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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新民:毛主席决策的三次转兵为彻底改变中国命运奠基

2021-07-03 11:28:35  来源: 淮左徐郎   作者:胡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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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胡新民,授权本号原创发布。

  毛主席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毛主席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其中最著名的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路线对了,人少会有人,没有枪会有枪,也会有政权;路线错了,人再多、枪再多也没有用。”

  毛主席去世后,党内这样评价他:“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绩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群众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财富。”

  在毛主席众多伟大的决策中,他在土地革命时期决策的三次转兵,称得上奠定了彻底改变中国命运的基础。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面对反动派的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没有被吓到,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但是,当时为了团结国民党中一部分愿意继续革命的人士,这次起义仍使用国民党左派旗帜,沿用了国民革命军的番号。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因此,毛泽东同志在领导9月9日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不再沿用国民革命军的番号,而将起义部队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次公开打出自己的旗帜(带有镰刀、斧头、五角星的工农革命军军旗),在全国人民面前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决心。

  文家市转兵

  秋收起义部队在攻打中心城市受挫后,毛泽东同志果断改变计划,率部队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决定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9月29日,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同志召开了前敌委员会,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三湾改编”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新开端。1927年10月上旬,毛泽东同志率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北麓的宁冈县,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转兵井冈山后,毛泽东同志抓住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的有利时机,全力进行边界党、军队和政权建设。1927年11月,成立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工农兵政府。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的建立,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尝试,开创了井冈山根据地建立革命政权的先河,积累了红色政权建设的重要经验。

  在总结茶陵战斗经验时,对工农革命军,毛泽东同志要求改变过去军队只顾打仗的旧传统,担负起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1928年4月初,毛泽东同志在总结部队做群众工作的经验,在湖南桂东沙田规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即人民军队的“第一军规”。以后六项注意又发展成八项注意。这些规定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对于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关系、军民关系和瓦解敌军,都起了重大作用。

  1928年4月28日,在毛泽东同志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的掩护和接应下,朱德、陈毅所率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和湘南暴动农军,安全地转移到达井冈山,在宁冈砻市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正确道路。

  株洲转兵

  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党内的“左”倾冒险倾向逐步发展。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由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拟定的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按照中央指示,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于7月27日乘虚攻占长沙。后在敌人大力反攻下主动撤离长沙。1930年8月23日,红三军团与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军团在浏阳会师,合组成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和总政委,彭德怀任副总司令的红一方面军。推行“左”倾冒险错误的中央又命令其向长沙发动第二次进攻。与敌军对峙半月,红军多次强攻,造成不少伤亡,甚至遭遇了腹背受敌的危险。9月12日,毛泽东同志在长沙郊外白田铺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作出向株洲、醴陵方向退却的决定。9月13日,毛泽东同志又在株洲主持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作出“东进赣西,攻打吉安”的正确决策。株洲转兵标志着党和红军迈出了自觉抵制与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第一步,扭转了当时中国革命出现的一次严重危机,也为后来粉碎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围剿”创造了条件。

  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红军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拒不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建议,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

  通道转兵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在突破国民党军队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红军付出极大牺牲,由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锐减到三万余人。中央红军强渡湘江后,蒋介石察觉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是北上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立刻调兵遣将进行合围。危急关头,毛泽东同志亲自促成1934年 12月12日党中央通道会议的召开和中央红军通道转兵的实现。在参加通道会议多数同志的赞成和支持下,中央红军根据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放弃原计划,立即转兵向西,到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根据地。红军主力西进,在12月15日攻占贵州黎平。12月18日,中央红军在黎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围绕毛泽东的在通道提出的战略方针进行激烈争论,最后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发言写成《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从此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队的原有部署,而且连战连捷,部队的面貌为之一新。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城红军总司令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从此,毛主席带领中国人民为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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