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只有主席是不变的 | 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零二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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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是1920年“入党”的。

　　1920年初，时年27岁的主席身处京城，忙于投身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

　　张敬尧是皖系军阀，1918年3月就任湖南督军，主政期间作恶多端，祸湘乱民。

　　主席在北京进行多达七次请愿活动，终获成功，张敬尧被赶出湖南。

　　在领导驱张运动的过程中，年轻的主席一直在思考改造湖南和改造中国的问题。此时的他仍旧对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乃至无政府主义抱有很大的热情。

　　他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表达得很清楚：

　　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做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

　　但是后来在延安，已经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洗礼的他对斯诺坦言：

　　在那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

　　1934年开始历时两年的长征，其本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由南向北的战略转移。

　　在长征以前，张国焘的红四军和贺龙的红三军失去根据地，方志敏全军覆没，任弼时则因与贺龙汇合而幸运得救——这些失败的根源，都是由于同共运的基本方向产生冲突。

　　也正因如此，在共产主义性质的万里长征中，必然会诞生一个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红军领袖、中国革命领袖。

　　这一点，在2021年新版《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叙述1935年遵义会议的意义时，对主席领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性质，有了新增的描写：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回到1920年。

　　那年年中，主席来到上海，多次与陈独秀面见交谈、筹划建党。

　　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他，那年春夏之交在上海与时年33岁的蒋介石缘不足分，未能碰触。

　　那一年的蒋介石拜倒在了财阀头子黄金荣的膝下，而主席则完成了自己作为一个政治青年的身份跃升，以及作为一个革命人士的思维翻覆：在与何叔衡等人的共同活动下，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秘密成立。

　　主席，正式“入党”了。

　　1945年时，主席曾回忆：

　　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指1945年的七大）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1920年）就是自己搞的。

　　与之相伴的，是“无血革命”理念彻底被抛弃。

　　一个暴力的、革命的政党组织雏形，正在迸发。

　　至1921年夏天的南湖画舫，党的纲领已十分清晰：

　　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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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享乐主义的政党或维稳主义的政党，从1939年2月主席在给张闻天的信中第一次提出“为人民服务”开始，这个党就必须始终是一个革命主义的政党。

　　这一点，是党绝对永远不可被稀释的组织性质。

　　在中国共产党之前，有德国共产党的失败；在中国共产党之后，亦有苏联共产党的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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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革命本身是不死的，国际共运是不死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是不可以置身事外的。

　　逆流者恒亡，革命者永生。

　　长征的本质，前文已有述；而抗战的本质又是什么？是主席领导的敌后军民、全体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共产主义反侵略战争，与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卫国战争同步基调，都是一场全民族的阶级斗争战事，而不仅仅是反对“德国民族”、“日本民族”的民族战争；

　　只有党领导的阶级解放战争，才能够动员最广泛的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形成反法西斯战线、以汪洋大海之势淹没日本鬼子和德国鬼子的兵锋。

　　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的资料：从1938年10月至1943年间，日军只对正面战场国军进行了一些有限规模的战役进攻，而用于对敌后战场作战（五次大规模扫荡）的兵力则分别为54万人、47万人、46万人、33.2万人、35万人。

　　敌后战场抗击侵华日军（日本关东军除外）的比例，则分别达到62%、58%、75%、63%、58%。

　　日本历史学家作过这样的记述：

　　从（1945年）4月到8月之间，解放区的发展异常迅速。由于八路军的进攻，华北的日军从所有的据点和碉堡里不断地被驱逐出来。日军的小部队已陷于无法行动，而大部队则被困在铁路沿线的城市里”、“日本对中国占领区八年间的统治，在8月15日以前已经濒于崩溃了。（见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4卷第104页，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解放战争的本质又是什么？

　　是主席领导工农阶级占大多数的中国人民，对蒋府买办反动政权的阶级斗争战事，绝非反动派每每爱称的“内战”——如果解放战争真的是民族主义角度的、所谓“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内战”，那么新中国建政的合法性也就不存在了，今天解放台湾的正义性也就无从谈起了。

　　抗美援朝的本质又是什么？

　　是主席领导的新生人民政权，通过一次具象化的与当世最大的阶级敌人的碰撞、以及逼迫其倾斜出最大的国力（1951一年美军用于朝战军费支出达600亿美元），彻底塑造了一支人民军队及这支军队背后六亿人民的国家认同的阶级斗争战事。

　　所以毛岸英同志为什么格外伟大？因为他是世界军事史上少有的一些同时参战对抗过纳粹德国与美帝国主义这两大法西斯国家的无产阶级战士之一。

　　他的一生可谓无愧于世界人民，更不负主席的期望。

　　从毛岸英的个体光芒，即可揭开了一层意识形态层面的历史面纱，也是我党党史和主席革命事业的底色：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不仅是人类军史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国际共运史的一部分。

　　毛岸英参战反法西斯战争的欧洲战线和战后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朝鲜战线，均不仅是以军人，同时还是以一个光辉的身份——党员，走上正义的战场。

　　早在1943年1月，毛岸英就加入苏联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革命党员。战后回国，他又转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新中国基层建设的一员。

　　只有从一而终的革命者，才能称之为一个从一而终的共产党人。

　　所以我们可以再继续追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本质是什么？

　　1965年重登井冈山，主席带着一股苍凉缓缓诉说：

　　我们共产党人慢慢地从血的教训中懂得革命要想成功，重要的一条就是吸取教训。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我们也是接收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这个教训是什么呢？那就是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的。

　　1966年，主席再度坦言：

　　当年，搞国共合作，开代表大会，我到会了，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对我很器重，让我担负了重要的工作，还让我在大会上作报告。而那时我很年轻，孙先生这样器重我，我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孙先生不在了，但他讲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时时刻刻记在心里，记了一辈子，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今天见见孩子们，也是希望他们记着要继续革命，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这是一件大事。

　　中国共产党的底色是红色，而红色正是革命的颜色。只有保持革命的初心，才能守护革命的色彩不被褪祛、不被涂抹。

　　也就是主席在《矛盾论》中对革命的论述：

　　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矛盾着的力量是主要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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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年之前的主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可以在东山小学堂（一个基层官绅富户出资建立的精英学院）入学，他可以在京城入住留洋十年、人脉遍布达贵的恩师杨昌济的家，他可以找章士钊借银子，他可以令北大校长蔡元培替他给李大钊写举荐信。

　　事实上，以俗世的标准，他并不是一个日后国民党首脑集团嘴里被称为的“泥腿子”。

　　往前看，他父辈的家产坐拥二十亩良田；往后看，他一度坐上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

　　1924年1月，主席为国民党的一大代表，代表号码39，为湖南区代表。

　　而那时的蒋介石什么也不是，国民党一大代表中浙江区只有六人，没有蒋介石，且这六个浙江代表中有三个为孙中山私人指定。

　　而主席这个湖南代表却非指定，是由湖南的国民党集体推选。

　　在大会上，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会一共只有19位委员名单，主席便是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之一；一年后，1925年2月，主席就被任命为代理宣传部长——正职是谁？大名鼎鼎、位高权重的汪精卫。

　　同样在1925年的广东省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大会宣言的起草人还是主席。

　　一个湖南人跑到广东省，孙中山的老家，起草文件。

　　这就是主席当时在国民党内的地位。

　　在主席等人的影响下，一盘散沙、组织不力的国民党迅速形成了自己的基层队伍，很多有为的革命青年加入国民党的基层队伍，成为了国民党基层单位的基石。

　　可以说，在共产党较为弱小和分散、而国民党又十分贵族化的历史当口，只有年仅而立的主席在20年代精准觉察：官僚资本主义的基础是未被除尽的土豪劣绅，由于基层社会无组织、群众没有被动员，因而新生权力单元的官僚与基层的土豪劣绅总能够结合在一起。国家也好，百姓也罢，对他们无可奈何。

　　1925年，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一针见血指出：

　　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这些阶级代表着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着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其政治代表就是国民党右派。

　　自上而下的所谓“改革”，只能暂时地触及官僚，而不能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杂乱无章的无组织局面。

　　封建的晚清王朝即便被推倒，包围清朝的官僚阶级依然有不少以拥护袁世凯以自存。其后的北京政府之主权者，又各自为扩张势力、相互争夺分封地盘……

　　官僚阶级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而死了吗？并没有，他们环绕各军阀左右攫取政权，军阀因全力于战争、无暇过问政治，不得不与官僚阶级相提携（如奉系军阀与旧交通系提携）。

　　国民革命发生后，随即产生了大批新官僚——这些新官僚就是从来未亡的士大夫阶级、士人阶层，后来称为「民国知识阶级」，混迹于国民党高层，同法西斯军人集团共同组成了国民党的权贵中枢。

　　他们依旧是官僚，他们的家人、亲属、同窗、弟子依旧盘踞在中华大地的各领域中枢，乃至与外国人存在深度的利益置换。

　　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主席有如此论述：

　　辛亥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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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这个在1920年“入了”共产党、1921年又建了共产党的人，还是与国民党分道扬镳。

　　因为他不需要一个事实上旧制的「阶级高位」的身份。

　　这一点，早在1919年前后就已经注定。

　　由此需要明晰，后世将“毛蒋”并列相称、动辄“争夺江山”之辞，这是十分可笑和浅薄的。

　　言“毛泽东与蒋介石争夺中国江山”之人，同样也是言“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毛泽东与刘少奇争夺党内领导权”之人。

　　在这样的言论框架里，中苏矛盾、文革斗争，仿佛都是狭隘锱铢的私欲暗斗……

　　以降维思维解史，除却辱没主席之余，徒增抹杀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哲学性和普适性。

　　从中国近代革命烈火燃起的伊始，主席与蒋介石就根本不在一个层面和维度之上。

　　主席这一生的所谓对手、所谓敌人，从来就不是一个区区蒋氏之流的江浙法西斯军阀。

　　他一生的敌人，是历史周期率，是如何将人民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侵略文化的双重压迫解救出来、并重置人民在社会文化格局中的地位，从而取得政权稳固的「人民性」，并将他作为「中国方案」，献给轰轰烈烈的国际共运。

　　如他自己所言：

　　中国应当对人类做出更大贡献。

　　蒋介石等曲曲轻厮，不过人民洪流碾过的一粟。

　　正如国民党从来就不配成为共产党的“敌人”，中共的大会已召开三届，国民党的一大才姗姗来迟……

　　就历史幕布而言，国民党只是一个时代性的反面，它最大的作用，或许就是用来警醒这一百年来共产党自身在阶级属性中可能遭遇的政治退步。

　　对于这一点，主席无疑是看得最清楚的。

　　如主席在革命胜利后所言：

　　没有蒋介石，中国人民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团结起来，也不能武装起来。单是马克思主义是不能把中国人民教育过来的，所以我们除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教员以外，请了另外一个教员，这就是蒋介石。这个人在中国可是做了很有益的事情，一直到现在还在尽他的历史责任。

　　1960年12月2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他又直截了当地怒诘：

　　有些是假共产党之名，行国民党之实。国民党统治那么久，土改只不过几个月，就搞得那么干净？国民党是不容易消灭干净的！

　　“土改”，这是主席和他建立的党，最重要的政治贡献之一。

　　前国民党内政部地政司司长郑震宇曾有语：

　　官绅世家较多的地方，土地分配易于集中。

　　陈翰笙也指出：

　　苏北大部地主，都以官吏为职业。

　　民国时，仅在苏北一带，身兼军政职位的地主就占地主总数的57.28%。

　　历史上，鲜有“锄豪强，抑兼并”的政策可以真正落实：自公元前7年汉哀帝绥和二年颁布封建史上第一次限田令以来，王莽的王田制、晋初的占田制、北魏的均田制，无不在既得利益的缙绅、官僚、豪强反对下，成为晃晃一纸空文。

　　只有主席，废除了缙绅阶层不纳粮的特权，让广大农民翻身。

　　它不仅仅颠覆了国家土地和国家政器的归属权，更是为中国共产党这个区别于百年前中国大地涌现的几百个政治团体的组织，立下了一条红线式的准则：土改是没有尽头的，也是没有边际的；土改既是对专政对象的暴力革命，也是执政者的自我革命。

　　土改和自我土改的辩证，也是身份土改与精神土改的融合。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当时间来到1949年6月19日第一届政协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闭幕上，邓初民、许德珩、沈钧儒等人当时在会上曾提议：

　　全体代表起立，向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致敬！

　　有位与会的民主人士当即异议，笑嘻嘻地说：

　　不必了吧！

　　此话一出，旋即点燃了一位农民代表的火气，他站起来大声呵道：

　　怎么不必？我们农民就认共产党，就认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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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此可明确辨析：主席和主席眼里的共产党，到底要的是什么？

　　这位从韶山冲走出的青年，要的既是一种“欲与天公试比高”的阶级雄心，也是一幅“唤醒工农千百万”的政治图景。

　　这种图景的实现，只能依托于新的阶级统治。

　　而新的阶级统治的前提，则是必须砸碎旧制的士人士大夫，让被统治、被压迫的国家主体阶级完成从肉体到精神的“土改”。

　　从辛亥革命始，至五四运动后，旧制的士人士大夫阶级依旧遍布中国的核心权力层。

　　他们只是赶走了拖着长辫的满旗马褂，却让自己成为了依然未变的「少数人」。

　　这种旧制的士族身份所带来的获益性和秩序感，在看似已经表面上推翻了清王朝的伪现代、伪共和的格局里，可以让各大军阀感到自重，可以让孙中山感到宽慰，可以让蔡元培感到舒适，可以让蒋介石和汪精卫拿到大把资本和大片土地的必然青睐，可以让日本人、欧洲人、美国人继续把攥着在华的势力范围。

　　甚至，可以让共产党内的陈独秀走向幻想与妥协；甚至之甚至，可以影响大家族出身的周恩来其一生……

　　但是唯独，不能满足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已经坚定了暴力道路的、成为了革命者的主席。

　　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人民万岁”是上联，那么必须得有一个下联：“继续革命”。

　　土地与农民之间的生产关系也好，政府与农民之间的权力关系也好，社会与农民之间的阶级关系也好，所有的现状都无法向1929年时年27岁的主席解释：为什么中国农民的数量多达四万万，可是他们却吃不饱、却穿不暖、却老婆女儿被人抢。

　　恰似今天的青年人不明白：为什么《后浪》中宣传着自己是社会的主人、自己拥有选择的权力，但是摆在面前的，却是挣脱不尽的996和难以跨越的“新三座大山”，亦或是拼多多大楼里猝死的打工人，以及凉山深处被遗忘的墨茶。

　　百余年前的主席，同样不明白。

　　他不明白为什么人数如此之众的农民阶级不是国家的主体，并且如果不是主体，那么农民又是什么？

　　他自己就是农民中走出的知识分子，并从旧式的知识分子蜕变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分子——他不明白农民是什么，也就不明白自己是什么。

　　正是因为不明白，所以他没有和大批的同侪志士一同前往法兰西，而是选择留在了中国，留在一个生他养他却没有任何一种阶级身份可以满足他、解答他的国家里。

　　他要去寻找这种让他孜孜渴求的阶级身份，以及这种身份能够带来的自我认同。

　　1915年6月，他对湖南一师的同学说：

　　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

　　1927年6月，他对瞿秋白说：

　　我定上山下湖，在山湖之中跟绿林交朋友。

　　1935年1月，他对李德说：

　　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

　　1946年6月，他对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

　　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国民党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1949年3月，他对全体中央委员说：

　　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

　　1956年11月，他对邓小平说：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

　　1958年5月，他对丹东五一八拖拉机配件厂的工人们说：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1966年1月，他对陶铸、王任重、陈郁、张平化说：

　　我不怕你们造反，我自己也是造反的，造了多少次反，袁世凯当皇帝逼出了个蔡锷造反。如果中央出了军阀，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可以造反………

　　百余年来，只有主席是不变的。

　　百余年来，只有主席还在寻找着。

　　他老得站都站不稳、路都走不动、话都说不利索，但他依然在寻找，宛如当年那个27岁的灰衫青年。

　　如果找不到，那就去创造；

　　如果无血革命创造不了，那就用流血革命去创造。

　　所以他认为：

　　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所以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所以2023年，主席依然活着，不仅是在人们心中。

　　跋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转眼已是百年间，回首恰似今朝事。

　　1912年时，19岁的主席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时，曾写过一篇题为《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

　　在这篇作文中，主席讨论了法律、天理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中国之衰落，乃是因为执政者与人民之间缺乏信任。

　　这就集中表现为底层百姓不相信国家法律和政策，因为一切律令建立在社会不平等的基础上，如是法律是违背天理人道的，因此只是分裂国家与社会、人民与执政者的工具。

　　根据这样的观点，主席高度评价了商鞅的“农战”法令，他认为商君法的实质就是“农战”面前的人人平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之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其法惩奸究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

　　短短七年后，26岁的他写下了宏伟呐喊：

　　咳！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这样的雄心，与近半个世纪后他在《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里的呼吁何其相似。

　　如哲学家南怀瑾所言：

　　毛泽东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数千年所未有、人类历史上所未见的三大奇迹：一是看病不要钱，二是上学不要钱，三是干部与老百姓“共穷”。

　　尤其是第三条，干部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这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也不可想象。

　　干部不但以身作则参加劳动，且生活方式与劳动者几无不同——这是空前的平等。

　　毛泽东把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改造为平等社会，他把一个腐败丛生的社会，改造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清廉社会！

　　百年之中，百年之后，决定着这个越来越庞大的组织其纯洁性和革命性不被污化的最核心精神体，必然只能是那个1920年“入党”的青年。

　　2012年的十八大，七个常委中四个知青，二十五个政治局委员中十二个知青；

　　2017年的十九大，七个常委中三个知青，二十六个政治局委员中十一个知青；

　　2022年的二十大，七个常委中四个知青，二十四个政治局委员中七个知青。

　　「组织」是至高无上的，而赋予组织以底色和使命的人，我们称之为“教员”，我们称之为“导师”，我们甚至会唱着《国际歌》和《东方红》，自己送给自己一句话：

　　不必时时怀念我，也不要指望我回来，我离开以后，你们就是我。人民万岁！

　　人民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唯一的、厚重的、活着的党魂，毛泽东主席，万岁！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主义”，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