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0月，毛主席带领着秋收起义的队伍踏上了井冈山。
为了使他尽快了解情况，当地革命武装队伍的领导人袁文才，向毛主席介绍了山上的战友们。
当提到一位年仅18岁的姑娘时，毛主席感到非常惊讶。他没想到在如此恶劣的战斗环境中，还有这么年轻的姑娘能够经受住苦难。
袁文才立即解释说：“她叫贺子珍，是永新第一任妇女部长。”
毛主席开玩笑地说：“我还以为她是你的女儿，或者是哪位同志的家属呢！”
袁文才不禁赞叹地说：“别看她只有18岁，去年就加入了共产党，也算是我们这儿的老革命了！”
这次是毛主席与贺子珍的初次相遇。
他们谁也没有想到，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们将成为彼此最亲密的战友。
1909年，江苏永新的私塾家庭中迎来了一个胆识过人的女孩，贺子珍。作为家中的大女儿，她在哥哥贺敏学的引领下，于16岁成为永新县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一员，她的脚步踏上了井冈山，成为这片土地上第一位女党员。
当时的贺子珍年轻貌美，乌黑的大眼睛闪烁着秋水般的明亮。因此，人们给予她一个昵称——“永新一枝花”。
与贺子珍的灿烂不同，毛、贺两人初次相遇时，毛主席显得相当狼狈。
据贺子珍后来回忆，当时毛主席身穿一身陈旧的灰色中山装，颈间系着一条红色识别带。尽管身高魁梧，但他神情疲惫，颧骨突出，身形消瘦。长途行军导致脚部磨破，脓液渗出，行走不便，还得拄着拐杖。
然而，他的眼神中充满坚定和智慧，让人在他的注视下感到莫名的安心。
在随后的工作接触中，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一次，贺子珍正在与毛主席、朱德等同志开会时，突然敌人袭来。贺子珍毫不犹豫，抓起两把手枪，骑上一匹没有马鞍的马，奋勇冲出去。
她朝东西各放了一枪，敌人听到枪声急忙转向追赶。贺子珍转了一圈，巧妙地甩开敌人，安然骑马回到了原地。
从那时起，毛主席对这位“双枪女将”另眼相看。
在与毛主席的相处中，贺子珍渐渐发现了她许多卓越之处。
1928年，在永新塘边村为农民打土豪分田地时，两人再次面对武装敌人。敌人咆哮道：“要活捉毛泽东，到蒋介石那里领赏。”
贺子珍心中紧张，因为此时毛主席身边的警卫和连队都下到各村做群众工作去了，敌众我寡，情势危急。
但毛主席在险境中丝毫不乱，他冷静地抽着烟，有序地指挥群众撤离。
敌人进村后竟然一无所获，他们心知不妙：
这是提前有所准备，说不定有埋伏，还是赶紧撤离吧。
贺子珍被毛主席那份处事不惊、沉着冷静的革命领袖气质所折服。两颗彼此倾慕的心，在这种危机中逐渐拉近了距离。
1928年5月，35岁的毛主席和19岁的贺子珍正式步入婚姻的殿堂。
十年婚姻
1928年至1937年，贺子珍与毛主席共同度过了在井冈山到陕北延安的艰辛而幸福的十年战斗岁月。
成为毛主席的妻子后，贺子珍担任了秘书工作，不仅在日常生活中精心照顾毛主席，还努力减轻他的工作负担。
为了给毛主席补充营养，贺子珍毫不畏惧寒冷的河水，亲自下水捕鱼抓虾；
考虑到毛主席喜欢吃辣椒，贺子珍想方设法从当地老乡那里买来辣椒，以满足他的口味；
毛主席时常遭受便秘之苦，贺子珍徒步40多里路，向医生借取大便通气管；
考虑到毛主席喜欢阅读报纸，贺子珍不辞辛劳搜集报纸，发现有价值的资料时提前标记并整理，供毛主席参考。而已使用过的旧报纸，贺子珍还会为毛主席捻卷烟……
在这段时间里，敌机的轰炸从未停歇。
1935年4月23日，贺子珍所在的部队遭到了敌机轰炸。为了掩护一位受伤的老红军，贺子珍的头部、背部和四肢不幸被弹片击中，她当场鲜血直流、昏迷不醒。
医护人员全力救治，然而在长征途中，医疗条件极为有限，医生只能简单处理伤口，夹出皮肤表面嵌入的一小部分弹片，然后敷上药膏，包扎伤口。
如此一来，17片弹片中的绝大多数就一直留在了贺子珍的体内，给她未来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病痛。
在经过数天的抢救后，贺子珍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
尽管她的伤口依然不断渗血，部队领导建议让她留在当地老乡家里休养。
毛主席闻讯赶到后，坚决拒绝了这一建议，断言：“不能把子珍留在老乡家里，一是无医无药，治疗无望，二是安全无法保障，即便死，也要把她抬着走！”
贺子珍事后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是毛主席救了我的命。当时我昏迷不醒，不知道连队决定要留下我，送到老乡家里……如果那时毛主席同意了，我就没命了。我的伤势很重，农村没有医疗条件，不要说遇到敌人了，光躺着也会死的。”
红军到达陕北后，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在这对夫妻中也渐生矛盾。
关于两人的性格，毛主席曾形象地打过一个比方：“我们两个人，一个是铁，一个是钢，钢铁相撞，响个叮当。”
红军到达陕北后，许多知识青年纷纷涌入革命圣地延安。
他们带来了新知识，更时尚的生活方式，毛主席整天忙于与他们交流，无意中却冷落了妻子贺子珍。
这位从不服输的女战士，怎能甘心落后！
她决定学习新知识，下定决心摆脱身上的这些长期折磨她的弹片！
贺子珍毅然决定，准备离开延安，前往上海。
面对妻子的决绝，毛主席努力挽留，但这位外表温柔内心坚强、不惧任何困难的“女司令”，怎能轻易改变主意呢？
于是，贺子珍整理行装，独自前往西安。她准备从那里转赴上海，并托人将一块手帕带回给毛主席，上面写着四个字：“从此诀别。”
然而，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此时的上海已然沦陷。
毛主席再次发电报，请求贺子珍返回延安，但贺子珍心意已决，她既然外出，就要完成自己的目标才能回去。既然无法前往上海，那就改道前往苏联吧！
1938年春，贺子珍经过兰州、迪化等地，最终抵达苏联。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如她所愿，甚至可以说，事与愿违。
首先，苏联医生告诉她，由于时间过长，她身上的弹片已经被肌肉、头骨、肺叶包裹，无法再取出，只能长期忍受这种折磨。
接着，贺子珍在苏联生下的最后一个儿子廖瓦，仅仅十个月大，因感染肺炎不治身亡。
随后，国内传来消息：毛主席再婚了。
更令人心痛的是，由于沟通不畅，贺子珍与苏联方面产生摩擦，竟然被当作精神病关押了起来！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几乎击垮了这位曾经坚不可摧的女战士。
贺子珍曾在给毛主席写信时说：“在苏联的生活比长征还苦啊！”
直到1947年8月，贺子珍才在王稼祥夫妇等人的帮助下回到已经分离许久的祖国！
重逢的久别
回到祖国后，贺子珍先是在哈尔滨总工会工作，随后由于身体原因被调往上海，与哥哥贺敏学、嫂子李立英共同生活。
1950年2月的一天，毛主席在哈尔滨视察时，忽然询问秘书叶子龙：“贺子珍在哈尔滨吗？她现在从事何种工作？”
叶子龙思考片刻，回答：“她已前往上海休养，目前没有工作。”
毛主席罕见地“质疑”：“为何未给她安排工作？她的革命经历还不足够吗？！”
随后，毛主席专门联系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提议用他的稿费支付贺子珍的生活费，并建议为她找到一份工作。
了解贺子珍的身体状况后，陈毅回电给主席表示，虽然贺子珍是老革命，但她从未向组织提出要求，尽管组织原则上应安排她工作，但鉴于她的身体状况，目前最好的选择是在上海休养。
毛主席得知情况后释怀了。
此后，为了不让毛主席为难，贺子珍通过女儿李敏一直保持着与毛主席不近不远的联系。
在他们的通信中，贺子珍最常提及的是“请注意身体”。
尽管她身体一直不好，但她仍然关心着毛主席的健康状况。每逢寒暑假结束，她都会通过女儿送去一些毛主席喜爱的新鲜蔬菜、瓜果等。
而毛主席也经常寄些礼物过来。
有一次，由于频繁收听毛主席的讲话，贺子珍的收音机坏了，毛主席得知后，特地送给她一台最好的熊猫牌收音机。
毛主席曾感慨地对女儿李敏说：“我知道，你妈妈生病都是为了我，都是因为我而起。可我却无能为力，李讷已经18岁了……”
1959年7月9日，贺子珍正在南昌休息，突然接到通知，要她立即前往庐山。
她以为是组织派她去休养，于是毫不犹豫地登上车赴约。
然而，到了晚上八九点，贺子珍竟在庐山的“美庐”别墅一间屋里，与多年不见的毛主席相遇！
这一刻的喜悦突然变成了巨大的悲伤，贺子珍的情感波动让她一时难以自持。
毛主席温和地说：“我们终于见面了，你怎么不说话，光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
随后，毛主席关切地问：“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身体好了吗？”
贺子珍的情绪逐渐平复，她哽咽着回答：“我好多了，但看着您的身体大不如前了。”
毛主席叹了口气，又询问了贺子珍当年在苏联的经历：“当初为什么一定要离开呢？”
听到这个问题，贺子珍再次泪如雨下，她回答说：“都是我的错，那时我太不懂事了……”
他们聊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毛主席站起来说：“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再谈谈。”
不料，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次见面竟然是他们分别22年后的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原本的欢喜瞬间变为沉痛，贺子珍无法承受情感上的冲击，一下子又病倒了。
但她对毛主席的思念和关切从未停歇。
有时候，贺子珍会向哥哥嫂嫂倾诉对毛主席的思念，说着说着就会泪流满面。
多年后，李立英回忆贺子珍难过时的情景：“她只是流泪，但不是那种痛哭流涕的状态。”
1976年9月，毛主席结束了他辉煌的一生。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用拇指和食指画了一个圆圈。在场的工作人员对此一无所知，直到后来李敏才突然想起，难道是因为他担心贺子珍吗？
因为贺子珍的小名叫“桂圆”……
得知这个消息后，贺子珍强忍住内心巨大的悲痛，没有在孩子们面前哭出来，只是轻声地说：“不是一直都好好的吗，怎么会突然离开呢？”
这些年的风风雨雨，已经锻炼了她的心性，关于毛主席的一切早已深深地刻在她的心里。
此时的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坚强。
直到3年后，贺子珍终于如愿来到北京，参观毛主席纪念堂。
当她看着毛主席的雕像和安置在水晶棺中的遗体时，已经70岁的贺子珍终于无法忍住，痛哭失声。她在送给毛主席的花圈上写着：“永远继承您的遗志，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
在北京待了近一年后，贺子珍因身体原因不得不返回上海静养。
1984年4月15日，孔令华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贺子珍同志病危，请李敏一家立即赶到上海。”
孔令华匆忙地整理行李，一家人匆匆从北京赶到了上海。
当时，贺子珍高烧不退，再加上肝炎、糖尿病、肝功能衰竭等多种病症的折磨，病情逐渐恶化，一度昏迷不醒。
18日早上，贺子珍突然清醒，看着守在身边的亲人，她甚至开玩笑说：“你们是不是怕我不行了，所以都赶来了。”
就在大家以为她的病势在好转时，当天晚上，贺子珍却再次高烧，陷入了昏迷。
19日下午，贺子珍永远地离开了人世，结束了她坎坷曲折的一生。
作为一位度过了75年风雨人生的传奇女性，贺子珍在一生中扮演了多个令人瞩目的角色。
她是井冈山上的第一位女红军，为早期革命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她是毛主席的第二任妻子，与毛主席共渡了长达10年的风雨人生，陪伴他度过了人生中的许多艰难时刻。
她曾是全国政协委员，然而，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她的档案资料却“遗失”了……
这一系列身份让上海市委对于贺子珍的身后事感到无所适从。
在生命走到尽头之际，贺子珍曾对哥哥贺敏学表达了一个特殊的心愿：
“我这一生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希望能够去北京。骨灰盒是否能够放在北京的某个地方？”
贺敏学明白，妹妹之所以如此表态，是因为她舍不得离开毛主席，想要离他更近一些。
因此，当上海市委建议将贺子珍的骨灰安放在上海时，贺敏学立即提出了反对意见：
贺子珍在上海的居住时间虽然不短，但基本上没有在这里工作过，她并非上海的党政干部，而是中央层面的干部。在这里也没有她的档案，而毛主席的遗体在北京，女儿和女婿也在北京。因此，应该将她的骨灰放在北京，让她更靠近毛主席。而且，女儿和女婿平时也方便去看望。至于是否选择放在八宝山，以及具体哪一室，应该由中央作出决定。
上海市委不敢擅自做出决定，只能将此事上报。最终，邓小平发表了两项重要指示：
“我们中央的领导人都要送花圈，而贺子珍的骨灰将被安放在八宝山一室。”
八宝山一室是专门用于保存中央领导人骨灰的地方，邓小平这两句话不仅为贺子珍的骨灰作出了妥善安排，也确定了她的葬礼规格。
终于，贺子珍的临终心愿得以实现！
4月25日，全国各地的报纸争相报道了贺子珍逝世的消息，对这位老革命进行了高度评价：
中国共产党杰出的党员、长征时期的老干部贺子珍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辞世……
贺子珍同志是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她的一生都是革命的一部分，是艰苦奋斗的一生。
在医务人员整理贺子珍的遗物时，发现她的遗物只有两只旧皮箱。
其中一只皮箱里有一个1951年政府颁发的“三等甲级”革命军人残废证。
根据规定，她每年可以领取330元的救助金，直到1984年，总共11220元。
然而，签名栏上没有一个字，这表明贺子珍对这34年的救助金毫不动摇！
她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的誓言。
她当之无愧地是毛主席伟大战友的称号！
而另一只皮箱则装有一条红色的旧毛毯，贺敏学认出这条毛毯竟是贺子珍与毛主席结婚时所用！
出乎意料的是，贺子珍居然如此珍视这条毯子，保存了半个多世纪！
在贺子珍逝世两个十年的沧桑岁月里，她的外孙女孔东梅回忆起一段关于毛主席的特殊回忆。据毛主席的卫士李银桥透露，曾有一次他在整理毛主席的衣物时，发现了一件历经风雨、破破烂烂的灰色军装。
李银桥心生一念，认为这件衣服已经无法再修补，于是打算将其丢弃。然而，毛主席却亲自接过这件衣服，将其放在腿上，一边轻抚一边倍感不舍地说道：“这件衣服陪我参加过洛川会议啊！”
值得一提的是，洛川会议恰逢贺子珍离开毛主席前往苏联的时期，而这件衣服正是贺子珍的临别赠物。毛主席一直以来都表现出内敛的情感，而他或许正是通过这种方式，默默地纪念曾与他共同经历风雨、患难与共的老战友贺子珍吧！这件破旧的军装成为了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见证着两位伟人之间深厚的情感纽带。
【本文原载微信公号“新青年8341”，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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