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四十多年来，中国人民以各种形式的纪念从未间断，可以说规模宏大，一浪高过一浪。无论是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遗容，还是到毛泽东故乡的纪念广场向塑像敬献花篮；无论是毛泽东的诞辰日，还是忌日，包括风雪交加的平日，都可以说是人山人海，络绎不绝。这种纪念活动完全是自发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或一个机构进行组织或召集。这些活动是人民群众的心愿、心声，是人民内心的表达。
作为纪念，这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群众性的活动。但是，这不仅仅是追求一种过程，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对毛泽东主席最好的最有实际意义的纪念是什么？
是期望回到“前三十年”吗？历史的发展可以迂回曲折，也会出现惊人相似的现象，但总体上不会倒转。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了两个“三十年”取得的成就，强调“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确，人民向往回到前三十年那种社会精神面貌，但历史已经发展到今天，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再返回去。况且前三十年中有些年份生活资料严重短缺，人民生活水平也不高。
是希望回到传统的计划经济年代吗？毛泽东主席说过，社会主义市场与资本主义市场不是一个问题，这说明他搞的计划经济也是承认有市场的。他说过，“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价值规律就是在市场行为中表现出来的。邓小平也说，计划多一点，市场多一点，这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现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并不排除计划，而是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计划与市场两只手调节结合，总比只有一只手调节好，没有必要回到过去的计划经济年代。
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还不够高吗？随着年深日久，世人对毛主席的了解更多、更全面，评价也会越来越高。不过，伟人逝去了，公道自在人心，人民心中自有一杆秤。至于今后是否官方评价再高一些，溢美之词再多一些，那也不是实质性的主要问题。
那么，最好的纪念是什么？
最好的纪念是继承领袖的遗志，沿着毛主席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继往开来。应该继承的，笔者例举四个方面：
第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分配原则。基本经济制度，即“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当然，如果私营经济为主，通过税收，政府也会有钱花，但情况大不一样。首先，国有企业不仅为国家依法纳税，而且利润也上缴国家，这是共同富裕的财政基础。这里顺便提及一个问题，有人说：所以要改制，改国有企业的国有制为私有，是因为国有企业亏损。那就应该考虑一下，在“前三十年”，国有企业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小到大，为什么绝大多数国有企业不亏损？改革以后为什么就都亏损了？问题是，私人企业放开了，除了依法纳税，剩下都是自己的。而国有企业除了依法纳税，剩下的也还是国家的。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会受到严重影响。国有企业经营者没有积极性，就会亏损；国有企业亏损了，就改制为私有，这是一个自我引发的恶性循环。其次，私营企业除了依法纳税，可以不听政府的召唤，而国有企业则不同。2020年武汉新冠疫情严重期间，响应党的号召，前往支援的医务人员，除了解放军的医院，大都是国有医院的。这说明国有经济才是人民真正的靠山。
同时，经济基础也关乎政权的阶级基础。随着国有制造业的减少，产业工人的数量也在明显减少。产业工人是工人阶级的中坚，是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其他如金融、通讯、媒体、石油、电力等单位的职工虽然也属于国有企业，但其职工不算产业工人。有人说，农民工可以算产业工人，已成为工人阶级队伍人员减少的补充。这个话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准确的。农民工虽然是一个庞大的做工的群体，也确实从事着包括制造业在内的工作，但是，他们是流动的、松散的、自由的，也基本上互不联系。今年在某一个城市、某一个企业打工，明年还不知道到哪里去呢，甚至也不知道还当不当农民工。他们互相之间联系极少，大体上是各自为战，形不成一支成熟的队伍。所以农民工虽然数量极大，但从总体上缺乏工人阶级的组织性、纪律性和觉悟，构不成有组织的队伍。
与工人阶级相近的情况倒是有的，就是毛泽东讲过的“就地成为工人”的人们。即在比较正规的乡镇集体企业工作，地点、单位比较稳定，工人之间的联系也比较紧密、人与人之间团结协作，如果企业的组织、纪律、管理比较规范，其职工大体上具有与工人阶级相同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即“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根据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按资分配，那是资本主义的分配原则；按需分配，那是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也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如果按劳分配的原则不复存在，社会主义，包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难以存在。按资分配为主体的社会，必然出现两极分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还提出“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实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第二，革命理论指导实践。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
井冈山时期，1928年10月，毛泽东写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的名著，阐明了“中国军阀相互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反映了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只要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中国军阀之间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妥协，酝酿着明天更大的斗争。”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就有了红色政权在军阀斗争的“夹缝中生存”和发展起来的结论。由此解决了红军内存在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虑，统一了红军队伍的思想，取得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后来的战略转移，是因为李德、博古抛弃了毛泽东正确的军事理论，主张“以堡垒对堡垒”，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势必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惨重失败。
延安时期，毛泽东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光辉著作，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依据。他说，当时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于是革命的任务或对象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对内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及其领导下的农民阶级和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有时还有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如同做文章，有“上篇和下篇”。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史“必然趋势”。
邓小平说过，改革也是革命。因为涉及人们的利益调整。那么，对改革的对象、任务、性质、动力以及前途从理论上阐明，就十分必要了。否则，群众就会作出种种猜测，甚至产生认识误区，这样会引起对改革这一重大问题上的思想混乱。还有对外开放，它是方向、目的，还是手段、工具，都需要从理论上阐述。
2023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列宁曾经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思潮呈现出日益多元化的倾向，中西文化的冲突、融合以及各种价值观念的碰撞和重组，使一些人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出现了迷茫，存在“理论空白”或“理论偏差”。面对日益繁重的改革任务，做到不迷失方向，就要使加强理论学习成为广大领导干部的“必修课”。
第三，严防“和平演变”。20世纪50年代，随着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他们灭亡中国的企图由只靠武装侵略一手，转变到武装威胁加“和平演变”两手。1953年1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了“和平演变”的策略，并寄希望于第三代、四代人身上。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则认定，这是美国“和平取胜”的战略。在美帝国主义由硬的一手为主转为软的一手为主后，毛泽东最大的一个心结，就是担心由此“中招”。
美帝国主义在实施和平演变的策略上，不惜财力、物力、心力。据媒体和有关文章称：早在1951年，美国中情局就在“行事手册”中开始制定专门对付中国的条文，以后不断修改、完善，形成后来的十条，称为《十条诫令》。归纳一下，这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有四条：一是“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将“金钱成为价值观”，藐视、鄙视并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育。为他们制造对色情产生兴趣的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一定要毁掉他们一直强调的刻苦耐劳精神。二是“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布。只要让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的方式，就成功了一半。”三是“要不断制造新闻，丑化他们的领导人。我们的记者应该找机会采访他们，然后利用他们自己的言辞来攻击他们自己的领袖。”四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宣扬民主。一有机会，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无形，就要抓紧发动民主运动。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不断对他们（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权。”
老实说，这些都是很有针对性的，而且在中国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效力。特别是在信仰、色情和攻击领袖方面，效果极为明显。在中国，不仅年轻人，而且在领导干部中，权钱交易、权色交易、钱色交易，色情淫秽，几乎成了相当普遍的现象。就连一些寺庙里的住持，也开着宝马车、拉着美女到宾馆开房间。在毛泽东主席逝世后的几十年里，恶毒攻击、诋毁、污蔑中国人民伟大领袖的言论招摇过市、肆无忌惮。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软刀子”对准了中国的青年一代。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有个明显动向，就是把留学生中的高干子弟和学习尖子确定为重点对象，灌输西方的价值观，企望让他们逐步成为中国社会的“精英”和政权的“栋梁”，就可以通过他们的头脑改变中国颜色。
没有料到，针对中国的《十条诫令》首先是苏共中招。从作为苏共第三代的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再到作为第四代的戈尔巴乔夫搞“新思维”，致使1990年苏共垮台、1991年苏联解体，完成了这一过程，东欧也发生一连串的变化，证实了西方“和平演变”策略的效力。
早在苏共丢掉了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的背景下，毛泽东同志就敏锐察觉了这个问题，他最早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举起了反“和平演变”的旗帜，用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
毛主席在国内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针对美国将“和平演变”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提出了大力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问题。他还进一步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并强调：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要在大风大浪中锻炼、选拔。毛泽东加大了对青年人，特别是对知识青年的培养教育。1962年，他为雷锋同志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出于对年轻人加强学习教育的考虑。他还总结了“懒、馋、占、贪、变”这个干部蜕化变质的轨迹，有针对性地发出“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的号召。其实，毛主席1968年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家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也是出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培养干部的考虑。
第四，“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传统。2014年9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必须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要扩大人民民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在这次大会上，习总书记还进一步说道：“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
“人民当家作主”，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人民群众有说话的权利”，看起来不是很重要，但这是实际的民主，人民可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更重要的是，人民群众有说话的权利，可以表达爱国之心，“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政治，有利于共产党领导的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共产党需要人民群众说话，因为共产党的领导需要人民的监督和支持。人民群众也正是在关心和参与国家大事的民主活动中觉悟不断提高。
党领导水平的提高与人民群众的觉悟的提高是相辅相成的。
首先，共产党生活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领导水平的高低，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是与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监督力度联系在一起的。做个比喻，一棵大树，它是生长在土壤中的。它生存、生长得如何，不仅仅在于自身，譬如品种，更在于土壤（水分和养料）。共产党就是大树，人民群众就是土壤。这是一体的，绝不能分离，也不可能分离。党的领导水平的提高，不可能离开人民群众孤立地进行。因为共产党不是空中楼阁，广大党员就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党的各级组织也是存在于人民群众的环境中。1964年8月29日下午，毛泽东主席会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当尼方提出：“您这样伟大的秘密是什么”时，毛泽东说：“我没有什么伟大，就是从老百姓那里学了一点知识而已。当然我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但是单学马克思主义还不行，要从中国的特点和事实来研究中国问题。力量的来源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想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毛泽东年谱》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01页。）一方面，人民群众需要党的正确领导、引导和教育，特别是率先垂范；另一方面，党也需要从人民群众中不断吸取营养。总之，党不可能孤立地存在于人民群众之外，更不可能脱离人民群众独立地发展、提高。共产党的提高必然包含在人民群众的进步之中。
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相互联系而存在，相互促进而发展。一般地讲，在群众整体素质较低的时期或地区，党的力量和活动范围也比较小；相反，在群众整体素质普遍较高的时期和地区，党的力量和活动范围也比较大。所以，人民群众有话语权，关心和参与国家大事，有利于党的领导水平的提高和政权的巩固，党的领导的效果也应是有利于群众素质的提高。这就是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相依关系，也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以及封建统治阶级的区别。
毛泽东主席明确地告诫全党，一方面要善于听取群众的意见，并将群众中的消极因素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一方面，党也要从人民群众中学习实践知识，吸取营养，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二者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中国历来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禁止人民群众谈政治，不给说话的权利和渠道，这是封建社会的特征。如果人民群众只顾“过好自己的小日子”，不关心国家大事，一旦有外敌入侵，就难以避免如抗日战争中出现那么多汉奸、伪军的场面。
毛泽东同志一贯反对鸦雀无声、死气沉沉的社会状态，主张“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那样一种政治局面。”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办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让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的思想。”（《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8-279页。）毛泽东把“放”提到了“领导我们的国家”的方法、方针的高度，可见他对让人民群众说话看得有多重。1962年，毛泽东主席在听取河北省委、天津地委关于向农民退回“一平二调”财产时说：“群众敢说话了，这才像个共产党的样子。”他还强调，“战斗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克服各种错误思想的有力武器。
上述的继承和发扬的四个方面，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主张。实际上也不止这些，这里只是例举。
（作者系原中共泊头市委书记，原沧州市市长、市委副书记，市委代理书记，原河北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八届全国人大代表；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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