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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纪念毛泽东,更要学习他老人家是如何治军的

2019-12-26 16:50:38  来源: 新绿网   作者:太师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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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

  综合整理

  (文中所用图片来自公开网络)

  毛泽东同志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应当永远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为建设和培育这支军队,他耗费了大半生的心血。从三湾改编决定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到古田会议总结建军两年多的经验作出决议,明确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使红军肃清了旧式军队的影响,整个红军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毛泽东同志的建军路线基本形成。

  以后,经过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不断丰富和发展。如规定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提出“三八”作风;在军队内部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规定军队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新中国成立后,又提出实现军队的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等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军队建设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军队也由单一军种兵种的军队发展成为多军种多兵种组成的军队。人民解放军逐步建设成为一支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毛泽东同志远见卓识地指出,我们不但要有一支强大的陆军,还要有一支强大的空军和一支强大的海军。他亲自点将组建这两支队伍,并放到实战中反复锤炼,终于使人民空军和人民海军成长为一支不容小视的新型战斗力量。

  如果把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思想综合起来,可以归纳为这样几条: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军队的唯一宗旨;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军队必须执行严格的纪律和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军队要实现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

  毛泽东之后的党的各代领导人,都继承了毛泽东同志确立的建军基本原则,并将之发扬光大。

  今天我们纪念毛泽东,除了继续学习发扬他所确立的建军原则,从他对一些问题的具体要求中,也能够找到并领悟对于今天的启示意义。

  1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这支军队与其他军队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她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唯一宗旨,她的力量来自于人民。

  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才能真正实现官兵一致、军民一致。“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军队,在内部关系上奉行“官兵一致”。而在旧军队,长官和士兵之间是不平等的、等级森严,长官对士兵随意辱骂甚至施以肉刑。这表面上是一个工作方法上的不同,其实是人民军队与一切旧军队的本质区别。而我们的人民军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一根本宗旨,决定了人民军队能够在内部实行官兵一致。在人民军队内部,不管是军长师长,还是普通士兵,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都是革命队伍中的平等一员,都应该互相帮助、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特别是上级要与下级同甘共苦。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人民军队内部才能真正实现官兵一致和内部团结。

  不光是在内部关系上,在处理外部关系方面,由于人民军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因而能够很好地处理军政关系、军民关系等,真正实现军政一致、军民一致,军政团结、军民团结。

  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毛泽东主动要求自己不评大元帅,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也主动提出不评军衔,其他还有许多高级将领也主动要求低评。但是也有个别将领,觉得自己的军衔评低了,有委屈,闹情绪,甚至还有3天不吃饭的。这反映了部队中部分存在的一种不良情绪,即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

  对此,毛泽东多次强调,要保持革命战争年代的革命热情,要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他说:“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人民军队战胜一切敌人的根本法宝,也是我们这支人民军队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基石。

   2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这句名言,是在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关键时期,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作讲演时提出来的,生动精辟地阐明了军队文化教育的重要作用和战略意义。

  “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人民军队建立伊始,就十分重视军队文化教育。井冈山时期就开始设立培训基层军官的红军教导队,对士兵进行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的文化教育。到瑞金时期,还组织了红军学校和各式教育机构,对军队干部战士进行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

  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学习运动,军队里也出现了哲学小组、读书小组等各种学习小组。他解释发起学习运动的直接原因,即“我们共产党要领导革命”。他还毫不避讳地指出了当时队伍中出现的“本领恐慌”问题:有些老干部,有些营长、连长不但文章不会做,很多东西也不知道,战士反而比他们高明。逐渐地,“队伍里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好像开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想开铺子,就要进货。干部的“进货”就是学习本领。

  1939年12月,毛泽东起草并发布了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提出:“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毛泽东希望把“枪杆子”与“笔杆子”结合起来。他甚至形象地提醒各级干部:“如果知识分子跟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结合起来,就是说,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么,事情就好办了。”到了1941年4月,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军队中吸收和对待专门家的政策指示》。实践的发展,不断证明着知识分子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实践的发展,也不断证明着人民军队提高文化素质的重要性。

  1942年3月4日,毛泽东针对提高人民军队综合素质,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军事技术和文化水平还须大大提高”“以大力来组织文化教育,努力克服文盲,克服我军特别是干部中文化水平低下的弱点。”

  文化对于军事、军队有多重要?把文化具体到知识,毛泽东说:“革命军队除了要有革命精神,没有知识也不行。如果军队没有知识,文化、政治水平不提高,那么这个军队的质量也不可能提高。”1944年10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干脆使用了更为直接明了的语言来提醒部队干部战士重视文化教育工作:“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1953年8月,毛泽东在给军事工程学院的训词中明确提出:“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毛泽东认为,只有掌握科学技术,军队才能走向现代化,才能形成新的战斗力。为此,他要求全党全军同志,要适应新情况,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使自己成为内行。

  1964年6月,借军队“大练兵”之机,毛泽东在检阅北京、济南军区部队时,不仅对部队军事训练作出重要指示,还着重强调了部队的文化教育。毛泽东用精练易懂的语言,这样向部队提要求:“练武还要练文,注意学文化。”“文化”这一概念,正是毛泽东创建人民军队,领导和推进部队建设的一个核心概念。文化,凝聚着人民军队的精气神,从根基上影响着革命军人尤其是现代军队的综合素质尤其是思想政治素质。

   3 重视调查研究。

  毛泽东历来重视调查研究,反对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唯心主义,这在他的军事生涯中也有生动体现。

  1961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曾回忆起自己1931年5月领导指挥第二次反“围剿”首战东固时的情形。他说当时红军兵少,觉得很不好办,每天忧愁,于是跟彭德怀两个人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察看地形后决定红一军团打正面,红三军团打包抄,结果战况果然如他所预料的,敌人很快败退了下去。对此,毛泽东深刻总结说:“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忧愁,就不知如何打法。调查研究就会有办法”。

  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总结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经验,不仅在《实践论》《矛盾论》中从哲学高度深刻论证了调查研究的必要性,更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从军事角度系统阐述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毛泽东指出,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情况和规律是不同的,只有着眼其特点和发展,找出行动的规律并用于自己的行动,才能获得战争胜利,而这离不开对敌我双方各方面情况的调查研究和熟识掌握。

  毛泽东做军事调查研究工作,内容既包括军队的建设发展,如古田会议前,毛泽东曾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进行周密的调研,系统了解部队中存在的种种错误思想,为开好古田会议、形成古田会议决议做足了准备;又包括军队的行军作战,如1934年4月后,毛泽东曾在中央苏区南部的会昌等地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工作和调研,针对粤军的情况以及广东军阀陈济棠同蒋介石的矛盾,指导刘晓、何长工等制定了南线的作战计划。调研对象既包括人,如我军官兵、敌军官兵、人民群众等;也包括物,如长征到达哈达铺时,毛泽东及时通过缴获的国民党报纸,了解到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从而确定了长征落脚陕北的决策。

  本着“慎重初战”的原则,毛泽东特别重视对新对手的调研。抗美援朝战争出兵前,由于我军此前还从未与美军大规模交过手,对其情况没有切身认识,因此毛泽东指示向正在与美军作战的朝鲜人民军,以及此前曾与美军有过合作经历的原国民党军将领咨询情况,还多次派遣干部赴朝实地了解美军作战特点,对摸清美军底细起到了重要作用。

   4 反对形式主义。

  形式主义是党和军队建设发展长期面临的顽疾,毛泽东历来反对只看表面不重实际的形式主义,并领导人民军队与形式主义顽疾作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早在建军初期,毛泽东就把形式主义作为党内军内一种非常突出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来进行批判。井冈山斗争“八月失败”后,他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严厉批评了当时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不察当时环境”“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给湘赣两省根据地斗争造成严重损失,“其错误实在非常之大”。在当时,由于军队成分和斗争环境等原因,当时的红军内部存在比较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红四军内一些同志不顾敌情严峻和红军弱小的实际情况,错误地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硬要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生生地插进一个军委。毛泽东认为红四军只有4000多人,军队指导又需要集中而敏捷,再费力不讨好地设立军委,“这是什么人都明白在实际上不需要的”,而“实际弄得不好,形式上弄得再好看又有什么用处呢?!”

  古田会议召开前夕,红四军围绕如何建军、如何实施党对军队领导的争论中,毛泽东以党内通信的形式概括了红四军党内争论的14个问题,其中就有反对形式主义的内容。他还分析了形式主义产生的来源,指出“形式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之来源是由于游民、农民与小资产阶级成分中产生出来的个人主义”,是与小团体主义、流寇思想、单纯军事观点等在一条路线基础上的东西。为纠正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在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案时,把纠正党内的这些错误思想作为首要内容,强调党的领导机关要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对不正确思想进行一致的坚决的斗争。

  毛泽东非常注意在实际军事工作中反对和纠正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现象。为提高人民军队战斗技能,他多次指示人民军队要克服教育和训练中的形式主义。早在1932年12月,毛泽东就指出,红军“一切训练要注意实际的战斗教育和演习,彻底废除过去一切形式的非战斗的教育和训练”。解放战争前夕,他要求人民军队“必须进一步实现改进军队政治工作的任务,克服军队中存在着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人民军队开始了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步伐,但党内军内也逐渐滋生了一些形式主义现象。1953年8月,中南军区党委向毛泽东报告了连队大量存在的“五多”问题,即临时任务多,会议多,指示文件多,向下面要的书面报告、表册统计多,连队组织形式多,认为这是各级机关部门不明了下情的一种通病,提倡从克服机关部门的主观、片面、急躁,改善领导作风与领导方法着手加以解决。对此,毛泽东高度重视,肯定了中南军区党委解决问题的方针是正确的,批示“极为重要,是全军所共有的问题。请各军区、各兵种、各部门同样研究这些问题,并予以解决”。

  在1950年代轰轰烈烈学习苏军过程中,我军曾出现过一些形式地照搬苏军正规化经验的现象,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例如,学习苏军条令条例的问题,苏军的条令条例是苏军建军经验和教训的浓缩,但也存在着规定过细过严,首长自由裁量权大的缺陷,容易造成官兵关系的紧张和对立。新中国成立后我军第一代“共同条令”是参照苏军条令编写的,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我军历来讲求和谐的官兵关系,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苏军纪律条令这种单纯强调首长权威和下级服从上级的情况,容易导致滥用纪律刑罚,并不适合我军特点。

  再如,照搬苏军学习制度,军校每天学习9小时导致学员吃不消的问题,等等。鉴于全军在学习苏军正规化经验中存在的简单化、形式化现象,毛泽东领导全军及时进行了纠偏正向,1958年3月他在批评学习苏联经验过程中简单的形式化做法时说,“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的教条主义的教训”,强调立足我军实际,有选择有批判地学习苏军。

  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我军开启了从本国国情军情实际出发、“以我为主”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道路,军队建设不断取得巨大成绩。

  5 加强干部的管理教育。

  1930年5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第二纵队到达江西寻乌。此时红四军正在贯彻古田会议决议,军队已经破除了一些旧习气,但新风气尚未建立。尤其是古田会议严厉批评了军队干部打骂下属的做法后,一些干部却因此无所适从,不敢放手管理下属。毛泽东深入部队调查研究掌握了情况后,召集大队以上干部开了一次会,讲了七条干部管理教育方法。

  一是干部要深入群众,要群众化。即政治上平等,视为阶级兄弟。二是干部要时刻关心战士,体贴战士。三是干部要处处以身作则,做战士的表率。四是干部要学会发动战士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五是说服教育重于惩罚。六是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七是赏罚要分明。

  一言概之,管理就是要讲求平等、民主和科学。“平等”有两层意思。一是干部对下属要有平等观念,消除高人一等的思想,主动和下属打成一片,了解他们的心声,关心他们的疾苦,以便有的放矢地解决问题。毛泽东后来曾和邓子恢讲管理,说领导就是传达员,要把群众意见传达给党委,党委根据群众意见决策,再贯彻到群众中去,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二是干部对自己要有平等观念,把自己视为普通的一员,率先垂范。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毛泽东不搞特殊化,节衣缩食,与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共渡难关。他和警卫战士一样吃定粮,几个月不吃肉,穿打补丁的睡袍,还要求自己的亲人一起过苦日子。

  “民主”即干部要相信群众力量,发挥群众的自觉性、能动性,运用群众的斗争经验、群众的创造来教育自己、管理自己。三湾改编在军队中实行了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战士可以批评干部,可以给干部提建议,士兵委员会参与管理和监督,人人献策献计。这样的民主管理一扫部队过去萎靡、散漫的作风,造就了一支勇敢的队伍。

  “科学”即管理要讲究方法。一是要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干部要善于运用说服教育和鼓动宣传。毛泽东引用《三国演义》中黄忠大败夏侯渊的故事,说年迈体衰的黄忠在诸葛亮“激将法”的激励下,反而杀了占优势的夏侯渊,因此干部也要学会对下属讲清道理,讲明任务,激发下属的积极性、主动性。处分人的时候,也要使被处分的人能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反对不教而诛。二是要注意赏罚的科学性。当赏则赏,应罚则罚。延安时期毛泽东“挥泪斩马谡”,亲自下令处分了两名战功赫赫的爱将——黄克功和肖玉璧,深刻地警醒了当局者,边区腐败由此少了许多。

  毛泽东提出干部管理“七条”,不仅推动了古田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成为了军队管理工作的重要原则,对其他领域的干部管理也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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