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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整风反右运动(11)

2019-01-09 15:13:49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王江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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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四省一市党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

  3月21日下午,毛泽东约周谷城【周谷城,历史学家。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兼上海市委主任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谈话,鼓励周谷城继续写有关逻辑学问题的文章,继续辩论。当日晚九时十分,毛泽东乘专列离开上海。次日晨零时二十分,到达杭州,住刘庄。毛泽东自从一九五四年在杭州起草宪法以后,经常来杭州。

  这时,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等都在杭州。毛泽东在这里一边休息,一边办公。

  3月22日晚上,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再次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西罗基,周恩来、习仲勋【习仲勋,当时任国务院秘书长】、黄敬【黄敬,当时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1957年5月又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主任】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很穷,一下子富不起来,人口又多,要慢慢地来,急不得。我们总的情况是好的,但矛盾还有很多。斯大林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不肯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把人民的某些不满、人民对政府的批评这些人民内部的矛盾看成是阶级矛盾,当作敌人处理,结果打错了许多人。鉴于这种教训,我们把矛盾分成两种,第一是阶级矛盾,我们基本上已解决;第二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对人民内部的矛盾则应用民主的方法,但这种民主应该是有领导的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在人民内部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我现在正在反复说明这个道理,到处进行游说,成了一个游说家。我们说知识分子并不可怕。虽然他们的思想有很多是资产阶级的,但是知识分子的社会基础已经不同了,知识分子只有依靠工人和农民才有前途。他们必须为工农服务,而且要全心全意。把知识分子的思想、世界观改造过来,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耐心,需要帮助他们,同他们商量办事。我们的重要任务就是让党员知识分子和左翼作家们不要生硬办事、简单化,要他们学会善于说理,使他们讲话、写文章有充分的说服力。我还想同你们谈谈我国外交方面的某些政策问题。台湾的情况现在有变化。美国现在想搞垮蒋介石,它正在扶植一派人,想用这派人来代替蒋介石。现在我们需要帮助蒋介石来反对美国。美国、英国这些国家要搞“两个中国”的阴谋。我们的方针是:承认我们就不能承认台湾。我们不怕它们不承认,美国愈晚承认愈好。我们同美国也进行谈判,这是为了在外交上采取攻势。只要它愿意谈下去,我们就陪它谈下去,谈几十年也可以,看样子有可能长期拖下去。关于参加国际组织问题,有些兄弟国家不大了解我们,一片好心,总希望我们参加这些组织,认为我们太“左”。我们的看法是:如果这些组织内有国民党代表在,我们就不参加;如果参加了,那就是承认“两个中国”。美国现在搞禁运,我们愿意它搞。到第二个或第三个五年计划后它解除禁运时,那我们就会有些东西同它搞贸易,到那时我们可以同它建立关系。

  3月23日晚上,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召开会议,听取薄一波关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的汇报,周恩来、陈云、李先念、 柯庆施、黄克诚、宋劭文【宋劭文,当时任国务院第四办公室副主任兼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孙志远【孙志远,当时任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兼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出席。

  3月24日晚上,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召开会议,听取李先念关于一九五六年财政收支情况和一九五七年财政预算的汇报,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柯庆施、黄克诚、段云【段云,当时任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副主任】、吴波【吴波,当时任财政部副部长】出席。

  3月31日,周恩来本日从昆明发来致中共中央、毛泽东并告外交部的电报。电报说:经过三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两次同吴努会谈,双方同意在中缅边界问题得到最后解决的同时,由中缅两国签订一个体现友好合作和互不侵犯原则的友好条约。毛泽东阅后表示同意。

  4月2日,毛泽东对陈嘉庚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的来信作批示:“周总理,此件请酌办,我已复。”陈嘉庚在信中就节约用粮、实行晚婚和解放金门等问题提出建议。

  4月3日下午,毛泽东同王震【王震,当时任农垦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铁道兵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谈话。后同陆定一、柯庆施、江华谈话。

  当时,毛泽东的心思仍然着重在思想政治方面,他想更深入地摸一摸情况。在离开杭州前,从4月4日到6日,连续三天在南屏游泳池召集会议,听取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四省一市关于思想动态的汇报。出席会议的有陆定一、谭震林、柯庆施、魏文伯【魏文伯,当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秘书长、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监察委员会书记。 1958年11月又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曹荻秋【曹荻秋,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刘季平【刘季平,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部长兼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副市长】、宋季文【宋季文,当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石西民、江渭清、刘顺元、刘子见、陈书同【陈书同,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财贸工作部部长、江苏省副省长】、余克【余克,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方乙【方乙,当时任江苏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江华、林乎加、吕志先、叶飞【叶飞,当时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福建省省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许或青、杨文蔚【杨文蔚,当时任中共福建省委财贸工作部部长】、曾希圣、黄岩【黄岩,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安徽省省长】、吴文瑞【吴文瑞,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财贸工作部部长】、李彬、李继祥【李继祥,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财贸工作部副部长】等。

  上海、江苏、浙江以及附近的一些省份,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也是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区。当时,毛泽东的《正处》讲话已经在党内外逐级传达,在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当中引起强烈反响,各种议论纷纷发表出来,出现了少有的思想活跃的景象。毛泽东从汇报中了解到,当前党内外总的情况是很兴奋,紧张空气有所缓和。但是,党内党外的反响仍然有一定的距离。在党外知识分子当中,有不少议论,部分知识分子还有疑惧。党内的反映更多地表现出某种担心和困惑。干部中“左”的情绪还是主要的。毛泽东一边听汇报,一边插话,对一些议论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石西民(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少数人说,共产党放长线钓大鱼,要看看市委的态度。毛泽东:要让人家批评,一点不生气,然后去分析。现在知识分子像惊弓之鸟,怕得厉害,他们要看一看,他们是一定要看的,可能看上一二十年,二十年以后也还是要看的。我们党内同志也是要看一看的。如“治病救人”一条,过去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也是不相信,经过七大到八大,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才相信。“三反”反出那么多“老虎”,后来百分之八十都降下来了,一百元以下的就不算贪污了,太多了嘛。一个人搞百把块钱,一世就完了。“五反”开始也到处是坏人,后来五类一分,打击面就小了。总之,共产党的政策要让大家来考验,领导者也要受被领导者考验。石西民:党内有一些干部说,现在搞百家争鸣不是时候。有的认为百家争鸣与千百倍地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相矛盾,重大政策的传达要求先党内后党外,一下推开感到难办。毛泽东:八大已做了结论,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时候。党与非党之间有堵墙,墙不拆,如何争取群众?什么叫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是为了争取群众嘛。不考虑争取群众,谈不上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党与非党之间有条沟,而且很深。我并不是说党与非党不要有界限,应该有条线,混起来不好,但是不应该变成鸿沟,脱离群众。党内党外一起来好,这样快,就把许多人推上政治斗争舞台,不然两三年也不得解决。现在党外传达很快,党内反而迟,报上也很少反映。回去就要批评《人民日报》,是什么人的报纸?石西民:有人提出报上开展百家争鸣要有五个条件:必须有领导,有选择,有准备,有说服力,有利。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毛泽东:这么多条件,叫我也难办。领导要有,搞方向就叫领导了,但不要干涉过多。有领导是肯定的,但毛病一点不出,难。有选择,也会选错的,准备它有错。有准备是对的,也不能准备得那样周到。有说服力很对,这条比较具体。有利,看怎样讲,什么叫有利?百花齐放有利,还是一家独放有利?这几个条件都很难办,但是不要教条主义。石西民:有人说电影要“力争香花,避免毒草”。有人认为这个口号不妥当。毛泽东:毒草怎么能够避免?我们是不怕毒草,而且也难得分辨香花毒草。人们不是以毒草面目出现的,谁会说自己是毒草?其实,毒草也不那么多,似毒非毒的多一些,这是中间人物占多数的缘故。对片面性问题,只能要求逐步有比较多的人使用辩证法,比较能全面一些看问题,少一些片面性,而不是立即要求党内党外人士都避免片面性。凡政策性问题,党内讲的都向他们讲,缺点也向他们讲。我们讲了自己,这样就好讲他们的缺点了。人总有懂得与不懂得的矛盾,马克思也是如此。已知与未知的矛盾,工作做好与做不好的矛盾,永远存在。我在上海是第四次讲,已经比较完整了,你们上海还提出这么多批评嘛。话也难讲啊!你们在省里,不要认为讲一下,人家就举双手。哪有这样简单!李彬(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有的干部听了传达后说,现在事情难办了,不好好学习干不下去了。毛泽东:不能靠历史吃饭,不能靠威势吃饭。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理不足,不能服人,势力大也不能解决问题。以力只能服敌。敌人是不和你讲理的,你跟他讲理他不听,他只讲力。对人民只有说理,只要没理,不管势力多大,资格多老,也输了。因此给我们一个任务,要研究,要学习,要教育我们的干部和党员靠道理,靠学问,别的都不靠。这一点要进行广泛的教育,干部靠资格、靠势力是很危险的。李彬:现在民主党派在学校中发展成员很积极。机关中有的党外副厅长想参加共产党,民主党派拉得紧,自己不愿参加,叫老婆参加应付应付。毛泽东:知识分子应吸收一批进党内来训练。争取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入党,已加入民主党派的也可以跨党。只有民主党派的主要骨干应劝他不进党。知识分子入党条件不能太高。现在指定谭震林、陆定一、安子文三人负责,最近开一个会,总结一下知识分子入党的经验,定出发展要求。这里有个政策问题。如不争取一批人入党,将来无人去做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对我们党团结大多数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工作的总方针不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争取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开放的政策,而组织上是关门的,这不行,不协调。当然,也要稳步地吸收他们参加。李彬:高等学校里传达了主席报告以后,有的党外教授反映,想向院里党员领导干部提一下意见,好改变一下过去有些距离的情况。毛泽东:要改善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与知识分子不能共事,这是什么作风?不与知识分子接近是宗派主义的作风。主要原因不是他们,是我们,是第一书记。第一书记不仅要抓思想,而且要看各种文章,要看哲学、历史、经济、文学、逻辑、艺术方面的文章,自己这方面的知识要逐步增长起来,兴趣要养成。(有人插话:工作太忙。)忙,就应该把其他事情让旁人多搞一些,多抽出些时间抓思想工作,思想工作是灵魂嘛,这就抓起纲领来了。

  刘子见(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扬州地委政法部长说,不久以前泰兴有人闹事,捕了六个人,开始准备分别判处半年到两年徒刑,现在看判得不当。毛泽东:我的讲话有这么大的影响!你讲的这个材料很好,看来还是要讲一讲。一听到闹事,就想到敌人,就实行专政。阶级斗争搞惯了,将对付反革命的办法用到闹事的人民身上。过去在革命的时候,我们和人民一起,向封建势力要民主。现在我们胜利了,自己掌握政权,很容易强调专政,忽略民主的一面。刘子见:有些人听了人民内部有矛盾以后大吃一惊。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是讲过了吗?为什么要大吃一惊呢?贫农、下中农、中农、富农不是有矛盾吗?刘子见:总的看来,目前干部中“左”的情绪是主要的。毛泽东:“左”的倾向是历史上留下来的影响。因为过去几十年来都是搞阶级斗争嘛。刘子见:民主党派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很满意,认为这样加重了自己的责任。只是觉得共产党对他们提意见少,成了单方面的监督了。毛泽东:对民主党派要讲真话,对民主人士要更积极一点。要说的就说,有缺点就向他们提出来。这样比若即若离好。当民主人士也有一大苦楚,不是愿意当的。要看到的看不到,要听到的听不到,共产党的底摸不到,又是有职无权。所以我说党与非党要有一条线,不要有一条沟,要打通它。六亿人口同舟共济嘛。开会让他们一起来听,他们就放心了,更加靠拢了。见了面也可以讲一点党内的缺点。打破党内宗派主义的状态,克服不学习的现象,克服不虚心的现象,我看很有必要。刘子见:在学习主席讲话中,有人反映,八大决议指出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社会制度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现在又讲人民内部的矛盾,对这几种矛盾的关系,不知怎样才是完整的认识?毛泽东:八大决议关于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犯了个错误,理论上是不正确的。有的同志说,所谓落后的生产力是与外国比较的,是与将来比较的。为什么要与外国比呢?与外国比有什么意义呢?有矛盾,是指生产力本身由落后到先进。生产力怎能与外国比呢?我们的生产力与苏联、美国比是落后。比中国,怎么能说是落后呢?比蒋介石,比一九五0年,不是先进了吗?有些同志说这是与将来比的,将来有一万万吨钢。那是将来的事情嘛。如老柯(指柯庆施。——引者注)十几岁的时候衣服很小,现在穿就发生问题了,在当时穿起来是合身的。所以不能这样比。这样比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这个错误如何纠正,请大家想办法。刘子见:主席说的一千年、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这如何解释?毛泽东:这个问题我说过,但还没有肯定。陆定一:有两种革命:一种是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一种是一个社会制度内部的革命,如中国封建制度内部多次革命,但生产关系并未根本变化。主席讲的将来的革命,可能是指后一种革命。毛泽东:不。我讲的革命不是你讲的那种,是讲的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有矛盾的。现在的生产关系是集体所有制,是国家所有制。一万年后生产关系总要改变,最后要以地球为单位,不是国有化,而是“球有化”。当然,总不会回到剥削关系。剥削是生产不足的表现。吕志先(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党外的人士听了主席的报告之后都很兴奋。毛泽东:党外兴奋,党内呢?吕志先:我们准备五月开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有没有党外人士参加?县里来不来人?(对陆定一)我们的宣传工作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有党内外人士都参加的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最高国务会议一声不响,宣传工作会议还不响。《人民日报》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声不响。吕志先:我们检讨过去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文章有同感。毛泽东:陈其通的思想,恐怕代表了党内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所以,我这个报告毫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抵触嘛。吕志先:我们思想上总想极力避免毒草。毛泽东:这是不可能的。柯庆施:毒草和错误的东西,批评不批评?毛泽东:你们不是已经批评了吗?毒草要让它放出来,批评要有说服力,看清楚了就驳,看不清楚的就等一下,不要慌。但是不要等太久。吕志先:党外人士对我们的肃反有意见。毛泽东:领导要经得起考验。现在党外情绪高,党内大概会先低后高。任何一个方针、政策,都不是哪个人一讲就行的,灵不灵,要经过考验。到解决了一些问题,取得了经验,看到这个方针灵了,情绪才能高起来。过去教条主义者说自己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当时俘虏了一些人,经过考验就搞清楚了。应该让干部在工作中试验试验。党的任何一条方针都要拿到群众中去考验。江华(浙江省委书记):党外人士问,从最低干部到最高领袖,最高国策,能不能批评?毛泽东:宪法有规定嘛,让他批评嘛。六亿人口中所有有缺点的人,不管官有多大,都可以批评。讲对了就接受。讲得不对,如果没有害处就算了。许彧青(福建省委宣传部长):报社组长以下要求“放”,编委会有顾虑。毛泽东:我的讲话还是有群众嘛,组长以下还是主张“放”嘛。许彧青:报纸工作,群众的要求与党委的要求有矛盾。毛泽东:怕人家批评怎么能办好报纸?人家提提意见有什么不好?文教、报纸、刊物、戏剧,都是教育人民的工具,要经常教。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报纸、学校、戏剧,各地无人管,这种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你们(书记)管的太少了。许彧青: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批评我们的大学有三个缺点:(一)行政机构太大,工作效率太小;(二)用领导机关工作的办法来领导学校;(三)党员干部水平不高,党员的优越性在大学里看不出来。毛泽东:是嘛,在大学里我们就是没有优越性嘛。要把接管大学的人调出来。要真正配备一个队伍,包括中学在内。我们有些同志靠摆架子,不摆又没有办法。没学问,要做官,就要摆架子,吓唬人。大学中原来去的干部只能留下一部分,留下有用的部分,主要靠重新配备队伍,办法是把教授吸收入党,重新配备队伍。现在要早做准备,多吸收些教授入党,不然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叶飞(福建省委书记):大家对主席的报告反映很好,都觉得启发很大,但许多问题一接触实际就又不通了,如对人民闹事让他闹够,很多人就想不通。毛泽东:对于党外党内人的意见都不能采取一下子顶回去的办法,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不然会犯错误。有人说,赵超构的《新民晚报》是黄色报纸,我在北京就看了一下,我看不能说是黄色报纸,我看还不错嘛。有人说我们不能领导科学,也不能一下子顶回去,要分析。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一装,人家就说你水平不高,进步不快了。自己不讲人家还是要讲的,自己主动讲不是更好。相当多的党外话是对的,他们讲话是考虑过的。有的讲得不对,是不了解情况。有一部分要分析,有一部分要接受,决不可一下子顶回去。如果采取一下子顶回去,就会处于被动。(毛泽东在四省一市党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的插话记录,1957年4月4日至6日)座谈会开得很活跃,问题也谈得比较深。这是党内的小型座谈会,提问题的没多大顾虑,毛泽东的回答也自如,坦率。大家直来直去,是一种平等讨论问题的气氛和宽松的思想环境。人们通过这些当年的记录,可以更具体地了解毛泽东这段时期的一些思想脉络。把毛泽东的回答归纳一下,主要谈了以下内容:

  (一)、要让人家批评,一点不生气,然后再去分析。现在知识分子像惊弓之鸟,怕得厉害,他们要看一看,他们是一定要看的,可能看上一二十年,二十年以后也还是要看的。我们党内同志也是要看一看的。如“治病救人”一条,过去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志也是不相信的,经过七大、八大,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才相信。总之,共产党的政策要让大家来考验,领导者也要受被领导者考验。党与群众,有的隔着一张纸,有的隔着一层木板,有的隔着一堵墙。第一书记要经常接近党外的人,要跟他们交朋友,经常把底拿出来。八大已做了结论,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时候。党与非党之间有堵墙,墙不拆,如何争取群众?什么叫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是为了争取群众嘛。不考虑争取群众,谈不上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党与非党之间有条沟,而且很深。我并不是说党与非党不要有界限,应该有条线,混起来不好,但是不应该变成鸿沟,脱离群众。中央的精神现在党外传达很快,党内反而迟,报上也很少反映。回去就要批评《人民日报》,是什么人的报纸?我们要靠做艰苦的群众工作,不能靠压,也不能靠简单几篇文章。共产党对人民是讲民主的,国民党对人民才是搞专政的。

  (二)、毒草怎么能够避免?其实,毒草也不那么多,似毒非毒的多一些,这是中间人物占多数的缘故。对片面性问题,只能要求逐步有比较多的人使用辩证法,比较能全面一些看问题,少一些片面性,而不是立即要求党内党外人士都避免片面性。凡政策性问题,党内讲的都向党外人士讲,缺点也向他们讲。我们讲了自己,这样就好讲他们的缺点了。人总有懂得与不懂得的矛盾,马克思也是如此。已知与未知的矛盾,工作做好与做不好的矛盾,永远存在。巴金向我说杂文难写。我说有两条:一条是共产党整风,整好了,就有自由批评的环境了;还有一条是,彻底的唯物论者是不怕什么的。当然,讲真理也有选择时机的问题,但不要真理不敢说出来。

  (三)、不能靠历史吃饭,不能靠威势吃饭。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理不足,不能服人,势力大也不能解决问题。以力只能服敌。对人民只有说理,只要没理,不管势力多大,资格多老,也输了。因此给我们一个任务,要研究,要学习,要教育我们的干部和党员靠道理,靠学问,别的都不靠。这一点要进行广泛的教育,干部靠资格、靠势力是很危险的。一听到闹事,就想到敌人,就实行专政。阶级斗争搞惯了,将对付反革命的办法用到闹事的人民身上。过去在革命的时候,我们和人民一起,向封建势力要民主。现在我们胜利了,自己掌握政权,很容易强调专政,忽略民主的一面。闹事闹够,坏花也放,形式上看来是右倾了一点。可是如果不如此,来一个不准闹,草率收兵,开除,虽然简单明了,痛快一时,但是这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路线,与我们的群众路线是不符合的。说服群众不是简单化的办法能解决问题的。任何事情处理过分了,就会变质的。对牛鬼蛇神、迷信的东西,它们有观众,不能压,只能搞些好的东西,与它唱对台戏。我心里想,应该让社会复杂些,各种对立物都有,我们的任务就是提高大家的科学知识。

  (四)、知识分子应吸收一批进党内来训练。争取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入党,已加入民主党派的也可以跨党,只有民主党派的主要骨干应劝他不进党。知识分子人党条件不能太高。这里有个政策问题。如不争取一批人人党,将来无人去做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对我们党团结大多数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工作的总方针不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争取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开放的政策,而组织上是关门的,这不行,不协调。当然,也要稳步地吸收他们参加。要改善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不与知识分子接近是宗派主义的作风。主要原因不是他们,是我们,是第一书记。第一书记不仅要抓思想,而且要看各种文章,要看哲学、历史、经济、文学、逻辑、艺术方面的文章,自己这方面的知识要逐步增长起来,兴趣要养成。忙,就应该把其他事情让旁人多搞一些,多抽出些时间抓思想工作,思想工作是灵魂嘛,这就抓起纲领来了。

  (五)、八大决议关于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犯了个错误,理论上是不正确的。有的同志说,所谓落后的生产力是与外国比较的,是与将来比较的。与外国比有什么意义呢?有矛盾,是指生产力本身由落后到先进。生产力怎能与外国比呢?我们的生产力与苏联、美国比是落后。比中国,怎么能说是落后呢?比蒋介石,比一九五〇年,不是先进了吗?有些同志说这是与将来比的,将来有一万万吨钢。那是将来的事情嘛。这样比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这个错误如何纠正,请大家想办法。

  (六)、我们的宣传会议为什么不报道?党内外人士都有会议为什么不报道?对最高国务会议一声不响,宣传会议还不响。《人民日报》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声不响。陈其通的思想恐怕代表了党内大多数,所以我这个报告毫无 “ 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抵触嘛。怕人家批评怎么能办好报纸?人家提提意见有什么不好?文教、报纸、刊物、戏剧,都是教育人民的工具,要经常教。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报纸、学校、戏剧,各地无人管,这种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你们这些书记管得太少了。对于党外党内人的意见都不能采取一下子顶回去的办法,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不然会犯错误。有人说,赵超构的《新民晚报》是黄色报纸,我在北京就看了一下,我看不能说是黄色报纸,我看还不错嘛。有人说我们不能领导科学,也不能一下子顶回去,要分析。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一装,人家就说你水平不高,进步不快了。自己不讲人家还是要讲的,自己主动讲不是更好?相当多的党外话是对的,他们讲话是考虑过的。有的讲得不对,是不了解情况,如果一下子顶回去,就会处于被动。

  请注意,毛泽东与刘子见的对话,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小范围内公开指出:“八大决议关于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犯了个错误,理论上是不正确的。”我们在后面的章节里会有更进一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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