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亮医生去世后，一时间舆情汹涌，除了自媒体，一些官媒也进行了积极的评论。
毛主席提议创办并为之撰写大量文稿的《解放日报》还专门为此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永远牢记“人民”二字的分量》，文章说：
“记住李文亮，意味着通过全面而细致的调查，回应民众最直接的关切和困惑，让真相揭开迷雾、用行动作出回答——这是对李文亮的告慰，也是对所有为他揪心、为他悲痛的善良人民的抚慰。记住李文亮，也意味着尊重并呵护更多的“李文亮”，向无处不在的“李文亮”们致以尊重和感谢——这未必是向“英雄”致敬，但一定是向“人民”致敬。
围绕着李文亮发生的种种，其实在提醒我们，“人民”二字的分量。于党和政府而言，人民是最根本的政治立场，是最根本的宗旨和依靠。“以人民为中心”，就是永远与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行动在一起，永远倾听人民的声音，尊重人民的意志，凝聚人民的力量。这是一种价值理念，也是一种行事准则，既抽象又具体，具体到如何对待每一项细枝末节的信息公开、工作推进、问题处理，如何对待每一个个体的人，对待他们发出的声音，对待他们的喜怒哀乐。”
这篇文章对李文亮医生的评价无疑是客观的，中肯的，文章将此事上升到人民立场的观点也是具有高度的。
而与此同时，另外一种声音也不断传来，认为李医生之死只不过是被人利用的工具，有人趁机推动、趁机干扰我们众志成城抗击疫情，趁机把我们的国家引向撕裂与混乱，趁机攻击政府、攻击公安机关、攻击体制。这种可能会不会存在呢?我认为是存在的，但绝对不会是主流的，不会是大范围的，主流绝对是《解放日报》中所指广泛的群众，是党和政府所依靠的人民。当李医生事件发生的时候，是不是就要因为极少数的借机“带节奏”的情况的存在，我们就可以闭上嘴巴?这样真的是在维护党和政府的威信了吗?
显然不会。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发生了一起震惊陕甘宁边区乃至全国的“黄克功事件”，时任红军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第六队队长的黄克功，因逼婚未遂，在延河畔枪杀了陕北公学学员刘茜。此事发生后，国民党也是如获至宝，利用这个事情做文章，怎么做的文章呢?它的的机关报《中央日报》立即将其作为“桃色事件”大肆渲染，攻击和污蔑边区政府“封建割据”、“无法无天”、“蹂躏人权”。国民党中央电台也阴阳怪气地广播说：延安发生了桃色凶杀案，在对日决战时期，共军一名高级军官黄克功开枪，打死拒绝与他结婚的十六岁女生，此事震动延安，民众愤慨，说黄是井冈山的赤匪，匪气不改。
这件事怎么处理?怎么收场?
黄克功是个功臣，少年时加入红军，历经井冈山的斗争和万里长征，屡立战功，身上从臂部到腿部伤疤连着伤疤，犹如打结的老树皮。毛主席能不痛惜吗?有人希望来个“戴罪立功”，让黄克功在战场上杀敌立功。黄克功也有这样一种想法，他在给毛主席的一封信中，一方面承认了犯罪事实，一方面“希望我能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战场上，如果允许，给我一挺机关枪，由执法队督阵，我要死在同敌人的拼杀中。”对黄克功，要么杀人偿命，判处死刑;要么象蒋介石袒护杀死妻子吴海兰的张灵甫那样重罪轻判，判个十年八年，遮人耳目，找个恰当的时间放出来。当时的中共中央选择了前者，毛主席曾给审判长雷经天写过一封信，不过这封信不是让黄克功“戴罪立功”的，而是维护法律的尊严的，这封信后来收录在《毛泽东书信选集》里，信中说：“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赦免他，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
据后人回忆，黄克功案审判大会时，毛泽东和张闻天一直都在不远的延河对岸朝会场张望，直到大会快要开始时，毛泽东才背着双手，低着头走开。
黄克功案，对党和边区政府的负面影响不可谓不坏，但中共中央并没有因此采取“灭火”的方式来压制舆论，而是采取决绝的方式来割除毒瘤。事后，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党的机关报《新中华报》还在头版头条报道了公审黄克功大会的详情，担任审判此案的公诉人之一的胡耀邦，也在“抗大”校刊《思想战线》上发文：“必须使我们全党知道，执行纪律也是教育形式的一种，如果我们开除了一个坏分子，不但不会使我们的队伍减弱，相反的只有使我们党、我们的队伍更加强健起来!”
国民党的文章做起来了吗?
没有。
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威信受到损 害了吗?
没有。
陕甘宁边区反而成了全国最进步的地方，最清明的地方。那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⒀，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以至于爱国华侨陈嘉庚访问延安后感叹：“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他还说：“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已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由此看出，敌对势力做文章并不可怕，关健是看自己怎么做文章。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我们还有缺点，这个事实也要肯定。不应该肯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肯定正确的东西;同时，也不应该否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否定错误的东西。在我们的工作中间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缺点和错误也还不少。因此我们要进行整风。我们自己来批评自己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会不会使我们的党丧失威信呢?我看不会。相反的，会增加党的威信。抗日时期的整风就是证明。它增加了党的威信，增加了同志们的威信，增加了老干部的威信，新干部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一个共产党，一个国民党，这两个党比较起来，谁怕批评呢?国民党害怕批评。它禁止批评，结果并没有挽救它的失败。共产党是不怕批评的，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工农基本群众是在我们方面。”
这就是毛主席的观点和方法。
你永远不能杜绝敌对势力利用你的不足“带节奏”、“做文章”，敌对势力最害怕的是你把你的不足改掉了，最高兴的是你把你的不足遮起来、藏起来。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说：“共产党是真心实意想把国事办好的。但是我们的毛病还很多。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
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的会上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再说到李医生，他的不幸去世引起的舆论狂潮，其本质是人民群众希望党和政府把国事办好，是希望党和政府修正不足和错误，并不是被什么敌对势力带了节奏。只所以会出现这种被敌对势力带了节奏的论调，其实是没有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一种关门主义，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
不是吗?
《解放日报》这篇文章做的好，“应当真正心存感激，感激这一个可敬的个体，也感激所有可爱的人民;应当不讳言反思和检视，这不会阻碍前行的脚步，恰恰能够让我们更有力地前行。”
这样的句子，我想，假如毛主席读了，也会满心的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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