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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开反对毛泽东的他,为何晚年时说:我愿意做主席的小学生

2021-10-23 09:48:54  来源: 温伯陵的烟火人间   作者:温伯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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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刘伯承和毛泽东交集,始于宁都会议。

  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以远东局的名义,一手提拔爱徒王明进入政治局,主导中国革命近4年。

  此后,王明调兵遣将,选派各路人马进入革命根据地,一来推行极端政策向苏联邀宠,二来夺取中国本土革命家的权力。

  在苏联和王明的庇护下,张国焘执掌鄂豫皖苏区的大权,掀起腥风血雨,夏曦去洪湖苏区欺负贺龙,而奔赴中央苏区的,则是项英、王稼祥和任弼时。

  项英到中央苏区以后,随即撤销红一方面总前委,同时成立苏区中央局,由人在上海的周恩来做书记,身在苏区的项英做代理书记。

  于是,中央苏区的最高领导权,从前委书记毛泽东,转移到苏区中央局的项英,毛泽东只能以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身份,参与军事行动。

  但山雨欲来风满楼,毛泽东的总政委职位,到底是没保住。

  同年11月份,苏区中央局领导的中革军委成立,任命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和彭德怀为副主席,直接指挥部队作战。同时取消红一方面军总部,总政委毛泽东被迫下岗,成了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离开军事岗位,明显被边缘化了。

  不过伟人之所以是伟人,就在于他有不可替代的地方。

  12月份周恩来进入苏区,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由于初来乍到不了解情况,便请毛泽东协助工作,这也给他重新出任总政委埋下伏笔。

  正如周恩来给中央局的电报说:

  “泽东的经验和长处,还需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他做总政委其权限于指挥作战,战术方面为多。玉阶不细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遇关重要或犹豫不定时,我便可以最高军事会议主席或中央局代表名义纠正或解决。”

  总体意思就是,用人要用其长处,不要一棍子打死。

  于是在1932年8月,红一方面军恢复番号的时候,沉寂一年的毛泽东,被重新任命为总政委,在中央局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下工作。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也就没有以后的纠葛了。

  但我们之前说,王明派来的人夺权只是第一步,彻底该换路线才是最重要的第二步。(周恩来同志不是王明的人)

  路线和政策,才是他们最大的分歧。

  毛泽东主张积极防御,新来的人主张积极进攻,毛泽东主张用游击战,新来的人要求用正规战,这种南辕北辙的路线政策,让他们的工作分歧越来越大。

  要彻底解决问题,便有了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

  项英等人批评毛泽东,积极防御是消极怠工,完全脱离共产国际规定的路线,而且不服从领导,组织观念不强。

  毛泽东站起来反驳,但是没人支持他的意见,显得势单力孤。

  经过几天的会议批判,项英等人的意见占上风,并且认为毛泽东认识错误不够,不能继续做总政委了。

  周恩来想维护毛泽东,说要么我负责战争权责,泽东留在前方相助。要么泽东负责战争权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最后项英等人没有赶尽杀绝,听了周恩来的第一个建议,让毛泽东到后方养病,随时到前方相助。

  这就是周恩来,从来不走极端,团结至上,做事留一线。

  毛泽东走的时候和周恩来说,服从组织决定,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不过他从来没有收到电召,过了三年鬼都不上门的日子。

  至此,临时中央暂时取得决定性胜利。

  写了这么长的宁都会议,这些事和刘伯承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关系。

  刘伯承是1932年1月进入苏区的,因为以前做过川军的军长,又在苏联伏龙芝军校学习过,满脑子都是正规作战,怎么都看不起苏区的游击战。

  所以在宁都会议的博弈中,不论是身份或者战术,刘伯承都不可避免地站在临时中央一边,在会议上批判毛泽东,投票让他下岗养病。

  做为土洋斗争的胜利者之一,又是懂正规战术的军人,刘伯承便出任红军总参谋长,用旧经验和苏联知识,谋划红军的战役战术。

  而刘伯承最闪光的地方也在这里。

  他明明是正规战和游击战博弈的胜利者,却不像其他书生似的,守着苏联的成功经验不放,一条路走到黑。

  刘伯承谋划红军战役的时候,发现红军的战术素养太差,武器装备更差,根本不能打正规战,除了游击战以外没别的办法。

  仔细想想,好像......毛泽东是正确的?

  于是刘伯承放下成见,开始研究游击战术,到1934年初就写出《关于加强游击战争的领导问题》、《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游击队穿过敌封锁线到其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等军事论文。

  刘伯承踏踏实实的研究了游击战,而且造诣相当不错,短短两年时间,已经从正规战军人转型成游击大师。

  不知不觉间,刘伯承走到毛泽东的路线上,那么也就不再反对毛泽东了。这个时间点,比张闻天和王稼祥都要早一年。

  一定要给刘伯承打标签的话,应该是实事求是。

  之前不懂毛泽东的游击战术,便不做违心的吹捧,宁愿随大流投票让他养病,可一旦明白了毛泽东和游击战术,那就是真心实意的服气。

  就像他经过两年思考才决定入党一样:

  “当今中国向何处去?哪一种主义最合乎中国国情?还应当深思熟虑才稳妥。如果一见旗帜就拜倒,我觉得不太对了。准备极力深研,将来才能确定自己的道路。”

  毛泽东没有私敌,只要和他的思想道路一致,以前的问题都可以既往不咎。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出山主持大局,和中央纵队司令刘伯承合作愉快,一起部署了强渡金沙江、大渡河的战斗,还促成刘伯承和小叶丹结拜,甚至在抗战开始的时候,让刘伯承空降到129师做师长。

  此后几十年,刘伯承和毛泽东的关系,虽然不像林彪一样亲近,但整体来说,革命战友关系保持的不错。

  只谈公事不谈私情,足够了。

  刘伯承和毛泽东缓和容易,和彭德怀缓和就难了。

  宁都会议前后,刘伯承写了不少批评游击战术的文章,让中央苏区的干部们非常不爽,彭德怀就吐槽说,按他刘伯承的说法,我们这几亩田早卖光了,呵,其他人不行,就他行。

  后来因为某些传言,刘伯承吐槽彭德怀:“红军本来就存在游击主义么,老彭的红三军团也需要在战术上提高一下。”

  以彭德怀的牛脾气,这能忍?

  所以此后几十年,他们两人在战争中能保持合作关系,但是遇到关键问题,难免互相吐槽。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宁都会议的土洋、战术之争,把刘伯承、彭德怀、毛泽东连在一起,有些事已经在这里埋下伏笔。

 

  2

  彭德怀的军事生涯,从红三军团的彭大将军,到抗战时期的百团大战,再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始终处于人生高光时刻。

  唯独解放战争的前两年,由于兵力不足和任务限制,彭德怀和胡宗南作战非常艰苦,始终不能放开手脚大战。

  和螺蛳壳里做道场似的。

  解放战争的前两年,却是刘伯承军事生涯的高光时刻。对,我说的就是千里跃进大别山。

  而刘伯承的人生线里,又多了一个重要人物——政委邓小平

  解放战争刚爆发的时候,毛泽东便准备让刘邓、陈粟部队到外线作战,也就是不要死守根据地,主动向国统区进攻。

  毛泽东甚至规划了两个阶段的作战任务。

  第一阶段是李先念部在中原牵制国军,让刘邓和陈粟在根据地大量歼敌,然后就到了第二阶段,两支部队南下汇合李先念部,分别攻占信阳、大别山和安庆。

  总之一句话,把战线推到国统区,消耗蒋介石的人力物资,千万不要死守根据地,做困兽之斗。

  从全国战略来说,不能不佩服毛泽东的眼光。

  因为各根据地的人口,加起来也不过1亿而已,还都是穷困山区,人力物力非常有限,根本不能支持太长时间的战争。

  如果战线不能推到国统区,一直死守根据地的话,迟早被占据3亿人口、全国大部分城市、拥有美国援助的蒋介石耗死。

  事实上,解放战争进行到第二年,根据地的经济便差点崩溃。

  以陕北为例。

  1947年,陕北遭遇数十年不遇的旱灾,可以想见,粮食产量必然要大幅减少,到了秋冬季吃饭穿衣都是问题。

  除了旱灾以外,胡宗南对陕北的军事进攻,同样在消耗陕北的人力物力,以及以后几年的战争潜力。

  据后来统计的数据,相比1946年而言,1947年的人口从150万减少到90万,耕地面积从1513万亩降低到1150万亩,粮食产量从5.49亿斤降低到2.7亿斤,物价上涨34倍,粮价上涨80倍。

  陕北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而就在陕北经济崩溃的时候,因为战争频繁,陕北的脱产军政人员从6.5万人,暴增到17万人。

  战争年代,不管怎么样都要保证军队的粮食供应,皇帝还不差饿兵呢,所以边区政府不得不向各阶层加税。

  一边是产量减少,一边是增加税收,结果就是陕北农民的负担非常重,已经超过能承受的临界点。

  这样的经济环境,别说打胜仗了,能活下来都不容易。

  就连转战陕北的毛泽东,每天都只能吃两碗黑豆饭,常年处于饥饿状态,饿的浑身浮肿,甚至因营养不良晕倒过。

  彭德怀的仗,怎么打?

  战争中经济和粮草,要么耗之于我,要么耗之于敌,二者只能选一个。

  蒋介石的大战略是消耗解放区的经济,让解放军自行崩溃,毛泽东的对策便是反其道而行之,消耗国统区的经济,让解放区休养生息。

  这时候,就必须让解放军到外线作战,并且把解放区的敌军吸引到国统区。

  毛泽东放眼望去,能到外线作战的只有三支部队——晋冀鲁豫的刘邓大军、山东的陈粟大军、陈赓和谢富治兵团。

  而最适合做进攻主力的,便是面前没有敌军重兵的刘邓大军。

  于是在1947年7月23日,毛泽东给刘邓发电报:

  “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

  此时的刘邓大军,已经在豫北“七战七捷”,在鲁西歼灭国军5万人,缴获的枪炮、电台、汽车不计其数,发展到12万人,其实并不愿意放弃根据地,到外线作战。

  而且不要根据地作战,是闹着玩的?

  自人类有战争以来,孤军深入都是最危险的,一旦作战不利,必然要全军覆没。

  远有唐末黄巢的流动作战,近有太平天国的李开芳北伐,和石达开西征,都无一例外的失败了。

  孤军深入最成功的,也就喜欢用骑兵的霍去病了。

  所以刘伯承和邓小平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他们给毛泽东回电:“完全拥护所示方针,但目前南下有困难。”

  比如炮弹消耗殆尽、俘虏需要消化、经费只有数十亿法币不足半月开支等等,如果能继续在内线作战两个月,南下的困难就少了。

  总之就是拥护主席决策,但能不能给点时间,让我们准备?

  7月29日,毛泽东的回电很委婉:

  “来电均悉......刘邓全军休整半个月后,仿照原来计划,第一步依托豫皖苏,争取大量歼敌,两个月后看情况,逐步向南发展,或直出大别山。”

  然后话锋一转:

  “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如陈谢和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

  虽然是商量的口气,但说出来的话非常重,简直是用最温柔的口气说最狠的话。

  陕北的情况甚为困难,说明陕北支持不住了,再不支援的话,陕北根据地就要彻底丢了。

  而中央在陕北,毛泽东在陕北。

  中央和主席要是出现意外,革命战争,还能革出什么花来?现在你们是要装备和兵力,还是要中央和主席,以及全国战略反攻的大局?

  你们自己选吧。

  这封电报,刘伯承和邓小平看完就明白了,这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哪怕12万部队拼光了,也得服从命令。

  刘邓什么都不用说了,直接回电,半个月后行动,直出大别山。

  8月7日黄昏,刘邓大军分三路南下,一路过敌占区和黄泛区,不得已把重武器都扔掉了,于28日进入大别山区,基本上是人手一杆步枪,其他的重武器和粮食衣物都没有。

  什么是觉悟,什么是党性?

  这就是。

 

  差不多的时间,陈毅和粟裕、陈赓和谢富治的部队,分别从东西两侧南下,解放战争至此转入反攻阶段。

  虽然刘邓大军在大别山损兵折将,12万人减员到5.8万人,但这是战术级别的损失,在全国战略反攻的层面,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其实是成功的。

  1948年8月,陈毅给刘邓大军讲话的时候,说的很明白:

  我们100多万军队,蒋介石2、300万军队,一起堆到解放区,双方5、600万人,每天拉屎也要拉5、600万堆。即便你能俘虏,可俘虏过来的第一天就要解决伙食问题。

  所以我们这一反攻,决定性的胜利,就是把蒋介石的战略方针破坏了,把战争包袱放到蒋委员长的头上。

  陈毅的话槽,理不糙。

  所以才说,“千里跃进大别山”是刘伯承的高光时刻,不仅解了革命战争的危机,也完美配合了远在陕北的毛泽东、彭德怀。

  这次军事行动,是毛泽东、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之间远隔山河的一次合作,他们4人再走到一起,要到1958年了。

 

  3

  1950年代,我国为了承接苏联的工业技术转移,外交上是一边倒,内政则是全盘苏化,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都在向苏联学习。

  而建国后刘伯承到南京办军校,想让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学习的对象也是苏联。

  在全国学苏联的大环境里,苏联的科学技术进入中国,斯拉夫人崇尚等级的糟粕也进入中国。

  甚至有人觉得,苏联就是天经地义的大哥,不管什么时候都要跟着苏联走。

  这就过火了。

  某种程度上说,苏联通过工业转移和文化输出,几乎把中国绑架在苏联的战车上。

  刚刚独立的中国,也对苏联有了依附性。

  不过全国风气如此,除了毛泽东偶尔说“苏联不能全盘照搬”以外,其他人都不敢说苏联的坏话,要不然能被人喷死。

  类似于前20年接受美国的工业转移,中国便对美国有了依附性,别说在网上说美国的坏话了,说句爱中国都能被喷。

  这么说就能理解50年代的风气了吧?

  原本学苏联就学苏联吧,用20年时间学到苏联的技术,再“去依附”也不迟,后来学美国,不也学了几十年么。

  但最怕的就是巧合。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时代的一切,决定改弦更张,和前三十年彻底决裂。

  消息传到中国,不禁让人出现一些想法:

  “苏联出现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两条路线,会不会延伸到全盘学习苏联的中国,甚至造成中国的斗争和分裂?”

  我们现在认为绝对不可能,但在那个时候,其实是可能出现的。

  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太深了。

  我党建党初期,明文规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苏联能操纵党内的人事任命,也是因为国际和国内的上下级关系。

  王明等国际派给革命造成多大损失,现在大家都知道。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的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斗争,也迅速延伸到国内,产生了一个叫“托派”的群体,也就是托洛茨基派。

  中国党内的同志,凡是被扣上“托派”的帽子,基本上被判了政治死刑,升迁什么的别指望了,不开除党籍就是天大的福分。

  比如左权,直到牺牲都是“托派”,牺牲40年才摘帽子。陈独秀被诬陷为“托派”,还专门发文说“我不是托派。”

  斯大林清算托洛茨基,凭空造出一个托派,现在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会不会在中国凭空出现一个斯派?

  极有可能。

  所以在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以后,为了避免中国出现斗争分裂,毛泽东决定和苏联做切割,也就是割断和苏联的深层次联系,只接受工业项目和资金技术。

  从那时候起,他开始大范围的讲,不要什么都学苏联啊,要学也要辩证的学,而且我们也有很多优秀经验等等。

  具体到军队内部,便出现了“反教条主义”的动机。

  所谓教条主义,就是不管苏联的精华还是糟粕,不管不顾的全部学过来,让人分不清解放军是中国军队,还是苏联军队。

  刘伯承做为高级军校的校长兼政委,被中国和苏联的风波,推到风口浪尖上。

  毕竟高级军校培养的都是将军,如果军校苏化严重,学员必然把“崇苏”的风气,带到解放军的部队里。

  所以军校是反教条的重点,而军校的重要又是校长刘伯承。

  这是刘伯承落幕的大气候。

  小气候则是个人纠葛了。

  抗美援朝五次战役结束后,彭德怀回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我们都承认彭大将军的战功和品德,但也得承认,彭大将军的脾气暴躁,有时候挺......跋扈的。

  58年的反教条工作,彭德怀是具体操办人,在正常工作之外,不可避免地带入数十年来的个人恩怨,以及持续多年的土洋之争、游击和正规之争。

  所以在中苏切割的大背景下,个人纠葛被无限放大,刘伯承被迫走上批斗大会的讲台,无奈的做了一番深刻检讨。

  和刘伯承一起作检讨的,还有粟裕,扣的帽子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刘伯承做检讨的时候,当年并肩作战的政委,已经是会议领导小组组长。

  他站出来想保护刘伯承,说刘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今年66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

  不过在那种环境下,个人的力量太单薄,根本不足以对抗大势。

  刘伯承和粟裕,被国际大气候和个人小气候推动,于1958年全部淡出军队,是开国将帅里最早离开军队的。

  话说回来,他们两个最早淡出军队,反而避开以后的各种风波,平平安安的活到80年代。

  当年那些叱诧风云的人,则各有各的不幸。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

 

  4

  1980年9月,邓小平已经恢复工作,开始执掌中国政局。

  杨得志、杨勇、张震到他家里汇报工作,杨得志试探性的问,我准备在全军院校会议上讲话,里面有58年“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内容,有人说会反到你头上来。

  邓小平马上表态说,可以讲,反教条主义主要是整刘帅,最后还是我向毛主席提出要保刘帅的。

  于是在一个月后的大会上,杨得志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

  再过两年,中央给刘伯承发了致敬信,肯定了他革命多年的成就,并且批准《刘伯承军事文选》出版。

  这两件事,其实就是给刘伯承平反。

  当年的事情,原本就有很多无奈和个人意气。

  现在当事人老的老、走的走,更何况中苏交恶都20年了,那些莫名其妙交织在一起的命运线,也该清零了。

  老人的事情都解了,年轻人才能轻装上阵。

  1986年,刘伯承去世。

  他曾经说过:

  如果有一点点成就,那是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所给我的。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

  因此我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做毛主席的小学生,为中国人民尽力。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

  刘伯承这辈子,为革命战争立过大功,也和同志们互怼过,但其实没什么坏心思,都是对革命和战争的不同见解而已。

  即便偶尔犯错误,也能迅速改正,无非是“实事求是”罢了。

  仅凭“实事求是”四个字,刘伯承也是真·布尔什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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