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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国防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

2019-04-11 12:04:29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萧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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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极为重视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国防。在保卫和建设国防的实践中,毛泽东的国防现代化理论逐步形成和发展,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内容。国防是保卫国家安全的战略策略、举措和行动的总和。有国必有防,无防不成国。毛泽东始终关注着国家的安危,并不断提醒党和人民保持警惕。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开始探索国防现代化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国防现代化理论更加完善并付诸实践。毛泽东国防现代化理论主要包括我国国防现代化的重要地位、战略策略、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国防军、建立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搞好战场建设和战略物资储备、加强国防后备力量的建设、部署和搞好三线建设、大办民兵师、实行全民皆兵等方面的内容。毛泽东国防现代化理论,对于指导我国新时期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地位

  国防现代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提出了“革新军制离不开现代化”的理论,认为“装备了新式武器之后,军队和作战将要起一个大的变革”。[①] “这时的军队将获得高度的集中性和组织性,作战将获得高度的正规性,大大减少其游击性。低级的将变到高级的,中国型的将变到世界型的。”[②]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指出:“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③]“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④]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加强现代化的陆军,并建设空军和海军,以巩固国防。”[⑤]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反复强调了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提出了“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的任务。[⑥]他要求,“必须以现代战争观点教育部队”。[⑦]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首次明确地把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列为“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周恩来在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⑧]1959年底—1960年初,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⑨]1964年12月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四个现代化”科学地界定为“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将其规定为中国人民在20世纪的奋斗目标。[⑩]

  新中国成立时,根据新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和任务,毛泽东就告诫人们:“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11]尽管目前的国际条件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有利的,“但是我们应该了解: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着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12]我们只有实现国防的现代化,才能更加有效地抵御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捍卫已经争得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才能争得和平的国际环境,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不搞国防现代化,遭遇突然事变,就会陷入被动,因为“没有现代的装备。要战胜帝国主义的军队是不可能的”。[13]

  为了确立国防现代化的深刻观念,毛泽东要求人们必须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他指出:“按照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它就是离不开战争。”[14]帝国主义为什么要打仗呢?“它打的目的,一是为了灭火”,也就是为了镇压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别的国家的反控制斗争。“二是为了军火资本”,“为了灭火,就要造灭火机械,就可以赚钱”,“长期不打仗,垄断资本家就不高兴。”[15]所以,我们绝不可以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绝不可以存在和平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他告诫人们:“你们总要准备打仗,不要以为天下太平,四方无事。”“总是要注意军事,只搞文,不搞武,那个危险。”[16]

  必须认清一个重要的事实:中国的经济和技术还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而落后就可能挨打。毛泽东提醒人们:“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17] “古人说:能战然后能和。我们也是如此。”[18]所以我们必须实现国防的现代化。

  基于以上的认识,毛泽东强调:“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19]这两件大事是相互关联、互为条件的。没有巩固的国防力量,就不能争得和平的环境来建设强大的经济力量;而没有强大的经济力量,要建设强大的国防军也是不可能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是密切关联在一起的,前者是后者的巩固基础,后者是前者的保障。”[20]

  毛泽东要求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他指出:“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21]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大力加强国防建设,但是发展工农业生产,“是加强国防建设的物质基础”。[22]“有了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工业就好办了。”[23]“国大,军就会大。国不大,军就不能大。”[24]

  正因为如此,我们要正确认识经济与国防的辩证关系。要懂得“建设工业就是为了搞国防,减少些国防,多搞些工业,正是为了国防”。国防、行政与经济、文教的矛盾,要尽可能地减少国防和行政的费用,来扩大经济和文教的建设。[25]这是因为:“我国目前在工农业生产水平上,毕竟还很落后,我国人民的生活,毕竟还很不富裕。这是一个根本问题。这个根本问题得到适当的解决,军事建设就有了巩固的基础。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适当,现代化的军事建设搞得过多过急,同国家经济建设不相适应,反会害多利少。”[26]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必须等经济建设搞好了,我们才能着手搞国防建设。我们在以经济建设为主的同时,必须用适当的力量,实现军队技术装备的现代化。周恩来指出:“适应建设现代化国防的需要,国防建设费用应当逐步有所增加,这是保卫祖国必不可少的开支,必须切实予以保证。但是,由于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国防建设费用不可能增加过多。因此,在国防建设上要尽可能注意节约,讲求实效。节省国防建设费用,可以增加经济建设的资金,使经济建设有更大、更快的发展,这样,反过来又可以进一步加强国防建设。”[27]

  事实上,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是应当而且也是可以相互促进的。“我们建设了强大的现代工业,就能够生产更多的新型材料、新型燃料、新型元件和新型机械设备来保证国防建设的需要,促进国防现代化。集中优势的科学技术力量,加强国防建设,突破尖端,这不仅有利于加速国防现代化,而且能够推动整个工业的发展,带动整个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在处理国防科学技术同一般科学技术的关系上,既要使一般科学技术的新成就尽可能为国防建设服务,又要把国防科学技术的新成就尽可能地运用到经济建设中去。”[28]

  为了使国家经济建设适当照顾国防建设的需要,使两者保持协调的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关系中若干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必须把国防建设纳入国家建设总体规划之中。军队方面要提出关于国防建设的长期规划和年度规划,交国家计划委员会统一平衡,全面安排。经济建设要尽可能注意到平时和战时相结合,并有转为为战争服务的准备。某些国防设施,要适当照顾到民用,做到军民两利。[29]

  1964年8月,毛泽东提出“两个拳头、一个屁股”的建设方针,就是要一手抓农业,一手抓国防,特别要加强基础工业。农业与国防是“拳头”,基础工业是“屁股”。“屁股”坐稳了,打出去的拳头就有力量。“两个拳头、一个屁股”的方针,既指明了国防建设在国家总体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又摆正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30]

  毛泽东极为重视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国防。在保卫和建设国防的实践中,毛泽东的国防现代化理论逐步形成和发展,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内容。国防是保卫国家安全的战略策略、举措和行动的总和。有国必有防,无防不成国。毛泽东始终关注着国家的安危,并不断提醒人民保持警惕。建国之初,当全国军民为民族解放、人民翻身而欢欣鼓舞的时候,他及时地指出:“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31]他还针对一些人以为战争胜利了,全国解放了,天下太平了,可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了的思想,严肃地指出:“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个战斗队。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我们的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32] 1949年9月21日,在议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上,毛泽东庄严地提出:“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33]由此向全国军民发出了建设新中国国防的伟大号召。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开始探索国防现代化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国防现代化理论更加完善并付诸实践。毛泽东国防现代化理论主要包括我国国防现代化战略策略、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国防军、大办民兵师、实行全民皆兵、建立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搞好战场建设和战略物资储备、加强国防后备力量的建设、部署和搞好三线建设等方面的内容。毛泽东国防现代化理论,对于指导我国新时期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国防现代化的战略策略理论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始终高度重视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国防。在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中,毛泽东的国防现代化理论逐步形成和发展。首先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国防的战略策略方面的一系列重要论述。

  (一)提出我国国防建设的战略目标和任务

  毛泽东非常重视国防建设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在建国初期就提出了“一手抓经济、一手抓国防”的方针,确定了国防建设要与经济建设相适应并协调发展的指导理论。同时,他的国防理论具有强烈的民本意识。国防建设是为了保护人民利益,国防建设要动员、依靠全国人民,这些理论观点正是毛泽东以民为本的国防战略理论的体现。毛泽东国防建设的战略目标和任务理论启示,国防就是国家的防务,是指国家为了保卫国家主权、领士完整,防备外来侵略和颠覆,而进行的军事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的建设和斗争,以及国家所拥有的和军事有关的一切设施。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34]自古以来,有国就有防,国无防而不立。国防是国家生存、发展与安全需要的产物,国防强弱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兴衰荣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维护国家领土的完整和主权的不受侵犯,成为党的军事工作的基本任务,这就要求军事工作的中心要转到巩固国防、建设国防上来。根据形势发展变化的要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及时提出了加强国防建设的总目标和各项具体任务,确定了国防建设的基本原则,为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路线。晚清和民国时,中国的国防能力很弱,受尽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和侵略。鉴于历史的沉痛教训,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就对如何加强新中国的国防、提高国家防卫能力,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全面科学的规划,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防理论,进行了一系列的国防建设,奠定了国防基础并大大提高了国家防卫能力。

  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就指出,“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35];“加强人民的陆海空军,巩固国防,保卫领土主权完整,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36]。“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37]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加强现代化的陆军,并建设空军和海军,以巩固国防。”[38]1949年10月,党中央、毛泽东就确定了我国国防的重点以及华北、华东、东南各地区的国防重点,运筹战略力量,确立了强大的国防部署。还规定了第一、二、四野战军准备支援上述地区的兵力。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后,毛泽东除运筹抗美援朝的战略力量外,为防止帝国主义突然侵略和蒋军登陆袭击,又适时运筹战略力量加强华东、东南地区的国防部署。为制止印军蚕食中国领土,毛泽东于 1962年10—l1月,指导中国边防部队进行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击退了进犯的印军 ;1969年 3月,取得了珍宝岛反击作战的胜利,并加强了“三北”地区的国防力量;1974年取得了西沙群岛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保卫了祖国的领土,捍卫了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二)提出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提出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理论,从其历史运用的时间跨度来看,它贯穿了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民族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新中国军事斗争的全过程。不仅解决了“仗怎么打”的问题,指导取得了历次战争(包括历次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而且解决了和平时期“制战”(遏制战争)和“备战”(军事斗争准备)的问题,指导我们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从其理论体系所涵盖的内容来看,它是建立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基础之上,以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为指导,把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与古今中外积极防御先进理论结合起来的科学理论体系。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理论,深刻揭示了积极防御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的精神实质;确立了坚持自卫立场、实行后发制人的原则;从攻防统一的高度阐明了遏制战争与打赢战争、进攻与防御、内线与外线、持久与速决的关系;科学地论述了随敌我力量变化和战争发展情况适时进行军事战略转变的理论;坚持和贯穿了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争取主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理论。从其根本特点来看,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和实践性、开放性、系统性的特点。总之,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理论给后人以巨大的战略思维时空和取之不尽的战略大智慧,是中国乃至世界战略理论宝库中的明珠。为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祖国,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领导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其基本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39];从军事、政治、经济、科技、外交上,采取各种战略举措,加强国防力量,力图制止或推迟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爆发;若敌人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中国军民将在全民皆兵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的人民战争,适时将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彻底消灭侵略者。

  (三)提出发展现代军事科学的理论

  1953年1月7日,毛泽东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对高级步兵学校第一期开学典礼的训词,指出,“为了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了,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1955年提出了要“钻现代化的国防”、“要钻原子能”的号召[40]。毛泽东反复强调,发展军事科学,不能走其他国家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爬行。必须打破常规,采取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提出了加强军事理论研究,编写战斗条令,发展常规武器,搞点原子弹、氢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等的历史任务。在毛泽东发展国防科技理论的指引下,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完成了突破尖端的历史任务,掌握了有效的核自卫能力,发展了新型常规武器装备,并在航天等一些高科技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从而大振了国威、军威,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和地位,我国航天事业在1992年取得了“五星高照、星星生辉”的辉煌成就,“中国龙”的龙头已高高昂起,中国航天技术迈出古老的国门而跨入国际空间商务领域,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气魄和能力。

  (四)建立我国强大的国防防御体系

  为了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指出,“头脑里要有个战略设防思想”。基本内容包括:明确主要敌人,从而规定主要战略方向和国防重点地区;实行重点设防、重点守备的原则,把强大的野战军放在便于机动的地方,以实施机动作战,进行重点打击;建设国防工程体系,在重点地区建设堡垒地带;在纵深地区做点防空降、防空袭工事 ;深挖洞,广积粮;在房子底下挖洞,各家连通;要到处修地道,准备打地道战 ;守土有责,要加强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实行全民皆兵制度,各省、地、县都要建立地方武装,民兵建设要做到组织、政治、军事三落实,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要准备打斯大林格勒式的大城市防御战,不让敌人长驱直入,等等。

  (五)建立我国强大的战略后方体系。

  毛泽东在 60年代提出全国要搞大后方建设,各个战区和各个省都要搞自己的大后方。把大三线作为国家的总后方,小三线作为各个省或大区的后方,从“三五”计划开始,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建设,在西南、西北地区建立起独立的战略后方基地。还重视加强战略物资、武器生产设备和兵员的战略储备,以利备战、备荒、为人民。战略后方体系的目标和重点等,作出了许多重大决策,并针对存在的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作过一系列精辟论述和重要指示。毛泽东是我国现代化国防科技工业的伟大奠基人,他关于国防科技工业的理论、决策和指示是指引我们胜利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

  (六)搞好战场建设和战略物资储备

  战场建设是进行和准备战争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是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其内容主要包括边防建设、海防建设、阵地建设、民防建设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从维护我国的安全利益出发,高度重视以国防工程建设为主的战场建设。毛泽东指出,我们不要学蒋介石那样,让日本人长驱直入,很快就打到南京、武汉、长沙;不要学斯大林那样,让希特勒长驱直入,一下就逼到莫斯科、列宁格勒城下。要修点工事顶一下,顶是为了争取时间,要搞几道防线,不让敌人长驱直入。

  战略物资储备工作也是国防建设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任务。它是国家为了应付以战争为主的各种应急需要而作的物资准备。毛泽东历来重视战略物资储备工作,新中国成立后,1964年5月之后,由于苏、美加紧了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对我国国民经济作一次重大的区域性布局调整,对东部(“一线”)和中部(“二线”)经济建设项目实行“停”、“压”、“搬”、“帮”,重点开发和建设西部(“三线”、“战略后方”)。对这一战略方针,毛泽东高度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号召;1972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11月24日《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时,传达了毛泽东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战略物资储备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深远战略眼光。

  (七)加强国防后备力量的建设

  加强国防后备力量的建设,也是毛泽东国防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就特别注意在农民运动中广泛组织农民自卫军,武装自卫。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毛泽东注重在革命根据地建立赤卫队、少先队等群众性武装组织。抗战时期,毛泽东极为重视民兵、游击队和正规军三位一体的武装力量建设。抗战结束后,为保卫胜利果实,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对党内的指示及时作出了“各地民兵,须按目前条件,重新组织”的部署[41],进一步加强了民兵建设。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仍然十分重视以民兵为主要形式的后备力量的建设。50年代后,毛泽东十分注意研究各国反侵略战争的经验,进一步阐发他的人民战争思想。1950年秋,毛泽东告诫全党:“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民兵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42]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讲到抗美援朝战争时指出:“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43]面对苏、美帝国主义的侵论威胁, 1958年9月29日, 北戴河会议通过了由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强调指出:“必须在全国范围内把能拿武器的男女公民武装起来,以民兵组织的形式,实行全民皆兵。”“全民皆兵”,就其理论渊源而言,是毛泽东人民战争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拓展。1962年6月19日,毛泽东发出“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号召。[44]毛泽东还深刻地指出:“国家不分大小,只要充分动员人民,坚决依靠人民,进行人民战争,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可以打败的。”[45]毛泽东的这些重要论断,使全民皆兵成为其自然的结论。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了把预备役和民兵合而为一、实现全民皆兵的方针,以进一步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为贯彻毛泽东关于实行全民皆兵的指示,中央军委在60年代初提出了一手抓尖端、一手抓民兵的国防建设总方针。此后,民兵工作一直被列为国防建设的重点之一常抓不懈。

  三、建设现代化军队的理论和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伟大的祖国,不断战胜各种挑战,经受各种考验,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在世界东方展现出绚丽夺目的风采,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忠实履行职能使命,为捍卫党和人民的利益、保卫和建设祖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建立了卓越功勋。同时,军队现代化建设走过了光辉的历程,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实现了伟大的跨越。重温毛泽东军队现代化建设理论,回顾总结新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解放战争后期,经过22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人民军队已经发展成为一支拥有550多万人、以步兵为主体,并有少量技术兵种的强大军队,但其现代化程度还处于低级阶段。新中国的成立,使建设巩固的国防和现代化军队成为一个紧迫而重大的任务,也使之具备了根本政治前提、制度基础和财政经济条件。用常人的眼光看,按当时的财力物力条件,很多事情根本办不到。历史却证明,由于有党中央、毛泽东的坚强领导和全国军民奋发图强、艰苦奋斗的精神,使我国的武装力量得到了快速的加强。针对有些人对在和平时期建设国防军表示异议时,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指出:“国防不可不有。现在,我们有了一定的国防力量。经过抗美援朝和几年的整训,我们的军队加强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联红军要更强些,装备也有所改进。我们的国防工业正在建立……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把建立强大的国防军队和加强经济力量作为当时中国人民的两件大事,及时提出了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任务。他明确指出:“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这就为新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指明了根本方向。但是由于当时人民解放军追歼逃敌、剿匪作战、粉碎国民党军窜犯袭扰、保卫和巩固新生政权的任务艰巨繁重,还要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无法集中力量进行大规模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抗美援朝战争暂时延缓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但是积累了在现代条件下以劣势装备战胜强敌的宝贵经验,尤其是拓展了军队建设视野,推动了建设和作战的观念更新,进一步增强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紧迫感。新中国最初四年,是由革命战争向相对和平建设过渡的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具有明显的边打边建的特点,人民解放军从整编入手,开始了由单一军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建设转变,由相对分散向集中统一建设转变,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建设转变的历程,军队的面貌迅速发生变化,为全面进行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国内外局势趋于缓和,必然要求抓住有利时机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人民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尽快提高国防实力。而全面展开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首先需要搞好战略筹划和实施科学指导。早在1952年7月10日,毛泽东在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第一期毕业学员的训词中指出:“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为此就要克服在过去曾经是正确的,而现在则是不正确的那种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简单现象和游击习气等等,而必须加强整个工作上、指挥上,而首先又应该是从教育训练上来培养的那种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毛泽东强调:“这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之一。”[46]这一论述统一了全军思想,有力地指导了20世纪50年代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开展。

  1953年12月至l954年1月,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研究部署。会议提出了建设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的总方针、总任务,第一次创造性地把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作为完整统一目标,提到军队建设全局高度;规划了国防现代化建设蓝图,要求逐步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编制体制合理化、制度训练正规化;还明确了现代化建设需要遵循的一些原则,要通过发展工业为国防现代化奠定基础,要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要把学习苏军经验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结合起来。这次会议具有里程碑意义。1956年3月,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和安全形势,中央军委确立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进一步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依据。

  旧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工业基础都很薄弱。正如毛泽东在一次国防委员会的会议上所说:“中国是一个庞然大国,但工业不如荷兰、比利时,汽车制造不如丹麦。”没有国防科研,基本上也没有国防工业。仅有的几个设备简陋的兵工厂,只能仿造性能落后的轻型兵器,很难支撑现代化国防。[47]为了尽快发展国防武器装备,毛泽东提出:“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为辅,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成果。”[48]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关系作了科学阐述,如他指出:“国防不可不有”,“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有更大的进步。1958年,毛泽东又提出了“以我为主”的国防建设方针。这些理论观点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探索中国特点国防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认识成果,构成了毛泽东军事理论的最新内容,具有全局的和长远的指导意义。

  在毛泽东军事理论的指导下,国防和军队建设开始向现代化迈进。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人民解放军全面展开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首先,着眼于长远发展和加强质量建设,进行了两次精简整编,调整编制体制,大力建设海军、空军及陆军技术兵种,减少陆军步兵数量,使军队员额降至240余万人;同时,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纠正忽视政治工作的倾向,完善了政治工作的制度,使政治工作向和平时期与依法指导开展转变;并提升了军队院校层次,鼓励开展军事科学研究。最重要的,这一时期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取消志愿兵役制,使军队有了可靠的常备兵源;实行薪金制,取消供给制,使军人和家庭的生活得到保障;实行军衔制,增强了军人荣誉感和责任感。这三大制度的实行体现了世界军队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也符合和平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特点和要求,使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建设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武器装备方面,从进口、接收苏式武器装备到成立专门领导和科研机构,建立国防科技工业体系,使武器装备生产有了长足发展。此外,还按照毛泽东所提出的上述“五统四性”的要求开展正规统一的军事训练,使我军初步具备了现代化条件下协同作战的能力。

  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的军队和国防建设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就。如加强政治工作,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使军队革命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大抓基层建设,开展“四好连队、五好战士”活动,涌现出“好八连”和雷锋等先进典型,并要求干部下连当兵,促进了基层建设的发展;根据安全形势变化,进行备战整军,加强国防工程建设和后备力量建设;开展群众性大练兵活动,推动了军事训练的深入开展和部队战斗力的提高;国防尖端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常规武器装备实现国产化,特别是“两弹”的研制成功,打破了西方的核垄断,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提供了保证。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国防和军队建设受到一定影响,但是战备工程建设和国防科技仍然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第二炮兵的组建极大地提高了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和威慑力。我军英勇地进行了炮击金门、平息西藏武装叛乱、中印边境作战、珍宝岛和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保卫了国家安全和统一。另外,人民解放军还积极参加和支援国家经济建设,百万官兵屯垦戍边,数万将士参加大庆石油会战,铁道兵开山筑路,涉水架桥,修通成昆和青藏等高难度铁路,抢险救灾,哪里需要就战斗在那里,在新中国建设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这一阶段,毛泽东在领导国防军建设和军事斗争实践中,回答解决了“夺取全国政权以后如何建立现代国防的问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理论。国防和军队建设逐渐迈上了以现代化为中心和导向的发展道路,实现了第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跨越,奠定了新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富国强军梦想开始变为现实。

  四、国防工业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国防工业是国防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始终高度重视并亲自抓国防工业现代化建设。早在1950年9月,毛泽东就提出:“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49]为了加强对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的领导,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建国初期成立了以周恩来总理兼主任的兵工委员会,统管全国的兵器工业事宜。随着形势的发展,又分为以聂荣臻元帅为主任的国防科技委员会和以贺龙元帅为主任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并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下面组建了相应的职能机构。由毛泽东审定的党中央对国防科委的批示中指出:“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对加强国防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对于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有推动作用。为此,各级党委应当给予重视,加强领导,组织协作,以使我国国防科学技术尽快地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实践证明果然如此,在全国很快形成了以国防科研带动民用科研的生动局面。

  六十年代初,由于美苏两霸对我国封锁破坏、国内又连遭自然灾害,致使国家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各项经费支出不得不大幅度压缩时,一些人提出尖端武器的研制要下马。毛泽东在谈话中,坚定地说:“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50]由于毛泽东狠抓不放,加之各级领导和全国军民的艰苦奋斗,我国的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53年造出了新式步兵武器,1954年造出了螺旋桨式轻型飞机,1955年造出了汽车和火炮,1956年造出了喷气式飞机,1957年造出了轻型舰艇,1958年造出了火箭炮,1959年造出了坦克……进至六十年代中期,我国已能自己设计制造除航空母舰之外的全部国防装备。尤其是冲破了美苏两霸的封锁破坏,成功地研制出核弹和导弹。七十年代初又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并造出了核潜艇,标志着我国已掌握了运用导弹核武器向全球任何地方实施反击的能力。使我国一跃进入世界军事强国行列,引起世人瞩目,也为我国如今成功发射载人航天飞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百多年来,受尽了屈辱的炎黄子孙,终于得以真正扬眉吐气。

  国防科技工业是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也是我国经济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一直非常重视国防科技工业,多次听取军工部门领导和有关专家的汇报,直接到军工企事业单位调查研究,亲自主持会议对发展规划、战略布局、长远目标和重点项目等,作出了许多重大决策,并针对存在的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作过一系列精辟论述和重要指示。毛泽东是我国现代化国防科技工业的伟大奠基人,他关于国防科技工业的理论、决策和指示是指引我们胜利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从国家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国防科技工业的地位和作用,在国力可能的基础上加速发展

  加速国防科技工业发展,首先要认清其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要摆正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关系。对此,毛泽东提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理论和观点,奠定了指导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基础。

  1、加快国防科技工业发展,是巩固国防、防止外敌侵略的迫切需要

  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有着光辉灿烂的篇章,但也留下屡遭外敌入侵和欺辱的过去,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注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和军事威胁,毛泽东始终把维护国家安全,防止帝国主义侵略和欺负,作为国家战略的首要问题,一再告诫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帝国主义势力还在包围我们,必须准备可能的突然侵略事件;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显然,为了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维护民族尊严,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必须建设现代化国防,必须建设现代化国防科技工业。

  毛泽东、党中央一直把国防科技工业建设放在重要地位。“一五”计划期间,在苏联援建的156个大型骨干项目中,航空、兵器、电子、造船等国防工业项目就占41个;“二五”计划期间,国家相继安排大型国防工业建设项目44个;“三五”计划期间,在辽阔的三线地区建立了一大批国防科研、生产基地。这些项目,在国内具有设备、技术和人才优势,是国防科技工业的主体力量。随着国防科技工业的迅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我们不仅能独立自主地研制生产常规武器装备,而且加快了原子弹、氢弹、导弹等尖端技术的发展。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指出:“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51]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把加强国防建设,研究发展尖端武器装备,看作关系国家安危和国际地位的大事,积极参与,大力支持。

  2、加快国防科技工业发展,是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的根本保证

  武器装备现代化,是军队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战斗力诸因素中的关键因素。而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归根结底取决于国防科技工业的现代化。还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非常重视发展军事工业,但受当时条件所限,根据地的军事工业规模很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我军武器装备主要取之于敌。1953年1月,毛泽东根据朝鲜战争的经验,明确指出:“无论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果如何,都要搞国防工业的建设与军工生产。朝鲜战争证明,已不能靠夺取敌人的装备来武装自己了。”[52]为了适应现代化战争的需要,“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了,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53]显然,我军要由单一陆军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转变,武器装备由主要取之于敌向自行研制生产转变,敌人有的我们都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唯一出路在于建立现代化的国防科技工业。

  为了推动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加快我军武器装备的改善,毛泽东对国防科研、生产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每一个成绩都给予极大的鼓励和关怀,并及时提出奋斗目标和发展方向。40多年来,我们不仅研制生产了大量常规武器装备,而且在研制发展战略核武器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基本保证了我军由单一陆军发展为包括空军、海军、第二炮兵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的需要。现在,常规武器已从仿制为主发展到自行研制为主,战略武器正进一步改进提高,高技术研究工作逐步深入,技术基础不断加强,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3、加快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必须以经济建设为基础

  自50年代以来,正确认识和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对此,毛泽东有许多深刻论述。1956年,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1964年6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这些重要论断,贯穿着一个基本理论,就是国防建设一定要以经济建设为基础,在国力可能的条件下加速国防现代化。

  毛泽东的这一光辉理论,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54]国防科技工业的建设和发展,主要依靠国家投资,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以经济资源的实际可能为基础。我们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资金不足,既要加强国防,又要发展经济,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长期以来,研制生产现代化武器装备,最大的困难就在于经费短缺,这已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因此,只有把经济搞上去,才能为国防建设提供更多的财力物力支持。在投资有限的条件下,如果超越国力的可能,对国防工业投入过多,就会影响基础工业及其他民用工业的建设,最终必然制约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集中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国防科技工业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大局好起来了,国力大大增强了,再搞一点原子弹、氢弹、导弹,更新一些装备,就容易多了。这说明,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必须以国民经济为基础,同国力相适应,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只有严格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国防科技工业才能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4、加快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必须坚持军民结合、平战结合

  军民结合、平战结合是毛泽东提出的一个重要战略理论。1956年1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在生产上要注意军民两用,注意学会军用和民用的两套生产技术,要有两套设备,平时为民用生产,一旦有事,就可把民用生产转化为军用生产。同年4月,他在听取第二个五年计划汇报时又强调,要学习两套本事:在军事工业中练习民用产品生产的本事,在民用工业中练习军事产品生产的本事的办法是好的,必须如此做。毛泽东关于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论述,深刻揭示了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毛泽东在50年代提出的军民结合理论,是富有远见卓识的,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把科学技术放在首位走中国自己的国防科技工业发展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争夺技术优势的竞争空前激烈,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把依靠科技进步作为富国强兵之道。在当今世界上,谁在科学技术上落后,谁就可能在经济上受制于人,在军事上被动挨打,甚至成为强权政治的附庸。

  毛泽东高瞻远瞩,密切注视着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向,同时谋划着我国的对策和部署。1955年,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55]毛泽东还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高度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在1963年曾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好,并且必须打好;不打科学技术这一仗,生产力就无法提高。对于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道路,毛泽东指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56]毛泽东还针对我国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作过许多重要指示、决策和理论阐述,为我们充分认识科学技术在国防建设和我军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探索有中国特点的发展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

  1、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对武器装备发展的巨大变革作用,把加强科研放在首位

  一项新技术的产生,往往最先应用于军事,促进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进而引发军事的重大变革。毛泽东历来极为重视国防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的现代化。1952年,他在给军事学院的训词中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了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进到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57]次年,他在给军事工程学院的训词中说:“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这一切都不能离开复杂的专门的技术。”[58]1956年,他在谈到国防建设时指出:“现在装备,是很大的不同于战争时期的力量了。但从现代化水准上要求,拿最新的原子、电子水准来要求,那还是很差的,还需要把国防力量大大加强。”[59]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军武器装备落后的面貌,缩小同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关键在于把国防科学技术搞上去。科研是生产的先导,国防科技工业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十分注意加强科研,先后建立了一大批科研院所,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国防科研体系。这些科研单位,无论在预先研究和高技术跟踪方面,还是在武器装备型号研制和技术基础研究中,都取得了丰硕的科技成果,为研制新型武器装备或改进现有武器装备,增加武器装备的技术含量,提供了雄厚的技术储备,成为促进武器装备变革的强大动力。

  2、以发展尖端技术为重点,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作为一个基础差、底子薄的发展中大国,选择什么样的国防科技战略,才更有利于赢得时间和速度,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甚至可能在某些高新技术领域直接进入前沿呢?50年代中期,毛泽东、党中央就果断地决定,我国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要以尖端技术为重点。当时,所谓尖端技术,主要是指原子弹、氢弹和导弹等新技术。确定以尖端技术为重点,这是毛泽东、党中央针对帝国主义的核威胁和核垄断,为使我国尽快拥有核反击力量所作出的战略性决策,同时也是洞察世界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大趋势,为带动和促进我国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性选择。

  为了加快尖端技术的发展,毛泽东、党中央强调要借鉴战争年代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宝贵经验,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形成拳头,重点突破,由全局劣势变为局部优势。由于力量集中,措施有力,我国国防尖端技术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取得了令全世界为之惊叹的成就。60年代初,苏联撤走专家时曾断言,中国“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弹”。但事实是,1964年10月16日我国就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17日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时间,苏联用了4年时间,而我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1970年4月24日,我国又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今年10月,用自己研制的多系列运载火箭共发射各类型卫星(包括外星)40颗,其中返回式卫星15颗。现在,“两弹一星”已成为我国尖端技术成就的象征,它反映了我们国家、民族的能力,也是我国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正经历一场伟大的革命,各个领域出现了重大突破和新的飞跃,产生并继续产生着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形成了令人瞩目的高技术群,21世纪将是高科技的世纪。高科技的发展,大大增加了现代武器装备的技术含量,现代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已表现为高科技的较量。为此世界各国都在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美国等发达国家把保持和争夺技术优势看成比直接使用武力更有效的威慑力量,某些发展中国家也把发展高科技作为威慑手续和军事潜力。面对世界高科技竞争的严峻挑战,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为了增强我军在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战争下的防卫作战能力,我们要进一步增强高科技意识,更加自觉地把研制生产高技术武器装备作为重点,这不仅是迎接新技术革命挑战的重要对策,而且是力争掌握战略主动的关键措施。

  3、自力更生为主,同时抓住机遇积极引进先进技术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之一,也是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建国初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我军武器装备必须立足国内研制和生产。即使在50年代有苏联援助的情况下,他也一再指示,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正因为我们始终把依靠自己的力量作为基点,60年代初,在苏联毁约停援、搞突然袭击时,才能够处乱不惊,沉着应变,灵活处置,及时调整部署,迅速攻克难关,在“两弹一星”方面取得突破。毛泽东曾风趣地说: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着我们走自己的路,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这些年来,国际战略格局和战争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但冷战的结束不可能改变西方发达国家企图垄断和把持高新技术的实质,这已成为他们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手段之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无论是60年代初苏联背信弃义,还是80年代末美国对我实行制裁,都使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一些高新技术,尤其是国防尖端技术,国外是不会转让给我们的,只能靠自己去攻关,去拼搏,去创造。这样,才能经得起国际风浪的冲击,防止受制于人,立于不败之地。

  强调自力更生,决不是盲目排外,搞自我封闭。在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同时,抓住时机,大胆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是毛泽东的又一重要理论。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60]他还形象地说过:要“先写正楷,后写草书”。事实证明,50年代,我国抓住中苏友好的有利时机,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引进苏联先进技术、设备和智力,对我国国防科研工作的开拓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当前,对外开放已成为基本国策,我们更要抓住利用资本主义的有利时机,尽可能多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智力,进一步提高国防科学技术水平,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

  4、坚持全国“一盘棋”的精神,搞好大力协同配合

  1962年10月,罗瑞卿在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实现原子弹爆炸,这是全国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水平的集中表现,绝非那一个部门所能单独办到的,必须得到各工业部门、科研单位的密切配合,以及全国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的大力支援。对此,毛泽东作了重要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几十年来,大力协同,集智攻关,不仅是核武器研制发展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而且已成为整个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

  毛泽东关于大力协同配合的理论,反映了现代科技、现代工业的特点和要求,同时也是群众路线在国防科研生产中的应用和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化武器装备既是现代科技、现代工业的产物,又是现代科技、现代工业的缩影,越是尖端武器,越是集群技术,技术复杂,涉及面广,纵深科技,综合性强,是宏大的系统工程。以卫星通信工程为例,它包括卫星本体、运载火箭、发射场、地面测控网和通信地面站等五大系统,每个大系统又包括若干分系统,每个分系统由若干子系统构成,每个子系统又由众多的仪器、部件、零件组成。再如,核潜艇的研制,几乎涉及到全国各个省市,各个部委,几千个厂矿院所和学校,上万名科学技术人员。如此庞大的工程,只有坚持全国“一盘棋”,大力协同,群策群力,密切配合,才能保证各个环节协调行动,有序发展,达到预期目的。

  毛泽东关于大力协同配合的理论,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有利于把各路科技大军汇集起来,形成整体优势,在某些关键技术领域首先取得突破,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60年代,为了加快核武器的研制,中国科学院所属的20多个研究所,冶金、化工、石油、机械和军工部门的科研院所,以及清华、北大等高等院校,都投入很大的科研力量,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科技难题。正是由于各部门、各地区的大力协同配合,才汇集成一股巨大的集群合力,使国防科研、试验、生产和建设工作急需的人力、物力、财力得到充分保障,大批的原料、材料及配套产品立足国内,众多的科技难关得以攻克。可以说,我国国防科技工业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走群众路线,全国大力协同配合的结果,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今后,一定要进一步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增强全局观念,走群众路线,发扬大力协同配合的优良传统,依靠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力争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再上新台阶。

  5、充分重视和发挥科学技术人才的先进作用,建设具有世界水平的国防科技队伍

  建国初期,我国科学技术力量非常薄弱,国防科技人才更为缺乏。毛泽东十分重视科技人才,认为这是关系我们事业成败的决定性因素。1953年,他明确指出:“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61]1956年1月,他又强调说;要改变我国在经济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态,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足够数量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62]五六十年代,毛泽东还多次邀请科学家讲授有关科技发展的知识,亲自与科技人员座谈,听取他们对我国科技发展的意见,了解他们生活和学习的情况。总的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毛泽东和我们党的一贯理论和政策。

  为了迅速组织国防科技队伍,毛泽东、党中央采取了许多强有力的措施。比如:通过多种途径,动员、争取在国外留学和工作的专家学者回国;选派青年知识分子到苏联及其他国家留学深造;从全国各部门、各地方选调科技骨干充实壮大国防科技队伍,等等。由于国防尖端技术保密性极强,许多专家学者和科技人员,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离开大中城市,离开亲属朋友,奔赴戈壁荒原,深山峡谷,不为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扎实工作,甘当无名英雄。他们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中央和国家领导同志的高度赞扬。这充分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对老一代科学家的无比尊重和对他们历史功绩的高度评价,也是对广大国防科技人员的极大关心和鼓舞。

  当今世界经济以至综合国力的竞争,集中体现为科学技术的竞争,而核心是人才竞争。在人才竞争中,国防科技人才的竞争最为激烈。一些发达国家的人士普遍认为,今后一个时期,国防科技政策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吸引、保留和造就关键科学技术人才、人才资源是未来国防科技工业基础中最为宝贵的资源。面对人才竞争的国际大环境,我们要进一步全面落实中央有关知识分子的政策,通过深化改革,建立健全人才激励机制,努力培养造就一支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国防科技队伍,保证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

  (三)加强集中统一领导,重大问题由党中央和国家高层决策

  国防科技工业的战略地位和特殊的发展规律,决定它必须坚持党和国家的统一领导和高层集中决策,这样才能根据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的要求,结合国家经济、科学技术条件的实际可能,在集思广益、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当断则断,不失时机地做出决策和部署。

  1、在组织体制上必须建立有高度权威的领导机构

  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对于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的建设与发展,毛泽东、党中央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在组织上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并随着事业的发展壮大,适时地加以调整和加强。早在1950年10月,就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兵工委员会,直接领导兵器工业的生产和建设;1951年4月,成立了以聂荣臻为主任的中央军委航空工业管理委员会,加强了对航空工业建设的领导。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为了加强对国防科技、国防工业的统一领导和协调,先后成立了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以贺龙为主任的国防工业委员会,以罗瑞卿为主任的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1962年12月,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更有力地促进原子能工业的发展,力争在较短的时期内取得更大的成果,又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共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后改称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中央专委自成立到1974年4月,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60多次会议,对原子弹、氢弹、导弹以及核潜艇的发展,确定了许多重大方针、原则和政策措施。我国“两弹一星”之所以能在时间短、困难大的条件下取得成功,中央专委的统一领导和决策起了决定性作用。实践证明,要实现党和国家对国防科技工业的集中统一领导,就必须建立具有高度权威和效能的领导机构,只有这样,才能防止政出多门,各行其是,做到统一规划,统一组织,统一实施。这也是建设有中国特点国防科技工业的重要保证和鲜明特征。

  2、在重大决策上必须提高科学化民主化水平

  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立足比较落后的经济、科技基础,要对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尤其是国防尖端技术和重大武器装备系统的发展作出决策,既需要极大的勇气,又需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五六十年代,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把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气魄与科学求实精神结合起来,对国防尖端技术和重大武器装备的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随着这些决策的胜利实现及其巨大影响,人们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关于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决策是极其英明,富有远见的。

  要保证决策正确,执行有效,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建立和健全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和执行程序。毛泽东、党中央关于发展原子弹的决策,就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1953年,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向国家提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建议,中央随即指示地质部成立专门机构,进行铀矿地质勘探工作。1955年1月14日,周恩来邀请地质学家李四光和钱三强,详细询问了我国核科学技术研究和铀矿地质资源的有关情况。翌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重要决定。当时,毛泽东指出:“我们国家已经知道有铀矿,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63]再如,中央关于发展导弹的决策也是根据专家的建议作出的。1956年2月,从美国归来仅4个月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向中央提出了发展航空及火箭技术的建议。随后,中央军委组织有关专家对发展航空火箭技术和制造导弹问题进行了多次研究。同年5月,在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周恩来总理出席中央军委会议,作出了发展导弹的决定。以上可以看出,党和国家的这些重大决策,是科学化、民主化的突出体现,也是民主集中制的产物。

  现在,随着新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现代武器装备不仅日趋高技术化,而且耗资成倍增加,加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加深,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对决策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凡事关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方向、目标、重点的重大决策,都是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又要立足国力的可能;既要注重我军现代化建设对国防科研、生产的需求牵引,又要注重科学技术尤其是高科技对武器装备发展的巨大推动,只有经过战略、战术、经济、技术的全面论证和综合平衡,才能保证决策正确和有效执行。如果单凭老经验、想当然,就不可能作出正确决策,甚至会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为了少走弯路,避免失误,在决策中要注重严格决策程序,完善决策制度,注意发挥决策咨询机构的作用,尤其要十分注重各方面专家学者的意见,善于集中群体的智慧,使决策建立在科学化、民主化的基础之上。这说明,坚持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实质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严格遵循科学规律的重大原则问题。

  3、在宏观调控上必须有统一规划和明确的战略目标

  加强党和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和高层决策,主要是为了搞好宏观调控,而调控的方式、手段除确定重大方针政策外,最重要的就是统一规划,提出明确的战略目标。这也是毛泽东、党中央领导国防科技工业的重要思路。1953年1月,当我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会议,审议国防工业“一五”建设计划。同年8月,中央政治局又专门召开会议,听取汇报,讨论并审定了国防工业“一五”建设计划的安排,明确提出要在五年内初步改变国防工业落后面貌的目标,还就企业的新建和改造,制式武器的试制和生产,以及飞机、坦克、舰艇的修理和制造,规定了明确目标。1956年,根据毛泽东关于向科学技术进军的指示,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家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规划中把原子能技术、喷气与火箭技术、半导体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等国防急需专业的技术作为国家重点,并提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事实证明,制定统一规划,明确战略目标,有利于保证国防科技工业稳定协调、高速高效地发展,也有利于激励、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围绕共同目标团结奋进。而且,目标一经确定,即使发生暂时困难和挫折,也要坚定不移,百折不挠地去完成。就以原子弹研制来说,1958年6月,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十年功夫完全可能。1959年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中苏签定的新技术协定,拒绝提供有关核武器的技术资料,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党中央毅然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把原子弹研制出来;1961年10月,又决定争取用3年时间爆炸原子弹。为了实现预定目标,毛泽东多次强调: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一定要抓紧进行,不能放松。1962年12月,中央专委会领导原子能工业部门,在调查研究、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制订了两年规划;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胜利实现了原定目标。

  几十年来,制定统一规划,明确战略目标,已成为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和管理的重要经验。事实证明,发展科学技术,尤其是高技术,更需要加强规划性和计划性。世界各国对高技术尤其是军事高技术的发展,也都是由国家高层决策,实行统一规划和严格调控的。世界上一些国家都制订了高科技发展计划,中国也制订了高科技发展计划。21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新世纪,每一行都要树立明确的战略目标,一定要打赢高科技攻坚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一定要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抓住机遇,开拓奋进,推动国防科技工业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地发展,为实现国防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上新台阶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64]

  五、大办民兵师全民皆兵的理论和实践

  毛泽东既是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也是中国民兵的缔造者。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中国民兵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为中国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1958年,毛泽东针对帝国主义集团到处制造紧张局势,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尤其是美帝国主义长期控制我国领土台湾,不断向我国进行武装挑衅,干涉我国内政,培植和派遣“第五纵队”、实行战争威胁与“和平演变”反革命两手策略的情况,不仅对民兵工作作了多次极为重要的指示,而且亲自抓国防和民兵建设,形成强大的力量,令帝国主义、反动派望而生畏,不敢轻举妄动。

  (一)毛泽东动员和组织民兵的历史经验和理论

  毛泽东关于动员群众、武装群众的理论,形成于他早期的革命实践。1927年初,毛泽东在湖南中部农村对农民运动进行了一次调查。这次调查使毛泽东对一个问题的思索渐渐地明晰起来: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必须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以武装的革命对付武装的反革命”;要进行“武装的革命”,就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正是基于这个认识,毛泽东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人民武装的建设和运用上,并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了人民战争的理论。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不仅坚决反对那种“一枝枪也要集中到红军”,“只要主力红军,不要群众武装”的错误思想和做法,而且把武装群众的工作规定为红军的任务,要求“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之外,还要负担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65]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井冈山根据地建立群众武装的工作如火如荼,农民自卫军、梭镖队、赤卫队、童子军、少先队等各种形式的民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成长。从1927年到1937年,在10多个苏区红色根据地中,民兵一度发展到300万人,是当时红军兵力的10倍,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第二次土地革命战争的重要力量。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毛泽东人民战争理论成熟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民兵的大发展时期。据统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参战民兵超过174万人,共作战29.6万多次,共歼日伪军10.6万多人,缴获各种轻重武器数以万计。毛泽东因此而总结道:“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有人民自卫军和民兵这样广大的群众武装组织,和它一道配合作战。”“没有这些群众武装的配合,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66]在解放战争中,各解放区始终按照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我军人力资源是民兵,保卫乡村也是民兵,必须迅速扩大民兵组织”的指示,大力发展群众武装。[67]到解放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兵队伍已发展到550多万人。广大民兵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保卫后方,发展生产,在三年解放战争这个广阔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兵队伍是一支伟大的战略力量。

  (二)毛泽东号召武装民兵实行全民皆兵

  1950年的北京金秋,全国有43名民兵代表,被党和国家授予全国战斗英雄称号。也正是在这次表彰会议上,毛泽东告诫全党:“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民兵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68]还强调指出:“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69]尽管目前的国际条件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有利的,“但是我们应该了解: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着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 [70]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在全国军民中深入地进行了居安思危、忘战必亡的思想教育,培育了忧患意识,增强了国防观念,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在此基础上,在加强常备军建设的同时,强调了民兵和预备役部队的建设。建国后不久,中央军委即决定:“从军委起至地方区一级止,建立人民武装部”。其任务是:“把广大的青壮年在不脱离生产的条件下组织起来,给他们必要的军事、政治训练”。正因为民兵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毛泽东提出:“军事也要抓两头,民兵、尖端。”“各省要搞民兵、地方部队,省、地、县都要搞,不要靠中央,不要只靠几百万解放军。”又进一步强调:“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 [71] “帝国主义如果竟敢发动对我国的侵略战争,那时我们就将实现全民皆兵,民兵就将配合人民解放军,并将随时补充人民解放军,彻底打败侵略者。” [72]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抵御外来侵略、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祖国统一的斗争中仍然要加强民兵建设,坚持人民战争。在毛泽东关于民兵建设的理论指引下,经过全面整顿的中国民兵到1953年前后已经发展到4000多万人,约占当时中国农村人口的7%~9%。

  1958年6月,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会上,曾再三提出要多生产一些轻武器,武装广大民兵。毛泽东说:否定小米加步枪没有道理。只讲导弹、原子弹、氢弹,民兵是否也能够每人发一个原子弹呢?将来有了特种武器,也还是有小米加步枪,刺刀、手榴弹也还是有的。洋的土的要结合。不要否认常规武器的作用,否认是不对的。[73]同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强调了生产轻武器和武装民兵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全民皆兵”的号召,要求各地多唱穆桂英、花木兰、泗洲城,少唱祝英台。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中,还强调了“必须在全国范围内把能拿武器的男女公民武装起来,以民兵组织的形式,实行全民皆兵”。

  在此后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就迅速组建了为数众多的民兵师、团。1958年国庆节军事检阅,当首都民兵师通过天安门广场时,毛泽东对站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说,我们有一亿民兵。赫鲁晓夫听后非常震惊。实际上,到这年的年底,中国民兵已经发展为包括5175个师、44205个团,总人数为2.2 亿的全民性武装组织。1961年,经过调整的民兵数量虽然减少了几千万人,但仍有1亿多人。如此众多的中国民兵,成为中国国防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任何企图来犯者都有不容低估的震慑作用。当世界面临着美国核讹诈的时候,英国著名战将蒙哥马利元帅1958年来中国并参观了中国民兵的军事表演后说:“战争光靠子弹解决不了胜负问题,谁要想入侵中国,碰到了中国的民兵,是进得去、出不来的。”他到香港对记者还说:“在这里,我要告诫我的同行,不要同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手,这要成为军事家的一条禁忌,谁打中国,进得去出不来。”当时美国驻台湾军事顾问团也不得不承认,中共是打游击的专家,现在民兵遍地,如果美国和中共一旦作战,登上了中国大陆,就等于坠入了泥沼,寸步难行。事实也正是如此。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有147万民兵参加了志愿军,有81万民兵参战支前,其中随军入朝支前的民兵就有21万人。毛泽东曾经指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主要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74]在历次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数以万计的民兵参战支前,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次又一次地给来犯者以沉重的打击。

  (三)全国大办民兵师显示出强大的战略力量

  1958年,美国在中国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扬言美国海军随时准备登陆中国大陆。9月29日,毛泽东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中针锋相对地指出:“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75] 毛泽东要求人们必须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他指出:“按照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它就是离不开战争。”[76]帝国主义为什么要打仗呢?“它打的目的,一是为了灭火”,也就是为了镇压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别的国家的反控制斗争。“二是为了军火资本”,“为了灭火,就要造灭火机械,就可以赚钱”,“长期不打仗,垄断资本家就不高兴。”[77]所以,我们绝不可以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绝不可以存在和平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他告诫人们:“你们总要准备打仗,不要以为天下太平,四方无事。”“总是要注意军事,只搞文,不搞武,那个危险。”[78]在毛泽东关于“大办民兵师”的号召鼓舞下,从首都到全国,从农村到城市,从工厂、学校到国家机关、人民团体,都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地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迅速掀起了一个“大办民兵师”和实行全民皆兵的热潮。

  由于几亿青壮年参加的千万个民兵师、团的成立,军政训练的广泛开展,以民兵的组织形式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把工农商学兵结成一体,有效地促进了生产建设和国防建设。对此,毛泽东以极大的热情赞扬说:“全国各地的民兵在很短的时间就组织起来了。参加民兵进行军事训练,人们的身体很快就好起来,工人和农民生产更好了,学生学习更好了,干部也工作得更好了。”[79]

  1958年的12月,毛泽东就在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国的广大劳动人民对于民兵制度是喜闻乐见的,其所以如此,因为他们在长期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斗争中,认识到只有把自己武装起来,才能战胜武装的反革命,才能成为中国这块天地的主人;而在革命胜利之后,他们又看到,国外还有天天声言要灭掉这个人民国家的帝国主义强盗们存在;因此,全体人民决心继续把自己武装起来,并且声言:一心想要抢劫我们的强盗们,你们小心一点儿吧,不要妄想来碰我们这些从事和平劳动的人们,我们是准备好了的。帝国主义如果竟敢发动对我国的侵略战争,那时我们就将实现全民皆兵,民兵就将配合人民解放军,并且随时补充人民解放军,彻底打败侵略者。”

  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民兵制度是政权及其国防建设的重要内容。从政权及其国防建设的需要建立和发展民兵制度,是毛泽东重视民兵制度建设的原因之一。1951年以后,由于义务兵役制和预备役制度的实行,民兵建设曾受到一些影响。对此,党中央在1954年8月作出的《关于民兵工作的指示》中重申:“民兵制度必须保留绝不能取消,而从巩固农村治安的意义上来说,还必须适当加强。因实行义务兵役制或认为天下太平无事,而取消民兵或放松对民兵的领导,都是错误的。”1964年,毛泽东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强调指出,地方党委要管军事、管民兵,不能只管文不管武,只管钱不管枪。为使民兵制度成为政权及其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党统一领导下的,地方党委、政府和军事系统对民兵工作实行双重领导”的制度。这一制度的实行,不仅成为民兵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有力地加强了民兵建设,并保证民兵建设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正规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组织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早在毛泽东领导创建中央苏区的时候就基本形成,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进一步动员,加以确立、完善和增强,后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建设的基本模式。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是实施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基础,同时又是发展壮大人民军队的重要保证。许多战绩卓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师、团都是由成建制的民兵及时组建起来的。

  1962年6月19日,广州军区领导向前来视察的毛泽东汇报工作。当谈到战备工作和民兵工作还不够落实时,毛泽东指出:“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民兵工作“三落实”是毛泽东对民兵工作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的高度概括,也是毛泽东关于民兵建设的一贯理论,由此成为毛泽东民兵建设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在同武汉军区领导同志座谈时,又进一步阐述了民兵工作“三落实”的内容。他说,民兵组织一定要搞好,班、排、连、营编组好,要有强的干部;民兵在政治上一定要可靠,特别是基干民兵;要搞些训练。一有情况,能吆喝拢来。此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大区第一书记的一次会议上谈到军事问题时再次指出:要把民兵工作好好整顿一下,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军事。组织,就是有基干民兵和普通民兵,有战士,有班长,有排,有连,要有兵有官。政治,就是要做政治工作,有政治部,有政委,有教导员,有指导员,做人的工作。军事,就是要训练,要准备打仗。

  1964年,在全军兴起大比武活动的同时,民兵的军事比武活动也搞得有声有色。这年的6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由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在北京组织的部队和民兵军事汇报表演。当看完了山东民兵代表的射击表演后,毛泽东非常高兴,高度评价了民兵的军事技能。1969年,鉴于当时的国际和周边形势,毛泽东发出了“要准备打仗”的号召,并反复强调:打起仗来,还是要靠人民战争,靠民兵,要加强民兵的军事训练。并明确指出,战时“要组建地方部队,小县一个营、中县两个营、大县一个团。”中央军委为贯彻毛泽东的指示,于1970年8月召开了全军民兵工作座谈会,对加强民兵建设和民兵战备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各地遵照中央军委的部署,认真做好战时组建地方部队的准备,以县为单位组建了民兵独立营、团。1973年后在民兵独立营、团的基础上,全国多数县建立了民兵武装基干团。多年来,在毛泽东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指示的指引下,各级人民武装部门广泛深入地开展民兵工作“三落实”活动,促进了民兵建设的全面发展。时至今日,民兵工作“三落实”,仍然是指导民兵工作的重要方针和检验民兵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

  毛泽东在1960年5月和1964年10月,与外宾的谈话中指出:民兵比原子弹还厉害。敌人不怕空军、海军,怕陆军,怕我们的老百姓。毛泽东还为中国女民兵题照诗曰:“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这都是对他亲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支伟大的战略力量,即中国民兵的由衷称赞。[80]

  (摘自《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辑要》书稿)

  [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5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50—55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③]《毛泽东文集》第五卷第345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④]《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第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版。

  [⑥]《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⑦]《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19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⑧]《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32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⑨]《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16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⑩]《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39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1]《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12]《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26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l0年版。

  [13]《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50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14]《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350—35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15]《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346、347、35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16]《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16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17]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19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18]《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16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9]《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21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20]《朱德军事文选》第84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

  [21]《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308、30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l0年版。

  [22]《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22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3]《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39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l0年版。

  [24]《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306、30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l0年版。

  [2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第468-46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27]《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第488-48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2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第48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29]《军事战略家毛泽东(二)》第1013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0]《军事战略家毛泽东(二)》第1003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1]《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出版。

  [32]《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3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692—693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4]《孙子兵法》,文物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

  [35]《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5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36]《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155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出版。

  [37]《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4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出版。

  [3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第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39]《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40]《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395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41]《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42]张万年:《适应新形势,大力加强后备力量建设》,《国防》1990年第12期。

  [43]《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01—106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

  [44]《中国民兵的光辉历程和伟大作用》,2003年6月19日《人民日报》。

  [45]引自《中国民兵的光辉历程》,载《毛泽东百周年纪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

  [4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

  [47]《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58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8]《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80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9]《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页,战士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

  [50]引自《建国后毛泽东几项重要军事战略举措(三)》,载《军事统帅毛泽东》,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

  [51]《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1页,战士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

  [52]《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第11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第1版。

  [53]《毛泽东军事文选》第361页,战士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

  [54]《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第1卷第12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出版部,北京,1961年第1版。

  [55]《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44页,战士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

  [56]《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5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57]《毛泽东军事文选》第358页,战士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

  [58]《毛泽东军事文选》第361页,战士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

  [59]引自毛泽东1956年1月2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60]《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6页,战士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

  [61]《毛泽东军事文选》第361页,战士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

  [62]《毛泽东军事文选》第361页,战士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

  [63]《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第2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第1版。

  [64]资料来源:怀国模、石世印:《建设现代化国防科技工业的强大思想武器》,载《毛泽东百周年纪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张军贤:《新中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2009年12月8日 11:3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

  [65]《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7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66]《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67]《中共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指示》,《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年版。

  [68]《当代中国民兵》第3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出版。

  [69]《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70]《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26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l0年版。

  [71]《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72页、229、14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出版。

  [72]《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46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l0年出版。

  [73]傅秋涛:《对毛主席关于“大办民兵师”指示发表前后的回忆片断》,载《人民日报》1978年9月28日第2版。

  [74]《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得1任务》(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01—106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

  [75]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1958年9月29日),1958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76]《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350—35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77]《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346、347、35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78]《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16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79]引自1958年10月2日《人民日报》。

  [80]资料来源:军事科学院军制研究部:《中国民兵》2001;苏银东、李政整理:《毛泽东的“全民皆兵”和大办民兵师》,载2011年9月22日《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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