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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整风反右运动(20)

2019-01-31 11:25:50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王江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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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中共八届三中全会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

  这是一次扩大的中央全会。除中央部委和省市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外,各省的地委书记和直辖市的区委书记也列席会议。与会人数四百一十六人。会议听取了三个报告: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陈云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和农业增产的报告,周恩来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一批文件:《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有关工人、职员的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规定(草案)》等。会议前,9月19日,毛泽东先在颐年堂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讲话。

  毛泽东说:这次全会【指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扩大)】讨论的问题,整风是一个纲。其他问题,工业、农业、商业、学校、机关,不仅是作风问题,而且是制度问题,要花几天工夫讨论。接着,他讲了几个问题。(一)整风决心和整风方式。小鸣小放、中鸣中放,还是大鸣大放?小鸣小放天下大乱,中鸣中放天下中乱,真鸣真放天下不乱。鸣放要有决心,很多人怕放。各种经验证明,不应该怕。(二)两类矛盾。矛盾历来是提两个,敌我矛盾与是非问题。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在斗争中把他们划出去一部分(右派)为敌我矛盾。过一时期,要拿回来一部分(经过分化),现在是右派,过几年又摘掉右派的帽子。整个过渡时期,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我们过去一个时期,主要是提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没有提。甘肃省委去年提出两个矛盾究竟哪个矛盾为主?当时没有答复,要看一看。现在看来,两个矛盾都同时存在。去年所有制是改变了,但人并没有改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包含两类矛盾。八大讲当前敌我矛盾基本上解决了,现在看来也对,但只能是在经济方面的,如从政治方面、思想方面看,就不能这样说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有两种:一为敌我,一为思想。(三)第二个五年计划赶上富裕中农的问题。过去只提要赶上中农,现在看大多数合作社要赶上和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富裕中农在农村中各方面是先生,要向他们学习,他们勤劳、节约、有计划。要想赶上他们只有勤和俭。但在政治上,富裕中农要向贫农学习。(四)农业机械化问题。很多地方要抽水机、拖拉机、运输和加工的机器。中央与省这几年没有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要彻底研究一下。合作化以后,劳动力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水利、肥料我谈了很多,大家注意了,但机械问题都未注意,只靠两只手。(五)粮食问题。大有可为。真正缺粮的不太多。我调查了一个村,四百多户中有三百多户叫缺粮,这次大鸣大放,真缺的只有六户。过去我们没有底,现在有了底了。(六)积累问题。现在要提留积累,国家、合作社、个人都要有积累。去年讲积累不要多,要多分。今年要转变一下。当然留得太多也不行。(七)宣传。几年来偏重于工业的宣传,这在当时也对。好处是把工业搞起来了。现在要宣传农业。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没有农业就没有基础。许多轻工业大部甚至全部都要依靠农业。宣传工业的偏向使我们很被动,许多人只愿进城,不愿意下乡找工作。在一个时期要把农村宣传得高一点,要偏一下才能平衡。两只手,一只抓工业,一只抓农业,现在要好好搞农业,要有近代工业和近代农业。【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谈话纪要,1957年9月19日】在这个讲话中,现在争议最大的毛泽东提出的两类矛盾和主要矛盾问题,他说:“整个过渡时期,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我们过去一个时期,主要是提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没有提。甘肃省委去年提出两个矛盾究竟哪个矛盾为主?当时没有答复,要看一看。现在看来,两个矛盾都同时存在。去年所有制是改变了,但人并没有改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包含两类矛盾(指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引者注)。八大讲目前敌我矛盾基本上解决了,现在看来也对,但只能是在经济方面的,如从政治方面、思想方面看,就不能这样说了。”

  毛泽东的这段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涉及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到现在为止都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后来1981年的《历史决议》给予了否定,认为这是毛泽东晚年犯“左倾错误”的开始。下面我们逐字逐句的来研究一下毛泽东的这段讲话。

  “矛盾历来是提两个,敌我矛盾与是非问题。”【这里的“是非问题”显然是指人民内部矛盾。——引者注】

  “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在斗争中把他们划出去一部分(右派)为敌我矛盾。”【这里是指当时1957年的时候,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当时,国内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都已经实行公私合营了。所有说,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这对矛盾总的来说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在这次共产党开门整风中跳出来,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制度猖狂进攻,妄图取消党的领导而代之的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一部分右派分子是敌我矛盾。——引者注】

  “过一时期,要拿回来一部分(经过分化),现在是右派,过几年又摘掉右派的帽子。”【这里是指对右派实行争取、分化、教育、改造的结果,使一部分或大部分的右派分子回到人民内部矛盾的队伍里来。——引者注】

  “整个过渡时期,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这里的“整个过渡时期”怎么理解?查百度百科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解释,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是指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具有新旧社会交替时期的特征。”“到1956年底,国家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任务。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从此,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显然,毛泽东说的“整个过渡时期”不是指的这一个时期。因为毛泽东说这个话的时候是在1957年的9月。关于这个过渡时期,龚育之(曾任北京大学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教授,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名誉理事长、中国软科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共党史学会会长。)有一个解释。龚育之认为“我们党过去的文献,并没有宣布过过渡时期已经结束”,“六十年代中期以后,我们党的文献进一步扩大过渡时期的概念,认为过渡时期是指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时期,包括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在内。”作者认为,龚育之的分析是站得住脚的。毛泽东所说的“整个过渡时期”应该是指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开始到实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程,即社会主义社会的漫长阶段。这个漫长的发展阶段就是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在这整个过渡时期,社会的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引者注】

  “我们过去一个时期,主要是提人民内部矛盾【当时集中精力主要解决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三风问题,所以主要的是提解决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如何脚踏实地地全心全意地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引者注】,敌我矛盾没有提。”“甘肃省委去年【即56年——引者注】提出两个矛盾究竟哪个矛盾为主?当时没有答复,要看一看。”【当时是哪个矛盾为主?是敌我矛盾为主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为主,当时的表现还不明显,所以还要看一看。——引者注】

  “现在看来,两个矛盾都同时存在。”【现在即当前1957年9月,从反右斗争和整风运动同时进行的现实来看,两个矛盾都同时存在。反右斗争即敌我矛盾,整风则是人民内部矛盾。——引者注】

  “去年所有制是改变了【指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引者注】,但人并没有改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上的矛盾,毫不含糊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虽然资产阶级没有了,但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传统观念还根深蒂固。这是认识问题的一个方面,是从社会现实的考察得到的答案。还有就是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层面来分析。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来看,当时是落后的生产力与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新的生产关系之间确实也存在很大的矛盾;同时,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决定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种刚刚建立的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与上层建筑即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等意识形态领域之间的矛盾尤为突出。大家可以分析,这两对矛盾都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那么哪对矛盾是主要矛盾呢?——引者注】

  “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包含两类矛盾”【即是说,在这个主要矛盾中包含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引者注】。

  “八大讲当前敌我矛盾【疾风暴雨式的革命式的阶级斗争——引者注】基本上解决了,现在看来也对,但只能是在经济方面【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引者注】的,如从政治方面、思想方面看,就不能这样说了”。【政治方面、思想方面,即上层建筑领域、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远远没有完成,而且这种思想意识、传统观念的革命要比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要困难得多,所以现在还不能说敌我矛盾都全部解决了。——引者注】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有两种:一为敌我,一为思想”。【这里用的是省略语,前者指敌我矛盾,后者的“思想”指人民内部矛盾。——引者注】

  有人说,八大的决议讲的是阶级矛盾基本解决了,毛泽东在这里说成了敌我矛盾基本解决了,因此说毛泽东的这次讲话没有把敌我矛盾和阶级矛盾分清。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我们先来看看八大的决议是怎么说的?

  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的第二段说: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了新中国;并且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就使我国出现了一种完全新的社会面貌。“在旧中国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即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的矛盾,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而解决了。”“在解决了这种矛盾以后,我国除了对外还有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以外,在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矛盾。我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变革资产阶级所有制,变革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的小私有制。”“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从以上的表述来看,共产党已经完成了第一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这次革命属于敌我矛盾;第二次是新中国建立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次革命剥夺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让他们走上自食其力的合作化的社会主义道路。这里面大部分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但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也存在部分的敌我矛盾。因此,按毛泽东的理解只能说“敌我矛盾基本上解决了”,不能说阶级矛盾基本上解决了。毛泽东为什么不按照八大的决议说“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呢?毛泽东作为一代“理论大家”不可能对敌我矛盾和阶级矛盾这两个概念发生混淆,而且毛泽东多次强调阶级矛盾中包含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处理这些矛盾问题时一定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采取不同的方法。如果混淆了,就一定会犯错误。毛泽东讲话时之所以不按八大的决议来说,实际上就是故意引导大家像他那样去理解,理解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标志着敌我矛盾的基本上解决,不要理解为阶级矛盾的基本解决。现在来看,真如果按八大决议的字面意义去理解,在当时的中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的话,那么当时世界上的那么多社会主义国家成立比中国早,搞社会主义也比中国早,他们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不是已经完全解决了呢?事后的实践证明,不是那么一回事嘛!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1922年12月30日成立,1991年12月25日解体】和东欧那么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复辟了资本主义的现实说明了什么?毛泽东讲话时没有按照决议的说法,是他已经对八大决议关于主要矛盾的论述有怀疑了。

  9月20日晨,毛泽东审阅修改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稿后,批示:“即送小平同志:此件很好。有若干小的修改,请酌定。此件最好今天晚上能印发到到会人手里。”毛泽东在报告稿的第三部分关于农村问题中加写一句话:“我们应争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内使大多数合作社赶上或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

  同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再次会见拉达克里希南。会见后,同他前往新侨饭店,出席印度驻中国大使拉• 库•尼赫鲁举行的欢迎晚宴。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参加。

  9月21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出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黄欧东、欧阳钦、吴德、林铁、陶鲁笳、舒同谈话。

  9月22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出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张德生、张仲良、李井泉、谢富治、陶铸、柯庆施、曾希圣、刘建勋、叶飞谈话。毛泽东说:(一)反右派今后会不会纠偏、翻案?审批时要注意。这次都登了报,许多话都是他们自己说的,都不是孤立的几句话。北京也有人说过不好的话,没有划成右派。反右派斗争不搞好,社会主义建设不成,他们会搅乱人心。要教育中间派和左派。这次斗争,他们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锻炼。大鸣大放、大字报,都是学来的,有的是群众创造的,有的是右派创造的。名词和形式没有阶级性,左、中、右都可以利用。(二)究竟有多少人反对社会主义?要调查几个合作社、工厂、基层单位,加以研究。河南说,一类社没有人反对合作化,可见,有些东西是工作问题、教育问题。大鸣大放是最好的教育方式。(三)党员中反对社会主义的有多少?要当作一个问题好好研究一下。大概也是百分之二到三。过去教育不够,今后要加强教育。教育好就会起变化,比例就少了。(四)放与改要同时并进。人家帮助整风,不改就不得人心,人家不佩服。当然,改要抓住重点。(五)鸣放的方式,各地可以不同,不一定千篇一律。整风有两个方面,一是解决作风问题,二是解决思想问题。有右倾思想的要改正,没有右倾思想的要提高。(六)南北干部的团结问题。中国有几次北伐,只有一次南伐,带了成套的干部南下。南下的北方干部有个很重要的任务,培养本地干部,把他们带在身边做工作。地县两级要有南方人参加,否则不好做工作。(七)在延安打仗时很艰苦,许多人挤在一个窑洞里,只有两个炕,也不闹病。现在住了那么多房子还闹病。(八)化学肥料、机械,各省都要自己搞。农业生产主要靠水利、肥料、深耕细作。这次会议对农业四十条要搜集些意见,搞一个修改稿。(九)关于大会发言。我最喜欢听典型,各地委要多讲典型,如石家庄讲合作社生产如何赶上富裕中农。

  【编者评注: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谈话。在这里,只记录了谈话的要点。毛泽东总的谈了九个问题,其中前面的五个问题都是关于反右斗争和整风鸣放的。

  首当其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反右斗争是不是存在扩大化的问题,他说:“反右派今后会不会纠偏、翻案?”为了防止扩大化,他说:“审批时要注意”,最后要把好审批关。接着他又说,“这次都登了报,许多话都是他们自己说的,都不是孤立的几句话”,“反右派斗争不搞好,社会主义建设不成,他们会搅乱人心”。这里,毛泽东为什么首当其冲地讲这个问题,这说明毛泽东已经把这个问题摆在了第一重要的位置上。从本书中,我们一定会看出,关于防止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问题,毛泽东一直三令五申。因为每一次政治运动中,都会有极左的倾向出现。大家知道,物极必反的道理。很多时候,极左倾向造成的危害是无法挽回的,比如说不该杀的人,杀了,怎么办?还救得回来吗?所以,毛泽东自始至终都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三番五次打招呼,积极地采取措施,极力避免防止反右斗争的扩大化。

  第二个问题:“究竟有多少人反对社会主义?”紧接着,他说:“要调查几个合作社、工厂、基层单位,加以研究。河南说,一类社没有人反对合作化,可见,有些东西是工作问题、教育问题。”从毛泽东谈话的语境、语气来看,毛泽东认为真正反对社会主义的是极少数,有些东西是我们干部的工作问题、教育问题的失误、错误造成的。

  第三个问题,“党员中反对社会主义的有多少?要当作一个问题好好研究一下。大概也是百分之二到三。过去教育不够,今后要加强教育。教育好就会起变化,比例就少了。”毛泽东认为,还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不够,今后要加强教育。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教育,显然是指对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第四个问题,放与改要同时并进。人家帮助整风,不改就不得人心,人家不佩服。当然,改要抓住重点。鸣放就是请大家提意见,提建议,帮助整风,帮助改正错误,改正缺点,从而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良好风气。不改就不得人心,人家不佩服。不改,人家就不信任你,瞧不起你。长期不改,矛盾的积累、激化,就要闹事。

  第五个问题,鸣放的方式,各地可以不同,不一定千篇一律。整风有两个方面,一是解决作风问题,二是解决思想问题。有右倾思想的要改正,没有右倾思想的要提高。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是灵活性的问题。我们做任何事情,既要坚持原则性,又要考虑灵活性,这其中也有辩证统一的问题。】

  同日晚上,毛泽东会见周世钊。

  9月23日下午三时,毛泽东出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会议听取邓小平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

  同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即将离京的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一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在座。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企业中大鸣大放边整边改》。

  社论指出:大鸣大放的高潮必将带来边整边改的高潮。大鸣大放的健康风气发展起来,将使企业中形成一种生动活泼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的生气勃勃的局面。这种局面对于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对于改进企业的领导工作,都是十分必要的。

  社论说:北京等地的经验证明,我们的企业管理工作这几年来虽然有了很大的进步,领导和群众的关系是密切的,但是工作中的问题也还不少,唯有放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才能充分揭露缺点;也唯有认真地边整边改,才能鼓励群众继续大鸣大放的积极性,收到整风的实际效果。因此,一切已经开展整风运动的企业,要特别注意边整边改;一切正准备开展整风运动的企业,在发动群众大鸣大放的同时,也要注意边整边改。

  9月24日下午三时,毛泽东出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会议听取陈云作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和农业增产问题的报告。

  同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印度尼西亚前副总统哈达和夫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张闻天在座。毛泽东回答了哈达的提问。哈达问:你们将来怎样解决人多土地少的问题?毛泽东说:办法是增加单位面积产量。增产的办法是改良土壤和种子,增加肥料,兴修水利,深耕细作等。现在还有一种新办法,即密植法。这都需要进行很大量的组织工作。我们没有化学肥料,现在才开始建立化学肥料工业。哈达问:中国是否有可能在西部开垦?是否能向西部移民?毛泽东说:西部还可以开垦,但可耕地很少,要开垦投资很大。我们西部地方大,但不容易长粮食。在中国,百分之六十的土地只住了百分之六的人口,百分之四十的土地却住了百分之九十四的人口。我们的方针,首先是增产,开垦、移民放在第二位。哈达问:中国过去纪律差,现在纪律良好。你们的纪律是如何培养的?毛泽东说:我们的纪律不能算好,只是比较以前好一些。纪律好基本上是依靠群众的觉悟和认识,还要靠组织,如通过合作社把农民组织起来。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经过教育,工厂里的纪律提高了,出勤率也提高了。哈达问:中国建设着重在哪一方面?周恩来说:第一个五年计划着重重工业。第一是钢铁;第二是动力工业,如电力、石油、煤等;第三是交通事业;第四是机器工业,要自己能够装备工厂。第一个五年计划因为有抗美援朝战争,所以建设了一些国防工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对化学工业注意不够。我们是农业国,应发展肥料工业,也要发展人造纤维。还有一些大型的和精密的机器我们不能制造,无线电工业也比较落后。所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方针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工农业并举。工农业并举很重要,如果农业减产,粮食和原料供应不上,发展工业也困难。

  9月25日下午三时,毛泽东出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会议进行大会发言。

  同日,中央发出《关于农业合作社干部必须参加生产劳动的指示》。《指示》规定:农业社干部,从主任、副主任起,都必须参加生产劳动。在整风运动中,各地各级党委都要检查合作社执行中央指示的实际情况,指导各合作社按照自己的条件,参考中央提出的几项规定,通过群众讨论,适当地拟定出解决合作社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具体办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

  同日,毛泽东关于转载上海工商界批评高方的报道的批语,乔木、冷西同志:

  批评高方,写得很好,请转载在《人民日报》上。以后请鼓励这样有充分说服力的批评。现在的批评中,有很大一部分缺乏充分的说服力,提倡浮夸,很不切实。右派浮夸,左派不应当浮夸。毛泽东说的是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上海《新民报》晚刊登载的题为《摆事实,讲道理,比过去,看现在——工商界舌战右派高方》 的报道。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作了转载,题为《这次辩论进行得好——介绍上海工商界对右派分子高方的说理斗争》。高方,当时任上海统益纱厂总管理处副总经理。【根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9月26日下午三时,毛泽东出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会议听取周恩来作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

  同日晚上,毛泽东同陈伯达谈《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一些问题。

  9月27日下午三时,毛泽东出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会议进行大会发言。

  同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总理卡达尔率领的匈牙利政府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贺龙、张闻天等在座。

  9月28日下午三时,毛泽东出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会议进行大会发言。

  同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春耦斋看意大利电影《警察与小偷》。

  9月29日晚七时半,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主席斯坦鲍利奇率领的南斯拉夫国民议会代表团,彭真等在座。毛泽东说:像我们这样的国家,粮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吃饭和穿衣是大问题。人多,吃得多,穿得多,生活水平不高。在这方面有进步,需要时间。革命成功是一个好条件,但还要有一个条件,这就是技术革命。我们还是农业国,工业化要很长时间,要半个世纪。要吃饭,要穿衣,工业缺乏积累,不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迅速发展工业。建钢铁厂,我们的同志很喜欢大的,现在已经转过来了。大的要一些,小的也得要。总起来说,应作长期打算。要有几十年的努力才能作出这些成绩来。当然,更需要和平环境,打仗就不好办事。我们需要有朋友。不仅社会主义国家要团结,而且要团结世界上一切可能团结的国家。

  同日晚九时,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主席费林格率领的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代表团和市长斯沃波达率领的布拉格市中央人民委员会代表团,彭真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的政治革命、经济基础的革命已经花了几十年,技术革命恐怕也得几十年,才能达到你们的水平。我们的外交政策原则是:首先是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团结;第二是和亚、非、拉丁美洲及北欧的一部分国家建立关系;第三是对西方主要国家,现在主要是和他们斗争,不忙于建交。所以这和杜勒斯【杜勒斯,当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方针相同,他们怕我们去闹事,不同我们建交。

  9月30日,毛泽东致信邓小平:“办公厅印发的《全会各小组活动情况》,只发给‘各组长’,使多数人不知道别组的意见。似宜发给到会的一切同志。第一星期的,应重印补发。如你认为可行,请即办。”

  同日晚八时半,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阿里斯托夫【阿里斯托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法案委员会委员】率领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彭真等在座。阿里斯托夫说,准备盛大欢迎毛泽东访问苏联。毛泽东说:就是不想让你们这般欢迎。我本想在辞去共和国主席职务之后再出国访问。党中央主席、共和国主席有些繁重,身体吃不消。我不能承受这种欢迎,希望迎接搞小一点。又说:我们的政策不同于苏联当年对资产阶级采取的政策。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有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产阶级的一面,在经济上、文化上我们现在也离不开他们。经济上同他们进行合作,文化上离开他们我们就没有这些人。这一次,我们提出反对教条主义也反对修正主义。有了右派,就不得不使我们把反对修正主义作为斗争的中心。党确实有错误有缺点。没有群众参加,是不能克服错误和缺点的。不能简单化、公式化,采取教条主义方式去克服缺点。你们能否帮忙使中国少生人口?不打仗,又讲卫生,人口不断增多起来。这件事人不能控制它,是无政府主义。要搞一个计划生育。

  同日晚十时四十五分,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部长会议主席于哥夫率领的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周恩来、邓小平等在座。毛泽东说:事情都有好的一面、成功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失败的一面。所以我们需要分析。一万年以后也还是这个样子。我们中国有很多落后的东西、黑暗的东西,有很多错误,但这些都是可以克服的。这一年当中我们变化很大,这主要是讲在政治方面。最近我们在整风,以克服党的错误和缺点,让人们批评我们的错误和缺点,同时在反右派。我们过去会打仗,搞阶级斗争,但不会搞工业、搞农业,不会当大学教授,不会当工程师,所以我们要利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再有十年、十五年,我们就可以造就出大批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同时还要把大多数旧知识分子化为新知识分子。脑子也是一种物质,但是它转变起来比钢铁还要难,思想改造是更困难的。经过这次辩论,方向比较清楚了。

  10月1日上午十时,毛泽东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周年庆祝大会,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和群众游行队伍。晚上,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会见外宾,观看焰火和广场的群众联欢。

  10月2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斯多夫率领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军事代表团,彭德怀、李达、萧向荣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的国家,在政治、经济方面的革命都没有完成。经济上要建立社会主义基础,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就只是空名。我国已过了八年,往后至少还得十至十五年,才能为社会主义打下基础。现在百分之九十的人拥护社会主义,百分之十的人反对社会主义,其中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只有百分之二,但这也有一千二百万人。他们想搞资本主义复辟,高兴匈牙利事件,我们正在批评他们,进行思想教育。这便是整风和反右派,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在目前,谁战胜谁的问题尚未最后解决,但我们有信心,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苏联经过十七年,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三四年,解决了谁战胜谁的问题。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这些国家都要很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认为已经胜利了,其实还没有最后胜利。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两边都怕战争。究竟是哪边怕得更多呢?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我看帝国主义也怕战争。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家应同时是政治家,军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同日,毛泽东致信林克:“多日不见,有些寂漠吧?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于你我都有益。略为偏重一点理论文章,逐步培养这一方面的兴趣,是我的希望。年纪大起来了,是下苦功学习的时候了,但以不损害健康为原则。请你找一部《六朝文絜》【《六朝文絜》,是清代许裢选编的一本骈体文集。该书选录晋至隋的骈文 72 篇,大多是篇幅短小、语言精美,颇有抒情写景的名篇】及其他六朝人各种文集给我为盼!”

  10月3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国防部部长斯彼哈尔斯基率领的波兰军事代表团,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在座。毛泽东说:斯大林在后期犯了一些错误,那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应把局部的、暂时的现象与整体的、长远的现象区别开。错误和缺点,当然会引起不愉快。不愉快的事我们也遇到过。但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打垮法西斯、帮助全世界无产阶级等是主要的,从这方面看,就可以想得通了。尽管苏联有缺点,它是反对帝国主义、保卫和平的主要力量。我们也有机械搬用苏联经验的问题并曾受到损失。我们不把此事归罪于第三国际和斯大林,我们把此事看作应由自己负的责任。第三国际后期的那种生硬作风是错误的,但谁叫你中国人听呢?我劝波兰同志也自己负起责任来。我们在一九四二年进行整风批评了教条主义以后,一方面反对硬搬,另一方面强调学习。近十五年来我们得了很大好处。在此期间硬搬的情况也还有,但只是局部的,已没有大危险了。苏联的经验有两种,正确的和错误的,正确的是主要的、大量的,错误的是局部的、暂时的。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错误经验,也可以教育我们。那些错误已经犯过了,只仇恨是不行的,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客观地对待错误,取得经验。波兰同志们可能气还未完全消,我劝同志们让过去的问题慢慢过去,气慢慢消下来,把错误当成教训,自己担起担子来。要解决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需要时间。资产阶级是我国文化最高的阶级,他们在社会上还造成了一种习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影响很深。但是,我们不能不要他们,否则就没有教授、工程师、科学家、艺术家,所以对他们是改造的问题。我们认为,大部分知识分子、富裕中农、地主、资本家是可以改造的。我们相信社会主义一定胜利,这是不可动摇的,但可能性和现实性这是两个问题。我们需要争取和平时间,如果二十年内无战争,事情就好办了。中国是在一片落后的基地上开辟了道路,落后的尚未扫清,基本道路已开辟了。我们的经济计划搞得是否对,还要十年到十五年后才能断定。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能脱离政治》。

  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能脱离政治

  ——从卫生界的反右派斗争谈起

  (1957.10.03《人民日报》社论)

  目前,卫生界的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发展中,愈来愈多的医药卫生工作者提高了觉悟,积极投入了这场关于国家民族的大是大非的大辩论。

  隐藏在卫生界的右派分子,在大鸣大放和整风运动的初期,也曾经猖獗一时。他们同社会各界、特别是政治界和知识界的右派分子配合起来,以关心医药卫生工作发展的姿态出现,大肆歪曲和污蔑共产党在医药卫生工作方面的各项基本政策方针,抹杀解放以来医药卫生工作的成绩。他们的矛头首先而且主要指向共产党的领导,说共产党不懂得科学技术,不能领导医药卫生工作;过去几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医药卫生工作不是进步了,而是退步了;等等。他们企图用这种颠倒黑白的卑鄙手法,挑起医药卫生工作者的不满,煽动他们起来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改变我国医药卫生工作的社会主义方向。

  应当说,对于立场坚定和认识清楚的医药卫生工作者,右派分子的这种手法是容易识破的,而且他们确实识破了。但是也有一部分医药卫生工作者,特别是一部分专家,并没有看清右派的真面目。

  为什么发生这种现象呢?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还没有解决政治和科学技术的关系问题。他们不仅认为政治和科学技术无关,而且认为政治是学者专家不应过问,也“不屑于”过问的。他们不赞成一切的政治运动,尤其不赞成在科学技术部门搞政治运动。因为在他们看来,政治运动不仅解决不了科学技术部门的问题,而且会妨害科学技术工作的进行。总之,他们没有认识到反右派斗争同国家民族的前途之间的关系,也没有认识到这个斗争同他们所从事的专业之间的关系。

  这种情况,存在于卫生界,也或多或少地存在于其他科学技术界。

  我们同右派之间的争论,首先而且主要集中在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上。能不能说这个问题只和一般人有关系,和科学技术工作者没有关系呢?当然不能这样说。因为这是关系着国家民族兴亡的根本问题。要无产阶级专政,要共产党的领导,则社会主义国家兴;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不要共产党的领导,则社会主义国家亡。社会主义国家亡了,继之而来的就必然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重新统治,必然使人民重新陷于水深火热的境地。中国过去受帝国主义统治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是许多科学技术工作者亲眼见过和亲身经历过的。要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由和富强的国家,这是过去任何一个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现在这个伟大的理想已经成为现实,我国已经以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的姿态出现于世界,人民正在过着和平幸福的建设生活。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资产阶级的右派却出来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企图在我国造成使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局势。这难道是爱国的科学技术工作者能够容忍的么?同怀着这种阴谋诡计的右派分子作斗争,这难道是和科学技术工作者无关的么?

  再从科学技术为谁服务的问题来看,也说明反右派斗争不是和科学技术工作者无关的。大家都知道,科学技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在阶级社会中,掌握科学技术的人不可能没有阶级性。因此,科学技术用来为谁服务,就不可能没有阶级性。科学技术如果被反动的统治阶级掌握,它就会主要被用来为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就不会充分地、自由地、无条件地为广大的人民服务,甚至往往被用于反对人民的罪恶目的。帝国主义者利用医学、生物学发展的成果制造细菌战争,就是一个极明显的例子。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时代,中国医药卫生科学的状况,也是一个例子。国民党政权究竟把医药卫生科学用来为人民服务了多少,这是在那个时代工作过的医药卫生工作者都知道的。从这里也就不难想见,如果右派的政治阴谋真的实现了,我们的人民民主政权被推翻了,那就不仅是医药卫生工作,而且整个的科学技术工作,都会回复到过去的悲惨状况。

  有人可能会说,在国民党统治的时代,医药卫生工作者不也是为劳动人民看过病,为劳动人民服务过吗?是的,确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应该想一想,究竟是在人民的新中国,还是在反动统治的旧中国,医药卫生工作能够认真地用来为人民服务呢?在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地区,几乎可以说广大的农村是无医无药,人民没有钱治病,也没有办法治病,许多人有了病,只好听天由命。当时我国婴儿的死亡率高达千分之二百,人口死亡率高达千分之二十五。霍乱、鼠疫、天花、黑热病、血吸虫病等危害极大的疾病,在人民中间流行而无法扑灭。这一切,国民党当局都没有过问过,也不愿意过问。相反,它的反动统治,还不断地制造了大批的疾病和死亡。在国民党统治的时期,灾区人民的悲惨遭遇,最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当时每遇灾荒发生,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疾病流行,而国民党政府既不认真救灾,更不认真为人民治病。因此,不但有大批灾民因为缺衣缺食而冻饿致死,而且有大批灾民因为无医无药而病死。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情况又怎样呢?这几年来,我们不但已经基本上消灭了严重危害人民的流行病,而且正在采取许多有效的措施,以增强人民的体质和抵抗疾病的能力。至于在灾荒发生以后,人民政府更是立即调运粮食和各种器材加以支援,并且立即派出医疗队前往灾区为人民治病,从而大大地减少了疾病的死亡率。再以医药卫生科学的研究来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只有一个中央卫生实验院,从事研究工作的人员是不多的,医药卫生刊物也是寥寥无几。而在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已相继成立了寄生虫病研究所、流行病学研究所、劳动卫生研究所、结核病研究所、皮肤性病研究所、海南岛疟疾研究所、中医研究院、西南中药研究所等研究机构,连各医学院校从事研究工作的人员在内,研究人员已达三千多人,大型的医药卫生杂志的发行数,较解放前增加了六十倍。试问:没有社会主义的制度,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我国的医药卫生科学的研究能有这样迅速的发展速度吗?

  对于科学技术工作者来说,科学技术和政治的关系问题,已经是一个老问题了。许多人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也还有许多人没有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希望,广大的科学技术工作者,都能积极地投入反右派斗争,一方面,坚决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彻底揭露他们的伪善面目,另一方面,要在这个斗争中努力改造自己,逐步抛弃资产阶级的立场,坚决地站到工人阶级方面,把自己改造成为坚决为人民服务的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

  10月4日下午三时,毛泽东出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会议进行大会发言。会后,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谈话。

  10月6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讨论派代表团访问苏联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彭德怀、王稼祥、杨尚昆出席。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到农村去到劳动战线上去》。

  到农村去,到劳动战线上去

  (1957.10.06《人民日报》社论)

  北京市最近抽调了并且要继续抽调大批干部参加农村劳动和基层工作。在许多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形成一种热潮。他们的口号是: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到劳动战线上去!锻炼自己,建设新农村!

  这是整风运动的一个重大收获。全国各级党政机关,从中央到县,都应该这样作。

  大批干部下放到劳动战线上去,是国家机关避免干部积压、提高工作效率的先决条件。目前我国许多机关和企业、事业的管理机构组织庞大,层次过多,人浮于事。不但中央一级和省市一级有这种现象,连县一级也有这种现象。机构多了,人员多了,这当然要浪费人力物力,减低工作效率,助长官僚主义,弊害是人所共知的。很多机关早已决定要大量抽调工作人员到农村和基层去。在今年,许多地方用层层下放的办法作出了相当成绩,全国约有二十万工作人员下放到基层,约有十万工作人员下放到生产岗位。但是总的说来,这些还是很不够的。特别是较高级机关的工作人员,还很少直接回到生产劳动中去。

  现在北京市决定从行政管理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中抽调30%—50%到农村、工地等劳动战线上去。这就为加强劳动战线、加强农村和基层的工作开展了正确的道路。在这些干部当中,有许多原先就是从农村和基层来的,现在回到农村和基层去,驾轻就熟,固然是适当的;另外有一部分是没有劳动过、没有经过农村和基层锻炼的青年知识分子,把他们放到农村和基层去,在劳动中锻炼和改造,尤其是十分必要的。

  必须大量抽调高级机关的工作人员,直接下放到农村去,到劳动战线上去,才能够彻底克服国家机关和其他管理机关的头重脚轻的现象,才能够把我们的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大大推进一步。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认为一定的有威权的管理机关是必要的。但是管理机关如果过于庞大,这就不但浪费人力物力,把许多生产的力量变为消费的力量,而且不可避免地产生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不少机关由于人员膨胀,层次重叠,以至使许多生气勃勃的工作人员长年累月地关在办公室里,无事可做,或者无事找事做。还有些机关把重要工作委托给缺乏实际经验的青年知识分子担任,这样既有害于工作——使工作中的许多迫切问题得不到及时的、正确的、有效的解决;又有害于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使他们失去了在下层锻炼的机会,而滋长了空洞、傲慢的恶习;又有害于这些机关的领导者——使他们陷于机关事务、文牍和会议的海洋中,甚至使他们事事依赖下级,依赖秘书,而懒得亲自动手,懒得深入下层,深入群众的实际生活。因此,把管理机关的过多的工作人员下放到劳动战线上去,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来,乃是一种生产力的解放。

  我们的国家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的这种革命的阶级的性质,要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党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以及生产企业的管理人员当然也一样——一般地是从劳动人民中间来的,能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在今后,一切新提拔的工作人员即使还不能都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至少也必须都经历过一定时间的生产劳动,首先是体力劳动,并且担任过基层工作。对于目前各级国家机关中没有经过生产劳动和基层工作锻炼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参加农村劳动和基层工作是必不可少的“补课”。这些青年干部一般是积极工作的,但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从家门到学校门,从学校门到了机关大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对实际生活缺乏了解,同工农群众缺乏联系。依靠这样的工作人员是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的。应该让他们参加生产劳动,当农民,当工人,经过几年的锻炼。这样,他们增强了劳动观点和群众观点,懂得了生产的基本过程,了解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思想和情感,认识了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同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样,他们才能够真正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学会从群众的实际状况出发考虑问题,按照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解决问题。

  我们的国家既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就不仅要求我们的工作人员从劳动人民中间来,而且要求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够仍然回到劳动人民中间去。在我们的国家工作人员中,不能允许那种只能脱离生产、不能回到生产,只能“为官”、不能“为民”的荒谬思想作怪。当社会有某种需要的时候,我们的一部分劳动者离开了生产劳动的岗位来到国家机关;而当社会有另一种需要的时候,当需要缩减国家机关加强劳动战线的时候,或者当某些人在国家机关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时候,他们又欣然回到劳动的岗位——这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生活的正常表现。因此,不但没有经过生产劳动和基层工作锻炼的青年知识分子应该到劳动战线上去补课,就是本来从劳动人民中间来的工作人员,在国家认为需要回到劳动战线上去的时候,也应该毫不踌躇,回到劳动岗位,不但没有任何不光荣,恰恰相反,这才是劳动人民的光荣,而不愿意回到劳动岗位,这才是很大的不光荣。

  下放大批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参加基层工作,对改进和加强各方面的工作,对干部本身的锻炼,都有很大的意义。问题是对于下放的干部要作好思想的动员,作好具体的安排,使他们能够顺利地长时期地劳动和生活在农村、工厂、基层。从北京市的经验看来,绝大多数干部在经过思想动员以后,态度是积极的。许多人听到下放的消息之后,踊跃报名,争取第一批下乡;有些人由于工作需要没有批准,还再三请求批准。但是也有些同志因为认识不大清楚,或者不正确,下不了决心。例如有人嫌农村脏,怕农村生活苦,或者怕长期劳动没有“前途”,等等。对于这些思想问题,必须在原机关切实解决。为了作好思想工作,各单位的领导人员必须亲自找干部谈话,了解他们对参加生产劳动的认识,了解他们的困难,并且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北京市各机关经过这样细致的调查研究,下放干部的问题一般都得到了适当的解决。有的干部原来只想到工厂,不愿到农村,经过说服以后就表示:“让我到那里去,我都很高兴。我过去没有经过流血斗争,现在流点汗算什么!”

  我国的六分之五的人口在农村。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在优先发展重工业,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同时,必须用极大的力量建设农村,否则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充分证明了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必要,证明了那种醉心城市而轻视农村、轻视农民、轻视农业生产和农业劳动的观点是完全错误和十分可耻的。下放干部的大部分要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建设事业。按照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目标,我们要在十二年内使粮食、棉花和其他重要农作物的生产有巨大的增长,使农业生产逐步现代化,在这样的基础上,使五亿以上的农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大大提高。为了实现这个宏伟的计划,要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也要依靠城市和工业的支援。下放的干部就是城市支援农村的力量的一部分。当然,为了帮助农村的建设,必须无条件地放下“城里人”的架子,虚心地、刻苦地向农民学习,特别是向农村干部学习。我们希望一切到农村去的干部和青年热情地参加到农业劳动的大军中去,同农民群众同呼吸共甘苦,坚决战胜任何困难,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而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10月7日下午一时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各组组长会议。毛泽东讲话。他说:我们有两次革命。一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集中打倒国民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个体经济采取保护的方针,财产不动,只是在党内反资本主义思想。第二次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在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一九五三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到现在四年半,基本上改变了私有制。反映到八大文件上是肯定基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现在看,这也没有错。基本上解决,并不是说完全解决。所有制解决了,政治上、思想上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中农中有一部分人不服。八大没有完全看清楚。那时对阶级斗争强调得不够,因为他们表现服服帖帖。现在他们又造反,所以又要强调,青岛会议文件是一个补充。过渡时期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阶级斗争,十年、十五年以后还会有。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而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现在按青岛会议的文件去讲,但不要登报,不要广播。我们确有三大主义【指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现在大讲阶级矛盾是主要的,就容易把党内的三个主义都挂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账上。实际上不完全都是这个矛盾,还有领导与被领导、这一部分与那一部分、老工人与新工人、群众与官僚主义的矛盾。否则,只把主要矛盾集中到资产阶级与富裕中农身上,容易放松了对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阶级矛盾与敌我矛盾有区别。资产阶级同我们的矛盾,有对抗性的和非对抗性的两面。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富裕农民同我们的矛盾仍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是非对抗性的,但处理得不好也会转化成敌我矛盾。阶级矛盾,重要的是在同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三部分人民之间,有的不对抗,有的对抗。人民内部矛盾包括着阶级矛盾(因为资产阶级还有选举权)。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阶级矛盾不一定就是敌我矛盾。阶级矛盾内有敌我矛盾,但不是主要的,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总起来讲,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八大文件上只讲所有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没有讲人与人的关系。八大反映那时的情况,现在反映现在的情况。八大决议说,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将来还会有,因此这句话从长远讲也对,但现在看则不适当。现在我们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基本上还是适合的,现在我们经过价值法则来管理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是比较好的。但也有不完善的地方,如三个主义。为什么说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基本适合?如搞水利,不搞不能增产,但没有合作社,搞水利是搞不起来的。如搞工业,那么多项重点建设,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不行。印度第一个五年计划只发展了几十万吨钢,证明我们的社会制度是优越的。所以说,我们的社会制度基本上是适合的,但不是完全适合,与斯大林的提法不一样。八大决议的那句话是不适当的,但也没有坏处,它不妨碍生产,不妨碍反右派等。同时它也反映了一个要求,要求加强物质基础(和外国比较,我们是很落后),那句话并非专门从矛盾这个范畴来讲的。既没有害处,现在就不必去改它,否则引起麻烦和争论,将来再作适当的解释。要研究矛盾,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指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印发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关于中国革命在 全国胜利以后,中国尚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的一段话】、少奇同志在八大上的报告【指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印发的刘少奇八大政治报告中的两段话:(一)“我们要用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去武装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对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思想进行批判。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已经在这一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作,这一工作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胜利起了伟大的作用。但是大家知道,改造旧的思想意识比改造旧的生产关系更困难些,更需要时间。我们必须继续加强思想战线上的工作。在我们对于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进行批判的时候,我们对于旧时代有益于人民的文化遗产,必须谨慎地加以继承。”(二)“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近年来正在经历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刻变化。我们的任务是要继续和改进同他们的合作关系,使他们有充分的机会发挥能力和专长,并且进行进一步的自我改造。同过去一样,这种合作仍然是有团结又有斗争的。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阶级斗争仍然继续存在。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之间的斗争,还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进行这种斗争的主要方法是说服教育的方法,只是对于那些对社会主义采取敌对态度并且违抗国家法律的个别的人,才必须分别情况采取必要的强制改造方法。”】、八大决议【指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印发的中共八大对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关于中国国内主要矛盾问题的一段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对上海文章的批语【指《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毛泽东为《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文写的按语。见本书第 2 卷第 492 至 493 页】,可供你们参考。【毛泽东召集八届三中全会各组组长会议时的谈话纪要,1957年10月7日】

  毛泽东的这次谈话,主要谈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凡是涉及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继续革命的理论后来都被1981年的决议给否定了。当然,毛泽东的这次谈话也遭到了很多非议。那么,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我们是否真正看清了看懂了呢?

  他说:有两次革命。一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指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引者注】,第二次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指对工业、农业和工商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引者注】。“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一半,所有制问题解决了,但是上层建筑问题(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意识形态上)还没有解决。”

  “八大文件上是肯定基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现在看,这也没有错。【毛泽东在这里不是强调没有错的问题。从上下文来看,一是强调团结的大局,当时八大时大家没有看清楚,现在青岛会议文件是一个补充,是可以纠正的;二是为了整风的大局,不要因为强调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掩盖了党内整风,当前的问题整风是大局;三是指出八大决议关于主要矛盾是有问题的,告诉大家,“要使到会同志懂得,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要肯定这个提法是对的”。以此来否定八大决议关于主要矛盾的观点。——引者注】基本上解决,并不是说完全解决。所有制解决了,政治上思想上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中农中的一部分人不服,八大没有完全看清楚。……那时对阶级斗争强调得不够,因为他们表现服服贴贴;现在他们又造反,所以又要强调,青岛会议文件是一个补充。”要使到会同志懂得,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要肯定这个提法是对的,但报纸上不要发表,不要引起风波。而且现在大讲阶级矛盾是主要的,就容易把党内的三个主义【指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引者注】都挂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账上。要集中搞整风,否则只把主要矛盾集中到资产阶级与富裕中农身上,容易放松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他说:“阶级矛盾与敌我矛盾有区别。资产阶级同我们的矛盾,有对抗的和非对抗的两面。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富裕农民仍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是非对抗性的,但处理得不好也会转化成敌我矛盾。阶级矛盾,重要的是在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三部分人民中间,他们有的不对抗,有的对抗。”“人民内部矛盾包括着阶级矛盾(因为资产阶级还有选举权)。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阶级矛盾不一定就是敌我矛盾。……阶级矛盾内有敌我矛盾,但不是主要的,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后来有人说,毛泽东说阶级矛盾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容易发生阶级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混淆,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那么,请问既然阶级矛盾中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就应该按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去处理。大量的阶级矛盾都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了,又怎么会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呢?他们还说,人民内部矛盾大量的和主要的都不属于阶级矛盾的范围。那么又请问,现实的大量的社会矛盾,是不是因为阶级矛盾产生的呢?现实社会的阶级矛盾普遍存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可是不争的事实。

  10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经过大辩论整顿落后社》。

  经过大辩论整顿落后社

  (1957.10.08《人民日报》社论)

  落后社,有的地方叫做三类社,也有的叫做后进社。不论叫它什么名称,总之,说的是办得不好的一些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全国几十万个农业社里,这类社占的比例很小。毫无疑问,绝大多数农业社是办得很好或者较好的;不然,在去年曾经遭了大灾、今年仍有小灾的情况下,农业仍然连年增产,农村一直稳定繁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

  在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时间才过去不满两年,新生的农业社都还在经历着一个逐步巩固的过程。绝大部分农业社经过多次整顿,正在走着上坡路,欣欣向荣地往前发展;一小部分由于种种原因,却落后了、停滞了,甚至涣散了。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总是有比较先进的和比较落后的,这并不是什么怪事,而是一种正常的现象。领导者的重大责任之一,就是不断地推动和帮助落后的,赶上先进的。在这过程中,又会出现新的比较先进的和比较落后的。然后,再推动和帮助落后的前进。这样,社会就可以不断向前发展。不能用绝对固定的眼光看待落后社。落后社总是会有的,不过,各个时期它的含义会有所不同。目前的落后社不会永远都落后,问题是要看用什么方法来领导它们。

  目前的落后社是一些什么样的农业社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也有所不同。一般地说,这些社的生产是搞得不好的,减产了,或者较多的社员减少了收入,或者虽然没有减产却完不成粮食征购任务;社里的思想教育工作做得很差,社员和社干部的积极性不高,有相当一部分人忙着搞商业投机、粮食黑市、放高利贷等资本主义活动,比较多的人缺乏集体主义的思想觉悟;社的领导权落到了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手里,甚至落在一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手里,或者社干部力量比较薄弱而又受到社内外反动势力的围攻或侵蚀;由于缺乏经验,这些社的经营管理也比较混乱,或者思想片面,没有贯彻执行互利政策。这样,社里就时常有人哄闹,有些社员想退社或者已经退社。——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来,目前的落后社之所以落后,主要是因为在这些社里资本主义思想占着优势地位,甚至封建残余势力也还没有肃清。

  怎样才能改变这些农业社的局面呢?许多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有领导地大鸣大放,开展大辩论。首先要鸣放得彻底,然后才能争论得细致,才能解决思想上和工作中的许多问题,使落后社摆脱落后的状态。本报9月25日刊载的广东曲江县沙园社的经验,今天发表的吉林永吉县齐心社的经验,还有其他很多地方的经验,都以生动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决不应该害怕在落后社开展大辩论。落后社的底子本来就薄弱,大鸣大放之后,会不会垮台呢?落后社的邪气本来就比较大,大鸣大放之后,会不会更大呢?群众思想会不会因为大鸣大放而更加混乱?争不过人家、说不服人家怎么办?火烧到自己身上怎么办?这些顾虑是完全不必要的。

  无论何时何地,都应当对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正义性、对大多数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有充分的坚定的信心。沙园等社的事实证明,即使是落后社的社员在大鸣大放中间发表的意见,大多数也都是正确的、有利于各种问题的解决的;对于错误的意见,大多数社员都能鉴别。在大鸣大放期间,一部分资本主义思想浓厚的人确实会趾高气扬起来,一部分思想模糊的人确实会表现动摇或者悲观失望;可是,只要大辩论展开了,正气很快就会上升,邪气很快就会退缩。社会主义的基本队伍,正是在这样的斗争中,以空前的速度成长壮大起来。

  在落后社里,资本主义思想本来就比较突出;社员对于社办得不好本来就有意见。大鸣大放只不过是让大家把在高粱地里、在茶馆里议论的话,放到座谈会、小组会、辩论会上来讲;让干部们本来听不到的话和看不到的事情能够听到和看到,让过去在各种伪装掩盖下的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和他的活动显露出本来的面目。这有什么不好呢?让阴暗的角落受到阳光的照射,就不会再发霉了。霍县大泉社的坏分子不是曾经散布“社主任贪污”的谣言煽动社员闹事吗?摆到桌面上来谈,谣言立即烟消云散。如果社干部真是有毛病呢?更不应该怕。你越是遮遮掩掩,社员就越起疑心。最好是主动检讨、保证改正。让这样的“火”烧到自己身上,把身上的脏东西烧掉,又有什么不好?真金不怕火炼,越炼越纯。假金呢?本来就不能允许它以假充真。是真是假,群众终究是能看得分明的。

  当然要注意,在落后社开展大辩论,必须有坚强的领导。任何农业社的大辩论,都要有领导地进行;在落后社更要这样做。越落后的社,越要派比较强的工作组去。工作组到落后社以后,首先要解决党员和团员的思想问题,使基层干部、社干部了解全民整风的意义和步骤,解除顾虑,先在党内和团内大鸣大放大争,通过争论使党员和团员的思想基本上统一起来。在这个基础之上,进一步弄清楚党员团员的政治思想和阶级成分,以便培养积极分子,加强领导骨干,建立一支可靠的领导力量。这支领导力量,应该由党团员和贫农、下中农中的积极分子组成。同时要依靠基层党组织,对全村全社的阶级情况、思想动向作全面的了解和分析。落后社的特点之一就是缺乏强有力的社会主义的基本队伍。因此,需要特别注意在全村全社的大辩论展开之前,用相当大的力量培养积极分子,加强骨干力量。这一支起骨干作用的力量,基本上应该由党团员和贫农、下中农中的积极分子组成。

  一般地说,落后社还有一个特点: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都比较尖锐,而且是混杂在一起的;资本主义活动比较严重,社的工作缺点也比较多。在大鸣大放大争中,除了必须随时警惕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破坏活动以外,要注意把社员要求改进工作的意见同根本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言论区别开来,把一些因为不了解情况而产生的怀疑同恶意的攻击区别开来,把一般富裕中农的错误言行同地主、富农的反革命活动区别开来,用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方法对待他们。一方面,领导整风的干部应该注意这些区别;另一方面,也要注意教育群众懂得这些区别。落后社办得不好,原因很复杂;但是归结起来,不外是资本主义势力的破坏、社员觉悟不高、社干部的工作有错误和缺点这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我们不应该把这三方面的问题同社会主义制度混淆起来;其次,这三方面的问题也不可互相混淆。这样,才便于分清是非、解决问题。社员中的各种错误思想要用各种适应的方式批判,社干部工作上的错误和缺点也必须坚决改正。在大辩论的过程中,能改的要边整边改;大辩论结束以后,更要集中力量比较系统地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农业社工作的三个指示,把整社工作做好。

  应该把整顿落后社作为整社工作的重点。这不但是因为落后社特别需要大力整顿;而且也因为在整顿落后社的工作中可以取得最丰富的整社经验。落后社前进了,对一般的社也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希望每个县委书记都能到一个或几个落后社去,直接领导整社工作;这个工作做好了,对于改变整个农村的面貌有重大的意义。

  10月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政法战线上还有严重的斗争》。

  在政法战线上还有严重的斗争

  (1957.10.09《人民日报》社论)

  目前政法战线上反右派的斗争,虽然已经有巨大的收获,但是斗争的任务还是严重的。

  政法战线上的斗争本来是阶级斗争最尖锐最集中的部分。阶级的根本利益和阶级间的相互关系,都突出地表现在政治和法律上面。在目前过渡时期中,仍然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目前政法战线上的斗争恰恰是这种斗争的突出表现。

  人们知道,在国家没有消亡以前,任何阶级掌握政权都需要依靠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工具,问题是要看它们为谁服务。现在我国各级法院、检察、公安、司法等部门,作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机构的重要部分,它们的任务就在于维护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国家的安全,制裁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这些部门必须掌握在忠于劳动人民利益的坚定的革命干部手里,必须保持纯洁。这是不能动摇的原则。可是,目前在我们国家政权的这些要害部门中,却潜伏着不少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们利用人民的政法机关的某些职位,作为他们发动对无产阶级进攻的阵地。他们暗中勾结,许愿封官,准备赶走共产党员,另外搞一个“局面”。这是多么尖锐的斗争!

  这些右派分子,一般地虽然并没有占据政法部门的重要的领导工作岗位,但是他们却分布得相当深而且广,他们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流毒和实际的危害十分严重。在北京、广州等地都发现有的右派分子充当了地方人民法院的审判员,公然为反革命分子开脱罪责;有的对反革命罪犯采取重罪轻判的方法,使该判死刑的只判了很轻的徒刑。

  根据已经揭露出来的材料,这些右派分子大都是老于世故,在旧的反动政权机关中混了很久的人。他们懂得政法工作部门的重要性。他们当中有的曾经为反动统治阶级掌管了政权的要害部门。如果不是人民革命的胜利,他们决不肯放弃他们压迫人民的武器。现在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仍然要想尽一切办法,钻到我们人民民主政权的要害部门中来,伺隙窃取国家权力,作为他们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武器。

  的确,政法工作由谁来领导,是有关我们的国家政权的实质问题,是我们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政法战线上的右派分子向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和党的领导进行恶毒的攻击,这当然不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像他们所胡说的那样“没有法律”,而是因为我们的法律不合资产阶级右派的口味。我们社会主义的立法,在根本原则上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立法,正如南辕北辙,背道而驰。我们的立法处处要使“专政的武器”拿在劳动人民手里;要使“专政的锋芒”对准革命的敌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却一心只想将这种武器抢到他们手里,把“专政的锋芒”对着人民。这就是说,他们想实行“复辟”,他们要“变天”,要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变质。这难道是我们能够容忍的吗?

  但是我们的一部分政法工作人员却有严重的右倾思想。他们根本忽视了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以为阶级斗争已经停止了。有的人甚至宣扬“法律没有什么阶级性”的右派言论。他们有相当浓厚的旧法观点,长期地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策缺乏认真研究,对于大规模群众运动中的革命法制的经验没有虚心学习,分不清社会主义法制和资本主义法制的界限。他们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站不稳无产阶级的立场,有的逐渐地不知不觉地离开了这个立场,甚至投到与资产阶级右派相同的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立场上去。这些严重的右倾思想对于政法战线上的反右派斗争的深入开展有极大的妨碍。如果不改变这种情况,反右派斗争在政法战线上就不能彻底进行;而这个斗争如果不能彻底进行,政法工作部门今后整顿作风、改进工作等等一系列问题也就很难解决得好。目前情况和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为了把政法战线上的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取得全胜,应该把右派分子在政治法律方面同我们的根本分歧点都摆出来,展开全面的大辩论。

  现在政法战线上的右派分子,极力攻击我们党对于政法工作的领导,并且完全抹杀了八年来政法工作的成绩。这毫不奇怪,因为右派分子的立场同我们的立场是根本对立的。只要看政法界的右派分子公然主张“对反革命分子也要实行民主”,就可见他们的本来面目了。显然,他们所盼望的政治,是恢复封建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绝对自由、保护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政治;他们所需要的法律,是保护反革命分子为非作歹的法律。正是因为这样,右派分子对于我国人民的法制就表示极端的仇视,就企图根本否定人民立法的成绩。

  解放八年来,我们的国家制定了各种法律四千零七十二件。如果把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作为我国人民法制工作划时期的标志,那末,在这以前,就已经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根据这个纲领而制定的惩治反革命条例、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工会法、土地改革法、婚姻法等单行法规三千四百五十二件;在宪法公布以后,又按照宪法而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人民警察条例、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工厂安全卫生规程、劳动保护条例等单行法规六百二十件。我们有这许多法律,为什么右派说我们没有法?这是因为,右派所需要的法和我们所需要的法是根本不同的。他们要的是保护反革命的法,是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和反对社会主义的法;而我们的这些法规却充分体现了我国人民民主法制的基本精神,完全符合于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

  毫无疑义,我国人民的法制工作与过去任何时期的反动立法工作都有根本的不同。我们的法制是社会主义的法制。这只有在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实现。不管右派分子怎样攻击共产党的领导,要共产党“下台”,好让他们“上台”;但是,我国人民决不能允许他们再“上台”了。人民所拥护的正是右派分子所攻击的共产党的领导。因为只有共产党真正代表了我国人民的意志,按照实际的需要和可能的条件,适时地制定了各项法律条例,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

  右派分子为了抗拒我们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还提出了所谓“司法独立”、“审判独立”等口号,企图把司法系统同人民民主专政对立起来。他们说,如果不让司法独立就是违反宪法。其实,我国现行的司法审判等制度是完全符合宪法的;倒是右派分子要在我国搬用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所谓“三权分立”的做法,这才是真正的违反宪法。右派分子自以为只有他们懂得法律,他们自称“专家”,并且公然说,“现在谁够条件就由谁来干。”事实证明,他们除了死守住反人民的旧法观点以外,对于人民的法律根本无知。

  有的右派分子声称他并不企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而仅仅认为对于旧法学和旧法人员不应该“一棍子打死”。他们极力要为旧法“招魂”,并且企图使新法和旧法调和。但是两个根本对立的法制体系怎么能够捏在一起呢?我们对于反动的旧法的态度是决不能调和的。作为反动统治工具的旧法制,人民在伟大的革命行动中,在推翻反动统治的同时,已经把它“一棍子打死”了,这是完全应该的;只有旧法人员可以经过改造,适当地加以使用,这和旧法是不相干的。我们过去进行的司法改革,就是为了这样的目的。旧法人员只有在彻底地批判和否定自己的旧法思想之后,才有可能为人民的政治法律工作效力。

  我们共产党人对于政法工作是一贯重视的。因为我们了解,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的基础上,必然要有与这个基础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的上层建筑;而且,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又必定要积极地为它的基础服务。现在,我国人民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我们的政治法律工作应该发挥它的积极的能动的作用,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治法律制度,是我国工人阶级和其他一切劳动人民所必需的上层建筑。它同旧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不能并存,正如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经济基础不能并存一样。但是,我们现在的政治法律制度还经常受到旧法观点的攻击,这在实质上就是封建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右派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一种进攻。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政法战线上彻底地打败这个进攻。我们要使一切右派分子在政治上完全孤立和失败,在思想上完全解除武装。

  摆在政法工作部门的全体同志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场严重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不但要彻底地驳倒和斗倒政法战线的右派分子,而且要全面地树立和巩固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法制,使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获得充分的保障。

  同日上午八时,毛泽东阅山东莒南县厉家寨大山农业社争取丰收的报告【这个报告是中共莒南县委工作组 1957 年 4 月 29 日写的,同年 10 月 13 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英雄社战胜穷山恶水——记大山农业社建设山区的丰功伟绩》】后,批示:“此件值得一阅。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请同志们在今冬明春每县选一个好例寄给我,准备编一本书。请在一九五八年二月底以前直接寄我。要是经过考察无虚假内容的一个合作社的生动叙述。如蒙做到,十分感谢。此外,省、地、县三级的农业计划纲要,也请你们同时寄给我。尚未做好的,可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一日寄给我。”又批示:“此两件【指中共莒南县委工作组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批语】立即付印。本日下午三时三中全会开会时发给每人一份。请尚昆办。”

  同日,毛泽东阅中共浙江省委五月四日关于从发展农业生产看社会主义建设的协作问题的报告【中共浙江省委的报告说,上海局四月会议讨论经济问题的时候,我们 曾经提出“从农业生产看社会主义建设的协作问题”,现在遵照主席指 示,写成报告。报告指出,为了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必须解决工 业和农业、财政贸易和农业、文化教育和农业的相互配合、相互支援 的关系。报告强调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拥有国家范围的协作规模,如能使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等等方面的科学成果,集中应用 到实现农业发展纲要上来,农业的发展速度可以期望出现更高的增长】,写批语:“农、工、商、学四业必须协作,值得一阅。此件是我在华东五省一市【参加1957年4月杭州会议的是华东的4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 1市(上海)的负责人】一九五七年四月杭州会议上在听了浙江省委的口头报告之后,觉得很有意思,因此请他们写成书面给我。他们就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写成寄来了。”同日,中央办公厅将浙江省委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批语印发八届三中全会。

  同日下午,八届三中全会举行闭幕式。邓小平就整风运动、体制、农业问题和减少脱离生产人员等问题作总结发言。最后毛泽东讲话,要点如下:

  (一)这次会议的评价。这样的中央全会,实际是三级干部会,对于明确方针、交流经验、统一意志有好处。最好每年开一次这样的会议,因为我们这么一个大国,工作复杂得很。建议各省也开一次全省性的三级干部会或者四级干部会,把问题都扯清楚。(二)整风。湖北提出这样的口号: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广东采纳这个口号。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这表示决心。那末,还要不要加一个反右派,大大地反?那可以不加。因为反右派是上了轨道的。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我们党有个民主的传统,我们的民主传统今年是一个很大的发展。在这样的基础上,集中制就更加巩固了。(三)农业。四十条加以修改后,不久就可以发出去,请同志们在农村中很好地组织一次讨论。请你们注重抓紧搞一搞这个农业规划。省、地、县、区、乡、社都要搞农业规划。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书记动手,全党办社。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第一个高产的国家,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当然,还是要节制生育,我不是来奖励生育。请同志们摸一下农民用粮的底。要提倡勤俭持家,节约粮食,以便有积累。国家有积累,合作社有积累,家庭有积累,有了这三种积累,我们就富裕起来了。不然,统统吃光了,有什么富裕呀?中国人要有志气。我们应当教育全国城市、乡村的每一个人,要有远大的目标,有志气,要勤俭持家,作长远打算。我看,我们有个四五十年,事情就好办了。还有一个除四害,讲卫生。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我是很注意这四样东西的,我看还是要把这些东西灭掉,全国非常讲卫生。这是文化,要把这个文化大为提高。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也要公开教育。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我们要摸农业技术的底,搞农业不学技术不行了。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不行。十二年过去两年了,十年之内必须要精通工业、农业以及其他各业的技术和业务,把自己还有许多人都变成又红又专。在这十年内(科学规划也是十二年,还有十年),要完成这样的任务,就要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我们的党员同党外积极分子都要努力争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庞大的技术专家队伍。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小平同志讲了,当然是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在这个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四)两种方法。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过去革命,这种方法、那种方法,这种政策、那种政策,党内有过很多不同意见,结果我们采取了一种比较适合情况的政策。建设的方针也是可以这样,可以那样,我们也要采取比较适合情况的方针。苏联的建设经验,根本上是好的,苏联的经验比我们的完全。不学习苏联有很大损失,学习苏联有很大利益。在批评了教条主义之后,来强调学习苏联,所以就没有危险。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应该争取这个可能。(五)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们讲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观主义的多、快、好、省。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这个“ 四十条”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党委应当是促进委员会。可以临时组织促退委员会,因为某些东西实在跑得太快了,实在跑得不适合。至于总的方针,还是前进的。有些暂时的局部的促退正是为了促进。我看现在的这次会议,大家都是想要促进,没有一个讲要促退的。(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那末,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但是八大的决议并没有否定阶级斗争,并没有否定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民需要改造,它是分别在别的地方讲的。在写那一段的时候,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说是生产力现在落后,同人民要求先进,同人民的需要这个矛盾。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原因。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为什么没有提了?就是因为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到社会主义革命了。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也可以提了,没有提。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个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正如《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他要吹几级台风,那末好,我们就搞“防护林带”,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七)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学什么东西呢? 一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是技术科学,一个是自然科学,还有哲学、文学(主要是文艺理论),还有什么新闻学、教育学。这些学问都要懂得一点,我们要领导这些事情嘛!总而言之,学问很多,大体要稍微摸一下。要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10月9日】

  毛泽东谈到整风时,他肯定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认为这是群众的创造,是我们过去民主传统的一个很大的发展,要传下去。【现在,这样的民主传统没有能够继续传下去,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是有责任的。被某些人给忽悠了。大家一定还还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情境,对当时的所谓《历史决议》和改革,很多人是不服的。当时的领导人口中常说的一句流行语,叫“不换思想就换人”,是在这样的高压政策下强迫人们放弃这些民主传统和继续革命不断革命的思想的。现在,大多数人已经觉醒了。把共产党的好传统发扬光大是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引者注】关于农业,他特别强调农业发展纲要的重要性,重申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他说:“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现在,要着重宣传农业。”谈到建设的两种方法时,毛泽东说:“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他提出这个问题,是由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引起的。他又批评了反冒进,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委员会。他说要恢复这几样东西。毛泽东的提议得到了与会者的响应。【批评反冒进,就是反右倾。这是毛泽东少有的反右倾之一,在共产党的历史中,毛泽东多数时候是反左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地反左倾或反右倾的历史,也就是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引者注】全会重申了一九五六年中央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基本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修正草案)。最后,毛泽东再一次谈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三次会议,毛泽东反反复复地讲关于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述问题,可见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毛泽东在这三次会议上讲同一个问题,一次比一次更清楚,更明白,更准确。最后这一次更加肯定,使用了“毫无疑问”加以肯定。紧接着后面对这个问题作了分析和说明。——引者注】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指新中国的建立。——引者注】。那末,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在新中国的社会制度的建设上,无产阶级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不可调和的一对矛盾。这里的两种说法,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还有这里的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矛盾,说的都是同一回事,指的是同一对矛盾。——引者注】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但是八大的决议并没有否定阶级斗争,并没有否定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民需要改造,它是分别在别的地方讲的。在写那一段的时候,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说是生产力现在落后,同人民要求先进,同人民的需要这个矛盾。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原因。【毛泽东在这里强调他的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与八大决议的关系,他说,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但是八大的决议并没有否定阶级斗争,并没有否定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民需要改造。然后毛泽东说,八大有八大那个时候的原因。紧接着,毛泽东指出,关于这个主要矛盾的问题,实际上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已经明确地提出来了。当时的决议就曾经指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引者注】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为什么没有提了?就是因为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革命了。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也可以提了,没有提。我们干了革命,没有提,也没有害事。”

  毛泽东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在反右派斗争前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自八大以来,他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三月十二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回答人民内部斗争为主还是阶级斗争为主这个问题时,他虽然没有直截了当地回答,但意思还是人民内部斗争为主。这些,都是八大精神的继续和发展。但经过七、八、九三个月反右派运动以后,他在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变化,重新确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主要矛盾。三中全会期间,他先后三次讲这个问题,一次比一次肯定,一次比一次展开。

  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国史学会顾问沙健孙的《毛泽东与中共八大路线的制定和扩大党内民主》的文章里有这样一段叙述:毛泽东“在八大闭幕后不久,对八大决议中的一句话的提法是否妥当曾经表示过怀疑。这个提法是:我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条件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临时加进决议草案的提法,是由陈伯达和康生商量后,在大会闭幕式开始前一小时,由陈伯达、胡乔木一起去请示毛泽东的。陈伯达搬出列宁的《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篇文章的一句话作为依据,说明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毛泽东当时同意了。但在事后,他感到这个提法可能有问题。他说,列宁讲的是亚洲与欧洲比较,你们讲的是自己与自己比。尽管如此,后来他还是说过:‘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虽然这句话说的不够完善,但是得到了好处,并未发生毛病。’意思是,强调这个矛盾,无非是要求多搞一点生产力就是了,这并没有造成什么消极后果,所以他也并没有要求对这个提法正式作出修改。”沙健孙的的这个说法应该是基本符合事实的,与毛泽东讲话的事实是基本吻合的。只是最后一句话与事实有出入。当时毛泽东没有要求对这个提法马上修改是为了完成党内整风的大局暂时不要修改,要求在适当的时候作出正式修改。后来的事实是,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对这个提法做出了正式修改的决议。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不是凭空臆造的,也不是心血来潮、头脑发热的主观臆断,而是从社会实践中来的,是阶级斗争的现实反映,其认识过程是一步步深化的,是不断地总结、分析、研究、概括所得出的。从一九五六年九月份的八大过后的怀疑,到一九五七年十月的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从怀疑到“毫无疑问”的肯定的过程,再到一九五八年五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作出正式修改的决议,毛泽东本人有没有思想斗争,他和党内同志有没有意见分歧,这中间在承认和不承认这个主要矛盾的问题上是谁犯了左倾错误呢?那种认为自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矛盾了,可以一门心思搞建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人是不是犯了左倾错误呢?

  所以,后来的人们,包括所谓的历史决议对毛泽东的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社会主要矛盾观点和继续革命理论的否定是否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这么多年一直争论不休,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坚持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的人们认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是毛泽东发展马列主义的一个里程碑的贡献,而反对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人们则攻击为毛泽东的左倾错误加以全盘否定。

  毛泽东十月九日的讲话以《做革命的促进派 》为题发表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上,为了了解毛泽东真实思想的表达,下面全文录入作为本章(节)的结尾。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这样扩大的中央全会,有省委和地委的同志参加,实际是三级干部会,对于明确方针,交流经验,统一意志,有好处。

  这样的会,恐怕是有必要一年开一次。因为我们这么一个大国,工作复杂得很。去年这一年没有开,就吃亏,来了一个右倾。前年来了一个高涨,去年就来了一个松劲。当然,去年开“八大”了,也没有时间。再开这样的会议,可以掺少数县委书记和一些大城市的若干区委书记,比如再加百把人是可以的。我建议各省也开一次全省性的三级或者四级干部会议,掺一部分合作社的干部,把问题扯清楚。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讲一讲整风。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我们要有这样的决心。那末,还要不要加一个反右派,大大地反?可以不加。因为反右派是上了轨道的,有些地方已经结束了。现在的重点是基层的放,基层的改,就是县、区、乡三级的鸣放和整改。中央和省市一级,有些部门放还是要放,但重心是改的问题。

  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这种形式,在过去是不能出现的。因为过去是打仗,五大运动[指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肃清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五大运动],三大改造,这样从容辩论的形式不能产生。那个时候,从容辩论,摆事实,讲道理,搞它一年,不许可。现在许可了。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左派不仅同中间派一道鸣放辩论,而且完全公开地同右派一道鸣放辩论,在农村里头同地主、富农一道鸣放辩论。公开登报,不怕出“丑”,什么“党天下”呀,什么“共产党要让位”呀,“下轿”呀。刚刚“上轿”,右派要我们“下轿”。这种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

  我们党有民主的传统。没有民主的传统,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延安整风的时候,写笔记,自己反省,互相帮助,七、八个人一个小组,搞了几个月。我接触的人都感谢那一次整风,说改变主观主义就是那一次开始。土地改革的时候,有事同群众一道商量,打通思想。我们军队里头,连长给战士们盖被子,同战士很平等地友谊地谈话。延安整风,土地改革,军队里头的民主生活,还有“三查三整”[三查、三整,是中国共产党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结合土地改革所进行的整党整军的一个重要运动。三查,在地方上是指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在部队中是指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是指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后头的“三反”“五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等,这中间都有丰富的民主形式。但是,这样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然后还要搞和风细雨,商量,启发,这种形式只有现在这个时候才能产生。找到了这种形式,对于我们的事业会有很大的好处,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所谓命令主义,就是打人骂人,强迫执行),领导干部同群众打成一片,就容易做到了。

  我们的民主传统今年是一个很大的发展,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在这样的民主基础上,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巩固了集中制,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要靠广大的同盟军,单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不行。中国无产阶级数量少,只有一千多万人,它要靠几亿人口的贫农、下中农、城市贫民、贫苦的手工业者和革命知识分子,才能实行专政,不然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发动了他们的积极性,无产阶级专政就巩固起来了。

  第三点,农业。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已经作了修改,不久就可以发出去。请同志们在农村中很好地组织一次辩论、讨论。我问了一些同志,地区一级要不要作农业计划?他们说也要作。区一级要不要作?说也要作。乡要不要作?说也要作。社也要作。那末,就有这么几级:一个省,一个地,一个县,一个区,一个乡,一个社,六级。请你们注重抓紧搞一搞这个农业规划。规划、计划是一回事,讲成了习惯,就叫规划也好。要坚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好象去年下半年就不是全党办社了,书记不大动手了。今年,我们要坚持这样搞。

  规划究竟什么时候可以作好?我问了一些同志,有些地方已经作好了,有些地方还没有完全作好。现在着重的是省、地、县这三级,是不是在今冬或者明春可以作好?如果作不好,明年这一年总要作好,而且六级都要作好。因为我们有几年经验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差不多作好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省的规划和其他各级的规划,都要拿到农村去讨论。但是,七个规划一起讨论太多了,还是要分期分批拿到群众中去鸣放、辩论。这是讲长远规划。作了,将来不适合怎么办?再有几年经验,还要修改的。比如“四十条”,过几年还要修改。不可能不改。我看大概是三年一小改,五年一大改。有一个规划总比没有好。一共十二年,过去了两年,只有十年了,再不抓紧,“四十条”中规定的三种地区分别达到亩产粮食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计划指标,就有落空的危险。抓紧是可能完成的。

  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第一个高产的国家。有的县现在已经是亩产千斤了,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两千斤行不行呀?将来是不是黄河以北亩产八百斤,淮河以北亩产一千斤,淮河以南亩产两千斤?到二十一世纪初达到这个指标,还有几十年,也许不要那么多时间。我们靠精耕细作吃饭,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我看一个人平均三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尽够吃。当然,还是要节制生育,我不是来奖励生育。

  请同志们摸一下农民用粮的底。要提倡勤俭持家,节约粮食,以便有积累。国家有积累,合作社有积累,家庭有积累,有了这三种积累,我们就富裕起来了。不然,统统吃光了,有什么富裕呀?

  今年,凡是丰收的地方,没有受灾的地方,应当提高一点积累。以丰补歉,很有必要。有的省的合作社,除公积金(百分之五)、公益金(百分之五)、管理费以外,生产费占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其中基本建设费用又占生产费的百分之二十。我跟别的省的同志商量,他们说基本建设费用恐怕多了一点。我今天跟你们谈的,都是建议性质,可行则行,不可行则不行,而且各省各县不要一律,你们去研究一下。合作社的管理费,过去有些地方占的比例太大,应当缩小到百分之一。所谓管理费,就是合作社干部的补贴和办公费。要缩小管理费,增加农田基本建设费用。

  中国人要有志气。我们应当教育全国城市、乡村的每一个人,要有远大的目标,有志气。大吃、大喝,统统吃光、喝光,算不算一种志气呢?这不算什么志气。要勤俭持家,作长远打算。什么红白喜事,讨媳妇,死了人,大办其酒席,实在可以不必。应当在这些地方节省,不要浪费。这是改革旧习惯。把这个习惯改过来,要通过大鸣大放,也许是小鸣小放,争一番。还有赌博,这样的问题过去是没有法子禁止的,只有大鸣大放,经过辩论,才能改过来。我看,改革旧习惯也要列入规划。

  还有一个除四害,讲卫生。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这四样东西,我是很注意的。只有十年了,可不可以就在今年准备一二下,动员一下,明年春季就来搞?因为苍蝇就是那个时候出世。我看还是要把这些东西灭掉,全国非常讲卫生。这是文化,要把这个文化大为提高。要来个竞赛,硬是要把这些东西灭掉,人人清洁卫生。各省也可以参差不齐,各县也可以参差不齐,将来横直看那个是英雄。中国要变成四无国;一无老鼠,二无麻雀,三无苍蝇,四无蚊子。

  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

  还有综合计划问题。刚才我讲的是农业计划,还有工业计划,商业计划,文教计划。工、农、商、学的综合计划,完全有必要,兜起来互相配合。

  种试验田的经验,值得普遍推广。县、区、乡和合作社的领导干部,都搞那么一小块田,试验能不能达到高产,用什么方法达到高产。

  我们要摸农业技术的底。搞农业不学技术不行了。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的同志,无论搞工业的,搞农业的,搞商业的,搞文教的,都要学一点技术和业务。我看也要搞一个十年规划。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是错误的。因为那种人实在想白下去,后红不过是一句空话。现在,有些干部红也不红了,是富农思想了。有一些人是白的,比如党内的右派,政治上是白的,技术上又不专。有一些人是灰色的,还有一些人是桃红色的。真正大红,象我们的五星红旗那样的红,那是左派。但是单有红还不行,还要懂得业务,懂得技术。现在有许多干部就是一个红,就不专,不懂业务,不懂技术。右派说我们不能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们驳右派说,我们能领导。我们能者是政治上能。至于技术,我们有许多还不懂,但那个技术是可以学懂的。

  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我们要在这十年内(科学规划也是十二年,还有十年),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我们的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都要努力争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各级特别是省、地、县这三级要有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计划,不然,时间过去了,人还没有培养出来。中国有句古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树人,减少九十年,十年树人。十年树木是不对的,在南方要二十五年,在北方要更多的时间。十年树人倒是可以的。我们已经过了八年,加上十年,是十八年,估计可能基本上造成工人阶级的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专家队伍。十年以后就扩大这个队伍,提高这个队伍。

  讲到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当然,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但是在这个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现在,要着重宣传农业。这个问题小平同志也讲了。

  第四点,两种方法。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比如修铁路,选线路要有几种方案,在几条线路里头选一条。可以有几种方法来比较,至少有两种方法来比较。比如,大鸣大放,还是小鸣小放?要大字报,还是不要大字报?这两种方法究竟那一种好?这种问题可多啦,就是放不开。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一个都放不开,没有一个爽爽快快放开的。因为这是放火烧身的问题呀!要放开,需要有充分的说服,而且要有一种相当的压力,就是公开号召,开许多会,将起军来,“逼上梁山”。过去革命,这种方法,那种方法,这种政策,那种政策,党内有过很多不同意见,结果我们采取了一种比较适合情况的政策,所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比较从前那几个时期都进步。建设的方针也是可以这样,可以那样,我们也要采取比较适合情况的方针。

  苏联的建设经验是比较完全的。所谓完全,就是包括犯错误。不犯错误,那就不算完全。学习苏联,并不是所有事情都硬搬,教条主义就是硬搬。我们是在批评了教条主义之后来提倡学习苏联的,所以没有危险。延安整风以后,“七大”以后,我们强调学习苏联,这对我们是不吃亏的,是有利的。在革命这方面,我们是有经验的。在建设这方面,我们刚开始,只有八年。我们建设的成绩是主要的,但不是没有错误。错误将来还要犯,希望少犯一点。我们学习苏联,要包括研究它的错误。研究了它错误的那一方面,就可以少走弯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比如钢的产量,我们可不可以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达到两千万吨?经过努力,是可能的。那就要多开小钢厂。我看那个年产三、五万吨的钢厂,七、八万吨的钢厂要多开,很有用处。再有中等的,三、四十万吨的钢厂,也要开。

  第五点,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那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本来,好、省是限制多、快的。好者,就是质量好;省者,就是少用钱;多者,就是多办事;快者,也是多办事。这个口号本身就限制了它自己,因为有好、省,既要质量好,又要少用钱,那个不切实际的多,不切实际的快,就不可能了。我高兴的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有个把同志讲到这个问题。还有,在报纸上我也看见那么一篇文章,提到这个问题。我们讲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观主义的多、快、好、省。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有没有可能?请大家研究一下。

  还扫掉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

  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谈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而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我看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如果大家说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要促退,我也没有办法。但是,从这次会议看,大家都是想要促进,没有一篇演说是讲要促退的。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同盟。至于某些东西实在跑得快了,实在跑得不适合,可以有暂时的、局部的促退,就是要让一步,缓一步。但是,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

  第六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那末,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注:这段话与原始记录有出入。当时毛泽东是这样讲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锋芒是对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的制度,就是合作化,主要矛盾是这个东西,就是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社会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东西。但是八大的决议并没有否定阶级斗争,并没有否定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民需要改造,它是分别在别的地方讲的。在写那一段的时候,讲主要矛盾是先进同落后的矛盾,说是生产力现在落后,同人民要求先进,人民的需要这个矛盾。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原因。我们在二中全会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国外是帝国主义同我们(的矛盾棗编者)以来,后头为什么没有提了?就是因为事实上在那里做了,因为革命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革命了。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干的就是这件事,也可以提了,没有提,我们干了革命,没有提,也没有害事。”(《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没有公开提,但是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三大改造是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已基本完成。这是尖锐的阶级斗争。

  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我们缓和一下,他进攻,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正象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见西汉韩婴《韩诗外传·卷九》]。他要吹风嘛!他要吹几级台风。那末好,我们就搞“防护林带”。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

  整风有两个任务:一个任务是反右派,包括反资产阶级思想;一个任务是整改,整改里头也包含两条路线斗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党内存在这三个东西,这个账要挂在资产阶级身上。一两百年以后,还可不可以挂呢?那个时候恐怕不好挂了。那个时候有没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还是有的,那就挂在落后账上。社会上总有左、中、右,总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那时你犯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那你就是落后。

  整风运动要搞到明年五月一日,还有这么多时间。五月一日以后,是不是又要缓和一下呢?我看又要缓和一下。缓和是不是叫右倾呢?我看不叫右倾。好比开会,尽开,白天开,晚上也开,一连开它半年,我看很多人就不见了。所以,工作要按照情况,有时候紧张,有时候缓和。去年,我们取得那么大的胜利,人家服服帖帖,敲锣打鼓,你不缓和一下,那个时候难得说,理由不充分。我们说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并没有说完全解决了。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所以不是原则的让步,而是情况需要缓和一下。

  我看整风搞到明年五月一日,下半年就不再搞了。农村里头明年下半年是不是再搞一次,辩论一次,看那个时候需要不需要,明年再议。后年是要搞一次的。假使我们后年也不搞,几年不搞,那些老右派,新右派,现在出来的右派,又要蠢蠢欲动;还有些中右分子,中间派,甚至于有些左派会要变。世界上有那么怪的人,只要你松松劲,松那么相当的时间,右倾情绪就要起来,不好的议论,右派言论都要来的。我们军队里头要经常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只要你空几个月不搞,就松松散散了。一年要鼓几次气。新兵来了,要进行教育。就是老兵,老干部,只要你不整风,他的思想也要起变化。

  这里顺便说一点我们同苏联的不同意见。首先,在斯大林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有矛盾。他把斯大林搞得那么不象样子,我们不赞成。因为搞得那么丑嘛!这就不是你一国的事,这是各国的事。我们天安门前挂斯大林像,是符合全世界劳动人民愿望的,表示了我们同赫鲁晓夫的基本分歧。斯大林本身,你也要给他三七开嘛!斯大林的成绩算它七分,错误算它三分。这也未必见得准确,错误也许只有两分,也许只有一分,也许还稍微多一点。总而言之,斯大林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这一点,我们同赫鲁晓夫有不同意见。

  还有和平过渡的问题,我们同赫鲁晓夫他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认为,无论那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要有两条:第一条,和平;第二条,战争。第一条,共产党向统治阶级要求和平转变,学列宁在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间那个时候所提的口号。我们也向蒋介石提过谈判和平的问题。这个口号,在资产阶级面前,在敌人面前,是防御的口号,表示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便于我们争取群众。这是个主动的口号,是个策略性质的口号。但是,资产阶级决不会自动地交出政权,它要使用暴力。那末,第二条,你要打,你打了第一枪,我只好打。武装夺取政权,这是战略口号。你说一定是和平过渡,那跟社会党就没有差别。日本社会党就是这样,它只有一条,就是永远不搞暴力。全世界的社会党都是这样。无产阶级政党一般地还是要有两条:君子动口不动手,第一条;第二条,小人要动手,老子也动手。这样的提法,就没有弊病,都管到了。不然,就不行。现在有些国家的党,比如英国共产党,就是只提和平过渡的口号。我们跟英国党的领导人谈,老是谈不通。他们当然骄傲了,他说和平过渡怎么是你赫鲁晓夫提的?我早已经提了!

  此外,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苏联同志不理解。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范围的、人民内部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革命不在内。当然,人民内部可以分化,一部分变为敌人。比如右派,过去是人民,现在这些人,我看是三分之一的人民,三分之二的反革命。是不是剥夺他们的选举权?除开个别的要法办、劳改,那要剥夺选举权外,一般的以不剥夺为好。有的人还可以让他当政协委员,横直政协搞个千把人都可以。右派,形式上还在人民内部,但实际上是敌人。我们公开宣布,他们是敌人,我们同他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总之,不合乎六条标准嘛!这是毒草。人民内部不管那一天总要出一点毒草的。

  最后一点,我们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下苦功,三个字,一个叫下,一个叫苦,一个叫功,一定要振作精神,下苦功。我们现在许多同志不下苦功,有些同志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打纸牌、打麻将、跳舞这些方面,我看不好。应当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学什么东西呢?一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是技术科学,一个是自然科学。还有文学,主要是文艺理论,领导干部必须懂得一点。还有什么新闻学、教育学,这些学问也要懂得一点。总而言之,学问很多,大体要稍微摸一下。因为我们要领导这些事情嘛!我们这些人叫什么家呀?叫政治家。不懂这些东西,不去领导,怎么行呢?每个省都有报纸,过去是不抓的,都有文艺刊物、文艺团体,过去也是不抓的,还有统一战线、民主党派,是不抓的,教育也是不抓的。这些东西都不抓,结果,好,就是这些方面造反。而只要一抓,几个月情况就变了。罗隆基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怎么能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他这个话不对。他说他是小资产阶级,其实他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是要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有一批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头一个就是马克思,再就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再就是我们这些人,还有许多人。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它要领导全世界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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