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农民问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现实应用

　　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由此开始确立，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是他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应用于中国实际情况的结果。

　　【译者按】本文作者韩慕肯（Kenneth Hammond）系美国著名汉学家，毕业于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语言系，现任新墨西哥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韩慕肯教授曾参加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美国激进左派运动，是肯特州立大学学生和民主协会的学生领袖，作为主要参与者见证了“肯特州立大学惨案”。20世纪80年代，韩慕肯在中国工作、生活了5年时间，对中国有着深厚感情。1999年，韩慕肯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访学。韩慕肯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公元10世纪—18世纪中国的政治史和文化史，特别是明朝历史，撰写的著作包括《从尧到毛：中国历史5000年》（From Yao to Mao: 5000 Years of Chinese History）、《椒山：杨继盛的生、死与身后事业》（Pepper Mountain: The Life, Death and Posthumous Career of Yang Jisheng）（译者注：椒山是杨继盛的号）、《圣人归来：当代中国的儒学复兴》（Sage Returns: The Confucian Revival in Contemporary China）、《中国革命和对社会主义未来的探索》（China's Revolution and the Quest for a Socialist Future）等。在毛泽东诞辰130周年之时，韩慕肯教授受译者的邀约，撰写此文。

　　翻译：赵丁琪

　　引言

　　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黔北遵义召开。这次会议是对中国共产党近期经验的总结和未来前进方向的思考，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成为决定中国革命斗争政治方向的领袖人物。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农民在推进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重要作用。遵义会议的决定是对毛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所倡导的政治路线的最终接受和确认。毛泽东一直面临着来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共产国际代表的持续反对，他们认为城市工业无产阶级是唯一真正的革命阶级。在他们看来，中国工人阶级的边缘地位意味着必须首先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以发展经济、推动工业的发展，并产生一个足够大的工人阶级，从而最终发动新的革命斗争。在遵义，党的领导层终于接受了毛的论点，即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绝大多数农民是工业无产阶级的天然盟友，他们自己可以成为推动社会主义革命的强大力量。

　　毛的观点确实与许多人眼中的经典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农民观不一致。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随后的十年，中国共产党一直遵循莫斯科派来帮助指导中国运动的顾问提出的路线，党的早期领导人对此表示强烈赞同。但这种观点是基于欧洲的历史经验，对农民的分析以及对工人阶级作为革命主力军的分析，已经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充分阐述，并且被列宁所进一步发展。布尔什维克在俄罗斯的胜利被广泛理解为验证了这一理论模型。然而，毛所看到的中国的情况是与之不同的，这是中国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的结果。毛把农民作为中国革命斗争的关键因素的理论，是他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历史唯物主义考察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的第一个实例。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实践和理论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实事求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初步形成。

　　背景

　　为了理解毛泽东的成就，我想首先考虑马克思著作中塑造了20世纪初占主导地位的正统模式的两个方面。然后，我将分析中国的历史经验与欧洲的历史经验的一些不同之处。中国的农业经济状况与欧洲完全不同，大量农民组成了毛所说的农业无产阶级。毛并不是唯一一个认识到中国社会经济状况不符合从奴隶制到封建主义再到资本主义这一源自欧洲经验的经典历史发展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将简要介绍20世纪20年代中期布尔什维克之间的一些辩论，这些辩论也提出了这些问题，但最终并没有改变苏联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最后，我将追溯毛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组织农民运动的工作，以及他对中国社会阶级分析的发展。在这一分析中，他首先提出了对农业无产阶级的看法，并开始倡导基于中国现实的革命模式，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

　　在1852年出版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一段著名文章中，马克思阐述了他对法国农民问题的看法。在他看来，农民是19世纪中期政治动荡中一个不可靠的因素，充其量是一个在工人与旧封建阶级、新资产阶级精英之间摇摆不定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它们并不构成一种独立的阶级力量，而是作为大量小生产者的孤立分子而存在。马克思宣称，他们的政治凝聚力甚至不如“一袋土豆”。虽然在以后的生命中，马克思对农民与产业工人结盟的可能性或农民本身构成革命阶级的潜力形成了更微妙的看法，但他对法国农民的轻蔑观点往往被认为是赋予了城市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变革推动者的专属角色。

　　马克思对法国农民的评论是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下发表的，即1848年至1851年间的政治动荡。然而，随着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这种对农民的看法继续影响着人们对农民与城市工业工人阶级之间关系的看法。例如，在俄罗斯，尽管19世纪80年代曾短暂讨论过农村公社为迅速过渡到新的公有财产形式提供基础的潜力，但新兴革命者的观点认为农民在最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是潜在的盟友，但在争取社会主义的实际斗争中却可能成为障碍。在他们看来，只有工业无产阶级才真正有能力领导革命斗争。

　　尽管马克思在其政治著作中提出了对农民的思考，但他对资本主义的组织、运作以及其历史起源和发展的分析，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驱动力。从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概括性论述，到他保存的笔记本中对一些思想观点的探索和阐述（包括《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1864-1865年经济学手稿》），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序言，以及他的三卷巨著《资本论》，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细致而准确地阐述了他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解。他很清楚，他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在英国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但与地理上相邻的法国或德国的经济、以及意大利北部和荷兰的历史先驱形式也有关联。

　　马克思还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史问题也很感兴趣，包括欧洲资本主义如何在其所属的时代中重塑全球关系，以及非欧洲社会如何在经济上发展起来。他从未全面阐述过自己对这些主题的看法，但在他的经济学著作中散见着一些评论。马克思对亚洲发表了大量看法，其中一些观察引起了后来关于所谓亚洲生产方式的辩论和讨论。这反过来又成为生产方式按次序发展理论的一部分。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苏联共产党官方正统理论的最终版本中，“亚细亚生产方式”本身不再被提及，原始公社阶段成为这一历史发展模式的起点。

　　“亚洲”问题不仅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问题。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匈牙利和德国革命的失败，共产主义国际成为支持和协调世界各地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力量。西欧和北美工业化资本主义核心国家之外的殖民地世界的革命问题，成为共产国际工作的核心。一些最具活力的革命运动出现在中国、荷属东印度群岛、法属印度支那和英属印度等地区。关于在这些国家中革命运动应该如何组织，其政治斗争的性质是什么，所涉及的阶级力量是什么，人们进行了激烈的辩论。马克思关于“亚洲”的思想在这些讨论中很重要，因为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将亚洲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融入他们对资本主义发展及其在西方帝国主义统治的当代世界中的地位的理解中。

　　我在前一篇文章中介绍了马克思关于亚洲经济史的论述，特别强调了马克思对印度和中国的看法。根据马克思著作中分散的十六段文字，可以确定马克思所理解的历史上亚洲经济包含了以下特征：

　　1. 没有个人的、私有的财产，只有公共财产或国家财产。

　　2. 自给自足的生产循环，农业和制造业的统一，为当地人的生存创造了条件。

　　3.农民家庭的自给自足意味着几乎完全独立于市场。

　　4.静态社会条件是亚洲社会的特点。生产组织的简单性是亚洲社会保持稳定不变的关键，这与朝代的不断更迭形成鲜明对比。经济要素的基础性结构不受政治风暴的影响。

　　5.“亚洲”或“亚细亚”是社会经济按次序发展的第一种形式。

　　6.近代，私有财产由欧洲人引入亚洲。

　　如上所述，马克思关于亚洲的观点是以19世纪早期和中期的整体知识状况以及文化和政治意识为基础的。对马克思来说，亚洲决不是一个主要的研究领域。尽管如此，他对亚洲经济生活的形式和功能所表达的看法，形成了一种把亚洲社会视为落后的和长期停滞的观点。欧洲殖民主义的权力关系强化了这种观点，这反过来又在革命理论家和活动家中形成了关于欧洲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与非西方世界之间关系的基本假设，即非西方世界在真正走上社会主义现代性的道路之前，需要被引导走上按次序发展的道路。

　　历史发展阶段

　　在思考毛泽东如何能够超越马克思和其他欧洲激进思想家的先入之见和理论假设、并将马克思的分析方法直接运用到中国现实之前，有必要考虑20世纪初正统意识形态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即社会历史发展阶段问题。1857年，马克思为计划中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写了一篇序言。在这篇序言中，他首次概述了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序列：“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这种以亚洲为起点、生产方式按次序发展的观点后来没有被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仅仅在他的其他著作中偶尔被提到，但这种观点在后来的某些思想家那里形成了一种思想传统（比如卡尔·考茨基），即将这一序列作为一个普遍的模板，认为可以应用于世界各地的任何特定社会。在后来的版本中，“亚细亚”的概念被“原始社会”或“原始公社”所代替。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和《苏联共产党历史（简明教程）》中，明确宣布了历史发展的五个阶段，并产生了我们将进一步关注的影响。

　　并非所有研究中国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都接受起源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这种历史阶段论对亚洲历史经济特征的定义，以及其对于中国及亚洲更广泛地区的适用性。1926-1927年，时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的布尔什维克卡尔·拉狄克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的演讲，他在演讲中对将中国描述为静止不变的、停滞国家的观点，以及强行将中国历史纳入源自欧洲的历史模式的努力提出了质疑。拉狄克利用马克思所没有的有关中国的最新学术成果，否定了中国在19世纪欧洲帝国主义到来之前一直处于封建阶段的观点，转而主张中国历史政治经济应该是动态发展的，并以商业资本和高度商业化的农业生产为特征。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罗易(M.N Roy)这样的亚洲革命者，也对普遍将中国定性为“封建”甚至“半封建”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这是对一千多年来中国经济实际发展的误读。

　　这些辩论发生时，毛泽东正在阐述他对中国绝大多数农民革命立场的看法，但没有迹象表明拉狄克或莫斯科的其他人知道毛泽东的看法，也没有迹象表明毛泽东对6000多公里以外发生的辩论有任何了解。毛泽东将农民中的主要成员，实际上是绝大多数农民理解为农业无产者，这不是因为他采纳了其他思想家的观点，而是因为他自己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应用于对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分析。要理解毛泽东这一突破的意义，不妨先看看近几十年来对中国早期现代经济史（从晚唐到十八世纪）的理解是如何发展的。

　　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模式

　　中国的历史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变迁，需要从其自身的角度来理解，这与欧洲的经验大相径庭。描述和勾勒欧洲历史轨迹的历史发展模式，并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发展和变革进程。自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和西方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极大地推动了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认识和理解。这些学术研究，尤其是西方的学术研究，大多没有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出发，但其所积累的现实经验材料和数据为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我已在其他地方讨论过这些问题，在此仅简要概述我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研究并描绘了资本主义在欧洲尤其在英国发展的几个主要特征。在第一版的序言中，他明确指出虽然他主要依赖于对资本主义在西方发展的动态的分析，但他认为他在这一背景下发现的特征适用于作为一种制度的资本主义的更广泛定义。他从商品和商品生产（即在市场上用于交换的生产）开始，进而讨论了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以剥削劳动能力为基础的资本价值化过程（M-C-M'）、作为最大化剥削手段的雇佣劳动和劳动分工机制，以及资本积累的持续必要性。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键要素。

　　从宋代开始，所有这些现象都出现在中国。市场繁荣兴盛，交织成横跨帝国的交换网络，并与更大的地区和全球体系相连接。在不同地区和企业内部分工复杂的商品生产急剧扩大。中国资本主义制造体系的发展，从丝绸和棉纺织业精心制作的“缫丝”综合体，到景德镇（19 世纪前世界上最大的工业中心）规模宏大的陶瓷窑炉综合体，也重塑了农业生产领域。中国有一套成熟的土地私有财产制度，不动产的买卖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契约进行并记录在案，契约可通过帝国司法系统强制执行。农业生产也日益商业化，在四川和湖南等省，面向全国市场的生产占了很大比重。佃农和雇农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在江南和其他地区，从纺纱工、织布工到陶瓷工和木版画雕刻工，雇佣劳动和合同工成为制造业的核心。在苏州和无锡等城市，罢工和其他形式的劳工骚乱时有发生。

　　中国近代早期或帝国晚期的经济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经济并不相同，中国经济生活的结构和功能与马克思对前工业资本主义的描述有着共同的基本特征和特点，这表明中国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制造业和高度商业化的农业部门都有自己独特的早期资本主义形式。十九世纪，在工业革命中低成本商品生产爆炸式增长的推动下、在现代工业化军事力量的强力保障下，西方帝国主义使中国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后进入了“屈辱世纪”中处于从属地位，并掏空了中国的国内经济。到20世纪初，中国的生活条件，尤其是生活在农村的绝大多数人口的生活条件，已经恶化到勉强维持生存的水平。1912年，清王朝灭亡，帝国政治秩序崩溃，地主的权力得以延续，但过去遗留下来的商业化农业体系依然存在。这就是毛泽东成长的农村地区的情况，也是他在20世纪20年代他成为主要活动家的地方。

　　从现实中寻找真理

　　20世纪20年代初，当中国共产党开始了革命斗争时，面临着复杂的政治局面。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国民党是反对帝国主义统治的领导组织。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早期领导人，如陈独秀和李大钊，在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顾问的大力鼓励下，认为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是推进革命运动的最佳途径。当时，中国的产业工人阶级规模太小，政治不发达，根本无法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次统一战线成立后，许多中共党员进入了国民党的各个支部工作。毛泽东很快参与了国民党农民部的工作，并参与了他的家乡湖南省的农会组织工作。

　　早在1923年6月，毛泽东就在中共三大通过的《农民问题决议案》中写道：“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抗宰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毛泽东在湖南与当地农会合作，收集有关农村状况的信息。他对农村生活的经济和社会组织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对农村社会的阶级结构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这些研究使毛泽东认识到，农民并不是无差别的群众，他们本身由不同的小群体构成，不同阶层农民的具体情况造就了特定的阶级立场和政治取向。

　　1925年底，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指出：“拿农村说：大地主是大资产阶级,小地主是中产阶级,自耕农是小资产阶级,半自耕农佃农是半无产阶级,雇农是无产阶级。”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他对这些要素进行了量化，指出由半自耕农、佃农和贫农组成的半无产阶级的总人数约为1亿七千万人；而由“按年、月或日雇用的农业劳动者”组成的“农业无产阶级”的总人数约为2000万人，这些“农业无产者”既没有土地、农具，也没有流通资本，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为生。

　　1926年1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中重申了这些观点，该文发表在国民党农民部的刊物上。毛泽东在这里再次报告说：“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这三种农民的数目，在中国农民中大概自一万五千万至一万七千万……所谓农民问题，一大半就是他们的问题。这三种农民虽同属半无产阶级，然经济状况大有分别。”他再次指出：“雇农乃农业的无产阶级，有长工，月工，零工三种。此等雇农，不仅无土地，无农具，又无丝毫流动资本，故只得营工度日。”

　　在这些报告之后，毛在1926年秋天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中包括对浙江和江苏情况的具体研究。紧接着，毛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报告》，对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进行了观察和分析，要求党把农民——至少是农民中的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群体，同城市工人阶级结合起来。实际上，毛在1927年2月16日提交报告全文之前所作的一份简短的初步说明中指出，“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显然，到1927年初，毛对中国的革命斗争形成了一种观点，其中包括对农业人口中较贫穷阶层的主要领导作用，将大约2亿农民视为农业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的成员，与城市工业工人阶级的同志一样，在走社会主义道路上有着共同的整体利益。这一立场是基于他对农村实际经济状况和生产关系的直接观察，以及他将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应用于这些情况。

　　更深入的斗争和调查

　　1927年至1930年是中国共产党和革命斗争的动荡时期。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指挥了对数千名工人和党内活动家的大屠杀，并夺取了国民党内部的权力，这标志着第一次统一战线的结束，并引发了中国共产党内部长期的混乱和冲突。在此期间，毛泽东不断深入农村地区开展活动，首先是在湖南，然后是在江西省南部，建立了第一个苏维埃根据地。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有机会尝试实际管理农村地区，与当地人民合作解决他们的需求和利益。这些年他的著作主要集中在组织和政策制定的细节以及军事事务方面。

　　到1930年春，江西南部的局势已经稳定下来，毛泽东再次有可能对社会和经济状况进行深入调查，这是他对中国现实进行唯物主义分析和加深对革命斗争动力的理解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5月，毛泽东对该省最南部的寻乌县进行了详细调查。在这份长篇报告中，他对该地区的人口、行政管理和经济活动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并特别关注了土地占有制度以及围绕土地展开的斗争，这对贫下中农和农村劳动者的利益至关重要。他还介绍了许多有名有姓的个人及其在当地社会中的作用。

　　毛泽东从寻乌发来的报告，是他为制定推进革命的正确政治路线而对中国农村的实际状况形成清晰认识的努力的一部分。报告里重申了他关于农民阶级的关键作用的观点，进一步阐明了农村社会的复杂性，以及对不同阶层的利益和情感进行精确分析的必要性。他没有将农民阶级简化为一个单一的群体，而是勾勒出了农民的多重立场和取向。这种对当地社会状况的“细读”，对于向党的组织者提供发展农民的政治意识和组织能力所需的知识和洞察力至关重要。报告中收集的信息为党在农村的活动提供了基础，推动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发展。

　　毛并不是说寻乌的情况代表全中国，而是说寻乌的调查方法应该成为全党的工作的典范。他在撰写《寻乌调查》的同时，也阐述了他对调查研究的重要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革命任务中的具体应用的看法。1930年5月，他起草了一篇文章《调查工作》，后来被重新命名为《反对本本主义》。在这篇文章中，他批评将书本中的思想作为判断当下形势下所应该采取的行动的基础，并有力地指出“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篇文章是毛最明确的声明之一，即通过直接调查和分析获得的经验知识是一切政治工作的基础，是革命运动成功的基础。

　　毛泽东关于农民阶级的观点，关于贫农、中农和农村劳动者作为无产者或半无产者的阶级地位的观点，并没有立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中占上风。在20世纪30年代初，只有产业工人阶级才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这一观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以及在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顾问中仍然占主导地位。直到人们见证了城市斗争的挫折和农村苏维埃的成功，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分析的正确性才最终被接受。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明确承诺将工农联盟作为前进方向的时刻。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由此开始确立，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是他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应用于中国实际情况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