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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元仁:我看毛泽东思想

2020-05-13 10:30:26  来源: 红色文化网   作者:葛元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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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和宪法,并不只是因为他曾经当过党和国家的领袖而写入的。毛主席成为党的领袖也不是共产国际指定的,他只是一个普通农民的孩子,没有任何家庭背景,他是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被逐步推举到领导岗位的。毛泽东思想是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在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中,同各种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在有千百万群众参加的“三大革命斗争”的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引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被证明是正确的以后,才被全党认可,称为“毛泽东思想”的。

  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斗争实践中始终贯穿着建党的初心—“消灭私有制”,“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近一百年的历史证明,凡是毛泽东思想得到贯彻执行,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取得胜利,人民群众的利益就受到保护,他们就和我们党同心同德,欢欣鼓舞。凡是毛泽东思想被机会主义路线排斥,革命和建设事业就遭受挫折,人民群众的利益就受到损害,他们就和我们党离心离德,怨声载道。没有毛主席,没有毛泽东思想,我们不知道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多长时间,才能获得独立和解放,取得如今的辉煌。只要坚持按照毛泽东思想指引的方向去做,我们就将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习近平同志指出:“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一

  毛泽东思想源于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真学、真信、真懂、真用,坚持不懈,从不动摇。

  1936年他在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1920年他第一次看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三本书后,“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1939年底他就说过:《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后来他还说过,自己每年都把《共产党宣言》读几遍。这本全世界无产者的入门书,毛泽东不仅自己终身在读,也向党内推荐了终身。

  《共产党宣言》正文的第一句话就是“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毛泽东正是遵循马克思主义建立在“阶级斗争”基础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则,引领中国共产党从弱到强,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毛泽东思想开始只是党内各种思想中的一种,甚至是被一些“马列主义者”认为是出不了马列主义的山沟里的思想。

  毛泽东深知“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尽管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不同,他都按照马克思的“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智慧的历史的基础”来分析中国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状况,围绕着如何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制定具体的方针政策,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按照《共产党宣言》,用革命的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消灭私有制”,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用无产阶级专政对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复辟企图进行斗争,从而完成建立共产主义的使命。这无疑与坚持压迫、剥削,谋求利润最大化的国内外剥削阶级形成巨大的矛盾。因此斗争不可避免。

  我们党是建立在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包围之中的,他们那种贪图安逸,回避矛盾,害怕斗争,或幻想革命道路笔直通畅,革命队伍纯之又纯,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的思想,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 因此“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所以“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对党内错误路线,他身体力行地为我们做出榜样。

  二

  建党之初,中国的工人阶级很少,急需与其他革命力量合作。党内主要领导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或只注意工人运动,漠视,抵制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运动,甚至迎合国民党右派和地主豪绅恶毒攻击农民运动。毛主席提出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他两次深入农民群众之中,调查研究,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了一个大概的分析。提出了无产阶级对农民运动进行领导的理论和政策,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领导、动力、对象,以及团结国民党左派等一系列根本的理论问题。为“农村包围城市”打下了理论基础。

  1927年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的屠杀,他旗帜鲜明地批判了中央主要领导放弃武装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点,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打出了工农武装的旗号,建立了井冈山根据地。“权利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这世界上有一个‘争’字,我们的同志不要忘记了。有人说我们党的哲学叫‘斗争哲学’……我说‘你讲对了’自从有了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他们就向被压迫人民进行斗争,‘斗争哲学’是他们先发明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毛主席始终坚持“党指挥枪”,对起义部队进行改编,制定了红军的纪律,将“支部建在连上”,成立“士兵委员会”。即便落选了红四军前委书记也坚持自己的观点。恢复职务后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对红军内部无产阶级思想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了批判,纠正了红军内部的错误思想,明确了红军既是实现党的最终政治任务的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和宣传队,铸就了人民军队的灵魂。

  针对井冈山根据地内,机会主义者没有斗争决心或者盲动,对革命前途的怀疑,毛主席专门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红军打退了国民党反动派的4次“围剿”,不断壮大,红色根据地也随之扩大。当党内教条主义路线占上风,排斥毛泽东理思想,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越打越少,根据地越来越小,被迫开始“长征”。红区的党组织损失90%以上,白区损失了95%以上。经过正反两方面的教育,全党全军认识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直到遵义会议上毛主席回到了党的领导岗位,重新开始指导中国革命,形势才发生根本好转。这个时期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情况,直到1936年毛主席在延安红军大学做的《中国革命战争的策略问题》报告才得以进行全面总结,统一了全党的认识。

  抗日战争开始,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毛主席指出,抗日时期的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针对党内有“左”倾思想的人认为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工人农民联合抗日,指出党内“有严重的关门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传统倾向”是一种“恶劣的倾向”,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降低党的立场,迷糊党的面目,牺牲工农利益去适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将必然引导革命趋于失败。” 。国共合作后,党内右倾思想抬头,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否认我们党“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迁就国民党的错误观点,怀疑和反对我们党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上的方针。他们把抗战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军队的“正规”作战上,把人民的命运寄托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区的合法运动上,看不起游击战的战略作用。为此毛主席专门讲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提出既要批判右倾悲观主义也要批判“左”倾关门主义,要求“在反倾向的斗争中,反对两面派的行为,是值得严重注意的。” 当上海和太原被日寇占领,投降主义情绪在党内外蔓延。毛主席指出了游击战是抗日的正确道路,是“群众战争”“全面抗战”,反对国民党的“偏面抗战”。指出要“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但,直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才基本克服了这种右的倾向。

  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八路军、新四军从1937年的4万发展到1945年的100万,创造了很多抗日根据地,成为了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使得蒋介石既不敢投降日本,又不敢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

  面对蒋介石提出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打击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制造摩擦,派遣特务破坏抗日根据地,杀害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战士。右倾机会主义者对蒋介石政府抱有幻想,不认为国民党反动派会对陕甘宁边区进行破坏活动,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在日本占领区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以至出现了“皖南事变”使新四军受到严重损失。为此毛主席起草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必须制裁反动派》,指出“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不利于抗战的,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进步的。”应该“要限制日本帝国主,要限制汪精卫,要限制反动派,要限制投降分子。”要求《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面貌。

  蒋介石认为,抗战到底就是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毛主席针锋相对地提出“抗战到底,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

  毛主席始终提醒大家要不忘初心 “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这是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义者不相同的,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

  面对蒋介石政府消极抗战的态度,反对进行人民战争,暗地里与日本谈判。中国的“主和派”与英美法帝国主义阴谋经过“太平洋国际会议”与日寇妥协。国内掀起了一股“和则存,战则亡”的投降主义风潮。毛主席指出:“战则存,和则亡”“在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以后,国民党当局又依然继续其‘九一八’以来所实行的错误政策,进行了妥协和让步,压制了爱国军队的积极性,压制了爱国人民的救国运动。”要求全党《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抗日战争一周年时,国内出现了“速胜论”“亡国论”两种观点。毛主席写了《论持久战》,对中日两国的经济,政治状况进行了分析,指出了抗日战争的持久性,需要经过“防御”“准备”“反攻”三个阶段才能取得胜利,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

  针对党内有人认可国民党鼓吹的,只要坚持“三民主义”就能够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建设新的中国。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结合中国历史的特点,从世界革命的角度,论证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批驳了资产阶级专政、顽固派的论调和“左倾”空谈主义,企图“毕其功于一役”,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明确了革命的连续性和阶段性,厘清了新旧三民主义的区别,科学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奠定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基础。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又一次明确,“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驳斥了国民党反动派强加给共产党的种种不实之词,用大量事实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抗日的中流砥柱,所以“这个国家经营的所谓的国家,一定不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国家,一定要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新中国成立前夕,民主党派和大批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接受新民主主义,但幻想走“第三条道路”,成为英美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为此毛主席指出:“他们对美国存着幻想。……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艾奇逊公开说,要‘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摆脱所谓‘外国的羁绊’。这就是说,要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这篇文章至今都有现实意义。

  全国即将解放之际,毛主席看到几千年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意识形态在党内的影响,提醒全党 “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弹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提出了“两个务必”在进京的路上又讲“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就是他深感那种“打天下,坐天下”的封建主义思想一定会在革命队伍中表现出来。

  三

  新中国成立后,正在清除国民党残余,恢复国民经济时,美帝国主义率领16个国家的军队,入侵朝鲜,越过“三八线”直逼中朝边境鸭绿江,威胁到新中国的安全。毛主席力排众议,决定抗美援朝。他运筹帷幄,把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回了“三八线”以南,露出了“纸老虎”的原型。让全世界对新中国刮目相看,奠定了成为大国的基础。

  抗美援朝战争进行时,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担心的事情出现了。刘青山,张子善仗着自己是“老革命”,大肆贪污腐败,影响极其恶劣。为此,经他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1949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要求,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大张旗鼓地宣传,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片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八届二中全会上他又指出,干部队伍里“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而“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毛主席深知,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三大革命斗争”来。在1957年4月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和群众打成一片,减少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使这个办法逐步地形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为着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而奋斗,必须同时改造自己。” 1963年重申“干部参加劳动,是保证不出修正主义的根本问题”

  1957年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主席审阅《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倾向有了新的滋长,许多同志喜欢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对于名誉地位和形形色色的特权表现了很大兴趣,而不愿意深入群众,同群众同甘共苦,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其中少数人竟至沾染国民党作风的残余,不把工人、农民、学生、士兵、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少数民族的群众看作自己人,不让他们有说话的机会,如果他们说了不满意的话,就对他们采取打击办法。很明显,我们党绝不能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5月4日为中央起草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的缺点成为展开批评的指示。指出“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

  毛主席真心实意地希望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让人民群众来监督政府,跳出周期律。但是,资产阶级右派借“波匈事件”污蔑共产党,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煽动闹事,要共产党下台,让他们来搞资本主义。为了澄清大是大非,稳定新建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得不开展“反右”斗争。即便如此,毛主席还是要求“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劣迹)的那些极右派加以区分,对前者进行批评教育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帽子。”同时指出右派“全国大约四千人左右。”即便后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增加报纸上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的通知上,也只是说“全国不是四千人,而是大约八千人。”

  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后,全国人民加快改变落后面貌的呼声高涨。经周总理建议,1958年开展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第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跃进”。因为在整风运动中插入了“反右”,没有被彻底清算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又强烈地表现出来。有些领导从主观主义出发,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下达不切实际的高指标,逼得下面浮夸虚报,又以官僚主义的作风给予鼓励。于是刮起了“共产风”“浮夸风”,搞起了“一平二调”。他们急于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制,废除商业,实行调拨。毛主席从1958年到1962年初,苦口婆心地,或讲话,或批示,或发表的文章,希望全党加强学习,总结经验,调查研究,纠正经济建设上的错误认识。仅《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就收集了这方面的文章24篇。这在中央领导人中是绝无仅有的。其中就有给生产小队以上的六级干部写的信,要他们实事求是发展农业生产,抵制上级的错误规定,指出了农业发展方向。

  “大跃进”加快了社会主义建设,也造成了很多不平衡。尽管毛主席始终在纠偏,但问题在随后遭遇的“三年自然灾害”中暴露了出来。为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1961年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早已退居二线的毛主席在会上主动承担了责任。

  为了把各项工作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毛主席强调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指出“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60条)。毛主席说“要从现在开始,用六十条长期教育干部,没有几十年不能教育好。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教育干部也是长期进行的。特别是延安整风教育了干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还没有搞过这样一次细致的整风。”

  当全国人民共克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时,那些“打天下,坐天下”世界观的干部却搞特殊化、“走后门”、多吃多占,出现了“四不清”问题,于是中央决定在城市进行“五反”,在农村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统称为“四清”),“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怎么搞社会主义”,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要求,对有错误的干部区别情况以批评教育为主,依靠而不是抛开当地农村干部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鉴于有人主张采用“实用主义”方法来克服眼前的困难,而不顾这种政策可能造成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联系到苏联修正主义的出现和历史上都有过新的社会制度建立后,旧制度复辟的情况,毛主席担心,这种情况发展下去,社会主义制度将无法巩固,共产党可能变质,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说:“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我们国家也有这种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过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报喜不报忧,这也是官僚封建东西。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导致干部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有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

  保证党的先进性,纯洁队伍,是毛主席晚年最为关注的问题。

  四

  党的近百年历史证明,毛泽东思想全面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因此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来教育我们的党,继续引领我们的事业前进。

  有些人为了贬低毛主席,有意不提毛泽东思想,只提马克思主义。这就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发展了的马列主义,有中国特点,有其独特的内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为人民做出过伟大的贡献,锻炼出我们党的风格。今天我们要团结人民,战胜困难,聚精会神,同心同德第搞四化,还要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基本原则却永远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精神武器,指导我们不断将革命推向前进。”

  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必须有一面旗帜,旗帜就是方向!“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把它放弃了,实际上也就是放弃了马列主义旗帜,那么我们用什么理论来作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行动指南呢?我们必须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否则,必然造成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和整个国民阵线的混乱,使亲者痛,仇者快。”要“世世代代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奋斗”

  历史和现实都说明,“在中国,不坚持毛泽东思想,就谈不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每个共产党人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同否定毛泽东思想造成党和人民的思想混乱的言论,同瓦解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公有制的行为作斗争。否则,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就可能变质,子孙后代就会受罪。我们必须居安思危,看到这个危险!

  毛主席纪念堂外每天排着长队瞻仰毛主席遗容的队伍,新华门东墙上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充分说明了民心党心所向。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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