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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恶吹捧溢美之词——感受毛泽东品格之“真”

2019-11-25 09:50:15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林之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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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巨大贡献使他赢得了广泛的敬仰和赞誉。毛泽东本人是怎么看待人们的赞扬又是怎么看待自己的呢?

  《毛泽东年谱》里记载了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长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的一次谈话,读了以后觉得很值得仔细回味。

  会谈是在1956年3月14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王稼祥等参加会见。

  长征问:“《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什么时候可以出版?”

  毛泽东说:“因为我怠工,所以拖延了。出版之前想把过去的东西再看一遍,但总懒得看。对已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如《实践论》就是比较满意的,《矛盾论》就并不很满意。《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个阶段、后二十年是一个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

  艾地说:“印尼有许多同志认为毛主席思想成熟,写文章一定是一气呵成,不必修改。”

  毛泽东说:“那样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的头脑、思想反映客观实际,谁都不可能无论什么时候一下子就反映得完全正确,无遗无误。客观实际是错综复杂,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头脑、思想对客观实际的反映,是一个由不完全到更完全、不很明确到更明确、不深入到更深入的发展变化过程,同时还要随着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写《新民主主义论》时,许多东西在起初是不明确的,在写的过程中才逐渐明确起来,而且经过反复修改,才把意思表达得比较准确。过去写的文章很多现在并不满意。迷信是不好的。你们听我们的意见要分析,要从你们本国的实际出发。我们对中国国内问题的意见还不都是一点错也没有的,何况用来处理外国的事。现在传播的关于我的故事,有些并不符合实际,是不可信的。例如:香港有一家报纸说,我曾在一个深夜到离延安四十里地的地方去看一个伤兵,因为他说他死前一定要见一见毛主席。但并没有这回事。伤兵是看过的,但就在延安,而且在白天。并不是应一个快断气的伤兵的要求而赶去看他。还有一篇故事说我八岁就不相信神,成为一个唯物论者。但当时我还是相信神的,后来又曾经是唯心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那篇文章说的话不符合实际。那也是一种迷信,那样是不好的。”

  读着这些对话,就像听到毛泽东在我们面前娓娓而谈,坦诚而自然。在讲到对自己的评价时,有满意有不满意,实事求是,毫不做作,既不是故作谦虚,也没有一丝一毫的自我吹嘘。你看,香港报纸说他如何如何亲民爱兵,又是如何如何一贯地英明正确,这在有些人求之不得的事情,毛泽东非但不是欣然接受,反而不高兴地说是“不符合实际。那也是一种迷信,那样是不好的。”

  有人把中苏两党的分歧和争论解释为与苏共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霸主地位”,可是,就在这个会见中,面对着当时正处于革命高潮、在国际共运中有相当影响的两个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反复谈的,不是自己的功绩和胜利,而是自己的不足和缺点。按理说,1956年正是毛泽东在世界上特别是国际共运中处于极高威望的时候:在朝鲜战场上挫败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同时,新中国在外国列强封锁的困难条件下取得了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飞速发展的重大成就,在一个有几亿农民及数千年小农经济的落后国家里顺利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堪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创举。毛泽东完全有自傲的理由,可是他没有。他诚恳地告诫兄弟党:“迷信是不好的。你们听我们的意见要分析,要从你们本国的实际出发。我们对中国国内问题的意见还不都是一点错也没有的,何况用来处理外国的事。”这里没有一点以胜利者、成功者、指导者自居,居高临下,指手画脚的味道,完全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对于被人们誉为“雄文四卷”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自己从来没有完全满意过。上述谈话中他讲到“对已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如《实践论》就是比较满意的,《矛盾论》就并不很满意。” 1965年1月23日,在听取余秋里汇报工作中讲到要学习毛主席著作时,毛泽东又说:“我的那些东西还有用?那些是历史资料了,只能参考参考。”“我只有一篇好的—《实践论》,还有点用。”两次讲话时间跨度近十年,毛泽东讲了同样的意思,无论面对的是外国政要还是下属,可见是他一贯的真实想法,并不是一时的自谦之词。客观地说,毛泽东的这些著作在指导中国的革命事业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人们对这些著作的高度评价是完全符合事实的,但毛泽东真诚地认为创造历史的是人民大众的革命实践,而他只是做了对这些革命实践的总结工作,这正是贯穿于《实践论》这篇他自己最满意的文章的基本思想。毛泽东也不赞成人们把他的著作看作可以用来对未来问题包治百病的教条,而是希望人们以此为“参考”,在新的革命实践中继续探索真理。

  翻看《毛泽东年谱》,随手可见毛泽东反对突出个人、将个人置于全党之上,特别是反对突出他本人的论述、指示或批示,许多批示的原始档案就存在《中央档案馆》里,其中用词十分严肃,对违反者还要“通报批评”。前面所引用的毛泽东与兄弟党领导人的讲话,是他这种一贯态度的自然表露。

  众所周知,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了对毛泽东个人进行无原则吹捧以至神化的情况而使原本出于广大人民真诚爱戴的赞扬变了味。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其实是非常不满、深感不安的。毛泽东在他那个有名的滴水洞里写的信(1966年7月8日)中袒露了心迹:他不赞成这种做法,而且意识到这样做的结果只会“吹得越高,跌得越重”,对他个人的声誉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损害;但是,出于 “为了打鬼,借助钟馗” 的善意理解,更为了避免给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泼冷水,他以一种“被迫上梁山”和“准备跌得粉碎”的心理状态,违心地暂时宽容了这种现象。然而一有机会毛泽东就加以纠正。不到一个月后的7月25日,毛泽东给陶铸、张平化的一个批语中就说:“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之后,他又多次用“讨嫌”一词表示对那些吹捧之词的反感,越来越态度鲜明地加以反对。1969年5月毛泽东外巡时住武汉东湖宾馆,看到从走廊到客厅、书房、卧室,到处都张贴着他的画像和语录,他立刻要工作人员将这些统统摘下。在东湖宾馆观看中共“九大”纪录影片时,银幕上多次出现他本人的镜头和代表们长时间欢呼的场面,毛泽东生气地站起来中途退场,并且说:“我的镜头太多了,没什么意思。‘四个伟大’,太讨厌了。” 1970年一次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毛泽东一下车,看见北门上挂着他的画像,就发脾气,“统统摘下来!不摘下来,我就再也不进大会堂。”进入北大厅,看到原来挂画的地方,都挂上了毛主席语录,又生气了,说:“我那几句话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到处写,到处挂,讨嫌!”随即指示周恩来:“叫人统统摘下来。”在1971年8月与华国锋等人的谈话中,毛泽东说:“什么英明、伟大呀!英明领导啊!其实我算什么英明领导,一说英明领导,我就不寒而栗。”在这里,毛泽东用了“不寒而栗”这个词来形容其感受,可见他对那些吹捧溢美之词厌恶程度之深!

  毛泽东厌恶吹捧溢美之词,源于他性格中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以一种客观求真的态度看待自己,一是以“真我”出现在众人之前。

  毛泽东说;“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交以后,我亦往往如此。”毛泽东就是这么做的,他不仅时时要求自己要“有自知之明”,而且也经常以此告诫自己亲近的人。所谓“自知之明”,就是对自己有一个客观、正确的认识。他不止一次地向别人坦陈自己的思想变化和成长过程,他说,他小时候信过佛,也接受过孔夫子的教育,后来又接受过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开始并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是十月革命后经过反复比较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在说这些事的时候,非常坦率,毫不隐讳。他想说明的是,自己并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圣人,而是一个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普通人。他的这种坦率,真诚,敞开胸怀,实事求是,使人一下子就近乎透明地感受到他的那颗赤诚之心。

  不图虚名,显现真我,是毛泽东非常鲜明的个性。在日常生活中,他以保持农民习气为荣,不在乎别人议论“土包子”,鄙视故作风雅,矫揉造作的做派;在政治斗争中,他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在激辩时会拍案而起,怒发冲冠,不在乎别人议论没有“雅量”,更不喜欢四平八稳的“中庸之道”。他写文章,不要秘书代劳,直接从心底里把思想化作文字,把自己的心扉袒露给读者,加上他语言表达能力的深厚功底和他特有的语言风格,融合着他灼热的情感,使得他的讲话或文章具有极大的感染力。就连他的诗词,也会用上一般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不须放屁”之语,只是为了畅快淋漓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他的“真”渗透于人生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角落。许多评论文章都注意到了毛泽东的“真”,称之为毛泽东特有的气质,而最能感受到这一点的当然是与他日夜相处的身边人。近年来他的卫士,护士及其它工作人员陆续发表了不少回忆录,毛泽东的“真”是这些回忆录内容的共同特点。其中,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讲到的他看《白蛇传》那场戏的情景把他的这个性格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尽管此事已为大家所知,但其中的细节仍然值得回味。当看到许仙与白娘子在法海的压迫下生离死别这一幕时,“他的鼻翼开始翕动,泪水在眼圈里悄悄累积凝聚,变成大颗大颗的泪珠,转啊转,扑簌簌,顺脸颊滚落,砸在胸襟上。”随后,“泪水已经不是一颗颗往下落,而是一道一道往下流。鼻子壅塞了,呼吸受阻,嘶嘶有声”,“终于忘乎所以地哭出了声。那是一种颤抖的抽泣声”。而当看到白娘子被法海镇压到雷锋塔下时,他“愤怒地拍‘案’而起。他的大手拍在沙发扶手上,一下子立起身” ,竟然忘了坐下时松开的裤腰带,以致“在他立起身那一刻,裤子一下子脱落下来,一直落到脚面”。这是在大众之中啊!是在他许多下属官员面前啊!他的卫士为他这种有失“领袖风度”的表现感到十分着急,可毛泽东根本不在意这一切,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情感,尤其不掩饰对压迫者势不两立的仇恨和对被压迫者心心相连的同情。谢幕时,毛泽东特别热情地“用两只手同‘青蛇’握手”表达了他对“青蛇”敢于同压迫势力作斗争的高度赞赏,却“没有理睬那个倒楣的老和尚‘法海’”。毛泽东,就是这样以不加修饰、朴实无华的真我出现于众人之前。

  毛泽东的“求真”,用更严谨的语言来表达,就是“追求真理”。毛泽东说:“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而这样做又是在一个更高的原则指导下的,那就是他所说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从来不刻意去做一个“谦谦君子”,也很不赞成脱离革命斗争的个人修身养性。基于对自己所追求的革命理想正义性的坚定自信,他在坚持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时总是表现出毫不妥协的坚决态度。当有人颂扬他“伟大谦虚”时,他很反感地说,“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的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只要他认定是对的事,就敢于坚持,即使孤立也不怕。他把这种态度叫做“反潮流”。历史反复证明,正是毛泽东这种坚持真理的态度,多次在危急关头力排众议,力挽狂澜,挽救了党和革命事业。

  尽管毛泽东对于自己看准了的事情上总是执着坚持,但这绝不意味着当实践证明有误时仍然固执己见,相反,毛泽东总是在他的团队里较早发现问题,提出纠正,而且敢于承担责任,做自我批评。在已披露的档案材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多次自我批评。例如,1960年6月毛泽东写出《十年总结》,就是为着总结一九五六年以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其中处处可见毛泽东本人的反思和自我批评。他说:“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就这个问题,毛泽东还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现在搞了那么多年,指标老是提得那么高,就是相信下面的那个统计数字,累计起来打一个折扣就觉得可靠了。所谓片面思想,就是孤立起来看问题,就是形而上学。这里也讲一点我自己,我本人深刻感觉,我总要找点机会讲一讲。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万吨钢,不是发疯吗?”毛泽东把自己大跃进时的急于求成的情绪批为“发疯”,这是不留情面的自责。客观地说,大跃进时期的头脑发热是全党特别是高层共有的问题,并非毛泽东一个人的过错,尤其是一些部门的负责人给毛泽东提供了虚假的统计数字,直接导致判断失误以致决策错误,但又有几个人像毛泽东那样认真地作自我批评呢?就在这个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还特地表扬了周恩来:“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毛泽东曾经指责过周恩来的“反冒进”,这个讲话也是对此事所作的自我批评。毛泽东不仅在党内作自我批评,就是在与群众交谈中也不隐讳自己的过失。1961年7月同来北京的湖南乡亲文涧泉和赵迎谈话,在详细询问家乡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后心情沉重地说:“现在农民生活很苦,国家暂时有困难,过几年会好一点。人民公社没有办好,群众有意见,下情不能上达,我们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你们回去后,要及时写信,把农村情况告诉我。”毛泽东没有过多责备报喜不报忧的基层干部,而是自责“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

  这些都是记载在案的历史事实。可就是在铁的事实面前,还是有人把“制造个人崇拜”的帽子扣在毛泽东的头上,并且把中国共产党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艰苦探索中所遭受到的挫折或失误统统归咎于这个“个人崇拜”,这种不顾历史事实的诋毁之词,究竟出于何种用心?

  毫无疑问,毛泽东在党内,在全国以至在全世界都拥有极高的威望。这种威望难道是人为“制造”得出来的吗?不,这种崇高的威望是在革命实践中经过历史的反复考验而建立起来的,是广大党员和群众基于血的代价所换来的认识而在心底里树立起来的。曾经受过毛泽东严厉批评的彭真,在毛泽东身后说了句公道话:“我不是一个盲目迷信的人,但我就是崇拜毛主席。……这是因为,在党的历史上,几次重大关头,毛主席的意见开头多数人不赞成,他是孤立的,但最终的事实证明还是他正确,他高明,他站得高、看得远。”和毛泽东共同经历过革命战争血和火的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无论个人经历如何坎坷,凡未忘初心,尊重事实者,都有类似的感受和评论。

  虽然如此,但毛泽东并不赞成对他个人的盲目跟从。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反对各种迷信,反对迷信“大人物”,反对“被大学问家、权威、名人吓倒”而放弃独立思考。就在1958年大跃进高潮兴起的时候,也就是某些文章认为“毛泽东开始欣赏个人崇拜”的时候,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了四次讲话,其主题都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他一再强调:“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一切迷信都要打破”,其中也包括对他个人的迷信与盲从。他说:“昨天有同志讲,‘跟着某个人走,就不会错的’,这个‘某个人’就是指的我毛泽东。这话要考虑。我说,又跟又不跟,对的就跟,不对的就不跟,不能糊里糊涂地跟。”“不管是伟大的领袖,或者是挖煤矿的、挑大粪的、扫街道的,对的就跟他们走,看真理在谁手里,我们就跟谁走。”这话说得多么清楚啊:不是盲从某个个人,而是服从真理。

  那么,中共党内是不是就没有“制造个人崇拜”的问题呢?不,这个问题确实是存在的。从现在已经披露的大量历史文件可以看到,一些人在毛泽东一再反对和批评的情况下,依然要搞“大树特树”,依然反复在说那些毛泽东所“讨嫌”的吹捧溢美的空话套话,依然把群众中自发的崇敬行为推波助澜地推向极端。他们确实是在“制造个人崇拜”,但是他们真的是在崇拜毛泽东吗?不,事实已经证明,正如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中所指出的,和广大人民群众真心拥戴不同,他们是假的。除了已经为大家所知的“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的极端例子之外,有些人一边在高调地唱着对毛泽东的颂歌,一边却在自己所管辖的部门对毛泽东的指示阳奉阴违,甚至加以封锁,把自己管辖的部门搞成“独立王国”,并且打击压制群众和党员的不同意见,把自己变成党的化身,大搞对他们自己的个人崇拜。在毛泽东身后,一些曾经在他生前把他捧到天上的人,把脸一变,就罔顾事实地往毛泽东身上大泼污水。这种180度的变化,完全显露了他们当年的虚伪与今天的卑劣。

  应该指出的是,对“崇拜”作不加分析的否定实质上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崇拜”的本意是尊敬钦佩的意思,不能与“迷信”或“盲从”混为一谈。如果崇拜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建立在对真理的追求上,那么,这种崇拜,不仅不应该否定,而且应该大力弘扬。毛泽东对此有精辟的分析,他说:“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行。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毛泽东尖锐地指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事实上,崇拜真理,崇拜革命理想,崇拜人民英雄和先烈,这些情感代表着一种信念和信仰。否定这些东西,就是要磨灭毛泽东时代在人民群众中已经树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的远大理想和共同信念,把人们重新拖回“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思想泥坑中去。有些人的所谓“批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只不过是用来掩盖他们背离毛泽东所开创的革命道路企图改旗易帜的真实用心。

  历史的辩证法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企图抹杀真理的行为不仅不能遮盖真理的光辉,反而激起人们去探究真理的强烈愿望。曾经喧嚣一时的非毛鼓噪,对于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普通百姓来说,非但没有一丝一毫削弱他们对毛泽东的崇敬,反而让他们通过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以及自己切身感受的对比,更加加深了对毛泽东的怀念。许多毛泽东过世后才出生的年轻人,也在围绕毛泽东的激烈辩论中,随着各种污蔑和谣言的一一破产而认识了一个真实的毛泽东,他们在毛泽东留下的著作里发现了与他们周围现实环境不同的一个充满真理阳光的新境界,从而燃起了去进一步感悟毛泽东人格魅力的热情。

  真理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当年,一大批追求真理的仁人志士,英雄豪杰,能够心悦诚服地团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除了他无可置疑的丰功伟绩之外,他的求真品格所具有的令人折服的人格魅力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今天,他的这种求真品格和思想,成为留给中华儿女的极其可贵的精神遗产,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征程中继续发挥巨大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林之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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