主席,就得马上准备一下,去和他共进早餐。他接见我的地点并不是办公室,而是在他个人的窑洞里——里面很干净,泥土地面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桌面一尘不染。他年轻时是个不修边幅的人,30年前,他在湖南第一师范上学时所住的学生宿舍房间是会脏乱得吓到同班同学的,这些同学后来还讲过他的故事。不过后来他养成了爱整洁的习惯,且有点强迫症的程度,该习惯后来也成了新中国所有大街小巷都必须遵守的原则——干净整洁。

  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他的外表,而是他那种自然而然的强大气场。毛泽东的发际线有些后移,唇上留着几不可见的胡须,下巴上长着颗小痣,虽然身材高大雄壮,但绝对算不上英俊。他平时说话的声音轻柔,没有什么变化,与站在台上发言时不同,而且也感觉不到想要说服你的意图。他说话实事求是,而他所说的都会被认可为真实他是指导他人的圣贤。他走路时喜欢拖着脚慢慢走,身子轻微摆动,从容悠闲,因为身材魁梧,会有点像熊走路的感觉。不过,绝大多数时候,他都是坐着不动的,他的思想会通过嘴从那懒散的身体中传递出来。

  我首先拿出了采访国家元首的一套例行问题:美国的目标是让中国各派系统一起来与我们联合抗日,那么国民党是否有进行内部改革的希望,是否有‘解开这个结’的可能性?他的回答很直接:‘这个结没法子解。’谈判会不会有?希望非常渺茫,他说。谈判是国民党一直以来欺骗美国人的手段:‘国民党希望美国能打败日本,这样他们就能调转枪头,集中火力,消灭中国共产党。’我们继续聊了很多。他说他目前不会攻打蒋介石,但若蒋介石先动手,他一定反击。毛泽东说,蒋介石指控共产党是‘苏联赤党走狗’,追求土地共享,以及共产共妻。过去4年里,蒋介石发动了3次反共高潮,共产党都挺过来了。只要蒋介石仍旧坚持前线抗日,‘我们就不会提出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口号’。是的,他们此刻确实在考虑建立新的‘国民参政会’,以此将所有游击根据地和解放区联结起来;强烈要求开展此项工作的压力来自在前方作战的将领,不过他们‘尚未做出任何决定’。至于美国,他并不反对其向蒋介石军队提供数量有限的军需补给,但是,美国若给蒋介石军队的10个或20个师装备上现代武器,蒋介石就会利用它们来对付共产党。因此,比起只供应蒋介石,不如双方都别提供;如果美国非要提供,那么他的要求是,美国要按照国共双方抗日的成效给他们分配补给物资。

  这次正式采访只持续了一小时左右,我们就谈了这么多。我承诺会将写好的新闻稿提交给他,以获取刊发的官方许可,毕竟他是代表共产党发言的;不过,在我拿到他返给我的稿子时,我发现里面改动太大,已经没有发表的价值了。

  正式采访后,我们随意地聊了起来。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泰然自若;之前蒋介石在面对我的某些问题时,思路虽然清晰,但会无意识地抖动膝盖,这一肢体语言也将他的紧张暴露无遗,毛泽东则完全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与在蒋介石办公室和白宫总统办公室中不同的是,毛泽东说话时没有任何人拿着电话留言走进来,或者拿着记下的要事打断他。这里是共产主义中国思想诞生之地。毛泽东显然不掌管行政,他是个圣贤,思考时是不得打断的。闲聊中,他会想到什么便说什么。这不是一场对话;我是他的学生,他在教导我。他很威严,不容他人反驳或质疑。他有着令人生畏的气场。在正式提问结束后,我问他,他们一旦获胜,会在大城市中推行什么政策。他之前组织的是农村抗日,但大城市与农村有很大不同;大城市中有报纸杂志。他会允许支持敌对势力的报纸随心所欲地刊发文章,哪怕是对共产党怀有敌意的?当然,毛泽东回答道。在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中,会有言论自由、权利自由、新闻自由。在他未来将建立的这个中国中,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报纸上发表自己想要发表的任何内容——除了‘人民的敌人’。我当时忘了问一个问题:人民的敌人由谁来界定?

  从与他的对话中能看出他是个自学者,所读都是兴之所至,口味使然。他可用马克思主义者的严谨来探讨西欧的土地私有与封建制度,以及在法国大革命中将土地重新交还给农民后法国资产阶级的突然转变。紧接着,他转换‘上课’主题,对比了现在外国记者在延安看到的中国,以及过去外国记者在乔治.华盛顿司令部所在地福吉谷看到的美国独立战争。他说,外国人现在也许只看到了延安简陋的条件,这很像过去外国人看到华盛顿位于福吉谷的总部时,只看到了简陋,却没有意识到华盛顿的思想会带领他成为战争最终的赢家。乔治.华盛顿当时有机器设备吗?乔治.华盛顿当时有电吗?没有。这些东西英国全都有,华盛顿没有,但华盛顿赢了,因为得道者多助,人民站在他那一边。我意识到,他在阅读马克思原著时,并没有将工业时代和电气化时代放到它们对应的世纪中。不过,这一点无关紧要:这个人了解他的国家。这个人知道能让人民拿起枪的是思想,枪杆子下才出政权。他发明了现代游击战争的原则,在游击战中军装是毫无意义的,在游击战中是没有中立者的,男女老少,无论是否情愿,无论是否身着军装,都必定会被卷入战火中,都必须奋起反抗。这是一场无休止的革命,他是这场革命的原则制定者,他比我所采访过的任何领导者都要了解自己的人民。

  我是来与他共进早餐的,原以为这场采访会很快结束。但他似乎很享受这种像老师在指导学生一样的非正式对话,加上我的引见者说了很多好话,他就打开了话匣子。在他说该吃午饭时,我吓了一跳。他还问我是否要留下用餐。当然要啊。为我们上菜的是他的(第三任)妻子江青。参加革命前,她是上海的电影演员。当天她穿着厚厚的棕色呢绒长裤,但仍掩盖不了她令人惊艳的身材。午餐很简单,上好菜后,她就落座,与我们一同用餐,餐桌上的她也充满了魅力。当时的她32岁,比毛泽东小了差不多20岁,我当时那种养眼的感觉,毛泽东一定也曾有过。”

  “在延安的那几周我见了毛泽东好几面,一年后,在重庆又见到了他。只是那些都是正式会面。真正令我难忘的还是我们初见时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有思想,能拿枪,而且可以迫使历史朝他思想所指的方向前进。”

  后来,怀特的真实报道,却遭到了美国新任驻华大使赫尔利的反对,赫尔利说:

  “像怀特这样的记者,是成功推行美国对外政策的障碍,他们那些不利于国民党的评论,将危及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政策。”

  再说10月24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向苏浙豫皖发展给华中局的指示:

  华中局:

  梗电悉。

  一、同意粟裕率两个团南下发展苏浙,必要时还应从1、2两师再调一部去。所有苏南及浙江归粟统一指挥,叶飞留苏中主持。

  二、新四军(除5师外)在最近的任务,是向南(苏、浙)向西(豫东、皖北)发展,除现在派出之部队外,将来仍须派遣部队南进、西进,并须有主要负责人同去,望你们加以考虑并预作准备。中央为了协助新四军完成任务,准备在明年春季派遣数百个干部到新四军(长江下游)工作。

  三、发展河南是已经确定的方针,但现在只能逐步发展。首先建立巩固阵地,然后向前推进。你们在津浦路两部队,已有冀鲁豫区南下水东之3个团,可以配合作战。

  四、美军有在杭州湾登陆可能,十分注意发展宁波、杭州、上海三角区工作,以便配合美军作战,时间可能很快。

  军委 酉敬

  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报告,讲到了干部要提高原则性和警惕性,要善于识别叛徒、自首变节分子问题。他还讲了一个故事,他说:

  “关羽过五关、斩六将,护送刘备的夫人来到古城,当他叫张飞出来迎接时,张飞却圆睁环眼,倒竖虎须,吼声如雷,挥矛向关羽便打,直叫道:‘我今与你拼个死活。’张飞与关羽在古城相会时,怀疑关羽,是有很高的原则性。关羽形式上是投降了曹操了,封了寿亭侯,帮曹操杀了颜良、文丑,你又回来究竟是干什么来了?我们一定要学张飞的原则性、严肃性。当然过火是要不得的,所以去年抢救运动,十几天,我们马上就停下来了。”

  10月30日,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举行闭幕式。毛泽东来了,他走上主席台,等热烈的掌声停下来,便开始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请参看《毛泽东选集》——笔者注)的讲演。他说:

  “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和希特勒一样,快要灭亡了。但是还须我们继续努力,才能最后消灭它。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为了进行这个斗争,不能不有广泛的统一战线。”“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不但要有新式学校,而且要利用旧的村塾,加以改造。在艺术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话剧,而且要有秦腔和秧歌。不但要有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旧戏班,利用在秧歌队总数中占90%的旧秧歌队,逐步的加以改造。在医药方面,更是如此。”“我们的任务是联系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只要我们做得恰当,他们是会欢迎我们的帮助的。”

  “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

  文教大会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通过了《关于培养知识分子与普及群众教育的决议》

  刚从重庆回到延安的林伯渠也参加了闭幕式,他兴奋地说:

  “这是陕甘宁边区第一次文教大会,是新民主主义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在全国来说,这样的大会,从来也没有开过,现在,也只能在边区开。有这样一个边区,中国便有希望。”

  1944年11月1日,天气分外晴朗。延安新机场上红旗飘扬,鼓声震天。八路军总部在这里召开八路军第一游击支队第一梯队南下誓师大会。

  第一游击支队司令员王震、政委王首道、副政委王恩茂、参谋长朱早观遵照毛泽东和中央的部署,率领359旅主力7个大队4000余人,党政军民干部900余人,配备了最先进的武器和全新的衣服被褥,组成南下支队第一梯队,整装列队在新飞机场上。

  毛泽东、朱德、任弼时、贺龙、叶剑英都在大会上讲了话。毛泽东说:

  “一个共产党员要像柳树一样,插到哪里就在哪里活起来。但是柳树也有弱点,就是随风倒,软得很,所以还要学松树。松树的劲大得很,到冬天也不落叶子。松树有原则性,柳树有灵活性。斯大林说过,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什么是特殊材料呢?就是松树和柳树结合起来,像柳树那样可亲,人人喜欢,像松树那样坚定,稳当可靠。这样人民群众就会成群结队地围绕在我们身边。”

  毛泽东握着王震的手说:

  “我们走了10年了,那里的人民在想着我们,盼着我们,你们回去后一定要站稳脚跟,再打出一个苏维埃政权来,中央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王震非常激动,他向毛泽东立正敬礼,说:

  “请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放心,我们坚决完成任务,不辱使命。”

  11月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再次当选为总统。

  这天下午,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飞抵延安。赫尔利到达延安的一幕颇具戏剧性。包瑞德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周恩来,我,和一大群中国人和美国人到飞机场接机。飞机着陆后,门一打开,梯子上赫然出现一位身材高大、头发灰白、军人模样、非常英俊的人物,他穿的是我历来所见剪裁最漂亮的制服,胸前佩着的绶带在我看来足以代表美国参加过的每一场战争。他就是美国总统特使巴特立克.赫尔利少将。他访问延安,显然事前没有人通知我们。过了一会儿我才明白,他此行目的是要在国民党政府和中共之间担任调停工作。

  周恩来一看这位军人气派十足、服装异常漂亮的人物,显然吃了一惊,立刻问我,这位贵宾是谁?我告诉他,这就是赫尔利将军。好几年前他是陆军部长,我曾在纽约和他有过一面之缘。周说:‘你留他在这儿,我去请毛主席来。’接着就在滚滚沙尘中扬长而去。

  一会儿,比我所料想的还快,毛和周坐着中共在延安唯一的汽车来了。这辆司机室关闭着的破旧卡车至少是我在延安所仅见的一辆汽车。紧跟着他们而来的是一连步兵,显然是在飞机场附近兵营临时匆匆召集的。毛以正式的礼节欢迎赫尔利将军,一连步兵排列成为仪仗队,接受赫尔利将军的检阅。赫尔利将军回敬步兵连长的敬礼,然后挺直他的高昂的身躯,像中毒的小狗一般鼓足气,发出一声印第安人的长啸。毛和周看见这位贵宾的怪异行为后的脸上表情是我毕生难忘的。

  检阅仪仗队之后,毛泽东和赫尔利将军爬进破旧卡车的司机室内,我也跟着挤进去做翻译。赫尔利将军语言泼辣,说话奇特,因此翻译相当困难。此外,他的谈话缺乏条理分明的思路。他看到路上的乡下人,就回忆往事,联想俄克拉荷马州的老朋友——这些对毛都是没有意思的。他看见一个老农夫使劲扯着一只被我们的卡车惊吓逡巡不前的骡子,大声叫嚷:‘差利!打它的另一边。’我必须有敏捷的思想,才能把这种自然流露出来的谈话大意翻译出来,使毛主席和周恩来了解他的说话的一些内容。”

  中共中央为赫尔利的到来,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宴会。毛泽东在宴会上把江青介绍给包瑞德,他指着江青说:

  “包瑞德上校,这是江青。”

  包瑞德后来这样描述了江青:“她的举止体态优雅端庄,俨然一个传统女明星形象;像其她所有中国女演员一样,她的普通话说得也十分可以。我记得她在其他中共领袖们的夫人中间,是最为出众、最为漂亮别致的。”

  毛泽东欢迎了赫尔利以后对朱德说:

  “这家伙是个小丑。”

  从此,‘小丑’就成了赫尔利在延安的绰号。

  欲知赫尔利还有什么拙劣表演,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本章摘录的美国记者怀特关于在延安访问的历史资料,的确是非常难得非常珍贵的。他说延安的“百姓们看上去很健康,穿着棕褐色的毛料衣服或有厚厚棉花夹层的蓝色外套”,“那时似乎一切都充满了欢声笑语,直到今天,我也无法认为一切都是假装,一切都是虚伪”,“光凭这一点,他们就与国民党内怠惰的军官、虚弱的士兵不同”。怀特还说:毛泽东“他是在所有人犯错时,还能保持正确的人”,“他说话实事求是,而他所说的都会被认可为真实他是指导他人的圣贤”,“他比我所采访过的任何领导者都要了解自己的人民”。在非毛反毛的时代,在一些国民党反动派地富右派分子的孝子贤孙蠢蠢欲动的时候,这个美国人的话应该是击破他们篡改历史的谎言的利器。怀特所说的那时候“共产党与美方充满着善意——温暖、开放、彼此信任”,“延安视我们为盟友、为朋友,是欢迎我们的”,“他们渴望与我们交朋友的心是真实的”,这些话对于批驳那些污蔑毛泽东搞闭关锁国,在外交上故意采取“一边倒”政策,也是一个有力的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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