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千秋文挥斥，胸怀万韬论浮沉。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是200多个政治党派之一，只有50多名党员，绝大部分是“秀才”，两手空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强敌林立，险象环生，始终处于弱势、劣势地位，但为什么最终能够战胜强敌？为什么能够一路披荆斩棘不断夺取胜利？就是因为有了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靠的就是毛泽东主席的领导智慧。他的文韬武略好像就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在他那里似乎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没有攻克不下的难关。毛泽东主席无与伦比的领导智慧已被历史所证明。他的领袖才华和领导智慧，不仅折服了跟随他的一大批时代风云人物，也折服了世界上众多的政治家——包括敌视他的对手。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认真领悟和汲取毛泽东主席的领导智慧，对推进我们的事业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毛泽东主席终其一生都在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而殚精竭虑。为了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在他之前，有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处于党的最高领导层，但都未能成功。论历史环境和时代条件，后来处于领导地位的毛泽东主席遇到的形势更为险恶，斗争更为激烈，矛盾更为复杂。但毛泽东主席凭借精妙的领导智慧，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断取得胜利。在他实施领导过程中，他的领导智慧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在革命力量处于弱势、劣势的背景下，紧紧扭住“变被动为主动”这根线，努力争取主动权。所以说，毛主席的领导智慧博大精深，但其精髓就是四个字：抓主动权。对此，可从战略和战术两个层面理解。
战略层面的主动权
战略事关全局，事关方向。战略上被动，必然丧失自主空间，只能被牵着鼻子走，完全受制于人。毛泽东主席的领导智慧中，最为重视战略问题，在处于弱势、劣势的情况下，积极争取战略上的主动权。我们从战略层次的对外和对内两个方面，看看毛泽东主席是如何抓主动权的。
对外方面，毛泽东区分“敌”与“友”。就战略而言，就是尽可能缩小打击面，扩大同盟军（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统一战线就是由此而来），以争取道义上的主动权。
关于对敌斗争的主动权。我们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其实，当时给我们送来的不仅有马列主义理论，还“送来”了开展革命运动方式的“城市中心论”。俄国十月革命攻打冬宫的“一声炮响”，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统治,随后建立了苏维埃政府。这种“从城市到农村”的经验，及其后来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加上爆发于武昌城头的辛亥革命起义，一举推翻满清王朝等，这种“以城市为革命中心”的观念，对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思想影响至深，数年时间里醉心于攻打城市。在屡次“以城市为革命中心”的起义失败后，可以说毛泽东是最早警醒其存在问题的。他认为城市反动统治力量过于强大，依靠弱小的革命力量去攻打城市，无异于拿鸡蛋碰石头，陷革命于被动。为此，秋收起义后，他果断地将起义队伍转向井冈山——反动统治力量较为薄弱的农村，广泛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认定星星之火必然催生燎原之势，由此吸引了南昌、平江等数支起义失败后的队伍，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另辟蹊径地开启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革命道路的探索。这条道路的开辟，就使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从战略上的被动变为主动。抗战胜利后到解放战争时期，面对蒋介石集团的一系列诡计和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毛泽东主席制定的“以谈对谈、以打对打”、“向北发展，向南防御”、“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不在一城一地得失，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将战争引向国统区”、“全面开展战略反攻”、“将革命进行到底”等一系列策略，牢牢掌握了武装斗争的主动权。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在极为艰难的抉择中，毛泽东主席还是从争取新中国未来建设的主动权出发，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为新中国赢得了长期相对安全的外部环境。
关于革命力量的主动权。共产党领导闹革命，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的斗争，本质上就是敌我双方力量的殊死较量。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背景下，除了不断巩固壮大坚定的革命力量，还要尽可能地广泛寻求同盟军。“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义问题，就是从革命力量上争取战略主动权问题。中国革命究竟依靠谁团结谁，毛泽东主席在这个问题上，可谓最为清醒，独树一帜。从《民众的大联合》到《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再到《论持久战》等大量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与同时代政治家所不同的，就是看到中国革命可依靠的力量、可团结争取的同盟者。在共产党内，他是最早发现农民力量的，也是最早由“工运”转向“农运”的，认为农民是中国革命最可依靠的力量。当日本侵略中国，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果断的改变“反蒋抗日”为“联蒋抗日”。当“投降论”和“速胜论”盛行时，他看到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中国人民的战争，但必须摒弃国民党推行的片面抗战路线，因为“战争的伟力之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号召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深入敌后广泛发动人民群众，独立的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蒋介石连续发动三次反共高潮，特别是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合作面临全面破裂，毛泽东主席尽管非常激愤，但还是听取了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意见，确立了“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策略，以强大的政治攻势，对国民党顽固派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共产党赢得了包括国民党爱国人士在内的国内外力量的广泛声援和支持，从政治上、道义上赢得了主动权，打击了顽固派，争取了中间派，国共的地位发生有利于共产党的根本性变化，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
对内方面，毛泽东抓住建党治军这个关键。在残酷的武装斗争中，要赢得斗争的胜利，必须把自身力量搞坚强。可要把自身建设搞坚强，在极端艰苦的环境和极端复杂的时代背景下，要解决的问题实在太多太多，但毛泽东主席紧紧抓住建党治军这个关键，从而把握了解决一切问题的主动权。
突出思想建党。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她的成立就是为了肩负起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压在头上三座大山的历史重任，必须具备强大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但毛泽东看到，党的绝大多数党员来自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也有不少来自知识分子，还有来自其他非劳动者阶层的革命分子，因为长期处在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环境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盛行，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任务极其艰巨，而且非常迫切。为此，他一直高度重视党的建设问题，通过古田会议、瓦窑堡会议、延安整风等，逐步完善了党的思想、政治、组织和作风建设，并创造性地提出要着重于从思想上建党，要求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更要在思想上入党，经常注意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并指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抓住了“党的建设”这个关键，也就抓住了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的主动权。
突出政治建军。武装力量是开展武装斗争的主力军。毛泽东主席不仅最早认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而且他从近代军队无不演变成新旧军阀争权夺利的工具的教训中，最早思考如何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他努力纠正单纯军事观点，坚决同旧军队遗留的军阀习气作斗争。指出，红军是新型的人民的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和工作队，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政治建军实现了“党指挥枪”，抓住了治军主动权，为后来战胜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奠定了基础。
突出理论指导。革命的运动必须有革命的理论作指导，有了正确的理论指导，就能够尽可能地少走弯路，从而掌握运动的主动权。毛泽东提醒全党：“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一生最善于及时从革命的实践中总结经验，并把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用以指导革命运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反对本本主义》《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等，形成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理论——毛泽东思想，使中国共产党有了正确指导和领导中国革命的理论武器，避免了盲人摸象。建国后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著作，正确地指导了社会主义建设。
突出思想教育。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有了统一的思想意志，行动的胜利就有保障。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一经群众掌握，就会变成物质力量。”掌握革命理论的深度，决定着思维视野的广度、政治敏感的程度、思想境界的高度。毛泽东主席非常重视革命队伍的理论武装和思想教育，从井冈山时期开始，就把提高官兵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思想政治觉悟作为党的重要任务。他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他认为：“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培养造就政治觉悟高、理论素养好、执行能力强的干部队伍，是取得革命事业成功的保证。所以，他特别重视干部的选拔培养，尤其重视用革命的理论武装干部头脑。抓理论武装和思想教育，就抓住了提升革命队伍整体素质能力的重要途径和主动权。早在井冈山时期，在极为艰苦条件下，创办了人民军队历史上的第一个军事教育机构——井冈山军官教导队。抗战时期创办的“抗大”，毛泽东确立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并亲自为抗大学员授课。延安整风运动，更是一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教育运动，在全党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使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得到大大提高，使全党实现空前的团结。
战术层面的主动权
战略与战术的关系是辩证的关系，是整体与分支、全局与局部的相辅相成关系。战略决定战术，战术支撑战略；战略方向规定战术目标，战术依赖于战略，服务于战略。毛泽东主席有著名的名言：“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但也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战略上藐视敌人，是强调在战略上不害怕强敌，不害怕战争，确立敢打必胜的信心。战术上重视敌人，是要求在具体战斗中，不可掉以轻心，不能莽撞蛮干，在具体斗争时，采取谨慎态度，讲究斗争艺术，集中优势力量战胜敌人。毛泽东主席关于战略上的藐视、战术上的重视，既强调了战略上的主动权，也强调了战术上的主动权，解决了如何正确认识敌我力量悬殊差距的问题，找到了有效转化敌我力量强弱对比的途径，成为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基本原则。他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中，从红军时期的“十六字诀”，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在外线单独作战，开展独立的山地游击战”，从解放战争时期的“十大军事原则”，到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零敲牛皮糖”等，制定了一系列掌握战术主动权的策略。
毛泽东早在1929年4月5日《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对红军的一些游击战术问题做了总结和阐述：“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1930年12月下旬，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宁都召开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会场两边就贴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的对联。这是毛泽东主席对早期人民军队开展武装斗争在战术层面把握主动权的探索。
随着形势变化、战争形态演变和人民军队的发展，毛泽东主席围绕巩固战略上的主动权，制定了一系列的把握战术方面主动权的原则。这些原则集中体现于《十大军事原则》：
一、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二、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
三、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
四、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
五、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
六、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七、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
八、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
九、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十、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
十大军事原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核心是强调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围绕这个核心，毛主席就作战方针、歼击目标、作战形式、作战方法、作战准备、战斗作风及补充休整等方面的问题，规定了明确的指导原则。其要旨就是牢牢把握战术层面的主动权，以支撑战略上的主动权。
除了军事斗争外，毛泽东主席的领导艺术中，有很多从战术层面掌握主动权的领导原则和方法。如：抓主要矛盾、扭住中心、学会弹钢琴、统筹兼顾、扬长避短、波浪前进、留有余地、不要四面出击、抓两头带中间等等。
总之，领导智慧是领导方式因时、因势、因人而变的集合，是在领导规律和领导活动中的一个“合适度”的选择，既要顺天理，又要接地气，领导者对这种“合适度”的把握艺术就叫领导智慧。毛泽东主席的领导智慧极好地把握了这种“合适度”，其智慧的精髓之所以是“抓主动权”，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长期处于弱势、劣势地位。毛泽东主席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为了摆脱被动局面，为了不受制于人，在争取主动权方面展现了精妙的领导智慧和精湛的领导艺术，从而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所以，我们无论是领导单位建设还是管理企业，汲取毛泽东主席的领导智慧，领悟其领导智慧的精髓，就一定能够推动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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