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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短的发言,革命道路的宣示

2019-06-17 11:14:19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郑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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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少年时期离家求学,写下了“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的诗句,表明了他胸怀天下、奋斗终身的壮志。他到湖南第一师范读书后,为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接触了当时国内流传的各种资产阶思想和主义。1918年后,他两次到北京,结识了陈独秀、李大钊,受到他们的教育和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回湖南后,办《湘江评论》,宣传革命思想,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到上海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了革命的征程。

  毛泽东于参加建党大会之前的1921年元旦,在长沙新民学会会员大会上发言(《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言简意深,不到五百字,表明了鲜明的观点。他说:“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主张改良。”他批判改良主义“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他认为“中国问题本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予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他批判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恐怕永远都做不到。”而“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毛泽东说的“改造”就是“革命”,就是推翻旧制度。他开宗明义主张“改造中国与世界”,走共产主义革命、俄国方式的道路,把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革命与世界革命联系起来,包含着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思想。从此,他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各个阶段,都联系实际,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和反对责难,为实现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和最高纲领而奋斗。

  1937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确定了“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总任务。”他说共产党在现阶段同意并实行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但是“党有自己的政治经济纲领,其最高纲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和三民主义有区别的。”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他统览世界局势,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中国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已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1945年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说,“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争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

  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产党二十八周年的文章中更加明白宣示:“要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阶级。”毛泽东赞同“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劳农主义”、“阶级专政”;在从事革命活动中, 重视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阶级斗争,依靠最进步、最革命的工人阶级和最广大的农民同盟军,解决改造中国的问题。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党内反对右倾和左倾的斗争中,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理有据,正人视听。在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集团的斗争中,在不同时期和地区的土地改革等革命运动中,毛泽东的许多讲话和文章,对依靠谁、打倒谁、团结谁,作了科学的、详尽的阶级分析,制定了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从而教育全党少犯错误,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国际关系方面,对联合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也及时进行具体的分析,制定了相应的政策。

  1952年,毛泽东在党内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于1954年载入宪法。过渡时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施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对个体农民和个体手工业者采用引导和组织合作社的方法,进一步发展为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

  过渡时期总路线要解决所有制问题,必然产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毛泽东说有些党员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对党内产生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了有说服力的分析和批评。例如“确立新民主义社会秩序”,“确保私有”,“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反对“统购统销”,不加限制的“四大自由”(雇工、贸易、借贷、租地),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思想等等。1956年11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醒党的干部:“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的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重申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断,并且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毛泽东十分重视吸收和教育知识分子的工作,他从新、旧知识分子的阶级出身、社会地位、思想作风各方面进行阶级分析,劝导知识分子一定要与工农相结合,向工农学习,以无产阶级的立场和世界观改造自己,更好地为人民服务。1957年10月,他在党的八大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任务:“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我们的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都要努力争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毛泽东主张走俄式暴力革命的道路,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改造中国与世界。他在革命实践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为中国革命提供了胜利的武器。 1927年,中共中央举行紧急的“八七会议”,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提出了“农民要革命”和“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重要论断。(《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23页)人所共知,毛泽东领导共产党掌握了武装斗争和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决策,取得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和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构想。他统览世界局势,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中国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已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现时代的中国革命,“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即国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此,“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不是可以消弱而是必须强化。”接着又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他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1956年,国际上发生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波、匈事件和一股反共逆流,国内也出现一些阶级斗争的波动。之后,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再次谈到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社会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凡属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对敌人来说就是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说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正确划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团结全国人民、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是十分必要的,是正确的理论指导。

  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并有所发展,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奋斗终生。联系当今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值得人们深思和研究。

  2019-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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