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文章中心 > 红色中国 > 毛泽东 > 学习毛泽东

毛泽东是如何消除美国对中国“输出革命”恐惧症的?

2020-07-20 17:15:02  来源: 党史博采   作者:胡新民
点击:    评论: (查看)

  1971年7月9日中午,担负美国总统使命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一行6人,在中国外交部章文晋司长等人的陪同下顺利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受到叶剑英等人的迎接。当基辛格看到标语“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并听到陪同译员的翻译后,感到很不自在:莫非这就是中方对他一行的“欢迎”?当晚,周恩来到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看望基辛格并向他表示热情欢迎后,基辛格的紧张心情才有所放松。

  这条标语来自于毛泽东的“五二〇声明”。

  1970年4月30日,7万名美军和南越军人从越南南部侵入柬埔寨。5月1日、2日,美军恢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广平、义安两省的轰炸,进一步扩大了侵略印度支那的战争。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的侵略罪行。5月20日,毛泽东发表声明,表示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

  在接待基辛格秘密访华准备工作进行期间,周恩来曾考虑到那些反美的标语对接待工作的影响问题,向毛泽东请示是否要撤除这些标语。毛泽东为保证基辛格访问的秘密不泄露,回答称:一切保持现状,不要改动。

  1964年6月9日,毛泽东在会见一个中东国家领导人时指出:“你们正在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艰苦斗争,我们也受到帝国主义的威胁。帝国主义决不会放过我们,也不可能不打我们的主意,特别是美帝国主义。”

  毛泽东的这段话,反映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美关系的真实情况。实际上,在朝鲜战争停战后,中国就一直希望改善中美关系。毕竟,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的经济成果,它的科学技术等等,都是中国建设事业非常需要的。这也是当时毛泽东为什么还想到要派学生到美国留学的原因。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政府采取了敌视中国人民的政策。随着中美两国在朝鲜军事对抗的展开,加上美国对中国革命成功将会在亚洲产生连锁反应的恐惧,美国对中国的敌视政策发展为全面的遏制政策。

  1951年1月1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对中国实行全面遏制政策的文件。按照这个文件精神,美国继续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纠合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禁运,企图阻挠西藏的和平解放,加强对台湾的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支持。同时还对印度支那、日本、东南亚政策作了相应的调整。

  因此,朝鲜战争结束后,遏制中国成为美国远东战略的主要目标,作为美国对中国的一项长期政策确定下来。在军事上,美国积极扶持日本和一些亚洲国家在太平洋地区建立军事体系,对新中国形成一个新月形的包围圈。在政治上,美国继续运用在西方国家的影响力,千方百计孤立中国并削弱中国的国际影响。在经济上,则对中国实行封锁和禁运。

  但是,正如毛泽东在解放前夕所说:“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美国的一些有影响的有识人士在研究了各种资讯后,发现“总的来说,中国取得经济上的巨大成就”“足以维持其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这促使美国政府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们的对华政策。1964年中国核试验的成功,更使得美国不得不面对一个大国崛起的事实。

  美国当初制定对华遏制政策的主要理由是所谓的中国“扩张”“侵略”“好战”(即输出革命)。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美国的有识之士,对中国所谓“扩张”“侵略”“好战”之说中的几个论据,例如朝鲜战争、西藏平叛、中印边界冲突和对东南亚共产党的支持等,进行了重新评估。对于这些问题,他们在有关的辩论中进行了冷静分析,产生了新的评估,其主要论点是:朝鲜战争不是中国发动的,如果“联合国军”没有打到鸭绿江边,中国大概不会出兵,因此对中国来说,是防御性的;西藏则是中国的国共双方都认为是中国的领土,而且美国也从未承认过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因此这个问题对美国来说,只在于美国赞不赞成中国对西藏的具体做法,却谈不上是“扩张”;关于中印边界的冲突,美国人的同情本能地在印度一边。但是世界各国之间边界冲突很多,这不过是一个各说各有理的问题,而且麦克马洪线是中国的国共两党都一致不予承认的,所以也不能算“共产党扩张”。关于中国对东南亚政策,认为中国确实有影响东南亚国家走中国革命的道路的想法,但主要是通过政治影响,而不是通过暴力手段去颠覆他们的政府。

  在研判中国宣传“世界革命”口号的过程中,美国的那些有识之士认为,对中国宣传世界革命的高调还是要听其言,观其行。从实践上看,中国宣传的言词虽然堪称激烈,但是仔细观察中共建政以来的表现,就会发现,实际上在行动方面一直是谨慎的。因此,有人进而指出,中国的强硬姿态从远处说是百年来受列强欺压所造成的心理状态,从近处说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也起了一定的反作用,如果设身处地去想,中国认为自己受包围而发出这样的声音应该是合理的。特别是像费正清那些比较了解中国历史的学者,无论在著作中还是在听证会上,都从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革命的背景论述当前中国的立场,指出中国人民的民族要求是百年来的民族要求的继续。因此,就中国对外立场而言,民族主义的因素大于意识形态的因素。

  当年美国的那些有识之士的新评估,对消除美国政府对中国“输出革命”的恐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面对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美国政府开始考虑如何打破中美关系的坚冰。尽管这种考虑从一开始就着眼于要把中国尽可能“纳入国际社会”。

  当然,那些新评估,对美国政府而言,并不能在治疗中国“输出革命”恐惧症时起到药到病除的效果。

  1970年毛泽东“五二〇声明”的发表,差一点使美国政府产生误判。尼克松一度认为“事情已经无可挽回”,并且下令:凡是在越南用不着的第七舰队军舰在24小时内全部开往台湾海峡。中美关系似乎要重返朝鲜战争年代。好在尼克松的政治家的理性战胜了感情的冲动,他的这条命令并没有得到执行。在这里,不能不提到基辛格在这个问题上的研判。他透过“五二〇声明”激烈的语句,注意到声明所表达的,主要还是对柬埔寨人民在道义上的支持。在具体政策上,尤其在涉及美国的问题上措辞非常谨慎。基辛格认为中国还是“留着不少口子以待恢复两国相互接近的长征”,尼克松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从而收回了在台湾海峡部署舰队的命令。因此,“五二〇声明”的思想,实质上是奠定了未来中美缓和的认识基础。首先,声明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在这里,只提到了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革命”也不过是一种“倾向”而已(所以毛泽东在后来的《中美上海公报》坚持要写上“人民要革命”),这并没有任何“好战”的意图。其次,声明反复指出美帝国主义的“内外交困”、“垂死挣扎”,也为后来中国对缓和政策的解释设下了理论注脚。最后,尤为关键的,这篇声明用以判断是非的标准突出了国家主权的理论基础,即把国与国的关系与各自的意识形态进行切割。这实质上也是中国政府早在1953年就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主要基础。

  使尼克松和基辛格最后放下心来的,是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会见他们时那段有的放矢的话。毛泽东笑着说:“我认为,一般地说来,像我这样的人放了许多空炮,比如,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毛泽东还以轻松的口吻说道:“你(尼克松)可能就个人来说,不在打倒之列。可能他(基辛格)也不在内。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此时尼克松和基辛格才算是领会到,毛泽东说的“放空炮”,实际上是在暗示,对中国墙上写着的口号,也可以泛指中国的那些革命口号,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宣传,这对国与国的关系,虽然有影响,但影响很小,甚至可以小到忽略不计。特别是对政治家而言。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当年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输出革命”的认识,可以说是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的认识,一旦能够回归理性,就可以为两国关系的解冻创造前提条件。毛泽东在与尼克松和基辛格谈话时,轻松几句,就化解了这个心理障碍。尼克松在与毛泽东告别时毫不掩饰他的兴奋,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

「 支持红色网站!」

红歌会网 SZHGH.COM

感谢您的支持与鼓励!
您的打赏将用于红歌会网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传播正能量,促进公平正义!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