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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侄子毛远新刑满出狱后的工作与生活(组图)

2013-06-25 22:57:11  来源: 滨海网   作者: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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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侄子毛远新刑满后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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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远新的生父是毛泽民,生母是朱丹华。1941年2月,毛远新出生在新疆。1943年9月,毛泽民被盛世才杀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朱丹华带着不足3岁的毛远新继续坐牢。1945年7月,经组织营救,未被盛世才杀害的共产党得以出狱。朱丹华与毛远新出狱后到了延安,此时,毛远新才4岁多。毛泽东在延安见到毛远新后,自然想起一直跟随自己干革命的亲弟弟毛泽民,他百感交集,对毛远新也格外钟爱。

  后来,朱丹华改嫁方志纯(方志敏之弟)并到江西南昌工作,毛远新随行。但朱丹华认为,毛远新毕竟是毛家的骨血,因此一直打算把毛远新送到他伯父毛泽东那里。

  1951年,朱丹华到北京开会,也把毛远新带上了。开完会,朱丹华带毛远新进中南海看望毛泽东。毛泽东见到10岁的毛远新很聪明,心情格外高兴。江青也很高兴,把毛远新拉到自己身边,看了又看,还让毛远新在自己身边坐下。朱丹华向毛泽东提出,“小豆子”(毛远新的小名)想在北京上学。毛泽东一听就明白了,他当即同意毛远新到北京来。江青也非常高兴,说,“小豆子”就住在我们这里好了,到育英小学去读书,和他姐姐(李讷)同在一个学校,这不更好吗?毛泽东同意江青的意见,这件事就定了下来。

  在毛岸英牺牲、毛岸青长期生病的情况下,毛泽东实际上是把毛远新看作自己的亲儿子一样关心他、培养他。但毛泽东工作忙,生活上毕竟难以对毛远新照顾得很周到。江青看出了毛泽东的心思,加之她自己无子,所以就把毛远新视同己出,对毛远新在生活上多方关心照顾,时间一长,还真的培养出了类似母子的感情来。毛远新称江青为“妈妈”,江青则总是叫毛远新的小名———“小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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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毛远新以优异的成绩从北京101中学毕业,凭自己的本事,当年考上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系,之后又想进“哈军工”,在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转入了“哈军工”。1964年暑假,毛远新回北京休假,他仍如从前一样,经常在毛泽东身边。7月5日,毛泽东对即将大学毕业的毛远新谈到了大学毕业应该选择什么方向的问题,于是后来有了题为《毛泽东与毛远新谈话纪要》一文。此文件一下发,毛远新的名字和身份,一下子为全国所知晓,也为中央高层所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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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毛远新从“哈军工”毕业。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毛远新到部队当兵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对政治十分感兴趣的毛远新,决心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此后,他响应号召重返“哈军工”,一举成为学校造反派领袖,1968年5月当上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不久,他又担任了沈阳军区政委。

  1975年9月27日,毛远新从辽宁赴新疆参加自治区建区20周年庆祝活动,路过北京时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在与毛远新的谈话中感到,毛远新有地方工作“经验”,谈话中对“政治问题”有自己的见解,为此很高兴。毛泽东这时已有一个打算,就是想把毛远新留在北京,留在他身边,当他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

  以当时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他的这个意见提出来后,中央很快就同意了。

  由于毛远新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发达”起来的,在思想根子上与“四人帮”是一致的,成了毛泽东的联络员后,与邓小平在政治上格格不入,对邓小平领导的整顿也“看不惯”。他利用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开始说邓小平的坏话,后来竟成了倒邓的急先锋,尤其在1976年“天安门事件”上蒙蔽躺在病床上的毛泽东,导致邓小平再次下台。

  毛远新引火烧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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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逝世后,毛远新作为毛泽东与政治局之间联络员的任务本已经完结,但是,他个人的野心以及他与江青的特殊关系,使他头脑发热。他竟然找到江青,请江青在华国锋面前提出要求,把他留在中央工作。

  9月19日,江青给正在人民大会堂处理事情的华国锋打电话,要求开紧急常委扩大会议。江青还要求,让毛远新也参加常委扩大会议。华国锋不同意开会,江青就一再打电话,非要开不可。最后,江青亲自跑到人民大会堂来,逼着华国锋开会。华国锋和几个政治局委员只好坐下来,听江青说什么。江青提出,要把毛泽东的书籍、文件,交给她与毛远新保管,“因为我是毛泽东的妻子和秘书,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侄子”。华国锋不同意。张春桥提出,可交给张玉凤保管,由毛远新帮助张玉凤登记、整理。江青就与华国锋争吵起来,一直吵了5个多小时,华国锋也没有让步。后来,华国锋说,这次会议,叶帅、先念没有参加,不是常委会,不算数。江青也只好回去了。之后,江青每天都去找张玉凤,纠缠着要由她和毛远新保管毛泽东的文件,还从张玉凤那里骗走了两份。张玉凤赶紧向汪东兴和华国锋汇报。华国锋和汪东兴一致意见:必须追回这两份文件。江青只好交回这两份文件,但文件已经被她改得乱七八糟。华、汪二人对此很生气。此后,华国锋下令,封存毛泽东的文件。这样,江青让毛远新留在中央整理毛泽东文件的图谋,没有得逞。

  9月28日,毛远新与江青、张春桥在中南海密谋,让毛远新直接给华国锋写一封信,提出他自己怎么办,是留下还是回辽宁的问题,然后他们在第二天的政治局会议上先后发言,逼华国锋把毛远新留在中央工作。9月29日,政治局开会,华国锋主持会议。华国锋首先讲,江青提出要工作的问题,毛主席生前已经说了,她还是研究国内外动态,不变了。接着,华国锋当着与会全体人员的面,念了毛远新写给他的信。念完信后,华国锋率先表态说:我同意毛远新回辽宁工作。“四人帮”一听,气得火冒三丈,急忙围攻华国锋。江青恶狠狠地说:“毛远新应该留下,必须留下!只有他熟悉毛主席临终前说的话。”张春桥、姚文元立即响应说:“毛远新应该留下。”江青又说:“毛远新留下,是要处理毛主席后事的。”华国锋说:“你不是说过,毛主席的后事,你不参加,毛远新也不参加吗?”汪东兴立即出面证明说:“是的,江青同志说这个话时,我在场。”王洪文、张春桥也听江青说过这个话,便不作声了。江青一听,索性撒起泼来,又哭又闹。这时,张春桥提议:“让毛远新暂时留下来,他熟悉情况,主席写的东西,只有他能看懂。”江青立即止住哭闹,响应说:“对,毛主席的文件交给毛远新,我放心。”这时,叶剑英表态说:“我同意华国锋同志的意见,毛远新回辽宁,文件仍由办公厅负责保管。”李先念立即附议说:“我同意华国锋和叶帅的意见。”这样,政治局会议形成了僵局。这时,江青又哭闹起来,并赶叶剑英和李先念等人走。她指着叶剑英和李先念说:“你们无关的人都走。”她的意图是,只留下华国锋一个人,他们好逼迫华国锋把毛远新留在中央。

  华国锋考虑叶剑英、李先念年岁大了,会议已经开了好几个小时了,就劝他们先回去休息。 叶、李二人只好走了。汪东兴则坚持不走,保护华国锋。

  会议继续开时,“四人帮”轮番攻击华国锋,让他表态把毛远新留在中央工作。华国锋、汪东兴等干脆不讲话了,任由他们说。等“四人帮”吵嚷累了,说话声音小了一些时,华国锋问江青:“你究竟想干什么?”江青说:“开三中全会,毛远新留下起草政治报告,确定人事问题。”这句话暴露了他们的野心。华国锋明白了他们的用意,是要让他交权。对此,华国锋是绝不让步的。他斩钉截铁地说:会就开到这里,毛远新回辽宁。叶剑英、李先念不在场,开三中全会问题不讨论,开也要由我作报告,由我准备。党中央的人事安排,应由政治局讨论决定。说完他起身就走。

  中央对他实行“保护审查”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与“四人帮”彻底闹僵了。他也认识到了“四人帮”的野心,决心粉碎“四人帮”,办法是团结政治局多数同志,把“四人帮”抓起来。

  1976年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亲自坐镇指挥,在抓捕“四人帮”的同时,他们没有忘记毛远新。

  当天晚上,毛远新吃过晚饭,给自己在沈阳的妻子全秀凤打了一个长途电话,便在他的房间里看电视。突然,毛泽东生前卫士李连庆走了进来。毛远新见李连庆来了,一愣,但仍然不知就里,急忙打招呼:“老李,有什么事?来,一起看电视。”李连庆对毛远新说:“想给你换个地方。”毛远新还不明白,说:“换到哪里?我得收拾一下。”李连庆说:“不用了,现在就走。”话说到这里,毛远新才听出李连庆话中的意思,双眼盯着李连庆,问道:“你来抓我?”这时,中央警卫团负责人张耀祠率领警卫员走进屋来。张耀祠向毛远新宣布:根据中央的决定,要对你实行“保护审查”(当时为了把毛远新与“四人帮”区分开,特意用了这个名词),你要交出手枪。毛远新大怒,高声叫道:“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他拒绝交出手枪。张耀祠一声令下,警卫员上前收缴了毛远新的手枪。毛远新没有反抗,被警卫员押走了。

  上海的“李实”工程师

  毛远新被“保护审查”后,先在中南海一处地下室关着,很快即被送到秦城监狱。这是毛远新“一进宫”。

  由于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亲侄子,与“四人帮”也不完全一样,因此,在监狱里,他还是受到了很好的照顾。关押他的监房较为干净、整洁,一日三餐吃得也算好,每天有自由活动的时间。他能读到报纸,可以看书、听收音机,后来还可以在固定的时间里看电视,身体若有不适,监狱方面就会从城里找来医生为他诊治。上世纪80年代初,王震亲自到秦城监狱,找毛远新谈话。王震在谈话中提出,对于毛主席晚年犯的一些错误,是否写材料回忆一下,你毛远新是否承担一些责任?他还流露出,这也是邓小平的意思。毛远新提出:在监狱中没法写。于是,在王震的关照下,秦城监狱方面以毛远新治病需要好一点的条件为名,让毛远新“出狱治病”,在秦城监狱外边不远的一处房子里,给毛远新单独辟了一个房间,让他在那里吃、住,写材料。但毛远新住进这个房间后,经过几天的反复思考,感到对毛主席晚年所犯的一些错误,自己承担不了责任。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所写的材料,自然不能让上级满意。隔了一段时间,毛远新又被送回秦城监狱。这是毛远新“二进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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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年,毛远新的生母朱丹华给中央写信,提出让毛远新转到江西南昌服刑,以便于她能经常去看望毛远新。由于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亲侄子,朱丹华也是老革命,她的这个要求,得到了上级同意。于是,毛远新便被安排到南昌服刑。在南昌,毛远新仍然得到了好的照顾,他单独住一处房子,可以看书、读报、看电视,吃穿不愁,他母亲朱丹华也可以随时去看他,只是他不能与外界接触。这个待遇,使毛远新享受着实际上的狱外生活。毛远新也利用这一条件,读了很多书籍。可是,好景不长,1987年发生学潮,我国一些地方出现不稳定的迹象,有关部门出于种种担心,决定仍将毛远新送回秦城监狱。这是毛远新的“三进宫”。

  1989年初,朱丹华再次给中央写信,提出让毛远新仍回南昌去。有关部门经研究,同意了朱丹华的要求。

  1993年10月,毛远新17年刑满后,被安排到上海汽车工业质量检测研究所工作。他使用的是“李实”的名字。这个名字是1965年夏天毛远新下乡搞“四清”前毛泽东给他起的。毛远新从哈军工毕业时,正式向学院提出申请改名为“李实”。经批准,他的毕业证书及在空军部队工作时都用此名。在上海汽车工业质量检测研究所,李实的真实身份很长时间只有所长和书记两个人知道 。

  “李实同志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的高才生,毕业后一直在空军工作,1989年转业到江西省公安厅工作,考虑到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现在调到上海,来我们所工作。”报到时,所长的介绍可谓虚虚实实。

  毛远新被安排在总工程师办公室,职务是“办事员”。他埋下头一心扑在工作上,很快熟悉了业务,不久便成为所内技术管理的骨干。两年后,主管技术的副所长发现李实是个难得的管理人才,向所长建议提升他担任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所长一时不知如何向副所长解释才好,就向毛远新征求意见。“你就说我身体不好,本人不想再承担更重的担子。”毛远新说。

  所长舍不得“浪费”人才,便把制订、实施全所质量管理体系的工作交给毛远新负责。那两年,毛远新拖着两条病腿,蹬着一辆旧自行车,风里来雨里去,常常加班加点,成为全所下班最晚的人,终于全所顺利通过了国家有关部门的多次评审。毛远新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得到全所上下的一致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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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所不久,一次全所党员开会,毛远新坐在办公室“岿然不动”,一位同事奇怪地问:“你怎么不去开会?”

  毛远新坦然地说:“我又不是党员。”

  “你怎么不是党员?”这位同事觉得不可理解。一个在空军工作了十几年,又转业到省级公安机关工作了多年的人,居然会不是党员?他满目狐疑。

  毛远新笑着说:“过去想入党,但条件不够。现在年纪大了,也不想入了,反正入不入党一样能为国家干事。”

  “是不是因为家庭成分?”

  “也许吧。”毛远新似是而非地微笑了一下。

  由于刑满后还要剥夺政治权利4年,毛远新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到了基层普选的日子,全所职工都要排队参加投票,一个人也不能缺席,怎么办?所长就提前安排他到外地“出差”,顺便去检查治疗腿病。

  毛远新的业务能力和工作态度在全所有口皆碑,加上待人处事质朴谦和,他几乎年年被大家推选为研究所的先进工作者,放大的照片挂在大门口。

  1997年,上海某报透露了毛远新在上海汽车工业质量研究所工作的消息。“李高工就是毛远新”在研究所已成心照不宣的事实。好在一起共事多年,大家早已熟悉了毛远新的处事为人,不仅没有另眼相看,反而更加敬重,只是没有主动去捅破这层窗户纸,许多人已成了他的好朋友。

  叶永烈:访毛远新近况

  毛泽东有两位胞弟,有两个亲侄子:毛远新是毛泽东大弟弟毛泽民之子。贺麓成(本名毛岸成)则是毛泽东小弟弟毛泽覃之子。

  毛远新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因为他是“文革”中的风云人物,一度成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来成为毛泽东的“联络员”。他深得毛泽东和江青的信任,差一点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一位朋友告诉我毛远新来沪的消息,我便前去访问。

  我按地址,在上海西区找到了一幢普通的居民楼,步入三楼。正值炎夏,房门开着,但铁栅栏门紧闭着。

  我敲响铁栅栏门,一位六十多岁男子出来。经我说明来意,即开了门。

  那是毛远新一九七二年与全秀凤结婚时的房子。全秀凤是上海一家工厂的女工。我来访时,全秀凤不在家,出去买菜了。毛远新在家里。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我脱去皮凉鞋,光着脚走进他的卧室,他招呼我坐在沙发上。

  毛远新已经五十多岁,看上去身体壮实,一头乌发,表情深沉,穿一件白汗衫,一条蓝卡其平脚裤,一双灰丝袜,也没有穿鞋子。屋里一床、一桌、一张三人沙发,水泥地一尘不染。窗外有一小阳台。

  他拿出香烟招呼我。我不抽烟,他独自抽了起来。烟灰缸里许多烟蒂,表明他的烟瘾颇重。

  他常常长时间沉默,陷入思索之中,然后跟我说了几句。接着又是沉默。

  他不大愿意多谈往事,但是他对我说:“我赞赏你的工作态度。你写谁,就去访问谁。你写陈伯达,就去访问陈伯达。”

  毛远新是毛泽民和朱丹华之子,一九四一年二月在新疆出生。毛泽民中年得子,极为锺爱。不料,一九四三年九月,毛泽民被新疆军阀杀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那时毛远新才两岁多。

  一九四五年七月,朱丹华带着年幼的毛远新来到延安。

  朱丹华后来改嫁给方志敏之弟方志纯,毛远新也就随方志纯住在江西南昌。

  一九五一年,朱丹华到北京开会,把毛远新也带往北京。会议结束后,朱丹华带毛远新进中南海看望毛泽东。

  朱丹华对毛泽东说,毛远新想在北京上学。这样,毛远新就来到毛泽东身边。

  毛远新比李讷小半岁,他们一起在北京上育英小学。毛泽东、江青待毛远新如同己出。

  一九五四年,毛远新小学毕业,考入北京一O一中学。

  一九六O年,毛远新上完中学,由于学业优秀,学校打算保送他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毛泽东听说此事,摇头道:“保送,不算本事。”

  毛远新当即说:“那我就去考。你说什么大学难考,我就考什么大学!”

  毛泽东笑道:“要么北大,要么清华。”

  毛远新说:“我就考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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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真,毛远新凭自己的真本事,考上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系。

  毛远新在清华大学学了一个学期,对毛泽东说:“我的许多同学都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我也喜欢那里。我想转学到那里,好吗?”

  毛泽东同意了。

  从此,毛远新转往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每逄寒暑假,毛远新回到毛泽东身边。

  笔者采访了执行拘捕毛远新任务的张耀祠将军。张耀祠当时是八三四一部队(亦即中央警卫团)负责人,对于中南海了如指掌。当然,他对于江青和毛远新的住处,也极为熟悉。那时,江青虽然长住钓鱼台,但近来住在中南海万字廊二○一号,而毛远新则住在中南海怡年堂后院,离江青住处很近。

  张耀祠向笔者回忆说,他是在一九七六年晚上八时半,带领着几位警卫前往毛远新住处。

  当时,张耀祠穿便衣,连手枪都没有带。警卫们则穿军装,但也没有带手枪。笔者问张耀祠,执行这样重要的使命,怎么不带手枪?他笑道,四周站岗的警卫们,全是我的部下,还怕毛远新、江青闹事?抓他们易如反掌!

  在毛远新那里,张耀祠遇上了小小的麻烦。

  那时,毛远新和他的两位从沈阳带来的警卫一起,住在中南海丰泽园的颐年堂。那本是毛泽东接待客人以及开会的地方。他是毛泽东的侄子,所以住在这个外人难以涉足的地方。

  在毛泽东病重期间,毛远新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这联络员名义上只是联络联络而已,实际上权重一时。因为联络员成了重病中的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唯一的联络通道。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靠毛远新来发布,政治局会议的情况靠毛远新向毛泽东传达。

  毛远新的妻子全秀凤,当时在沈阳。十月六日,吃过晚饭之后,毛远新给妻子打过一个长途电话。接着,便坐在那里看电视。就在这时候,李连庆突然走了进来。

  汪东兴选派了李连庆前去执行拘捕毛远新,一方面因为李连庆在汪东兴手下工作多年,忠实可靠,另一方面李连庆跟毛远新也很熟,派他去执行任务比较方便。

  毛远新见到李连庆,问道:“老李,有什么事?来,一起看电视。”

  李连庆答道:“想给你换个地方。”

  毛远新:“换到哪里?我得收拾一下。”

  李连庆说:“不用了,现在就走。”

  这时候,毛远新听出李连庆话里的意思。张耀祠等人就一拥而入。

  一进去,张耀祠便向毛远新宣布:根据中央的决定,对他实行“保护审查”(张耀祠特别向笔者说明,对毛远新跟“四人帮”有所区别,不是“隔离审查”,而是“保护审查”),并要他当场交出手枪。

  毛远新一听,当即大声说道: “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

  毛远新拒绝交出手枪。

  张耀祠身后的警卫们当即上去,收缴了毛远新的手枪,干脆利落地把他押走了。

  在解决了毛远新之后,张耀祠便和李鑫、武健华带着中央警卫局处长高云江以及两名女警卫前去拘捕江青……

  此后,毛远新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

  不过,毛远新毕竟是毛泽东的侄子,他在狱中还是受到照顾。

  一九八七年,应毛远新母亲朱丹华的要求,毛远新被转往江西南昌,以便母亲能够经常去看望他。在南昌,毛远新单独住三室一厅,只是不许与外界接触。

  一九九O年七月六日,毛远新的同父异母的姐姐毛远志(毛泽民与王淑兰所生)因患癌症去世,归葬故乡韶山母亲王淑兰墓旁。毛远新获准在公安人员陪同下前往韶山参加姐姐葬礼。

  直至一九九三年,毛远新终于刑满……

  毛远新向我提及一些写及他的书。其中有一本书写及他和全秀凤结婚时,“王秀珍以便于保卫高干家属为借口,批下宽敞的新宅”。他指着眼前的房子说:“这就是所谓‘宽敞的新宅’,13平方米而已!怎么可以不了解情况,乱写一通?”

  他又说:“那本书上还讲,上海市委拨款六千元给我们作结婚之用。我很惊讶。我对全秀凤说,我们从来也没有领过什么上海市委给的六千元呀!”

  毛远新一口北方口音,不住地抽烟。我带来一本《毛泽民传》,请他回忆他父亲毛泽民和母亲朱丹华的情况。他说,父亲在新疆牺牲时,他才两岁。有关父亲的情况,母亲和当年许多老同志比他了解。

  我请他回忆毛泽东。他说,关于主席,当然有许多值得回忆的内容。但目前只是一般地谈谈。因为他是一个有着特殊经历的人,不便于涉及一些敏感的话题。不过,他说,当年他追记的毛泽东和他的谈话,那些内容是准确的。高教部在印发前,送毛泽东主席看过。“文革”中,红卫兵印的传单有错误之处,应以当年高教部印的文件为准。

  他说,这些年来孤陋寡闻,不知世事。他的记忆力不好。

  我说及,一九九一年五月,我在四川成都访问诗人流沙河时,他提及一桩往事:“毛泽东在跟侄子毛远新游泳时曾说,不会游泳,喝几口水,就学会了。刘绍棠在一九五七年喝了几口水(引者注:指打成右派分子),学会了游泳。那个流沙河不吸取教训,不会游,沉到了河底去了!”

  我问毛远新,毛泽东是否跟他说过这么一段话。他笑了起来。他说,他已经记不清楚了,不过,主席讲话确实是很幽默的。

  过一会儿,全秀凤回来了。他介绍我跟她认识。全秀凤穿一件白底黑点连衣裙,道地的上海姑娘。她告诉我,给我开门的是她的父亲。她的母亲因中风正卧病在床,要送医院诊治。

  跟毛远新慢慢地聊着。他讲话不多,显得很有顾虑。我理解他的心境。说及与政治无关的话题,他就显得轻松。他说,这一回彼此结识,交个朋友,日后可以在合适的机会再谈。他知道我在写“文革”史,他在日后可以答复我的一些问题。

  我未能为他拍照,内中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


摘自:《中国改革(农村版)》2003年06期,作者:马社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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