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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关于商品经济和资产阶级法权的论述

2020-11-28 11:42:24  来源: 百韬网   作者:刘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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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设想,在未来的社会中不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他们作出这一论断的逻辑依据是:在一切生产资料归全体社会成员所有的社会里,全社会将是一个统一的生产单位和分配单位,劳动产品将仅仅是社会统一分配的对象,而不再是互相交换的商品。由于劳动产品不再是商品,物化在产品中的劳动当然也不再表现为价值。

  恩格斯1847年为共产主义同盟写了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共产主义原理”。在这个原理中,恩格斯对未来的共产主义革命提出了包括消灭私有制,消灭市场和货币等政策设想。共产主义同盟实际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共产党(第一国际)。恩格斯草拟“共产主义原理”是为共盟拟定的一个社会行动纲领,这个纲领中所提出的政策原则将在共产主义革命成功后被实施。这种经济政策思想不仅影响了19世纪的共产主义者,而且也极其深刻地影响了后世。

  20世纪初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曾经一度取消商品货币关系,企图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无偿调拨的统一生产和统一分配。一九二一年,列宁发现这样做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转而采取新经济政策,给小农恢复贸易自由,发展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商品交换,并且在国营经济部门推行经济核算制,使国营企业之间在形式上保持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法人地位。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成以后,是否还要保留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个问题,列宁还没有来得及解决。十月革命时期,布哈林写作了关于《过渡时期经济学》这本名著。在书中,布哈林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商品生产、市场经济应当走向消灭。价值规律也应消失。此书成为十月革命后俄国布尔什维克实施的经济纲领和政策,即所谓“战时共产主义”的主要理论框架。当时列宁就认为此书充满“学究气”,即教条主义和“唯心主义”。在列宁留给苏共的政治遗嘱中,认为布哈林是党的最好的理论家之一,但是“布哈林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但当时列宁已在重病中,从理论上系统地剖析和评论此书,对他已是不可能的。

  在新中国,一九五八年,陈伯达等人提出在现阶段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要立即废除商品生产的错误主张,他指出:

  “现在,在有些人看来,人民公社经济主要是自然经济。他们认为人民公社只有自给自足,才是有名誉的,如果进行商品生产,就是不名誉的,这种看法是不对的。”“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想不要商业了。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他们“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现在我国有人不要商品生产,不对。在要不要商品生产的问题上,我们还要搬斯大林,而斯大林是搬列宁的,斯大林说,列宁主张全力发展苏维埃商业。”

  一九六零年二月,毛泽东还指出:“教科书说斯大林似乎主张立即消灭商品,这个罪状很难成立。至于产品交换,在斯大林只是一种设想,他并且说,‘推行这种制度无需特别急忙,要随着城乡制成品积累的程度而定’” 。

  在上述谈话中,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和交换存在的条件,他指出:“只有当一切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了,只有当社会产品大为丰富了而中央组织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有可能使商品经济不必要而消失。相反,只要两种所有制没有变成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商品生产就不可能废除,商品交换也不可能废除。”这个观点是继承了斯大林的思想成果。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斯大林对“商品存在的条件,阐述得不完整。两种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 这个观点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他在探索全民所有制的具体形式的时候,就已经指出,在一定生产力水平的条件下,全民所有制的企业,还应有一定的独立性、一定的权力、一定的利益。这种经济关系也只有通过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实现。

  在谈话中,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我国的具体情况,精辟地说明了我国很需要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他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直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我们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几亿农民;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还要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几亿农民。有了人民公社,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有计划地发展,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果木、皮毛等等,都要发展。如果不实行商品交换,把陕西的核桃拿来吃,一个钱不给,陕西的农民干吗?你如果这样做,马上就要打破脑袋。” 请注意!毛泽东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已经提出了“有计划地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有人说,承认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不等于承认商品经济,有些人就只承认前者,不承认后者。这一点,对毛泽东不适用。因为毛泽东在这些讲话中已经肯定地使用了“商品经济”这个范畴。他还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公社的集体农民,只愿意用他们生产的商品来换取他们需要的商品。所有权还在他们那里,你不给他东西,不给他货币,不用买卖的形式同他们进行交换,他们就不愿意把东西让给你。不要以为中国的农民特别进步,有些地方看起来好像要啥拿啥,实际上心疼得狠。” 他还指出:“人民公社应该按照满足社会需要的原则,有计划地从两方面发展生产,既要大大发展直接满足本公社需要的自给性生产,又要尽可能广泛地发展为国家、为其他公社所需要的商品性生产。通过商品交换,既可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又可以换回等价物资,满足公社生产上和社员生活上日益增长的需要。如果公社只搞自给性生产,不搞商品生产,不进行商品交换,农民不把粮食等农产品和工人生产的工业品交换,那么工人怎么能有饭吃,农民怎么能够有衣穿,怎么能够得到托拉机等农业生产资料?如果公社不把自己多余的产品卖给国家,卖给其他公社,怎么能够得到货币收入,哪里有钱分给社员?京、津、沪郊区农村所以比较富裕,是因为这些地区商品生产比较发展,商品交换比较发达。社会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社员的需要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公社的生产不可太单调,不能只生产自己需要的东西。在发展自给性生产的同时,要多搞商品生产,要尽可能多地生产能够交换的东西,向全省、全国、全世界交换。” 他还指出:“我们建立了人民公社,要全力发展工业、农业和商业。我们现在的公社太穷,除了吃饭以外,货币收入还很少,吃的水平还是很低,还是一穷二白”。“现在,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在区委管理下按照国家的统一计划,因地制宜大办工业,到处发展,遍地开花。这样搞起来,全国的工业大发展,公社的商品生产大发展,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全国农民就可以逐步地共同富裕起来,他们的文化水平也可以逐步普遍提高起来。” 他还指出:“中国原来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印度的铁路和纺织比中国发达。我国一九五七年生产了三千七百亿斤粮食,三百亿斤作为公粮,五百三十亿折卖给国家,商品粮还不到全年粮食总产量的四分之一。粮食以外的经济作物也很不发达,茶、丝、麻、烟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到历史上的最高产量,很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

  毛泽东指出:主张立即消灭商品生产的人,“他们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斯大林这句话说得正确:‘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要把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相联系,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这是郭沫若考证出来的。”“我国现在的情况是,已经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已经把资本家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现在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国家和人民公社,这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有本质判别的。”

  在晚年,毛泽东反复讲到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在同丹麦首相谈话中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中又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对波尔布特也说:“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相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重要指示里,仍然是说:“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毛为什么要反复讲这个问题呢?毛所要求大家小心的真的是商品经济吗?诚然,马克思是从商品开始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和商品制度也是认识社会主义制度必须首先要认识的问题。《资本论》一开头讲的就是商品,但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家的不同之处,恰恰在于他是用资本的语言来论述商品的。马克思从来没有脱离他所处的资本主义时代而去抽象去论述商品。马克思研究的核心不是商品市场、自由贸易这些老生常谈,而是资本市场,它的基础就是国债制度。在资本主义语境下,货币从来也不是什么交换的中介,而是建立在国家债券的基础上,由银行家发行的银行券,直白地说,只是一张纸而已。人们通常了解的劳动价值论的发明者并非马克思,而是斯密。斯密认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其中的劳动价值量,这就是劳动价值论。马克思是反对劳动价值论的,他认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资料所有权即法权,在生产资料完全被少数人垄断的情况下,劳动的价值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与我们之前的印象相反。

  这是为什么晚年毛多次强调要读马克思原著的一个原因。人们通常读完《资本论》第一卷就望洋兴叹了。第一卷的开端:商品的价值是什么?一般劳动时间?这是古典经济学的回答。马克思恰恰对之进行了批判。在马克思的年代,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对小生产小私有制的肯定和保持的基础上的。它排斥大生产,也排斥资本和金融的作用。马克思并不反对资本。他所主张的是,劳动者阶级必须打破国家,即资本家支配的,建立在战争国债基础上的政治形式,而以劳动者的联合体代替之。在马克思那里,问题在于,劳动者如何保证联合起来的生产资料,能够为劳动者所用,而不被代理人(官僚集团)所用?劳动者如何保证联合起来的生产资料,能够为劳动者所用,而不被国际资本所用?归根结底这只是一个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正如在毛这些指示里,有两个“差不多”,一个是中国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一个是社会主义中国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这些跟旧社会差不多。这两个“差不多”,是我们认识中国的关键问题。

  前一个“差不多”,是教导我们认识旧中国资本主义性质的问题。民主革命时期,毛教导人们要认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为什么要强调它的资本主义性质呢?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带来的变化。半封建的性质,已经彻底改变了;半殖民地性质,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性质,在解决了外国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以后,剩下的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那个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依然存在。这些东西就其基本性质讲,跟旧社会差不多。两个“差不多”,集中在教导我们认识资产阶级法权的资本主义的性质。

  毛在讲了两个“差不多”时,也指出两个“差”(相区别)的地方,这就是“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这个差别就使商品生产和商品制度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必然要受到限制。土地的国有,工业生产工具及运输与交换工具之国有,加上对外贸易的垄断,构成中国社会结构的基础。根据这些无产阶级革命所建立的关系,说中国的性质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这在我们看来,是基本上确定的。

  毛在指示里,一再重复列宁关于“保留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毛说,由于商品生产和商品制度的存在,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然有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条件。他重申了列宁的一条重要教导,说:“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根据列宁的教导,毛把这种“产生”引申到工人阶级、党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并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也是诱发资产阶级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

  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既然商品生产和商品制度还存在,那么,它的负作用就必然在社会生活中要表现出来。毛称它是资本主义的“鬼”,有鬼打掉就是了。问题是这个“鬼”已经钻到执政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内部来了,但是很多人不认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一九五八年毛针对干部中急于过渡、要消灭商品生产的错误思想,着重讲了商品生产的必要性和长期性,对于当时企图消灭商品生产的错误思潮,毛给以有力的、有时甚至是幽默的批评。毛说:“我劝吴芝圃同志不要同陈伯达搞在一起,他的'马克思主义太多了'。”

  怎样加以限制?毛在实践中提出了大胆利用、谨慎从事的方略。一九五八年,他分析批评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分析批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根据大跃进的丰富实践,非常深入细致地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商品制度的种种问题,提出了他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要点。有的同志形象地称它是社会主义的《资本论》,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毛在这些批注和谈话里,讲了很多前人没有讲过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在战略上必须敢于驾驭商品生产、商品制度这匹属于资本主义的马,来为社会主义、为劳动人民服务。当然,在实施驾驭的时候,则要谨慎从事。就是说,限制它,要恰到好处,要一步步来,要采取战术上的“以十当一”。

  毛正是从这种群众专政的思想出发,在《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里,开宗明义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又说资产阶级法权“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看书,写文章,要使全国知道,就是要使人民群众懂得资产阶级法权这些东西的性质,为什么“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怎样加以限制?群众搞清楚了这些问题,对资产阶级专政就不只是对资本家的专政,而是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

  毛对尼克松女儿说:“很多人作了大官,有秘书,有车子,工资很高,衣食无忧,他们不了解百姓疾苦,比资本家还厉害,对这些人不斗不行。”毛主席还说:“青年人是软弱的,必须提醒他们斗争的需要。”“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Class serugle(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也有斗争。共产党内也有斗争。”“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斗则进;不斗则修,不斗则退。”毛的矛头所向,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法权。而后世的实践者,因为对此认识不足,或者是出于本部门、本阶层的利益的考虑,而把企业家等同于金融资本家,把私有财产等同于资本主义[割资本主义尾巴],把商品经济等于同资本主义,把民族资产阶级等同于买办资产阶级,从而犯了很大的错误。

  不管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离不开资本,问题在于它为谁所用,它所创造的财富属于谁。毛的晚年,萦绕于心的就是他一生创建的革命事业能否沿着共产主义道路继续前进。这时,他自然看到了资本的两重性,这决定了两种前途,他给柬共中央书记波尔布特说:“一个社会主义,一个资本主义,我们现在还是两种可能。”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是暂时的过渡形态。正是为说明这两种可能,他谈到了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私人资本的发展加以严格限制,例如生产数据和信用工具的收归国有,国内商业之合作社化和由国家经营,对外贸易的垄断,农业的集体化,遗产法的制定等。

  可是,“法权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在从资本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这个过渡期当中,就全体说来,商业不但不会缩小,反之还会非常的扩大。工业的一切部门,都在改观并且在生长。新的部门还在继续兴起,一切部门都必然会相互发生关系,数量上如此,品质上亦然。自足的农民经济之被消灭,闭关的家庭生活之被消除,其意义即等于把以前在农民院子里或农民私人住屋里所消耗的劳动力,转移到社会交换当中来,实际上就是移转到货币流通的范围里来。一切的生产物和劳务,这时才第一次能够彼此互相交换。同时,货币更基本的作用,如当作价值的尺度,交换的工具和支付的手段等,不仅仍然保留,而且比起在资本主义之下,其活动范围还更扩大了。这些都取消不了,不过是以一种修改了的形式转到国家之手而已,这时国家变成了总商人、总银行家与总工业家。在商品流通的基础上,劳动生产率之提高,同时也就是表示不平等之增长。官僚集团富裕程度的提高,开始远远超过群众生活水平之提高。国家财富增加,同时出现新的社会分化过程。

  鉴于倒退的危险难以避免,毛着重向人们指出最大的危险是什么?这就是他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地向人们分析指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人数虽然不多,却垄断了资本、土地等生产资料,并将人数众多的工人农民排除出管理之外。毛在遗嘱式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重要指示里,很明确地讲道:“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他又说:“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分析到这儿,他石破天惊地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毛预见倒退的可能。但是,他坚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的确,官僚集团的权力及其独立性之增长,并不是没有限制的。有些历史的因素强过那些官僚,甚至强过设计师。只有生产力才拥有独立性和个性。如果说商品生产和商品制度曾经给斯大林颁发历史的委任状,那么它的发展同样也会把官僚制度送到历史博物馆。

  官僚制度能起进步作用,只在将资本主义技术最重要之原素输入之时。借用、模仿、移植和嫁接种等,是在革命所奠下的基础上完成的。在此时期是谈不到在技术、科学和艺术方面有什么新发明的。由官僚下个命令,可以依照西方模型建立大规模的工厂--虽然要比人家多付三倍的费用。但是,仅仅是经济规模的扩大,还不能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日益要求生产力的质的进步,这却不是官僚们所能操纵的。所以他们只能抱怨“粗放式增长”却毫无良策。官僚们的生产品,好像烙上了粗制滥造的标记。官僚主义的毒疮在大工业方面也许不十分明显,但严重摧残着轻工业、食粮工业、集体农场、地方小工业,还有合作社,即最与人民息息相关的那些经济部门。在国有化的经济之下,要提高品质,就要有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支配,要有劳动者的主人翁精神,他们有批评和创意之自由--而这些条件却与官僚政治是不能相容的。

  人民当家作主并非抽象的政策要求,更不是抽象的道德。这已成为社会主义的生死死攸关的需要。恰像当初君主专制政体与资产阶级市场的发展不能调和一样。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才能更为健康地发展。这已经为中俄国的历史所证明。老板们有钱之后想干什么呢?更多的不是用在升级,而是用在炒楼,炒股。甚至大规模地转移到国外。

  如果资产阶级法权没有受到必要的限制;如果金融受制于少数人,则少数人必定受制于国际垄断资本;市场和生产就会受制于国际垄断资本;如果那样,不但民众受剥削,民族资产阶级受创更重,市场经济也搞不成。因此,官僚社会主义的终结,不是因为左派的反对,而是因为资本的发展。是新的矛盾的开始。生产力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总会冲破旧的生产关系的限制。就如三十年前冲突毛的限制,如今也一样会冲突邓的限制。在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走向它的反面了。生产力是唯一有决定性和个性的。企业主们现在认为自己可以取社会主义而代之,终于一天他们会受够了为银行打工的日子,会像上世纪五十年代那样经营不下去,又再敲锣打鼓欢迎社会主义回来。(百韬网刘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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