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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为什么不怕国民党利用“黄克功事件”做文章?

2020-02-10 15:02:03  来源:乌有之乡  作者:耿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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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文亮医生去世后,一时间舆情汹涌,除了自媒体,一些官媒也进行了积极的评论。

  毛主席提议创办并为之撰写大量文稿的《解放日报》还专门为此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永远牢记“人民”二字的分量》,文章说:

  “记住李文亮,意味着通过全面而细致的调查,回应民众最直接的关切和困惑,让真相揭开迷雾、用行动作出回答——这是对李文亮的告慰,也是对所有为他揪心、为他悲痛的善良人民的抚慰。记住李文亮,也意味着尊重并呵护更多的“李文亮”,向无处不在的“李文亮”们致以尊重和感谢——这未必是向“英雄”致敬,但一定是向“人民”致敬。

  围绕着李文亮发生的种种,其实在提醒我们,“人民”二字的分量。于党和政府而言,人民是最根本的政治立场,是最根本的宗旨和依靠。“以人民为中心”,就是永远与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行动在一起,永远倾听人民的声音,尊重人民的意志,凝聚人民的力量。这是一种价值理念,也是一种行事准则,既抽象又具体,具体到如何对待每一项细枝末节的信息公开、工作推进、问题处理,如何对待每一个个体的人,对待他们发出的声音,对待他们的喜怒哀乐。”

  这篇文章对李文亮医生的评价无疑是客观的,中肯的,文章将此事上升到人民立场的观点也是具有高度的。

  而与此同时,另外一种声音也不断传来,认为李医生之死只不过是被人利用的工具,有人趁机推动、趁机干扰我们众志成城抗击疫情,趁机把我们的国家引向撕裂与混乱,趁机攻击政府、攻击公安机关、攻击体制。这种可能会不会存在呢?我认为是存在的,但绝对不会是主流的,不会是大范围的,主流绝对是《解放日报》中所指广泛的群众,是党和政府所依靠的人民。当李医生事件发生的时候,是不是就要因为极少数的借机“带节奏”的情况的存在,我们就可以闭上嘴巴?这样真的是在维护党和政府的威信了吗?

  显然不会。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发生了一起震惊陕甘宁边区乃至全国的“黄克功事件”,时任红军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第六队队长的黄克功,因逼婚未遂,在延河畔枪杀了陕北公学学员刘茜。此事发生后,国民党也是如获至宝,利用这个事情做文章,怎么做的文章呢?它的的机关报《中央日报》立即将其作为“桃色事件”大肆渲染,攻击和污蔑边区政府“封建割据”、“无法无天”、“蹂躏人权”。国民党中央电台也阴阳怪气地广播说:延安发生了桃色凶杀案,在对日决战时期,共军一名高级军官黄克功开枪,打死拒绝与他结婚的十六岁女生,此事震动延安,民众愤慨,说黄是井冈山的赤匪,匪气不改。

  这件事怎么处理?怎么收场?

  黄克功是个功臣,少年时加入红军,历经井冈山的斗争和万里长征,屡立战功,身上从臂部到腿部伤疤连着伤疤,犹如打结的老树皮。毛主席能不痛惜吗?有人希望来个“戴罪立功”,让黄克功在战场上杀敌立功。黄克功也有这样一种想法,他在给毛主席的一封信中,一方面承认了犯罪事实,一方面“希望我能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战场上,如果允许,给我一挺机关枪,由执法队督阵,我要死在同敌人的拼杀中。”对黄克功,要么杀人偿命,判处死刑;要么象蒋介石袒护杀死妻子吴海兰的张灵甫那样重罪轻判,判个十年八年,遮人耳目,找个恰当的时间放出来。当时的中共中央选择了前者,毛主席曾给审判长雷经天写过一封信,不过这封信不是让黄克功“戴罪立功”的,而是维护法律的尊严的,这封信后来收录在《毛泽东书信选集》里,信中说:“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赦免他,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

  据后人回忆,黄克功案审判大会时,毛泽东和张闻天一直都在不远的延河对岸朝会场张望,直到大会快要开始时,毛泽东才背着双手,低着头走开。

  黄克功案,对党和边区政府的负面影响不可谓不坏,但中共中央并没有因此采取“灭火”的方式来压制舆论,而是采取决绝的方式来割除毒瘤。事后,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党的机关报《新中华报》还在头版头条报道了公审黄克功大会的详情,担任审判此案的公诉人之一的胡耀邦,也在“抗大”校刊《思想战线》上发文:“必须使我们全党知道,执行纪律也是教育形式的一种,如果我们开除了一个坏分子,不但不会使我们的队伍减弱,相反的只有使我们党、我们的队伍更加强健起来!”

  国民党的文章做起来了吗?

  没有。

  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威信受到损 害了吗?

  没有。

  陕甘宁边区反而成了全国最进步的地方,最清明的地方。那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⒀,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以至于爱国华侨陈嘉庚访问延安后感叹:“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他还说:“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已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由此看出,敌对势力做文章并不可怕,关健是看自己怎么做文章。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我们还有缺点,这个事实也要肯定。不应该肯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肯定正确的东西;同时,也不应该否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否定错误的东西。在我们的工作中间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缺点和错误也还不少。因此我们要进行整风。我们自己来批评自己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会不会使我们的党丧失威信呢?我看不会。相反的,会增加党的威信。抗日时期的整风就是证明。它增加了党的威信,增加了同志们的威信,增加了老干部的威信,新干部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一个共产党,一个国民党,这两个党比较起来,谁怕批评呢?国民党害怕批评。它禁止批评,结果并没有挽救它的失败。共产党是不怕批评的,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工农基本群众是在我们方面。”

  这就是毛主席的观点和方法。

  你永远不能杜绝敌对势力利用你的不足“带节奏”、“做文章”,敌对势力最害怕的是你把你的不足改掉了,最高兴的是你把你的不足遮起来、藏起来。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说:“共产党是真心实意想把国事办好的。但是我们的毛病还很多。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

  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的会上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再说到李医生,他的不幸去世引起的舆论狂潮,其本质是人民群众希望党和政府把国事办好,是希望党和政府修正不足和错误,并不是被什么敌对势力带了节奏。只所以会出现这种被敌对势力带了节奏的论调,其实是没有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一种关门主义,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

  不是吗?

  《解放日报》这篇文章做的好,“应当真正心存感激,感激这一个可敬的个体,也感激所有可爱的人民;应当不讳言反思和检视,这不会阻碍前行的脚步,恰恰能够让我们更有力地前行。”

  这样的句子,我想,假如毛主席读了,也会满心的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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