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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农业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

2019-04-07 10:50:29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萧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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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化是全世界都在不断追寻和努力奋斗的伟大目标,而农业现代化当数现代化里面最为关键的一个现代化。在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快速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我国政府一直将实现农业现代化作为追求和奋斗的理想。毛泽东是我国农业集体化现代化进程的奠基者和开拓者,因此在我国研究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现代化,就必须首先认真学习、研究、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农业现代化理论。系统地分析和研究毛泽东农业现代化理论,可以延展和深化毛泽东思想的研究领域,也有利于把握我国近现代农业的发展史,更能为建设具有我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现代化拓宽思路。

 

  一、农业现代化理论形成的紧迫性

  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对于新中国来说,一直是非常紧迫的历史任务。18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历史上先后发生了三次工业革命,均发源于西方国家,并由他们所创新和主导。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开创的“蒸汽时代”(1760-1840年),标志着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第二次工业革命进入了“电气时代”(1840-1950年),使得电力、钢铁、铁路、化工、汽车等重工业兴起,石油成为新能源,并促使海陆空交通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国的往来交流更为频繁,并逐渐形成了全球化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更是开创了“信息时代”(1950-至今),全球信息资源交流变得更为迅速,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被卷入到全球化进程之中,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进一步确立,人类科学技术文明的发达程度也达到空前的水平。第三次信息革命方兴未艾,正在全球扩展和传播,成为世界竞争和发展的主流。

  前三次工业革命使得人类发展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代,与此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能源、资源消耗,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生态成本,急剧地扩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进入21世纪,人类面临空前的全球能源与资源危机、全球生态与环境危机、全球气候变化危机等多重挑战,由此引发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即绿色工业革命,一系列生产函数发生从自然要素投入为特征,到以绿色要素投入为特征的大跃进,并势将广泛普及。21世纪创新发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第一次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在过去200多年世界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上,我国曾经先后失去三次工业革命的机会。在前两次工业革命过程中,中国都是边缘化者、落伍者,急剧地衰落,由于错失工业革命机会,中国GDP占世界总量比重,由1820年的1/3下降至1950年不足1/20。此后,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从“一穷二白”极低的发展起点,实行社会主义“赶超”战略,发动国家工业化,同时进行了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即使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即信息革命中,我国也仅仅是侥幸赶上了末班车,是个“后来者”。但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实现了成功追赶,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ICT以及最新的5G(信息通信技术)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国,正在成为领先者。我国的量子通讯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头,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正在快速发展。如果不是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的前三十年的大跃进,做梦想也不敢想。

  进入21世纪,社会主义新中国第一次与美国、欧盟、日本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在加速信息工业革命的同时,正式发动和创新第四次工业革命。这是一场全新的绿色革命,它的实质和特征,就是大幅度地提高资源生产率,经济增长与不可再生资源要素全面脱钩,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脱钩。以历史的视角和工业化的角度观察,使我们清晰地认识到,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即绿色革命即将来临。中国能赶上这次绿色革命的黎明期、发动期,是不容易的、也是万幸的。2014年4月7日至11日德国举行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多家厂商参展。中国以近600家参展商规模成为东道主德国以外的最大参展国。在为期五天的展会中,“工业4.0”概念深受到关注。舆论认为,作为工业领域的全球领先展会,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对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负责人柯克勒认为,“工业4.0”在本届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已成为核心题目,在未来10年至15年,制造业的综合整合将对全球产业产生巨大影响。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临已经为时不远。中国必将一展身手,再做新贡献。

  工业革命催生现代化,并且由英国迅速扩展至世界各地,国际现代化竞争日趋激烈。其中,农业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物质基础与文明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承载着人类追求更高理想的希望。毛泽东深知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且在随后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不断深入研究我国的农业现代化。毛泽东农业现代化理论正是在国际农业现代化浪潮、前苏联农业发展的经验教训、我国当时小农经济十分落后的状况等严峻形势下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一)毛泽东农业现代化理论形成面临的形势

  从国内来看:政治方面,20 世纪初期,我国主权的完整统一性和内政独立性受到了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威胁,城乡百姓都一直处于多重被压迫被剥削的悲惨状态。无论是军阀割据、抗日战争,还是我国的内战,都未能给予我国农业现代化成长所需的和平环境,农民自始至终都无法安心务农。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我国社会政治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唱响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红色旋律,确保了工农阶级的地位和利益。其中土地制度改革的推行,解放了土地,更解放了生产力。

  经济方面,1920 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仅为 218.9 亿元,其中现代工业产值所占比重为 4.87%.到了 1952 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也只有 810 亿元,其中现代工业产值所占比重上升到了 26.6%。而在此期间,传统手工业和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还达 80%以上,这些为数不多的工业区域分配还存在着地域上的不均衡。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国经济建设的进程不仅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还不比许多发展中国家。毛泽东概括我国当时的状况时就用了“一穷二白”这个词语,表述我国生产力水平不但落后,而且像白纸一张,没有任何基础,很多方面的人均占有量都达不到普通标准。像是汽车、轮船、飞机、工业机械、精密仪器以及国防工业等,基本等于零,呈现我国当时经济建设极为落后的景象。

  文化方面,我国人口总数在 1949 年时达到了 5.4 亿,其中农村人口为 4.8 亿,工业职工所占比重仅为 0.5%.当时我国农村人口大部分是文盲,城市和乡镇人口的文化素质也极低,学龄儿童的入学率甚至不足 20%.泱泱文明古国的封建传统和小农意识,禁锢着我国人民的思想以及生产、生活方式。加之新中国成立不久,被帝国主义封锁,缺少与外界的沟通渠道,能够学习并可以借鉴的国家也就当数前苏联一个,我国在文化科技领域显现出无奈的一面。

  从国际上来看,18 世纪的英国率先吹响了工业革命的号角,这一人类历史上的卓越变革,开启了机器替代手工的新时代,大大提升了生产力水平。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观念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巨变,大量的农村人口涌进城市,推动了整个英国的城市化进程。英国随后便开始了势力扩张,不仅向落后国家倾销产品,而且还发动战争掠夺原材料和殖民地,并最终取得了“日不落帝国”的称号。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美国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代表,从半机械化到主要田间作业机械化,最后实现全盘机械化,繁重的人力劳作逐渐被机械化取而代之。有关经济数据显示,1910 年,美国的农作物收获面积为 19.24 亿亩,拖拉机数量为 0.1 万台,到了 1950 年,美国的农作物收获面积为 20.94 亿亩,拖拉机数量猛增至 154.5万台,农业机械化已达相当高的程度。

  比邻我国的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在美国的扶植下,着力加强经济建设,狠抓农业现代化发展。主要凭借农业科学技技,以改良土壤、精耕细作、选育良种、加大施肥等方法来提高农业品产量。从 1950 至 1970 年,播种面积亩产量已达到700 斤以上,净增量高达 290斤,基本实现了农业机械化。

  前苏联作为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新中国最好的“盟友”,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便由列宁领导进行了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到了20 世纪 20 年代,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促进社会主义工业的快速发展,前苏联一度牺牲农业,但问题也随之而来。1926 年,前苏联突发了极为严重的粮食危机,政府的执政前景被重重阴云所笼罩。1927 年年底,在斯大林领导下,前苏联政府作出决议,尽快实现农业全盘集体化,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领导地位也因此确立。此后,前苏联的农业发展收获喜人,实现了较大规模的机械化劳作,并最终站在了社会主义国家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前沿。

  毛泽东面对我国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积极主张我国搞社会主义建设,在效仿前苏联经验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从本国实际出发的原则和敢于创新的精神,完全照搬照抄他人的模式,在我国的国情下是行不通的。可以说这一当时的苏联“老大哥”,给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建设树立了榜样,既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也给予了失误的教训。

  (二)毛泽东农业现代化理论形成的前提

  1、社会主义制度是毛泽东农业现代化理论的根基

  毛泽东早就指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制度不仅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更与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息息相关。其中,农业现代化对我国尤为重要,再考虑到我国近现代的基本国情,想要追赶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的步伐,我国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走合作化、集体化道路,并视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前提。

  毛泽东很早就意识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创造辉煌的必由之路。虽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将会是艰难曲折的,但为了尽快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宏伟理想,他强调必须实行土地改革,进而改革生产关系,逐步引导农民组织起来,走上合作化、集体化道路。还要改革上层建筑,扫除文盲,教育农民,改造小农意识,代之以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才能逐步解放农业生产力,实现农业现代化。

  我国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彰显了毛泽东的魄力,更体现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决心。至此,广大农民吃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定心丸,遭受剥削和压迫的年代一去不返,合作社取代了零零散散的小生产经营方式,从此我国农村走向富裕的前景一片宽阔。

  2、相信和依靠人民是毛泽东农业现代化理论的创新动力

  在革命斗争与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毛泽东坚信人民的力量,认为伟大历史使命的实现,只能相信人民群众和依靠人民群众,工农劳动人民是无产阶级政党最为看重和依赖的胜利之本。本着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毛泽东曾经论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而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之后,毛泽东依旧坚定不移地视人民群众为一切事业取得最终胜利的有力依靠,还强调群众路线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与发展的根本保证,要大力发扬并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

  毛泽东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着眼点,深入探究群众运动的发展动力,提出要广泛开展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点燃群众的政治热情,进而提升群众的政治水平。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要遵循一定的原则,首先要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其次要秉承群众的内心自愿,经过细致深入的工作,人民群众的真切心声才能被感知。想要让人民心悦诚服,自觉提高觉悟,从而迸发参与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惊人能量,相关方针路线的制定就必须与实际情况以及人民意愿相符。毛泽东认为农业现代化的软件基础,不仅包括政治因素,还涵盖思想观念以及文化科学技术等。在指导我国进行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他不单重视政治因素,而且还极为关注农业科技。为了提升广大农民的文化素质以及道德意识层次,使我国的科技水平符合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客观要求,毛泽东提倡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并且积极进行扫盲。具备相应条件的农村迅速建立起同农业技术有关的学校以及技术站,学习农业科学技术的热浪席卷了神州大地。但与此同时,农业科技遭遇瓶颈和领导队伍缺乏管理常识以及经验积累等问题也显现出来。毛泽东及时发现异常并做出调整,倡导将工作重点转向技术革命,要求党员干部带头学习科学技术和实际应用,还进一步指出要把相应专业人才充实到农业科研单位,进而实现农业科研水平的全面提升。

  毛泽东坚定地相信广大农民的力量,并且认为扎根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先进政治思想以及科学技术的农民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与发展的强劲主力军。

  (三)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毛泽东农业现代化理论的借鉴

  对于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以及科学技术,毛泽东一直保持着积极且合理吸纳的态度。他曾说:“我们的第一个先生是苏联,我们首先要学习苏联,但是美国也是我们的先生。”由于历史以及地理等各类因素,前苏联是我国建国初期最好的“盟友”与“老大哥”,前苏联的发展方式也自然成为了我国当时的榜样。反观前苏联的现代化进程,它是一种以农业增加积累,牺牲农业发展为代价,进而全力发展工业的模式。全盘集体化是前苏联发展农业的主要策略,为前苏联的工业发展积蓄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但好景不长,这种体制的弊端也在苏共二十大后接踵而至,其中我国效仿前苏联模式的不良后果也在“一五计划”的执行期间显露出来。

  问题的产生是在思想层面对共产党人的一番洗礼,毛泽东在紧要关头极为清醒地认识到,“照搬照抄”是我国建设与发展的死胡同,只有既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又合理整合并找到适合我国发展的策略方法,才是国家自力更生的根本。

 

  二、农业现代化理论的形成

  毛泽东农业现代化理论,是毛泽东农业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把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状况的产物,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探索。

  毛泽东的农业现代化理论,根源于他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及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重视农业的理论。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在领导中国革命、领导革命根据地及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就一直对中国的农业和农村问题十分关注。1934年1月,在中央苏区关于“我们的经济政策”的讲话中,就把“发展农业生产”列为“我们经济建设的中心”的第一项。后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明确提出了“农业是基础”的命题。他说:“消灭封建的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就给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目的。”

  但在建国初始阶段,由于我们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学习了苏联的模式,即优先发展重工业,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都集中到发展重工业方面,结果使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失凋,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较快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毛泽东果断地作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结构的决定,要求优先发展农业。

  在确定如何发展农业以及中国农业的发展方向问题上,毛泽东的态度十分明确。他认为在中国要进行工业化,是不能抛开农业的社会化的。“为了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的社会化。”因为发展现代工业所需要的原料、城市发展所需要的粮、棉等都要农村提供,工业品也不能无视广阔的农业市场。另一方面,我国的工业实行的是计划体制,与之有密切联系的农业如果仍维持个体所有制的散漫状况,必然会在各个方面产生许多矛盾。因此中国农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在集体化的基础上向社会化方向迈进。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问题”,“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在这里,毛泽东把农业合作化作为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自身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前提。这种理论和做法无疑是正确的。

  土地改革完成之后,我们面临的是“汪洋大海般”的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这种经济规模小、生产水平低,带有很大的脆弱性和自发性,若不及时地加以组织并引导它们走集体化道路,不但农业生产力得不到发展,也会极大地阻碍农业现代化,而且还会产生新的两极分化。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在最近的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天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成富农,许多贫农则因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了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两极分化的现象,在我国土地改革后的农村较为普遍。根据河北省11个县的统计,农村买卖土地的情况,1949年是43 850亩,1950年增加到54 494亩,1951年又增加到115 180亩。针对农村中这种两极分化的事实,毛泽东坚定地指出:“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惟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工作的中心。”并指出:“对个体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搞互助合作,办合作社,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可以说,在农业没有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能否实行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其实质是关系到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中,能否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问题。就其可能性而言,从理论上讲,协作本身能够提供一种新的劳动生产力,而农业的现代化也的确需要农业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且苏联又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可贵经验;从实际来看,当时我国合作化的试点工作也表明,在没有现代化的条件下搞合作化能够有效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根据农业部对华北、东北地区40个县的统计,1951年各社单位面积产量平均超过当地互助组的16.4%,超过单干户的39.2%,最多的甚至超过单干户的一倍。客观事实本身证明了“农业合作化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合作化也奠定了农村基层组织的基础,培养了大批基层经济和行政管理人才”。这也证明了毛泽东论断的正确性。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提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把“工业化”的目标逐渐改提为“现代化”。与此相适应,毛泽东也把农业发展的“社会化”目标进一步升华为“现代化”。早在1953年12月,在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编写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已经提出了“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的范畴。正是在此基础上,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了建设“农业现代化”的口号。毛泽东本人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也正式论述了农业现代化的范畴,并把它列为“四个现代化”中的一个。毛泽东认为,“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在这里,他把实现农业现代化同建成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有机地联系了起来。为了这一目标的实现,毛泽东反复强调在发展农业的过程中,应不断地提高农业的集约化水平,要采用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对农业应施以科学的管理等等。这些闪烁着真理光芒的新理论,体现了毛泽东对农业现代化新路子的可贵探索。

  综上所述,毛泽东对农业现代化问题的认识经历了合作化—社会化—现代化的认识历程。这一历程与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目标的规划是相适应的。在20世纪50年代规划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同时,毛泽东就提出了农业的社会化、现代化等目标,并以合作化作为实现这些目标的初始步骤。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确立,建设现代化农业的任务便提到议事日程,毛泽东的农业现代化理论也逐步形成。这一建立在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整体理论体系上的战略方针,对中国经济尤其农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农业现代化的严谨理论体系

  毛泽东关于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大体思路就是从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小农经济农业大国这一国情出发,以改变农村生产关系为突破口,使农民走上互助合作集体化之路,也称之为社会化之路,并逐步实现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改善农民生活,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毛泽东的农业现代化理论,尽管体现于他对农民、农业、农村问题的有关论述中,但就其内容和特征而言,也是一个十分严谨的理论体系。

  (一)全党一定要高度重视农业,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中国农业生产方式的极端落后是当时中国最基本的国情和最大的实际,也是毛泽东领导人民进行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毛泽东深知:中国的情况是人多地少,时有灾荒,农业基本上还是使用旧式工具的分散的小农经济,而且经营方法落后;大多数农民的生活虽然在土地改革后有所改善,但仍不富裕,他们中的许多人仍有困难:大多数农民还处于文盲状态,科学文化素质很低。毛泽东把这种状况概括为“一穷二白”,这是中国农业现代化历史起点的真实写照,同时也决定了农业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处于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毛泽东对于农业的基础地位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指出:“农业上不去,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第一,农业直接关系到5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吃肉吃油问题以及其他日用的非商品性农产品问题。第二,农业也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商品性的农产品发展了,才能供应工业人口的需要,才能发展工业。第三,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重要来源,农村是轻工业的重要市场。第四,农村又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第五,农产品是主要出口物资,农产品变成外汇就可以进口各种工业设备。第六,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起来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他尤其强调,全党一定要抓粮食生产,这是基础的基础,不抓粮食早晚要天下大乱。由此可见,要搞好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实现农业社会化。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后来他把农业现代化置于“四个现代化”目标体系的首位,就是把现代化的理论同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大农业国的实际相结合所做出的最符合国情的战略决策。

  (二)农业的基本出路是社会主义,由互助合作到大合作社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通过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把地主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了农业生产力回升。但是,占国民经济绝对比重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既不能使农业生产力产生质的飞跃,也不适合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和实现工业化的要求,这样,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被提上日程。

  毛泽东认为,只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也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农业的社会主义合作化势在必行:

  第一,社会主义工业化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进行。一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使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二是工业化最重要的部门——重工业的产品,如农业机械,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三是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所需要的大量资金,相当大的部分是用轻工业产品同农民交换得到的,而大规模轻工业的发展需要大规模的农业,即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农业,只有如此才能形成农民巨大的购买力。

  第二,没有农业合作化,就没有工农联盟的巩固。他说,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针对土地改革后农村中出现的新的两极分化的现象,毛泽东认为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必须“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才能获得巩固。”

  第三,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前提。只有在农业彻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逐步地巩固起来,“才能够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才能够彻底地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 工商业”。如此才能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实现在中 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总之,毛泽东把农业的社会主义合作化看成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和必由之路,这是符合国情的正确论断。

  (三)建设社会主义的农业,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实现农业现代化最重要的推动力量就是机械化,就是要用机械装备农业,是农、林、牧三结合大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也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唯一出路。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号召:“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毛泽东关于农业机械化的主要论述:

  第一,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时间、步骤。毛泽东说,在头两个五年计划内,农村改革还是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大型的农业机器还不是很多。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内,农村的改革将是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同时并进,大型农业机器的使用将逐步增多。但是,由于我国的经济条件,技术改革的时间要比社会改革的时间要长一些。“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大概需要四个至五个五年计划,即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的时间。”

  第二,推进农业机械化进程的具体措施。一是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来管农业机械。二是设立农业机械设计院,“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紧研制新式农用机械。三是国家要抓紧培养农业机械化所需要的大批知识分子,建立一支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为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持。四是“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以便调动地方制造、购买农业机械,推动农业机械化事业的积极性。五是农业机械化要同国防、储粮、人民生活等联系起来,动员群众,为较快地实现农业机械化而奋斗。

  第三,搞农业机械化要从实际出发。他强调,机械化要讲,但也不要讲得过头,否则会使人们看不起半机械化和土法生产。“过去就曾经有过这样的偏向,大家都片面追求新技术、新机器,追求大规模、高标准,看不起土的、半洋半土的,看不起中小的。”因此,在一个时期内因为机器不够,要提倡半机械化和改良农具。

  在毛泽东看来,合作化后我国农业生产未能跟上工业的发展步伐的主要原因是没有 必要的农业机械,因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受到限制,农产品增长缓慢,拖了工业化的后腿。因此他指出,在农村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必须对农业进行技术改造,加速农业机械化进程,提高劳动生产率,更多地增加农产品的生产,真正提升农业生产力水平。

  (四)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力,离不开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毛泽东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在农业现代化中的作用,认为没有农业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也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经济的现代化。1955年他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我国在一五、二五计划期间,农村中的改革还是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到三五时期,“农村的改革将是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同时并进”,“由于我国的经济条件,技术改革的时间比较社会改革的时间,会要长一些”,“全党必须为了这个伟大的任务的实现而奋斗”,这里他把农业科技进步看作是全党必须为之奋斗的伟大任务。一方面体现了毛泽东对发展农业科学技术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科学地预见到,实现农业科学技术现代化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必须指出的是,毛泽东在重视科学技术的同时,十分重视总结农民群众的实践经验,积极推广农业科学技术,提出了许多指导性的意见和建议,如1958年,他在江苏、浙江、辽宁、河南等地视察后,系统地总结了农民增产的经验,提出了“水、土、肥、种、密、保、工、管”的“农业八字宪法”,并对此作了科学的说明:农业八字宪法中的各项措施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整体,仅孤立地采取其中任何一项都不能收到应有的增产效果。

  (五)领导干部要懂得科学管理农业,注重农业管理的现代化

  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领导艺术和管理的科学化、现代化。早在1943年,他就曾指出,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劳动力的全部方针和方法。建国后,他反复强调各级领导于部要做懂行的领导者和管理者,要逐步认识农业经济的客观规律,不断提高管理和领导农业经济的水平。1957年10月,毛泽东强调说:我们要摸农业技术的底,搞农业不学技术不行了。为了了解农业问题,掌握规律,以便制定正确的农村政策,一定要下一番苦功夫,要切切实实地调查它,研究它。去好好总结经验,制订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掌握领导农业经济的主动权,切实加强和改善农业经济的领导和管理。

  1962年,毛泽东在主持制订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提出了农业生产实行责任制的科学管理方法。指出:“生产队为了便于组织生产,可以划分为固定的或者临时性的作业小组,划分地段,实行小段的、季节的或者常年的包工,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畜牧业、林业、渔业和其他副业生产,牲畜、农具、水利和其他公共财物的管理也都实行责任制。有的责任到组,有的责任到人。”把这些正确认识和现代农业管理的意见写进农村工作条例中,无疑体现着毛泽东对现代农业管理的可贵探索,也为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六)注重农民的政治文化素质,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现代化水平

  毛泽东指出:“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建设又不能等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因为农业现代化,不仅包括了广大农民良好的政治素质,而且包括了广大农民的文化素质、思想观念、生产技术等方面的现代化。新中国建立后,经过合作化运动,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翻了身,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但是改造小农经济的思想观念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有靠组织起来的合作组织,一方面不断地向广大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定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另一方面,在文化教育中,积极开展扫盲、普及科技知识,大力开展科学技术的推广和指导,才能逐步改变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大多数是文盲、生产传统保守的落后状况,使广大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思想观念、科学技术水准同农业现代化进程相适应。为此,毛泽东要求在全国广大农村,凡是有条件的地方都应建立农业技术夜校、农业技术学校,成立农业科学技术站,把农民的学习技术同消灭文盲结合起来,要提倡技术夜校的教员边学边教,还“要有计划地组织青年人学技术、提倡老手带新手。生产队在检查和总结生产的时候,要进行技术上的检查、评比,对于技术上有贡献的和积极传授技术的社员应给予奖励”。

  (七)鼓励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推进农业经济现代化

  在领导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对商品经济问题曾进行过长期反复的理论思考,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提出了非常科学而深刻的见解。1949年3月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允许其存在和发展。国内的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不但是不可以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当时,毛泽东虽然把商品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经济,但实际上认为在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商品经济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进入过渡时期以后,由于他过去把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视为同一事物的两面性,因而商品经济处于被怀疑、被排斥、被消灭的状态。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我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但这一体制很快在实践中遇到了问题,主要是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制的经济联系问题。在研究和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的过程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肯定和强调发展商品经济、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他在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对否定商品经济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论述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他说,商品经济的社会性质要看商品生产与什么社会制度相联系,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经济。除了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需要商品经济外,还提出了生产力水平也决定商品经济的命题。他认为,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法则等在社会主义阶段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是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在1958年12月10日《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里,他又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还是商品经济。“在今后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商品生产,以及国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间的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这就是说,他认为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不仅适用于公社内部,也同样适用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1959年,针对当时中国农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左倾错误倾向,毛泽东指出:“价值法则要求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违反了这一点,终究是不行的。”3月30日,他在批转山西省委的一个文件时说,平调的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规律。1962年,毛泽东更明确地指出: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是社会主义阶段必须遵守的两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毛泽东对商品经济的认识,在实践中必然有一个从不认识到认识的发展过程,但是他先于大多数人,最终把实现农业现代化同发展商品经济有机地联系起来,加以系统科学论述,其意义和作用是深远而巨大的。

  (八)强调发展农村工业,改进农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

  正如前述,毛泽东对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十分重视,但并不意味着他把五亿多的农民、落后分散的乡村和个体农业经济理想化。他多次强调,现在的农业基础是要过渡到将来的工业基础的。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与合作社,而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并认为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必定有一个乡村人口城市化的过程。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立强大的民族工业,建立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按照这一理论逻辑,毛泽东在建国后主张实行合作化以变革个体的、分散的、落后的生产关系,实行农业机械化和乡村工业化以发展社会生产力,确立工业基础。但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创新发展了40年代提出的乡村人口城市化的理论。他希望不重走资本主义国家乡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老路而另辟蹊径,超越传统的发展模式,开创一条中国式的发展道路。这就是限制乡村人口向城市盲目转移,而通过发展多种经营,扩大生产规模,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特别是积极地在农村发展乡村工业,使农民变工人来实现乡村人口的就地转移。这集中体现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等理论和实践上面。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已经包含了乡村工业化谋划,实践中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不少地方出现左倾错误、缺乏经验和指导思想上的急于求成,乡村工业化在实践中也出现盲目发展、抽调资金和农业劳动力过多、经济效益差等方面的问题。突出表现为社办工业发展过快过猛,导致忽视农业正常发展,工农业比例失调,农业的基础地位被削弱。毛泽东及时发觉错误倾向,总结经验教训时所指出的:“公社工业化、机械化、电气化、文化教育事业等,只能逐步发展,不能一口气办得很多很大,否则会犯冒险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强调农村工业化应当逐步发展,并不意味着否定农村工业化本身,而是要求从实际出发,有计划、有步骤地科学发展。毛泽东提出的乡村工业化、工农业互相结合的理论无疑是具有长远战略眼光的。乡村工业化实践本身也是很有意义、很有成效的探索。可以说,乡村工业化是改善农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实现农村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九)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农村生产力,增加农民收入

  社会主义合作化之后,实现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中心任务,但并不是全部。在抓机械化的同时,必须千方百计地提高农村生产力的水平。为此,毛泽东提出了诸如人民公社必须扩大商品生产,发展商品流通;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加强农村基本建设,尤其是兴修水利,增强抵御旱涝灾害的能力;在资金方面,国家应给予农民必要的援助;农业要精耕细作,将来把中国变成世界第一高产的国家;养猪是关系肥料、肉食和出口换外汇的大问题,必须大力发展养猪事业;在人口多的地方要逐步推广计划生育,控制人口生育上的无政府状态;要大力扫除农村文盲,提高农民文化水平等等许多有益理论,以求全面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发展农村生产力,最终实现农民的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毛泽东奋斗一生的追求。他指出,我们要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因此,要切实采取措施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第一,积极支持农民兴修水利,发放农业贷款,以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同时,尽量降低农业税,按正常价格统购粮食,缩小工业品和农产品交换的剪刀差,减轻农民负担。第二,允许参加合作社的家庭保留适当比例的个体经济,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第三,正确处理国家税收、合作社积累、农民收入三者关系。积累不能过多,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步增加个人收入,改善农民生活。

 

  四、农业现代化理论的基本特点

  毛泽东说过,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也是毛泽东在领导人民探索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规律过程中一贯坚持的指导方针。毛泽东农业现代化理论是他从中国农村、农业、农民的实际状况出发,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为指导,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之路所取得的伟大成果。它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特点:

  (一)中国农业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实现包括农业现代化在内的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题,也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奋斗目标。但是,中国农业几千年来,个体单干的小农经济,祖祖辈辈艰苦争扎,总是摆脱不了被剥削、被压迫、被落后、被贫困的厄运。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小农经济的生产力很难有进步的突破。即使到近代以来,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这四大基本阶级,在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争斗了一个多世纪,才使得我国现代化建设直到历史和人民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之后才真正拉开帷幕。也就是说,中国农业现代化则是在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之后才有了现实的可能性,农业合作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必然结果,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郑重选择。农业的社会主义合作化改造,扫除了束缚中国农业发展的制度性障碍,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先进制度的保障,也是中国农业现代化取得巨大成绩的根本原因。

  (二)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的发展战略

  针对苏联及东欧一些国家片面注重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造成农、轻、重比例失调,因而使城乡市场上的商品缺乏,货币不稳定。毛泽东指出,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的发展战略,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在毛泽东看来,国家工业化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现代化。他说:“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重工业还是投资的重点,但是,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加重的结果,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好地发展重工业。重工业虽然也可以积累,但是在我们现有的经济条件下,轻工业和农业积累得更多更快些。这种工农业并重、同时发展的理论后来被毛泽东概括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这是毛泽东探索有中国特点的工业化道路得出的重要结论,也是在中国这一特殊国情之下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指导方针。

  (三)农业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毛泽东认为,要将大约一亿一千万农户由个体经营改变为集体经营,并且进而完成农业生产力的技术改造,实现农业现代化,决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的高度重视和有能力领导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达到目的,这是一条根本的原理。我国农业合作化及机械化进程能不能和国家工业化的进度相适应,农业现代化能否顺利实现的关键,在于各级地方党委的领导重心是不是能够迅速地和正确地转移到这一方面来。因此,他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农业合作化和机械化工作的领导。同时,为克服广大农民自身长期养成的小生产传统习惯和意识形态的局限性,他要求在实行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必须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它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一旦放松对农民的思想政治工作,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就会泛滥起来,势必影响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四)农业现代化必须相信和依靠农民群众,发挥他们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精神

  无论是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是搞农业机械化,没有占人口绝对比重的农民的参与和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农民是实现农业现代化最基本的依靠力量。关于在农村具体依靠什么人的问题,他说:我们首先应当依靠党团员,其次应当依靠非党群众中比较积极的分子,再次是依靠一般贫农和下中农等广大农民群众。同时,有必要发动过去不参加田间劳动的广大妇女群众参加到劳动战线上来。中国的妇女是半边天,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和利用这一资源,共同为农业现代化建设而奋斗。他同时强调,凡是真正愿意为农业现代化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都应当给予信任,注意发挥他们的知识和才能,以利不断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生产工具和方法的科学技术水平,加速农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五)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发扬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战胜困难,赢得胜利的法宝。毛泽东在建国后反复强调,勤俭节约是经济建设和事业发展的一项重要方针。“为了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就要付出很多的资金,而资金的来源只有增产节约一条康庄大道。”

  增产节约“是积累资金、取得经验、加速国家经济建设的方针。”“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在毛泽东看来,勤俭节约与艰苦奋斗、提高生产质量和效益是不可分的。1956年11月,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的发言中强调:“在企业、事业和行政开支方面,必须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作风,厉行节约。在生产和基本建设方面,必须节约原材料,适当降低成本和造价,厉行节约。”但这种节约“必须在不降低质量和减少工伤事故的条件下讲求节约”。正是在毛泽东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理论的指引下,新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包括“两弹一星”在内的工农业重大建设成就,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多地少底子薄,搞农业现代化必须执行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原则。他在《勤俭办社》一文的按语中指出:“勤俭经营应当是全国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 1955年10月,在扩大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结论中指出,“要勤俭办社,就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严格节约,降低成本,实行经济核算,反对铺张浪费。”合作社必须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设备,改善劳动组织和经营管理以提高生产率;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人力和物力,实行劳动竞赛和经济核算以降低成本,增加积累。如此,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才能使中国富起来。即使几十年以后仍要执行勤俭的原则。但是特别要提倡勤俭,特别要注意节约的是在目前这几十年内,尤其是在目前几个五年计划内。在毛泽东看来,勤俭是建国方针之一,当然也是进行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原则。

 

  五、农业现代化理论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农业现代化理论,是毛泽东领导几亿农民探索有中国特点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所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艰辛探索,来之不易,它的基本原理对于当今中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第一、毛泽东有关以农业为基础和重视农业的理论为后来中央领导人所继承和发展。江泽民曾明确指出:“没有农业的牢固基础,就不可能有我们国家的自立;没有农业的积累和支持,就不可能有我国工业的发展;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总之,农业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和战略作用,永远忽视不得,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农业始终是战略产业,粮食始终是战略物资。为此,必须把农业作为最根本的基础产业优先安排发展,坚定不移地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当前,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推进农业及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力量;是党在农业及农村经济工作指导方针上的战略性发展,标志着“农业基础论”向“农业基础产业论”的历史性发展,这必将大大加快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共同富裕化的历史进程,推动农村及早进入全面的小康社会。

  第二,毛泽东关于农业走社会主义合作化之路,在土地集体所有基础上壮大集体经济实力的基本理论是符合中国农业发展要求的。在农村实行农户个体承包以后,村集体组织的经济服务功能弱化,统一经营层次薄弱,农民从集体经济中获得的收入日益缩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农业产业化提上日程,农业一家一户的小规模分散经营与千变万化的国内外市场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因此,以家庭联产经营为方式的农村经济必须向大力发展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新型农村合作组织经济转型,发挥其进行适度规模统一经营的优势,组织农民在生产和流通领域,开展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协作,促进农村土地、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合理组织和优化组合,逐步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经营管理的现代化,不断增强集体组织的经济实力,这已成为当前农村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如此才能降低农民进入市场的经营风险,稳步增加他们的收入。

  第三,毛泽东有关工农业同时并举的发展战略理论,对于当今中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仍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事实证明,长期以牺牲农业的发展来换取工业的高速增长,必将带来工农业发展比例严重失调,差距日益拉大,农业自身效益不断下降,最终导致工业化缺乏农业市场,后劲不足而陷于停顿。尤其是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农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工业对农业还不可能大规模地投入和支援,作为弱势产业的农业没有国家的扶持和保护将难以发展。目前,国家正通过宏观调控不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大力加强农用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依靠科技振兴农业;积极引导工业及第三产业加强对农业的支持,正在形成以工补农,以工建农,以工带农的新机制,走贸工农一体化发展的道路,逐步实现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由低效农业向高效农业的转变,实现以农村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农民就地工人化,进一步推动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战略,这是对毛泽东工农并重理论的发扬光大。

  第四,新时期必须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带领农民坚持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现代化道路。农业在公有制集体化基础上实现现代化是新中国早已确定的农业发展目标,是正确的目标,是中国人民,包括全体中国农民拥护和支持的目标。多年来放弃党对农业集体经济的直接领导,使农业由公有制集体化搞承包到户,重返小农经济,导致难以解决的“三农问题”,使农业成为中国社会最落后的产业,农民阶层成为中国最贫穷的阶层。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共同富裕,农民不能落下。农民共同富裕既不能靠承包到户的小农经济,也不能靠国家长期补贴,更不能靠一时的扶贫。中国农民要脱离贫穷与愚昧的旧生活,必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要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走实现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现代化的道路。农业集体化现代化能够让农民共同富裕,现代化农业又能确保中国粮食安全。这是正确化解困扰中国已久的“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毛泽东的农业现代化发展理论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小农体制下的中国农业根本没有出路。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必须走社会主义的农业集体化现代化道路。这是党领导的必由之路!建设社会主义集体化现代化的农业经济体制,是一项刻不容缓必须尽快实施的伟大工程。如同党支部建在连上,党组织必须重新建在农业集体经济组织里,党团员带头起模范带头作用,实施民主集中制,领导农民去实现农业集体化现代化。农业集体化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特别是对中国农民的承诺。千条理来万条理,实现农业集体化现代化最有理,不实现农业集体化现代化最没有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能够实现工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也一定能够实现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中最容易的现代化,可惜这个最容易的现代化,反而现在落在最后头。中国农业现代化一定要赶上来,与其他的现代化一道,实现中国的全面现代化。否则其他现代化必受影响!中国的广大农民主流一直是拥护党的领导,期盼农业现代化,盼望党领导他们去奋斗,去实现农业现代化。几千年来的历史经验证明,独家独户的小生产,个人发家致富梦,解决不了中国农民阶层的普遍贫困问题。中国农民阶层要想真脱贫,真实现共同富裕,只能走农业集体化现代化之路。加强党的直接领导是关键。党要坚守理想,领导先进的中国农民,与先进的中国农民在一起,努力实现农业现代化。

  总而言之,我们要把毛泽东农业集体化现代化理论的积极成果同当前农业集体化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在坚持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更加适合中国农业发展规律的现代化道路,开创出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局面。

  (摘自《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辑要》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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