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鹏：为了新中国，他付出了什么？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要牺牲的。

　　只要走进那扇门，就意味着，你不能再从容地做一个学者，一个职员，一个教书先生，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儿子、父亲、丈夫，你的全部生命，甚至你的家人和家庭，都将献给那个最伟大的事业。

　　如果熟读他的传记，你就会知道，他作为一代学术大师杨昌济的弟子，章士钊看好的青年才俊，湖南长沙师范附小的校长，《湘江评论》的主笔，国民党一大中央候补委员，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即使不上井冈山，他也前途无量，他靠才华、文笔、人脉，就能让自己和家人过得很好。

　　但是他没有，他离开了普通人羡慕的那个”上流社会“，他打着雨伞、穿着草鞋走进了山谷、丛林、矿坑、走遍了那个在20世纪初被主流舆论遗忘的那个世界，和那群面色黧黑、手脚生着茧子的人们站在一起，他用宽大而温暖的双手，握住那些生满老茧的手，听他们的声音，教他们道理，为他们服务。

　　他冒着被杀头的危险，趟出了一条血路。

　　为了这条路，他失去了很多很多。

　　他要牺牲个人的幸福，他要失去令人羡慕的前途，他甚至不能像一个正常的儿子、父亲、丈夫那样享受世俗的平安喜乐；他甚至要失去自己的亲人、朋友、同志和爱人。

　　他的妻子、儿子、侄子、堂妹、弟弟......他的六位亲人，都倒在了这条路上。

　　他的大弟，经济天才，追随他参加革命，担任过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经理、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闽粤赣军区经理部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国民经济部部长等职，是红色财经工作的开拓者，前途无量......1943年，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残忍谋杀。

　　他二弟，红三军政治部主任、中共吉安县委书记、中共永吉泰特委书记兼红军独立五师政治委员等职，曾因为反对王明左倾，被扣上“罗明路线”的帽子，中央红军长征后，奉命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红军独立师师长。1935年，在艰苦的转战中，被叛徒出卖，为掩护同志撤离而中弹牺牲，时年29岁。

　　他的堂妹，从小出身贫苦，被他从封建婚姻中解救出来，追随他参加革命，性格刚烈，意志坚定，曾担任妇运委员，参加湘南起义，她带领游击队员，袭击挨户团，打击土豪劣绅，炸毁县衙，破坏铁路和敌人通讯设备，使敌人闻风丧胆，是著名的“女游击队长”。她在给亲友写信时，总要在落款处画一柄利剑。她说：“剑与建同音，“泽建”就是“泽剑”。我喜欢利剑，它所向披靡。我们革命者就要象利剑一样，对敌人毫不留情。”

　　1928年，她在游击战争中因寡不敌众被俘，狱中饱受酷刑折磨，怒斥敌人：“要我投降，除非太阳从西山出，湘江水倒流。1929年，她牺牲在刑场，年仅24岁。

　　她在狱中写过一封家信：“我将毙命，不足为奇。……现在各处均在反共，这是我早就预料到了的。革命轻易的成功，千万不要做这样的奢望。但是，人民总归要做主人，共产主义事业终究要胜利。只要革命成功了，就是万死也无恨。到那天，我们还会在九泉之下开欢庆会的。”

　　他的侄子，也是二弟的孩子，在家庭的影响下，从小就心向革命，要继父之志，报父之仇，他在《试述各人的志愿》一文中写道：“青年想要达到成功的目标，非要吃苦不行……我也想做一个改革社会的人物，为国效力，推翻侵略者，使世界变为和平的世界”。

　　1945年9月，他在湖南参军，入王震率领的359旅，后任中原军区干部；1946年6月29日，参加中原突围，随359旅自湖北大悟县宣化店出发，经湖北、河南等地到达陕南；次年秋，护送张文津、吴祖贻等赴西安参加和平谈判的途中，在陕西省宁陕县东江口镇被国民党部队截留，蒋介石授意胡宗南“就地秘密处决”，一行四人惨遭杀害，被活埋在城隍庙背后，时年19岁。

　　他的妻子、知己、爱人，在大革命失败后，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坚持地下革命工作，她被捕后，父亲生前挚友章士钊、蔡元培等名流开始营救她。南京政府屈于外界压力，致电国民党军阀何键，嘱其缓刑。何键答应：只要她自首，宣布与他脱离夫妻关系，就可以获得自由。杨开慧拒绝了。面对敌人的种种威胁，杨开慧毫不畏惧地回答：“我死不足惜，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牺牲我小，成功我大，我死后，希望家里人不作俗人之举！”

　　1930年11月14日，她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英勇就义，时年29岁。

　　他的孩子，8岁时随母亲入狱，从小饱经磨难。

　　在监牢里，他时常看见有叔叔阿姨唱着《国际歌》走出牢房，走向刑场。他问妈妈：“什么叫饥寒交迫的奴隶？”妈妈说：是那些被富人、军阀欺负的老百姓，是那些敌人杀死的烈士......

　　他年幼时和弟弟流浪街头，从未享受过家庭的温馨，长大后只是成为了一名普通的工人和战士，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他主动请缨奔赴朝鲜战场，后被美军轰炸机向志愿军总部投下的大批凝固汽油弹引发的熊熊烈火吞没，牺牲时年仅28岁。

　　他们一家人，为了革命，为了新中国流尽了血。

　　他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他和他的同志们，在那个时代不但要遭受敌人的追捕、屠杀、污蔑；他们甚至还要遭到自己人的误解；哪怕在今天，他依然会遭到许多人的误解、乃至于污蔑。

　　今天的我们，即便爱戴他、崇敬他，都无法想象他是如何面对这一切的。

　　如果生在一个太平世界，普通人追求的不就是让自己和家人过得更好吗？

　　王安石有诗云：“愿为长安轻薄儿，生于开元天宝时，斗鸡走马过一世，天地兴亡两不知”......你要承认，这个世界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虽然我们有着一些善良、勇敢、坚韧的品质，但我们同时也是庸俗、功利、怯懦的普通人，我们所追求的，只是让我们自己和家人过得更好。

　　我们得感谢，我们不是生于一个和平的时代，而是一个和平的国家，我们头顶上没有炸弹，我们江河里没有敌国的军舰，我们身边没有侵略者的驻军。

　　但他没有那样的福气，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不是一个太平世界，它甚至都不是一个正常、完整的国家，帝国主义侵略，封建地主压榨，军阀土匪盘踞，买办政府买国，人民在苦难中挣扎，1840年以来，洋务派试过，维新派试过，太平天国试过，义和团试过，同盟会也试过......但都失败了，黑暗不是越来越淡，而是越来越浓烈.....

　　在一个混乱、腐朽、黑暗的旧中国，他没有选择避世，没有选择随波逐流，而是选择——为了中国，为了中国人民，拼尽全力去试一次。他得找到一条路，让中国能够摆脱三座大山的剥削和压迫，让中国人民能够活得像个人。他追求一个天下大同、人人平等的新世界。

　　他为了这个目标，奋斗了一生。

　　他出生的时候，中国是一个贫穷、弱小、列强环伺、四分五裂、半封建半殖民地、90%的人都是文盲、大多数人不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中国。

　　他去世的时候，中国是一个完成工业化，完成扫盲，拥有两弹一星，“遍地英雄下夕烟”，“六亿神州皆舜尧”，冉冉如红日东升的中国。

　　不求每个人都记住他的功业和牺牲，只求有人能够记得他走过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