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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 • 人性 • 价值观——解读毛泽东的人生哲理

2019-02-25 12:12:32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史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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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篇  生命的意义

  引言

  如果留心一下,我们就不难发现,从“渔夫”身上,曾经“演绎”出多少富于哲理的故事。著名的如普希金的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天方夜谭》中的《渔夫的故事》等。我也想来个“东施效颦”,讲一个另类的“渔夫”故事。首先得说明,这个“故事”的原版不是我的。只是经过我的“改编”,已经与原版“貌合神离”。原版故事已蕴含有答案;我“改编”的则没有,只是提出问题;答案希望大家共同探讨,共同来做。当然,我也做,希望起到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以下是我改编的故事。

  渔夫和哲学家的对话

  春天,旭日东升。金色的阳光洒满了海边的沙滩。一个渔夫-------他显然不是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那个渔夫------懒洋洋地躺在沙滩上,尽兴地享受着这春日和煦的阳光。不远处,有他的漆已经掉得使船壳呈现一副班驳、破败模样的小渔船,上面挂着一张破网,迎着海风摇曵。

  一个哲学家走来,打断了渔夫的兴致。哲学家对渔夫说,您怎么躺在沙滩上,不去打鱼呢?渔夫说,“前些天我打的鱼已经够我吃一阵子了。”哲学家说,“吃完了,您不是还得出海打鱼么?现在正是出海打鱼的好时光,您为什么不抓紧时机,多打些鱼呢?”渔夫指了指不远处他的小鱼船上那张破网,回答说:“网破了。”就这样,开始了哲学家和渔夫的对话。

  “您可以把渔网修一修嘛。”

  “修网?为什么?”

  “网修好了,您就可以打鱼呀。”

  “打鱼又是为什么呢?”

  “打到鱼,您就可以到市场上去卖,赚很多的钱。”

  “赚到很多钱,又是为什么呢?”

  “有了很多的钱,您就可以买一个更大、更好的渔船和更大、更好的网,可以打到更多更多的鱼。”

  “打那么多鱼,又是为什么呢?”

  “卖到市场上,可以赚更多更多的钱呀。”

  “赚那么多钱,又是为什么呢?”

  “您可以吃更好的饭,住更好的房子---------总之,可以生活得更好呀。”

  “生活得好,又是为什么呢?”

  “可以更好地享受生活呀。”

  “享受生活,又是为什么呢?"

  “为了更好地活着呀。”

  “活着又是为什么呢?”

  “为了更好地活着。”

  “更好地活着又是为什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对话至此,哲学家再也给不出超越于上面已经给出的答案。而渔夫对哲学家的“说教”也感到有些不耐烦,觉得:“修网?急什么?过几天再说。还是先享受享受这大好春光吧。”于是,就按照他自己的“活法”,过着他一直过着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日子。

  这个故事,有个特点:它的两个人物,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正面或反面角色。就说那位哲学家吧。他似乎是个说教者。他“教训”渔夫说,你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啊,你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赚更多的钱,用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同时拿出一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从而赚到更多的钱,使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云云。可是,对他的这番“说教”,那位懒惰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渔夫并不接受。他向哲学家提出的问题是:“活着又是为什么呢?如果只是为了吃好穿好生活得好,人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而这个问题,哲学家除了重复“可以更好地享受生活”、“更好地活着”之类的说教,给不出一个更高的、可以说服凡夫俗子如渔夫这样的人的答案。

  那么, 答案在哪里呢?

  生命的意义

  这个问题,不仅中国人在探索,外国人,包括西方人,也在探索。可以说,古今中外,从哲学大家到凡夫俗子,都触及过这个问题,并通过自己的生活实践或者思想上、理论上的探讨,给出各自不同的答案。

  有一个现象是值得关注的。当生活频临绝境的时候,有些人就会自杀-------虽然自杀者并非全是因为生活频临绝境,频临绝境者自杀的也并不多------,有些人反而由此悟出生命的意义。二战时期,纳粹在波兰设立了“奥斯威辛集中营”。这是一个举世“闻名”的杀人魔窟。被关在集中营的人们,备受饥饿、病痛、繁重的苦役、极端残暴的侮辱摧残等等的令人难以忍受的折磨。最后,几乎99%以上的人都要走进毒气室里,死亡之后,被烧成灰。当时,有两位难友,实难在这炼狱搬生活里受煎熬,想到要自杀。但他们两位在另一位难友的开导之下,打消了自杀的念头。那位难友是怎样开导这两位要自杀的难友的呢?原来其中的一位,有个孩子在国外,他非常爱这个孩子,孩子也强烈地期待着与他重聚。两人都憧憬着重聚、团圆的那一天的到来。另一位想自杀的难友,则有一本尚未完成的著作始终挂在心上。而这是一部相当重要的著作,期待着有一天获释后完成它,就成了他生命中最后的一点希望和唯一凭藉。那位开导他们的难友,就是抓住了他们生命中这两个期待,启示他们悟到,“他们虽对生命绝望,生命对他们仍有期待。为了这种期待,就应活下去,坚持到期望实现的那一天。”这是维特 • 法兰克在其所著《人之追求意义》(以下简称《意义》)中讲述的故事。我没有看到原著,是从一篇文章中看到的转述。从转述里,我们知道,他在这部著作中,进一步阐发了上述人生哲学。他告诉人们这样一个理念:“生命即使最痛苦不堪之时,也潜存一个重要的意义。”而人,就是靠这个“意义”活着的。只有在一切看来毫无意义的苦难里,找出“大于苦难”本身的生存意义,人才能在人生旅途中走下去。

  在这个问题上,似乎雷锋说得更为简单明了透彻。他说,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并不是为了吃饭。也就是说,人的生命的意义或价值,总是要大于一己生命之保存与延续。总要有一个超越于这之上的“意义”来支撑,人的生命才有价值。

  因此,似可把它简化为如下公式:

  生命的意义>个体生命之保存与延续

  那么,这个大于“苦难本身”、大于“个体生命之保存与延续”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意义》告诉我们,不能从“自我”中寻求。它说,“人不能把‘自我发现’当作目标来追求;因为,人越在‘自己’里面去追寻‘意义’,便越会失掉自我。”那么,应当从哪里去寻找呢?《意义》从上面举出的两个例子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虽然,这“意义”对于不同的人是各不相同的,但基本上都不出“有创意的工作”和“人间绵延不捨的爱”这两大范畴。这两项都要求人们摆脱自我,懂得只有在为他人或一项重要使命(这同样是为他人)献身时,也才能真正实现自我。

  在我看来,“有创意的工作”和“人间绵延不捨的爱”这两大范畴,本质上都是一个问题:为人----与“己”相对而言的“人”。如果“有创意的工作”与他人无关、无益,只是对自己有关、有益,还算什么“有创意的工作”?如果“人间绵延不捨的爱”,只是“爱”自己,还算什么“人间绵延不捨的爱”?还有什么“意义”?人的生命的意义,就是为人而不是为己。只有懂得这一点,才能活得有意义,才能活得幸福,既不悲观厌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又有在人生旅途中,遇到困难、挫折,而百折不挠地生活下去的勇气。这就是《意义》告诉我们的人生哲理。正如诗人臧克家在《有的人》一诗中所说:“有的人/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难道这不比只为一个人活着有意义吗?所谓“生命的意义”,实际上就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太史公曰:“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孰重?孰轻?就是一个价值判断-----价值观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雷锋的话似乎表述得更为简单明了透彻: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他说的“为人民服务”,恐怕不能作狭义的理解。你看,他做的许许多多的好事,都是在本职工作范围之外。实际上,他是把“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融化”到“血液”里,渗透到、贯彻的整个生活甚至生命中去了。而《意义》说的“有创意的工作”和“人间绵延不捨的爱”,也都可以纳入广义的“为人民服务”的范畴。据此,我们似可以用如下的公式表述:

  生命的意义=  为人  /  为人民服务

  透视毛泽东的人生哲理

  谁都知道,毛泽东一贯倡导为人民服务。也有人更进一步说,毛泽东思想就是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大公无私。是不是这么回事?还是让我们看看毛泽东自己是怎么说的吧。

  公是对私来说的,私是对公来说的。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

  引自《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领袖人物>人民领袖毛泽东>著作选登 》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显然,毛泽东并不认同“大公无私”。他提倡的是“公私兼顾,先公后私”。问题是,既然如此,又该怎样理解毛泽东倡导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我的理解是:“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是指在社会物质生产领域,产品分配所应遵循的原则。也就是说,应该尊重社会每一个成员作为分配主体的地位。当然,在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并存的现实世界里,社会主义国家里各种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包括国有企业,其作为利益主体的地位,也应该得到尊重。所谓“公私兼顾”,就是这个意思。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意识形态领域对先进分子的要求。一个是社会物质生产领域的产品分配所应遵循的原则。一个是意识形态领域对先进分子的要求。两者应该区别开来,不能混为一谈,或者互相否定;而应互相结合,相得益彰。事实上,无论何时何地,先进分子总是少数。不能以先进分子的标准要求一般群众。那样就会模糊先进分子和一般群众的区别,既不利于发挥先进分子的带头作用,又会脱离群众。“公私兼顾,先公后私”,既是社会产品分配的原则,也是对社会全体成员的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市场经济,无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有利益驱动机制。没有利益驱动机制,就没有市场经济。两者的区别就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与集体利益相结合的个人利益为驱动机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与社会成员大多数的利益相脱离甚至相对立的个人利益、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驱动机制。明乎此,也就可以懂得毛泽东关于“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等唯物辩证法的命题,对于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何等重要意义了。遵循毛泽东提出的这些原则,就不会因为按“利益驱动”的机制而导致的思想混乱,造成信仰丧失、物欲横流种种腐化堕落的现象,就会真正做到“不想腐”。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毛泽东自己做到了吗。

  关于毛泽东的几个小故事

  习近平主席号召讲好中国的故事,响应号召,我讲几个关于毛泽东的小故事。

  故事一

  众所周知,在“朝鲜战争”中,毛泽东送子参军,是带了头的。因为,当时政治局委员的子女,适龄可以参军者,并非只毛岸英一人。毛岸英牺牲后,他的遗体要不要运回国?毛说,不能因为是我的儿子就搞特殊。问题处理到这个地步,已经是堪为表率了。但是,还有一个岸英遗孀的问题。刘思齐年纪轻轻的,难道要她守一辈子活寡,葬送一个少女的青春?然而,这个问题是非常微妙的。它的微妙之处就在于,这个问题如果毛泽东自己不开口,其他人很难开口。而毛,在极为繁忙的工作中,如果没有顾及到这个问题,除了别有用心、鸡蛋里挑骨头的人,恐怕谁也不会以此苛求或苛责于他的。可是,他就是有这样的自觉性。他主动劝她再婚;并深情地说,“今后,你就是我的大女儿。”他是这样劝她的:“我知道你对岸英感情很深。但是,望门守节,从一而终,这都是封建的东西,岸英不会赞成,爸爸也不会赞成。你年纪轻轻的,就这样孤苦伶仃地生活,爸爸心里不安,心里很难过。让爸爸给你找个对象吧。”她接受了,但是提了一个“条件”: 先去朝鲜祭奠岸英。他与她“约法三章”:“一、不花国家一分钱,一切费用全从他稿费中开销;二、不得惊动朝鲜党和政府领导人;三、所有活动不得见报。”(见《毛泽东之子毛岸英牺牲后儿媳刘思齐的寡居再婚生活》,作者周永红,载《世纪风采》杂志2010年第8期)请想一想,毛泽东的这些言行,体现的是一种什么精神?

  故事二

  毛泽东写于1936年2月的《沁园春 • 雪》,一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招来许多非议甚至诬蔑,诬他以封建帝王自况,比封建帝王“野心”更大。其实,毛自己说得很清楚,“风流人物”“指无产阶级。”(《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纵观毛的一生,从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到他的晚年,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立场、观点、方法像一根红线贯穿其中。如果是以此为据,那就不难理解,它的意思是说,现在,无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时代要求无产阶级及其先进分子、代表人物唱主角。过去的那些剥削阶级代表人物,即使历史上很有作为的帝王,也不值一提了。如果从马克思主义者对古代帝王的定位、评价来思考,就理解得更深些。曾有一位西方记者问斯大林,把列宁和彼得大帝作比较,如何评价?斯大林说,列宁是汪洋大海,彼得大帝不过是沧海一粟。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古代即使是很有作为的帝王的评价。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怎么可能把自己比作“沧海一粟”的“封建帝王”呢?只有理解了一个共产主义者以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的胸怀和思想境界,才能了解这首词的真谛。那些资产阶级的文人,尤其是国民党的御用文人,所以会对这首词做种种歪曲的解读,就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胸怀和思想境界,因而不能理解这样的胸怀和思想境界。如果深入探讨起这个问题,我们还应该读一读1935年10月毛写的另一首词:《念奴娇 • 昆仑》:“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那个时候,红军刚刚结束长征,可以说是狼狈不堪,从照片上看,真是衣衫褴褛的一群。在这种时刻,毛却想到要把昆仑山切成三块,分赠欧美,留一块给东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境界啊!我们还可以读一读他写于1961年12月的《朴算子 • 咏梅》:“已是悬崖百丈兵,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明明是“俏也不争春”,反毛分子硬说他有“野心”,想当国际共运领袖。为此,他们不惜把一部中共党史,活生生的“解读”成一部高层官僚互相钩心斗角的“历史”。

  故事三

  有一位“大领导”爱散步。毛泽东去世之后,在上个世纪80 年代,有几个人,其中之一是徐中远,在丰泽园故居院整理登记毛泽东的图书资料。为了防潮湿,在白天经常开门开窗通风。“大领导”在中南海 散步的时候,看见丰泽园故居内存书的屋子大门常开着,就常进去看书,并与他们亲切交谈。徐中远记得“大领导”第一次与其交谈时问他:“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他回答说:“我是给晚年的毛主席做图书服务工作的,就是毛主席晚年的图书服务员。”“大领导”说:“噢!你是毛主席晚年的图书服务员。那我问你,主席晚年是不是天天都看《金瓶梅》?”

  ----以上资料引自《文史参考》杂志2011年第1期,作者:徐中远,

  原题:《我向XXX汇报毛泽东爱读什么书》

  笔者注:原文有“大领导”的姓名。本文用“大领导”代之。

  我深深地感到,徐中远提供的这个情况,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值得在历史上记下一笔。《文史参考》杂志能够发表这篇文章,也是为中国人民及子孙后代做了一件好事。何也?

  请想一想,认真地、仔细地想一想,“主席晚年是不是天天都看《金瓶梅》?”在这个问题后面,包含着多么“丰富”的潜台词!再请想一想,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疾病缠身,既非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专业人士,又有极其繁重的政务在身,却“天天都看《金瓶梅》”,你怎么理解?怎么解释?恐怕只有一个解释:客气一点说,他是一个充满低级趣味的人。否则,还能有什么相反的解释?如果此判断能够成立,那么,“大领导”的上述问题:“主席晚年是不是天天都看《金瓶梅》?”实质上就是在问:“毛泽东是不是一个充满低级趣味的人?” “大领导”所以这样提出问题,至少说明,他已经“怀疑”毛泽东是不是一个“一个充满低级趣味的人”,只是还没有肯定;他是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再看看“小心求证”的结果-----

  徐中远回答说:“说真话,毛主席晚年没有看过《金瓶梅》。我们是从1966年5月开始(史注: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之时)为毛主席做图书服务工作的。毛主席每天看什么书我们都有登记,直到他逝世。这10多年的时间里,毛主席没有向我们要过《金瓶梅》,我们也没有发现他看过《金瓶梅》,但可以有把握地说,毛主席生前看过《金瓶梅》。”接着,他向XX同志(史注:指“大领导”)汇报了毛主席先后三次关于对《金瓶梅》的评价。

  ----------同上

  再看看徐中远向“大领导”汇报的毛主席先后三次关于对《金瓶梅》的评价。

  1956年2月19日、20日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听取国家建筑工业委员会和建筑工业部领导同志汇报时,一上来就问当时参加汇报会的万里同志是什么地方人。万里回答是山东人。毛主席接着又问:“你看过《水浒》和《金瓶梅》没有?”万里说没有看过。毛主席说:“《水浒》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这是毛主席第一次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也是毛主席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对《金瓶梅》的评价。

  上世纪60年代,毛主席还有两次提到了《金瓶梅》,一次是1961年12月20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中国小说写社会历史的只有三部:《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都看一看,这部书写了宋朝的真正社会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揭露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细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是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的。”还有一次是1962年8月11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 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我对XX同志(指“大领导”)说:“从这三次对《金瓶梅》的评价,足以说明毛主席在1956 年2月之前就看过《金瓶梅》。毛主席到底是什么时候读《金瓶梅》的,我没有考证过。”听了我的汇报,耀邦同志点头称赞我说得有道理。

  ----------同上

  综上所述,毛泽东对《金瓶梅》的评论要点有四:

  1)它是一部“写社会历史的”小说,它“写了宋朝的真正社会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揭露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细致”。“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

  2)它的作者“不尊重女性”。

  3)它“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

  4)“《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

  从上述评论看,毛泽东对《金瓶梅》,是以严肃、认真、科学的态度,作了深入研究的。他的上述对《金瓶梅》的评论,从文学评论的专业角度看,也堪称“经典”。海内外众多学者对《金瓶梅》的作者,进行了大量的考证、辩证-------至今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毛泽东却把重点放在对它反映社会历史的价值方面,进行科学的评价。众多学者指《金瓶梅》的缺失在于过分地渲染淫秽,毛泽东却独具慧眼地指出真正的问题是作者“不尊重女性”。------显然,毛泽东的这种思想境界,是“大领导”无法理解的。所以,他要提出问题:“主席晚年是不是天天都看《金瓶梅》?”

  回顾“大领导”关于毛泽东与《金瓶梅》的谈话,我不禁有一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感慨。本来是想把一坨“黑”抹到毛泽东脸上,却不料将一块永远也抹不掉的“白”涂到自己的鼻梁上。“主席晚年是不是天天都看《金瓶梅》?”他这么一“问”,并没有损伤毛泽东形象的一丝一毫,倒把自己内心世界深处的某种东西给“问”出来来了。真是: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如果有10多亿人的这艘巨轮由这号人“掌舵”,我们很多人的感觉、心情会怎么样?恐怕用“玄乎”两个字来形容,是远远不够的。幸亏党中央当机立断,做了处理。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我认为,上面的几个故事,已经可以说明毛泽东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大有益于人民的人”。

  我们并不认同把毛泽东奉为“句句是真理”的“神”,他自己就不认同。我们并不讳言毛泽东犯过的错误。从他的错误中吸取应有的经验教训,应该成为我们的一笔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是,毛泽东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者所犯的错误,与“以权谋私”者的问题,不可同日而语。

  下篇奇文赏析

  为了颠覆社会主义科学的价值体系,使中国改变颜色,“精英”们精心泡制了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生哲学”,并从“世界观”的“高度”,对它作了全面的系统的阐述,通过某些主流媒体,广为传播,妄图瞒天过海,欺骗、毒害天真善良的人们,尤其是阅世不深的青年人。

  下文就是“精英”们炮制的一个此类“样板”----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哲学内涵就是:万事万物(包括人)都是以“自我”为价值中心,它是一切社会秩序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前提与基础;相反,如果万事万物不坚持以“自我”为价值中心,那么一切社会秩序将不复存在。我们应该辩证地理解这个形式简单而内涵深刻的哲学命题,探索其内在的价值机理,而不能简单地、机械地用“是”或“非”来进行判断。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哲学内涵是说万事万物(包括人)坚持自我是一切秩序的基础。杨子以反命题的形式进行阐释,即如果万事万物不坚持自我,一切秩序将不复存在。这里的秩序包括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我们之所以看到天地有别,多彩绚丽的自然景观、自然秩序,是万事万物“为我”即坚持自己的结果:石头在拚命地“为我”而做石头,大山在拚命地“为我”而做大山,树木在拚命地“为我”而做树木,小鸟在拚命地“为我”而做小鸟,大象在拚命地“为我”而做大象,泥土在拚命地“为我”而做泥土,白云在拚命地“为我”而做白云。

  之所以说石头做石头需要拚命地“为我”,是因为石头并非肉眼所感觉的那么坚强,它也会为风雨所侵蚀,随岁月的流逝而老去、死去、最终消失的无影无踪,具备初步的化学知识,我们都可以理解这一点。石头需要自己强烈的分子间引力来抗拒风雨,它的天敌是酸雨。如果石头不再拚命“为我”而做石头,如果树木不再拚命“为我”而做树木,如果小鸟不再拚命地“为我”而做小鸟,如果大象不再拚命地“为我”而做大象,如果泥土不再拚命地“为我”而做泥土,如果白云不再拚命地“为我”而做白云,那么我们将回到盘古之前的无天无地的混沌世界。社会的主体是个人,象自然界一样,正是人人的拚命“为我”导致了丰富多彩的社会景观、促进了文明的繁荣进步。如果人人都不“为我”而泯灭个性,那么人类的社会景观将灰飞烟灭。

  现代社会实际上,就是一个以“为我”为基础的社会,那么现代化实际上也就是一个由“克我”“否我”向“为我”的转变的过程。“仁爱”并非中国独有,翻翻圣经,中世纪时代的欧洲同样强调克己为人,即孟子如果留学海外,他同样会成为令欧洲的基督教徒崇拜的主流。发生这种现代化的原因就是,整个人类的知识积累和财富积累发生了变化。在现代社会中,一个正常的人通过正常的能力是可以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生活地很幸福的。

  研究表明,人类主体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扩展自己的有序化规模,也就是说,主体的一切行为的内在动力就是“为已”,如果主体失去了“为已”这个内在动力,那么,任何主体都必然会自发地灭亡,就必然会“天诛地灭”。

  价值工程学提出了一个基本理念:任何工程系统都希望以最少的代价来获取最大的收益。事实上,任何社会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系统同样希望以最少的代价来取得最大的功能效应。因此把这个基本理念拓展延伸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就形成了广义的社会学理念:任何系统或主体都会追求可持续的价值率最大化(或追求可持续的利益最大化)。

  这里特别要强调,“利益最大化”具有如下内涵:是长远意义而不是眼前意义的;是整体意义而不是局部意义的;是社会性意义的而不是个体性意义的;是全面价值层次意义而不是单一价值层次意义的;是客观意义而不是主观意义的;是综合性意义而不是片面性意义的;是辩证意义而不是形而上学意义的。

  不难发现,“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实际上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一基本原则最为通俗、最为形象、最为直观的表现形式。

  ——节录自《百度百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词条。以下简称《百科》。

  如果我们认真地读一读,便会感到,这真是一篇旷古奇文。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让我们共同对它作一番解析吧。

  1 “精英”们说,“人类主体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扩展自己的有序化规模,也就是说,主体的一切行为的内在动力就是‘为己’,如果主体失去了‘为己’这个内在的动力,那么,任何主体都必然自发地灭亡,就必然会‘天诛地灭’。”(《百科》,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据此文。)事实是这样的吗?

  只要不是瞎子,谁都能看得见,每一个正常的女性,都天生一对乳房。它分泌的乳汁是给自己吃的吗?不。每一个神智正常的人都懂得,它是用来餵养生下来的小宝宝的。也就是说,它不是“为己”的,而是“为他”的。由此可见,并非“主体的一切行为的内在动力就是‘为已’”。

  从人类学的观点看问题,每一个具体的人,都是人类生命无穷序列中一个具体的承上启下的环节。当然,总有一些人,会由于先天或后天的种种原因,无法承担起这种承上启下的使命。但这是特例而非通例。正因为它是通例,人类无穷序列的生命链才得以延续而不致中断。作为人类生命无穷序列中一个具体的承上启下的环节,它一方面要有自我保存的功能;另一方面,它还要有“启下”的“为他”(下一代)功能。作为具体的人,就其自然属性而言,是此两者的辩证统一。没有前者,人类延续不到今天。没有后者,人类也早灭绝了。中国有句谚语:“虎毒不食子。”如果虎崽一生下来就被大老虎吃了,我们今天还能看到老虎么?老虎早灭绝了。就人的自然属性方面而言,如上所述,人和其它灵长目以及哺乳类动物是没有多大差别的。

  事实不是如“精英”们说的那样,如不“为己”,就会“天诛地灭”。恰恰相反。如只“为己”,人类早“灭绝”了。

  那些鼓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精英”们在涉及人的自然属性方面的错误:第一,它把人看作是孤立的个人,否认每一个具体的人,都是人类生命无穷序列中一个承上启下的具体环节。第二,它只涉及到人的自然本能的一个方面,即自我保存的自然属性,将它当作人的唯一自然属性。根本否认人的另一自然属性:为了“启下”而“为他(下一代)”的自然属性。第三,因此,说什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人的“天性”使然,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是对人性的扭曲。再说,人的自我保存的自然属性,和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也不是一回事。婴儿一生下来就有自我保存的自然属性,饿了就会哭着要奶吃。可有哪一个婴儿,一呱呱坠地,哭一阵子后就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

  我有个孙子。有一段时间,他在大陆,由一位亲戚照看。后来回到美国的家。我和他奶奶一道去看他。恰好他爸妈不在家。奶奶累了,身体不舒服,倒在沙发上睡了。我怕她着凉,就把搭在楼梯栏杆上的小被子拿来盖在她身上。不料他见状大怒,一定要把盖在奶奶身上的小被子拿走,因为这是他的,不给别人盖。我跟他讲道理,无论怎样讲就是不听,哭着闹着非要拿走不可。我也火了,“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没有同情心?!”我后来严肃地要他爸爸正视这个问题。我想,同样的遗传基因,为什么他的哥哥就没有这个问题?显然这是后天的生活环境造成的。过了两年,我又去看他。稚气的脸上,一幅严肃认真的神色,向我“告状”:“爷爷,哥哥自私!”我问其故,他说是我送他俩的巧克力哥哥一人拿去吃了。哥哥说没吃,是妈妈拿去了。值得欣慰的是,此时的他,已经有了“自私”这个概念,并且认为它是不好的。我举此例是要说明,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自私”并非来自“先天”:“自私”与否,决定于后天。具体地说,它是人类社会出现私有制后的产物。这个问题,后文再说。

  2 说此文是“奇文”,绝对名符其实。

  请看,它断言,“万事万物(包括人)都是以‘自我’为价值中心”,石头、树木、小鸟、大象、泥土、白云等等一切万物,都是在“拼命地‘为我’”!需要说明,“精英”们在这里并不是在进行文艺创作,而是在进行社会学领域的“论证”。根据科学常识,石头、泥土、白云等无机物是没有生命的,因为它们不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2页)。树木、小鸟、大象等虽是有机物,但它们还没有进化到具有思想意识的程度,它们既没有“自我”意识,更无“价值”这个观念,因而根本就谈不上“以‘自我’为价值中心”!你看“精英”们说得多么“玄乎”:“如果石头不再拚命‘为我’而做石头,如果树木不再拚命‘为我’而做树木,如果小鸟不再拚命地‘为我’而做小鸟,如果大象不再拚命地‘为我’而做大象,如果泥土不再拚命地‘为我’而做泥土,如果白云不再拚命地‘为我’而做白云,那么我们将回到盘古之前的无天无地的混沌世界。”而事实是:无论石头、树木、小鸟、大象、泥土、白云等等,它们都没有“为我”的意识、观念,“我们”也没有因此而“回到盘古之前的无天无地的混沌世界”。因此,我们完全有根据地说,“精英”们是在向科学常识挑战。他们此类反科学的呓语,只是印证了“一句著名的格言”:“几何公里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908年4月3日 [16日] 以前),《列宁选集》第2卷第1页)现在我们要思考的是:这些现代人所共知的科学常识,究竟是在哪里、怎样触犯了“精英”们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以致要上演一场唐 • 吉珂德挑战风车式的滑稽戏?“精英”们如此钟情于并竭力推销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代表的是哪个阶级的利益?

  3 “精英”们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的哲学内涵就是,万事万物(包括人)都是以‘自我’为价值中心,它是一切社会秩序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这又是一个瞒天过海式的谎言。

  就拿人类最初的原始社会来说吧,它的“社会秩序”就不是由“‘自我’为价值中心得以形成”并以之为“前提与基础”的。

  作为群居动物,人类最早的原始社会,分为两个阶段或两种形态:原始群和原始公社。那时,人类认识和支配自然的能力极其有限,生活资料的获得不仅有限、不仅没有剩余产品,而且没有保证。更由于单个人不能抵御猛兽的侵袭,只能“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引自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0-31页。)只有共同劳动,共同向自然界作斗争,才能得到生存和发展,这就决定了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共同劳动和平均分配。(参见《起源》)我们并不是以非历史主义的态度去赞美“蒙眛时代”“野蛮时代”的原始社会(那个时候部落之间的争斗还是很残酷的),而只是指出这种社会形态是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的产物,是历史的一种必然;并以之证明:在原始社会的条件下,产生不出“以自我为价值中心”的意识形态。说它是原始社会的“社会秩序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完全是瞪着眼睛说瞎话。

  距今约4000年以前的大禹治水这段历史,也许更能说明问题。

  “大禹治水”究竟是历史事实,还是神话传说,学界尚有不同意见。但是,《史记》、《尚书》、《诗经》、《水经注》、《山海经》等,均对大禹治水有具体记载与描述,这些记载与描述,基本上没有神话色彩。因此,本文基本赞同历史事实之说,但不排斥其中有后人"加工"或“传说”的成分或痕迹。下面据《史记 • 夏本纪》中若干有关夏禹的记载,加以评述。

  大禹治水最能给人以启示的,不仅在于它的成功,它的智慧——尤其是改“堵”为“疏导”的智慧;更是在于成功背后所蕴藏的社会精神因素。在中国流传甚广的故事是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史记》没有这样写,而是用了这样的表述:“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它和“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精神是一致的,所叙述的事实也是一致的。但这样写,可能不如“三过”那样有故事性或戏剧性,但更严谨,益见其可信度。因为,在长达十三年当中,在那缺乏文字记载的远古时期,谁能肯定其“过家门而不人”只有三次,不多也不少?从全篇来看,在司马迁笔下,“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亹[wěi]亹穆穆,为纲为纪。”(禹的为人,办事敏捷而又勤奋,他的品德不违正道,他仁爱之怀人人可亲,他讲的话诚实可信,发出来的声音自然地如同音律,动作举止自然地可为法度,乃至重要规范准则都可从他身上得出。他勤勉肃敬,可作为人所共遵的纲纪。)“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自己吃穿都很简朴,但对祖先神明的祭祀却很丰厚尽礼。自己居住的房屋很简陋,但不惜耗巨资于修渠挖沟等工程。)总之,根据《史记》的记述,大禹是一个克己奉公、一心为公的高大的“公仆”形象。

  如果以上说法可以成立,那么,大禹治水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

  武松以一己超凡的勇武之力,可以打死老虎,成为打虎英雄。但是,要他“治水”,就不行了。因为,这不是仅仅靠一己超凡的勇武之力就可以办到的。在早期人类与自然界作斗争的历史中,像武松打虎之事,不是没有,而是特例非通例。面对巨大的自然灾害,如舜时期的洪灾,也正如恩格斯所说,只能“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但我们民族在巨大自然灾害面前所展现的精神力量和智慧,就决不止此;而是在极其广阔的范围(在当时的

  历史条件下相比较而言)和深刻的程度上,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战胜天灾。做到这一点,需要两个基本的条件。

  一是大家都能认识到,只有齐心协力,群策群力,才能战胜洪水;只有战胜洪水,才有每一个人的活路。为此,就需要在思想观念上,摆正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关系,懂得“锅里有碗里才有”的道理。这种朴素的集体主义观念,是人们在原始社会的共同劳动的实践中产生的。但是,仅仅有这样一个条件还不够,还需要另一个基本条件。

  另一个基本条件:要使大家的心往一处想,力拧成一股绳,最最需要的不是具有超凡勇武之力的超人,而是这样一种可以称之为领袖的人,它能在群体中形成以其为核心的凝聚力。这个具有强大的号召力、感召力、凝聚力的人,最根本的,就是要具有一心为公、廉洁奉公的品格,只有这样,才能起到表率作用,才能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才能使大家信服,才能“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亹亹穆穆,为纲为纪”,才能成为公认的凝聚人心的“核心”。这也是集体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禹就是这样的“核心”。这种领袖人物的产生,也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即原始社会中,这是为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战胜自然所必须的。

  综合以上两个条件,就足以说明这种朴素的“集体主义”是当时“社会秩序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再一次地证明了所谓“以‘自我’为价值中心,是一切社秩序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前提与基础”是一个伪命题。

  不宁唯是。由禹等民族先贤树立的一心为公,廉洁奉公的思想作风,不仅在当时成为引导社会的价值取向;而且业已成为我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千百年来,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都是这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挥。

  有意思的是,几乎在世界各古老民族的上古传说中,都有关于洪水的故事,只是应对洪水的“方法”各有千秋。西方和阿拉伯的经典中,都有关于挪亚方舟的故事。以《创世记》的记载为例。它说的是上帝决定以洪水毁灭充满罪恶、邪恶、暴力、仇杀和腐朽的人类。鉴于挪亚是一个正直的完人,听上帝的话,上帝就事先跟他打了招呼,让他一家躲过这一劫。他按照上帝所示,为自己造了一艘方舟,载着家人、各种牲畜等,均雌雄一对。洪水泛滥四十天之后,地上的一切生物,全部消灭干净。唯有方舟上的挪亚一家及其牲畜等活了下来,又开始了新的生活。他把带上方舟去的各种地上生物,鸟兽爬虫都放出来,让它们在洪水退去的大地上滋生繁衍。天主似有悔意:“我再也不会因人类而使大地遭到灾祸了。不论人从小就有多少邪念,我都不会象这次那样杀死一切生灵了。”

  “天主”的这段话,依我看,似乎是对它所憎恶的“充满罪恶、邪恶、暴力、仇杀和腐朽的人类”现实的一种“妥协”,是对“人从小就有”的“原罪”的一种“包容”。总的看,这个故事讲的是“躲”洪水,而大禹的故事讲的是“治”洪水。前者着眼于一家一户,好像是“洪荒”时代版的“鲁滨逊”故事。(“诺亚”在这个故事里是一个“正直的完人”;而“鲁滨逊”,在笛福的笔下,也是一个开拓进取的“时代先锋”和值得效法的“榜样”。“诺亚”成为“完人”的主要标准是“听上帝的话”,比开拓进取的“鲁滨逊”似乎逊色一些。)后者着眼于幅员相当辽阔、人口相对众多的整个社会。“挪亚方舟的故事”不是历史事实,而是神话。但它并不是头脑凭空想象的产物,它折射的是社会现实。所谓“充满罪恶、邪恶、暴力、仇杀和腐朽的人类”,应该是指阶级社会而非原始社会。它不仅折射的是社会现实,它还蕴含着对这种社会现实的一种认识,一种批判,一种思想,一种精神。拿神话和历史事实相比较是不合适的;拿前者所蕴含的思想、精神和后者所反映的思想、精神作比较,就不但是合适的,而且是必要的。所以必要,是因为它具有理论的和现实的意义。

  把挪亚方舟的故事和大禹治水的故事加以比较,给我们的启迪是什么呢?一个重要的启迪:前者所蕴含的思想和精神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后者则是集体主义的。“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财产自由、个人的权利和发挥个人的作用;但在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基本上是“躲”;面对“充满罪恶、邪恶、暴力、仇杀和腐朽”的社会现实,也有批评或否定,更多的是“忍让”、“妥协”以至“包容”。“集体主义”表现的则不同,它强调集体的作用,强调“锅里有碗里才有保障”,给人以只要众志成城,就能够克服天灾人祸的信心。——这也许就是东西方文化传统的一个根本差异?

  更重要的是,如果说“鲁滨逊”的故事反映了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的进取精神;那么,“挪亚方舟的故事”则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对于它把万恶之源的个人主义从魔鬼的瓶子里放出来所感到的无奈。它明知那是罪恶的渊藪,卻只好說:“我再也不会因人类而使大地遭到灾祸了。不论人从小就有多少邪念,我都不会象这次那样杀死一切生灵了。”让那些背负着“原罪”的芸芸众生去做灵魂的“忏悔”吧。

  4  “精英”们鼓吹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如其所述,要点有二:一曰“以‘自我’为价值中心”;二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并且说,这“是一切社会秩序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前文已指出,这是一个伪命题。但是,在现在这个世界上,的的确确有一些国家,其“社会秩序”是由这种个人主义“得以形成”并以之为“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的。我指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不能不指出,这种“社会秩序”其实是充满着危险性的。

  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的阶级矛盾,是另一类性质的问题。这里单说个人主义泛滥对社会正常秩序的破坏作用。如果一个社会,人人都“以“自我”为价值中心”;个个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必然会激发出各种非常尖锐的社会矛盾,甚至一些本来完全可以缓解的矛盾,

  多年以前,我第一次来到美国,是参加一个读研究生的孩子的毕业典礼。一天中午,在最繁华的纽约42街地铁站,我就遭到一个非裔青年的抢劫。幸好我听友人提示,身上带有20美元的救命钱。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当时就在我心中产生一个巨大的问号:“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同时又是世界上犯罪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当时,我还从报纸上看到一件事:欧裔、非裔两个青年,在电影院门前,为买一包爆米花争执起来,一个说,“你等着,我从车上取枪来和你算账。”另一个说,“随便。”到了电影院里,又是冤家路窄相逢,一个掏出枪就射,另一个似有准备,被他躲过,他也掏枪还击,对方当场身亡,于是他扬长而去。当他俩在电影院互相射击时,其他观众连忙躲在椅子下面,惊吓不已。真是够恐怖的!时间过去了20多年。科罗拉多州奧羅拉市一家电影院,于(2012年)7月20日凌晨,又发生了枪击案,造成12死58伤,比20年前纽约那场惨剧要严重得多。诸如此类的案件,用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或观念,如“民不聊生”啊、“官逼民反”啊,“铤而走险”啊,是“解释”不了的。

  当然,美国社会也并非完全不知,如果人人都“以‘自我’为价值中心”、个个都“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不加节制,整个社会非乱套不可。为了尽可能降低这种危害,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缓解社会矛盾,制约或对冲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秩序的冲击和对社会的严重危害。众所周知,肯尼迪总统在就职演说中有一句名言:“不要问你的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应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显然,他在这里是把国家而不是个人放在首位的。这和“以‘自我’为价值中心”显然是抵触的。大陆一些人士,包括某些左派,常拿这句话做正面文章,恐怕不太合适。看看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就知道总统先生讲的“爱国主义”是怎么回事了。其实,在现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有其阶级的共同利益,包括社会秩序,要大家遵守,都要提倡它自己的“爱国主义”。没有这类起码的“规则”和价值导向,在现代社会,任何一个阶级都没法维持其统治。但是,我们应该把统治阶级的具有特定政治内涵的爱国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情怀区别开来。对于美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怀,我们当然应该尊重。长住美国的人都知道,一到节庆日(美国的节庆日很多),许许多多美国家庭都会挂起星条旗,这是自觉自愿的,没有强迫命令这种事情,也没有“居委会”之类的组织事前打招呼。很多美国民众是很爱国的。一些青年反对“越战”,就是一种爱国行动,被认为是“另类忠诚”。

  另一个“因素”是法律。虽然它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不敢恭维,但没有它会更糟。众所周知,美国法律条文多如牛毛。最根本、最关键、最高的原则是维护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制。在此前提下,它的许多法律条文都是在划线------告诉人们不得逾越的侵犯他人“法定权利”和自由的“红线”。然而,既然“以‘自我’为价值中心”,它的内生机制必然会产生“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冲动,冲撞“红线”。何况有些法律问题由于涉及“利益悠关方”迟迟得不到解决,如抢支管制问题。这就是美国法律条文虽然很多却摘不掉“犯罪率最高国家之一”的帽子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一个是宗教。美国几乎遍地有教堂。它在美国社会生活中起的作用相当大。因为,大多数美国人民都信教(主要是基督教)。有段时间,我住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小儿子处。房东是一位80多岁的西裔老太太。看情况,她不算富有。她非常健康、活泼、热情、友好。听说她早年是百老汇的舞蹈演员。有次,我看见她在厨房吃力地擦拭一件什么东西。走近了才知是小儿子用的锅。我连忙夺过来完成她未竟的“事业”。她当时说的一段话我印象非常深刻,至今回忆起来,犹如昨天般响在耳际。她说,“我是信教的。我们信奉的是:Bring love to all people(直译:施爱于众;意译:博爱)。我把你的儿子当作自己的孩子……。”她这么一说,立马在我脑海里蹦出孟夫子那句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想,普天之下的劳动人民,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呵。无论是“博爱”、“仁爱”,也无论无神论、有神论,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呵。我想起,毛泽东认为,禅宗六祖慧能的《坛经》是“劳动人民的佛经”。(见《毛泽东说佛教谈佛经》,转引自《腾讯网:腾讯读书>连载书库>连载书库>人文社科>人文其它>毛泽东对国学的见解>毛泽东品国学>正文》)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劳动人民所接受并在生活中践行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某些宗教教义,给予一定的积极评价呢。

  又有一次我提个包去儿子家,半路上飘起雪花,雪越下越大。突然,一辆轿车开到我跟前,戛然而止,从前窗伸出一个头来:“先生,你到哪里?我送你一程吧。”因为快到儿子家,我谢绝了,把感激和感动留在心底。还有一次,我和另一半到纽约买中国食品。拖个手推车,下地铁的台阶很吃力,一个小青年连忙过来帮忙。类似的事情,我在美国这些年,经历得很多、很多!我想,这固然体现了美国人民的善良、友好;恐怕也是和大多数美国人信教、接受并践行其中的积极方面有关。

  最后,我想,这种“以‘自我’为价值中心”、“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人主义的巨大破坏作用,所以在美国能够得到某种程度的制约,还有一个重要的物质条件——那就是美国有比较好的照顾低收入群体的社会安全保障体系。据我观察,这个物质条件对于缓解个人主义对美国社会秩序的破坏性有一定的作用,但也有限,还比不上它对缓解美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延缓资本主义统治所起的作用。

  值得深思的是:尽管有这些相当优裕的物质条件;尽管有这些意识形态和其它上层建筑领域的对冲因素:美国仍然无可争辩地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反过来请想一想,如果缺乏这些“条件”和“因素”,一任个人主义膨胀、肆虐,整个社会秩序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众所周知:第一,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尚有一些缺门,尚不能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第二,中国的法律也没有人家那样完备;第三,西方国家如美国可以它们的爱国主义对冲“个人主义”的破坏作用;中国的爱国主义却被“精英”们挥起“普世价值”的大棒、扣上“民族主义”(它在西方是个贬义词)的帽子,不断打压,被严重地弱化了;第四,在历史上,中国的宗教在社会生活中,从来就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的地位和作用;而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强化的不是宗教,而是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特别是毛泽东思想。这本来是社会主义中国独特的丰厚的政治资产和巨大的政治优势,是医治“个人主义”痼疾的特效药;可是,这些年来它们被不断地弱化、丑化以至妖魔化了。再巨大的政治资产、优势也架不住如此这般地自毁精神长城。在这种情况下,“精英”们鼓吹的由人人“以‘自我’为价值中心”、,个个“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基础所造成的社会秩序,会是什么样一种“社会秩序”?

  让我们也举一个例子。大陆有位音乐学院的“高材生”,开车把一路人撞伤。他不但不将伤者送医院救治,反而下车用刀子把伤者捅死。因为,他认为,伤者若不死,他要赔偿一大笔医药费。我们不妨仔细琢磨琢磨,他这样想,这样做,完全合乎两个“原则”:一,“以‘自我’为价值中心”;二、“追求利益最大化”。虽然设定了法律和道德的“红线”,可是,它既然“以‘自我’为价值中心”,将它作为一切思想观念和行为的逻辑前提,则如上所述,它的内生机制必然会产生“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冲动,冲撞“红线”。----如上述及其它种种触目惊心的案例表明的那样。现在,大陆黄毒赌黑日益泛滥,连大学校园也不例外。据一位“业内”的女大学生介绍:现在武汉地区的女大学生中,至少有X~XX% 从事这个行当。这个比例在外语、中文、艺术和师范类的学生中更高。最可怕的是高校内已经形成了女大学生卖淫的流水线:专人搜集需求信息、专人介绍卖淫、专人提供民房。正如武汉某大学的一位教授说:再不整治,高校将成为全中国最大的妓院。问题是这一切怎么会发生?听听女大学生的自白也许就能找到答案。在接受采访中一位从事卖淫的女大学生说:“我如果找到一份固定职业,收入满打满算就是3000-5000之间,不仅不自由,还很辛苦。5000和2万,不自由和逍遥自在,你说我会选择哪样呢?”(节录自中华网论坛>中华论坛>浏览帖子2010-01-08)问得“好”!她这样考虑问题,不正合乎“以‘自我’为价值中心”、“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吗?只是她们由此产生的欲望冲动,已经冲破了道德和法律的底线而已。退休的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在一场名为理想大学的专题研讨会上表示,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史注:清华也不例外)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信奉的同样是“以‘自我’为价值中心”、“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只是与上述卖淫的女大学生相比,更善于伪装,更合乎“精英”们上述对“利益最大化”的“规范”;因而也就更可怕、更危险。诚然,按照“精英”们的设计:“‘利益最大化’具有如下内涵:是长远意义而不是眼前意义的;是整体意义而不是局部意义的;是社会性意义的而不是个体性意义的;是全面价值层次意义而不是单一价值层次意义的;是客观意义而不是主观意义的;是综合性意义而不是片面性意义的;是辩证意义而不是形而上学意义的。”但是,这一切,恰恰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最好的外包装。话说回来,钱教授这一席谈,可以说是对那些出身名校、踏入仕途、春风得意、青云直上、身居高位的贪官们的精神世界的一幅惟妙惟肖的画像。还有更令人咋舌的。有座六层的干部宿舍楼,住的是县团级及以上的退休干部。原先盖楼时,限于当时的条件,没有装电梯。随着这些干部年事渐高,矛盾突显。尤其是当这些老干部突发急症,急需送医院抢救,由于没有电梯,用担架往下抬,诸多不便和困难,甚至会耽误。有鉴于此,有关部门决定装修电梯。可是,住在底层的一户,坚决反对。因为装了对他没有好处,反而影响到他的采光。而上面有个规定,此事必须充分协商,全体无异议通过才能动工,搞了实际上的一票否决制。结果由于其人坚决不同意,迟迟不能动工。仔细想想,这个“钉子户”的行为,倒也符合“以‘自我’为价值中心”、“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这种事情,就是出现在普通居民中间,也令人扼腕。何况是出现在这些受党教育多年的先进分子中间。什么“同志”啊,“战友”啊,“阶级感情”啊,已经变成“白头宫女在,闲话说玄宗”的事儿了。这些先进分子中的先进分子中间尚且出现这等情事,整个社会风气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实,这正是“精英”们鼓吹的由人人“以‘自我’为价值中心”、个个“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基础所要造成的社会秩序。其目的就是要把中国社会搞乱,以便在混乱中达到颠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的罪恶目的。

  最后,我借用伏契克的一句话做为本文的结束:

  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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