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锐：是谁改变了中国

　　二十几年前我曾看到过一本美国人写的名为《他改变了中国》的书，顺手翻了几页，见其恣意夸大拔高，与事实多有乖谬，顿时失去了阅读的兴致。不论人和事，但凡言过其实，必然过犹不及。我在索然之间便丢弃不顾。但随即产生了一个久久不能释怀的疑问——究竟是谁改变了中国？近些年来，这个疑问愈来愈强烈地困扰着我，深有不吐不快之感，于是便产生了撰写此文的冲动。

　　一

　　改变中国者，应该是指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正向发展局势起过颠覆性影响的人。历朝历代都有大大小小除旧布新，变法图强的社会改革家。有知名的，也有不知名的；有推翻旧制重立新朝的，有在既定框架下对制约社会发展规律的国策进行改良的；有在生产、教育、科技等方面推陈出新影响巨大的，其中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正是他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勇气推动着中国社会不断地发展进步，从远古一路走到了今天。他们都是使中华民族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脊梁骨干。然而细考起来，包括曾经使中国辉煌一度的帝王将相、至圣贤达在内，真正推动中华民族跨越式进步，使中国成为中国的伟大改革家无非两个人：一个是奠定了中国基础框架的嬴政，即秦始皇；一个是使中华民族中止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和西方列强百年蹂躏，建立了一个适应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新中国的毛泽东。

　　嬴政在其祖上三百年苦心经营，五代筚路蓝缕的基础上，用十年（从攻打韩国算起是十年，若从攻打赵国开始计，应为十六年）时间横扫六合，首次实现了华夏民族从疆域版图、社会秩序到文化的真正意义的统一，并以始皇帝著称于世。为了便于对不同地域、不同体制、不同文化、不同习俗的人实行有效管理，他废除分封制，实行由中央委派官员直接管理地方的郡县制，结束了长期诸侯割据混战的局面；加强中央集权，保持政令畅通；废除世卿世禄制，削“藩镇”，奖军功，敞通人才上升渠道；实行车同轨，以咸阳为中心兴修了秦直道一万三千多里辐射向全国，极大地便利了兵员和物资的运输以及百姓通行，这种高速交通网一直沿用到清朝才逐渐荒废；书同文，保障了朝廷公文往来及民间文化交流的准确和便利；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对促进经济发展及贸易往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修筑万里长城，有效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保持了北部边境的安定；承认土地私有，计亩纳税；对内兴修水利、交通等基础建设，北逐匈奴，南征百越；颁行统一法律条令、统一思想文化，控制舆论，对于有违推行新法新政的书籍一律焚烧，对于摇唇鼓舌恶意诽谤朝政的四百多名儒生和江湖术士处以坑杀极刑……

　　秦始皇在没有先例参照情况下的这些创造性改革措施，竟然奠定了中国社会两千多年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的基本框架，其原创性的含金量有多高，不言而喻。从汉武帝、唐太宗到康熙乾隆的四百多位执政者中，不乏有作为有业绩的叱咤风云人物，但都是在沿袭秦代模式的基础上修修补补，核心要旨并无创造性突破，原创专利始终归秦始皇所有。两千多年来，中华大地上分分合合、枯荣交替，但无碍薪火相传、文脉传承而至当今。秦嬴政始皇帝厥功至伟，功莫大焉！

　　诚然，秦始皇改革的雄才大略成就了中华民族，却没有让赢家王朝传之万代却二世而亡。其主要原因无非对内要大兴各种工程建设，外要进行扩疆拓土的战争，还要修筑防御游牧民族袭扰的长城，致使劳役赋税过重，长期战争使老百姓得不到休养生息，有限的国力与宏伟的发展规模失去平衡，眼前的民生利益与国家的长远利益发生了冲突；更为关键的是重边疆防御轻内地安全的兵力部署，给了刘邦小儿轻松攻陷咸阳的机会；加之嬴政意外壮年暴毙，对后事未来得及作必要的安排，致使朝纲失措，竟荒谬到能衍化出诸如“指鹿为马”的典故，不亡不足以谢天下。所有这些都成为促进赢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催化剂。秦始皇对于中华民族的功绩大到超过常人的眼界而被忽略，只落得了个“横征暴敛”、“焚书坑儒”的暴君骂名被后世挂在嘴边絮叨了两千多年。

　　秦始皇真的那么暴虐不堪么？

　　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1155枚秦代竹简，几乎完整地记录了秦朝的法律条文，包括田亩制度、征兵标准、兵役制度、劳工工资等方方面面的规章制度，在这些竹简里都有记载，这不仅对秦朝的法律体系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也真实地还原了历史上秦始皇的形象。原来，他是一个体恤百姓且赏罚分明的皇帝。大家最熟悉的陈胜、吴广起义的理由是，因下大雨误期，按律当斩。迟到是死，反了也是死，还不如放手一搏，于是就举起了“伐无道，诛暴秦”旗帜。而竹简上记载的规定是：失期三日到五日谇（口头批评）；六日到旬，赀一盾（罚买一面盾牌的钱）；过旬，赀一甲（罚买一套盔甲的钱）；其得（也），及诣。水雨，除兴（因下雨误期，可免除处罚）。

　　这些竹简上的记载与教科书上说法，哪个更可信呢？应该是两千多年的竹简记载吧。

　　科学家研究还发现这批竹简上还有些很人性化的记载：征兵时，每家每户必须留下一名男丁，照顾家里的老人小孩；身高不足一米三者可免除兵役。每年春二月严禁砍伐森林和修筑堤坝、堵塞河水；不到夏天不准烧草作为肥料、不准采摘刚发芽的植物、不准打幼兽、取鸟卵和伤害幼鸟。

　　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未成年人和环境保护法了。

　　再一个颠覆人们认知的是秦始皇修筑长城是付工钱的，一天可抵八钱，罪犯也会被安排服劳役抵债，若是需要官府提供吃住，则一天抵六钱。秦朝当时的三钱可买一斗米，约12.5斤。一天的工钱可买33斤米，这在当时已经算得上是相当不低的收入了。

　　那为什么秦始皇还要如此被黑呢？鲁迅先生一语道破玄机：秦始皇实在冤枉得很，他的吃亏是在二世而亡，一帮帮闲们都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

　　当人们还没来得及认识秦始皇的功绩时，秦王朝便仓促谢幕了。新王朝为了证明其夺取政权的合理性，帮闲食客们为了讨好新主子，便绞尽脑汁，不遗余力地抹黑秦始皇。难道“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不是“焚书坑儒”的翻版？久而久之，反复重复，谬误虽变不成真理，却容易成为习惯的口诀。

　　即使在现代文史大咖郭沫若先生的笔下，也曾经将秦始皇塑造成为一个“精神和肉体双重残疾”，“疯疯癫癫，口出狂言”，“既猥琐好色又暴虐嗜杀”的“空前大独裁者”，“极端的秘密主义者，极权主义者”。甚至对秦始皇的相貌机体也不忘丑化，注释其为“马目，马鞍鼻”，诊其为“软骨症患者”。

　　还是毛泽东从民族发展的宏阔视野道出了更符合历史事实的代表性评价：

　　《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存子厚返文王。

　　【注：“十批”即郭沫若所著《十批判书》，“封建论”即柳宗元著《封建论》。】

　　能受到两千多年后的伟人如此褒扬，被蒙辱骂惨了的秦始皇若地下有知，也该十分欣慰了！

　　毛泽东对孔学持批判态度，是因为孔子学派完全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从维护剥削劳动人民制度的合理性出发创立的学说，这与为人民服务的哲学是完全对立的。

　　二

　　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是社会主义思想从理论到实践、由弱到强，又由盛转衰的历史。即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兴衰史，这出戏由列宁、斯大林开场，由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谢幕，是二十世纪世界舞台上的主角之一。与二十世纪的世界密不可分的中国史，是由被帝国主义及其反动派按在地上蹂躏了一百多年，一跃而起反制对手的历史。引起这个历史巨变的代表人物就是毛泽东。他不仅影响了中国，也同时影响了世界。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曲折历史，与毛泽东荣辱沉浮的人生道路如影随形。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事实是中国革命不断地从失败或艰难挫折中走向胜利，而多次从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扭转危局、摆脱困境，将一手烂牌打出精彩结局的人，正是毛泽东主席。

　　1927年国民党背叛革命实行“4·12”大屠杀，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共产党人”的腥风血雨里，几十万人头落地。于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主张洪亮响起。

　　当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平江起义以及攻占大城市的主张相继失败之后，实行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从理论到实践成为现实，以井冈山为中心的红色革命根据地骇然诞生。

　　当弱小的红色根据地一经诞生，就遭到国民党政府先后集结十万、二十万、三十万大军的反复剿灭时，“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等一整套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应运而生。一支来自于民、服务于民，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行为规范的弱小红军队伍，在“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思想指引下，不仅没有被剿灭，反而在战争实践中越“围剿”越壮大了。根据地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成倍地扩大了，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口号的农民运动以燎原之势向全国蔓延。

　　当弱小的红色力量面对强大的敌人，有人感到力量对比悬殊，革命的前途渺茫，疑惑“红旗究竟能打多久”时，《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古田会议决议》等著名理论应声而出，犹如黑暗中的火炬让成长初期的革命队伍在迷茫的时候看到了光明，解除了迷惘，看清了希望，坚定了理想信念，明确了革命的目标，还完成了正确处理军政、军民、军内、军外及上下级之间等各种关系的制度建设，为建立一个革命化的政党、一支革命化的军队、一个没有剥削的新型社会进行了理论探索、创新与实践。

　　当时的共产国际以及深受其影响的中共领导人不相信山沟里能出马列主义，一味地套用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和苏联革命成功经验去机械地解决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结果屡屡碰壁，把中共领导机关在上海的大本营弄丢了，不得不分批转移到了瑞金中央苏区。他们接管红军的指挥权后，却将根据地的创建开拓者毛泽东排挤出党和军队的决策圈。痛心的是，这些能倒背马列著作的领导人所秉持的不论是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还是军事指挥策略都在根据地严重水土不服。在面对大军压境的第五次反“围剿”中攻防失措、乖误叠加，一年多的时间里就把红军六、七年时间流血牺牲积累起来的家底输了个精光，不得不仓促踏上了既无预定目标又无后方保障的战略突围之路。虽然凭着红军官兵的顽强意志冲过了敌军四道封锁线，但湘江一战就折损大半，八万六千多红军将士只剩下了三万多人。

　　在面临四十万敌军围追堵截、三万多红军危在旦夕的时刻，惨痛的教训引起了中央和全军上下的深刻反思，困惑之中很多人想起了毛泽东，想起了毛泽东领导的几次反“围剿”中打得痛快、走得潇洒的生动局面。这才有了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重回政治局、成为周恩来军事决策的协助者。但事情并未到此为止，遵义会议之后的土城战役，因情报原因将阻击战打成了消耗战，这给一贯对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指挥能力持否定态度的博古、凯丰等人又提供了新的口实。

　　不论是史料记载还是媒体宣传，都把遵义会议说成是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中国革命历史转折点。其实，这只是个笼统的地理性标志和时间段。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还经历了一波三折的过程。

　　其一是进攻不进攻打鼓新场的争论，这是对三万多红军将士生死攸关的惊险一幕，也是毛泽东能不能在中央站稳足跟的一个重要节点。二渡赤水取得遵义大捷之后，多数人因乐观而忽略了当时的战略形势，认为应乘着士气正旺多打几个胜仗，而忽略了四十万敌军的前截后追和多重围堵的严峻局面。尽快脱离险境才是红军的当务之急，迫不得已的打只是为更安全地走扫清障碍的权宜之计。因为在没有后方、没有群众基础的条件下，几个局部的胜仗无法改变三万多人面对四十万大军的绝对劣势。但是林彪、聂荣臻提出攻打黔北重镇打鼓新场、歼灭王家烈两个已被重创师的建议，受到了中革军委绝大多数人的肯定并引起了苟坝会议上一场激烈的争论。毛泽东在深入分析后中发觉敌情、地理既不利于进攻也不利于撤退，一旦胶着很容易被敌合围，况且不能排除敌军有意露出破绽引诱红军上当的可能性，所以坚决反对发动此役。反对进攻与支持进攻的双方争论不休，主持会议的张闻天不得已最后以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否决了毛泽东的反对意见，并免去了他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等于又取消了他参与军事指挥的权利。由周恩来、朱德负责起草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命令，只待第二天一声令下发起攻击。当晚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毛泽东，在党和红军面临灭顶之灾的关键时刻，顾不得个人荣辱，深更半夜提着小马灯去找周恩来再一次备述利害，希望能暂缓下达战斗命令。同样睡不着觉的周恩来仍在两种不同意见中犹豫着，踌躇不决之际，毛主席来了，二人统一意见后又去找朱德，最后达成撤销已起草好的进攻命令的共识。两个多小时之后，周恩来接到情报部门发来一份十万火急的电报：黔军、滇军、川军六个旅、中央军五个师约十多万人，正从多个方向快速向打鼓新场方向运动。握有军事最后决策权的周恩来不禁惊出一身冷汗。倘若没有毛泽东的一再坚持并在半夜里提着小马灯来找他，没有情报部门及时破译敌方电报，假如他毫不迟疑地按原计划下达发起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红军将比敌军晚一天到达预设战场，岂不等于主动放弃了跳出敌人包围圈的机会，自动钻进了敌人布下的口袋？其严重后果将不堪设想！“石达开第二”或许将就地变成现实，中国革命的历史将不知是如何改写，极有可能是“真如铁”的“雄关”犹在，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再有“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机会。此时此刻，这些胸怀报国大志、肩负民族希望的领袖们才真正认识到了他们与毛泽东的差距，随即恢复了毛泽东被撤销不到二十四小时的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接下来指挥部队三渡赤水、四渡赤水，如同神助般地摆脱国民党四十万大军四面加天空的围追堵截，演绎出了古今中外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神话，把军事艺术把玩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令国内外一干军事家无不为之叫绝。“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危亡之际显示了毛泽东的军事统帅才能，成就了他在革命队伍面临覆灭危险的关键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的不世之功。

　　其二是在红军跳出敌包围圈之后的会理政治局会议上，林彪写信抱怨遵义会议后总是放弃“弓弦”专走“弓背”，拖得部队很疲劳，要求撤换毛泽东、朱德的军事指挥权，由彭德怀来指挥。一些原来就不看好毛泽东的人也乘机推波助澜。毛泽东从战略的高度分析了在不同敌情及天时地理利的条件下如何打、怎么走的辩证关系，以高超的谋略和指挥艺术阐述为什么要走“弓背”不走“弓弦”的道理，很快统一了认识。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博古以及包括林彪在内的军政领导们才心悦诚服地聚集在了毛泽东的周围，踏上了中国革命的新征程。

　　毛泽东至此才结束了被八次处分甚至开除党籍、多次降职撤职的屈辱境遇，后于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名正言顺地成为军队和党的领导核心。随着抗日战争初期一系列政治、军事主张的提出，尤其一篇《论持久战》文章的发表，从中、日国情、战争的性质和特点、双方优劣势的消长、基本的战略战术、战争的发展阶段、以及战争的最后结局，以通俗简洁的文字告白于天下，使全国军民坚定了抗战的信念，攻守进退有了清晰明确的理论依托，成为侵华日军无法禳解的谶语。毛泽东的政治智慧、军事谋略和影响力得到了党内外以及共产国际的认可，从而在1938年9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顺理成章地确立了其在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

　　在此后的岁月里，不论是粉碎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封锁、根据地摩擦、进攻延安、重庆谈判，还是发起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抑或是在国力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决定出兵朝鲜，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较量，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都无不表现出他眼光独到、高人一筹的战略思维、非凡的胆识、顽强的意志和炉火纯青的运筹才能。

　　周恩来总理后来说：让红军走出死亡之谷，是因为听了毛主席的话，而不是听了什么集体智慧。是因为有了毛泽东思想，才有了集体，才有了智慧。中国的领袖没有了哪一个都无所谓，但没有了毛主席，中国革命的胜利还早着呢。每当革命出现危机的时候，都是毛泽东思想和路线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而不是什么集体智慧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朱老总说：毛主席高瞻远瞩，料事如神，尤其是在井冈山的时候，我们常常认为毛主席不对的时候就和毛主席争论，就要反对毛主席的意见，但往往在事后证明是我们错了。

　　叶剑英说：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朱老总、陈云、林彪和邓小平，除了毛主席外的这六位，还有老帅等其他人，我叶剑英也算一个，从一定意义上讲，哪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让我们从心底佩服一个人不容易。但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大家都逐渐认识了毛泽东。别人也都当过头儿，掌过舵，但是都不行。只有毛主席把我们这些人拢起来，干成了建立新中国，并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这件大事。

　　他还在《八十书怀》诗中写道：“导师创业垂千古，侪辈跟随愧望尘”。诗中既有叶帅谦逊的成分，更有实事求是的表达。

　　薄一波说：毛主席一生波澜壮阔，有两件事是最伟大的功绩。一是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成立了新中国；二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在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再怎么说，都不妨碍他还是一个不仅是中国的，而且也是世界上最伟大、最有影响的人物。

　　……

　　有一首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普遍传唱，真实的历史事实是，没有毛泽东就难以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也不会有一支革命化、战斗化的人民军队，当然也就不会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从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到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正式掌舵，期间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都当过党的领导人（其中李立三虽不是名义上的总书记，却是事实上的一把手）。历史证明，他们都没有能力带领共产党战胜强大的敌人，走向成功，只有毛泽东做到了。他勤于思考，重调查研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国情和优秀文明成果相结合，创立了博大精深的毛泽东思想，培养了一个治党、治军、治国的优秀群体，哺育了一支能征善战的人民军队，用信仰的力量激发出战胜一切强大的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吓倒的顽强意志。从1927年“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齐声唤，前面捉住张辉瓒”，到四渡赤水绕晕了敌酋，潇洒跳出重围；从“红军不怕远征难”，到“宜将剩勇追穷寇”；从遵义到延安，再从陕北的窑洞到北京天安门城楼。他带领着党，指挥着这支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队伍，用二十二年的时间夺取了全国政权，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战乱频仍、山河破碎、内忧外患、民生凋敝的积贫积弱局面，开辟了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民族复兴新局面，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现状。他以博大的襟怀，敢为天下先的魄力，超前的预判能力，为人民为民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品质，植根于广大民众的亲和力、影响力和号召力，以及促使中华民族发生天翻地覆改变的历史成就著称于二十世纪。他一生呕心沥血，心怀天下，无私奉献，泽被后世。他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理论、战略、文史、哲学、书法等多领域大家于一身，为中华民族的后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不仅受到了中国人民的景仰，也受到了外国友人的盛赞甚至他的对手们的由衷称颂。不妨录几条以为佐证：

　　法国总统戴高乐说：我敬仰毛泽东，是因为自从毛泽东宣布成立新中国起，我们西方就已经开始无法按自己的意志来左右世界了。并为生前没有见到毛泽东而遗憾。

　　英国首相丘吉尔说：我之所以非常高看毛泽东是因为他很了不起，是他让我们对东方人不得不有所顾忌。

　　德国总理施密特说：毛泽东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创造者之一，是给中国人民指出走向新的未来道路的人。

　　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说：毛泽东的名字将永远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伟大而正义的同义语，是人类反对压迫和剥削斗争的光辉象征，是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胜利的标志。

　　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说：毛泽东是站在巨人之上的超级巨人。

　　瑞典首相帕尔梅说：毛泽东的作用不仅限于中国，他关于改造我们的生存条件的意志力量的思想对全世界都产生了影响。

　　美国学者施拉姆说：毛泽东一直在为人类的最终命运战斗和操心。百年之后，毛泽东仍是世界人民最关注的思想家和军事家。

　　美帝国主义的几位掌门人如是说：

　　杜鲁门：我敬畏毛泽东是因为他在远东之朝鲜创造了令我意想不到的辉煌战绩，从而使美国经历了从未有过的羞涩和尴尬。

　　艾森豪威尔：毛泽东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巨人，恐吓、威胁都没有用。

　　肯尼迪：“我崇敬毛泽东是因为他从来说话算数，从而使我们发怵于他的一言一行。”并把《毛泽东选集》摆在办公桌上，总结两句话说“调查不够不决策，条件不备不行动”。

　　尼克松：我崇拜毛泽东是因为受道德和意志的驱使，我无法抗拒他的人格魅力。他高瞻远瞩，是充满思想活力的伟人，无论人们对毛有怎样的看法，谁也否认不了他是一位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全世界不可能再有第二个毛泽东了。

　　福特：毛主席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历史巨人，他对历史的影响将远远超出中国的国界。

　　卡特：我一生中最佩服的人就是毛泽东，这位从湖南走出来的智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

　　小布什：美国的年轻人不仅要知道华盛顿和林肯，还应该知道毛主席。

　　克林顿：毛泽东无愧于世界级领袖，毛泽东热在中国内部乃至国外不降反升，更令人不可思议，美国人应当研究他的思想精髓。

　　奥巴马自称是毛泽东的粉丝，还在白宫挂起毛主席像，他说：我崇拜毛泽东是因为他让我领会到了什么叫伟大和强大。

　　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说：毛主席是我敬畏的国家领袖，见到他总有一种朝圣的感觉。

　　英国军事家蒙哥马利说：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几个空前的集显赫的政治、军事、哲学成就于一体的，伟大的民族领袖。

　　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心、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斯大林：毛泽东比我厉害得多，将来他一定能让美国人看他的脸色行事，美国人绝不敢在他面前放肆而为所欲为。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我崇拜毛泽东，是觉得他就是国家的保护神，中国只要闪烁着他的名字，中国一定会坚如磐石。

　　曾经握有几百万装备精良的部队最后败退台湾岛的老对手蒋介石说：韩战的结局，让我看到了中国的强大，是他毛泽东让我在美国人面前没有了那种所谓无能而低三下四的表现。在毛泽东面前，我蒋某人和美国人是平等的，都是失败者。

　　……

　　三

　　毛泽东主席虽然离开近半个世纪了，但仍被广大人民群众深深地怀念着，被很多学者研究着。他的伟业，他的精神，他充满智慧的思想光芒，将使中华民族及其子孙后代受益无穷。说他是继秦始皇之后改变了中国的最伟大的改革家，理应当之无愧，实至名归。但是，如以往的改革家都不得安宁一样，毛泽东也未能幸免生前身后被那些盼着中国变质的西方势力和国内公知、已经被推翻的剥削阶级残渣余孽们非议、污蔑、谩骂、抹黑、诋毁乃至妖魔化。尤其是在他去世后一二十年的时间里，他们使尽浑身解数，以“非毛”为能事，否定他的历史功绩、丑化他的人格，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和国的建设成就、否定英雄模范人物、否定中华文明之风一时甚嚣尘上，并把一些曾经在历次运动中受过委屈及不明就里的人裹挟其中，以壮声威。他们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无限放大所谓“晚年错误”，或无限夸大社会阴暗面，或表面笼统肯定而具体一概否定，或漠视成就专拣缺点失误大书特书。更有甚者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把毛主席诬陷得一无是处、品格低下甚至恶不可赦。醉翁之意不在酒！否定毛泽东的伟大、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进而否定那个六、七亿人民扬眉吐气的时代只是手段，将中国变成苏联第二，彻底遏制中华民族崛起，将中华民族永远置于低端位置供他们任意劫掠，将中国的老百姓锁定在供少数人奴役的地位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事实胜于雄辩，公道自在人心。终身谋百姓福祉、谋民族复兴大业进程中的失误，与骨子里念念不忘算计一己得失者一时一事的正确，孰优孰劣、孰是孰非？千秋功罪任谁评说？那毛泽东纪念堂前长长的自发瞻仰队伍，那韶山毛泽东广场的铜像前络绎不绝的拜谒人群，就是世道也是人心的最好诠释。不被剥削阶级拼命反对的人，还能成为人民敬仰的领袖吗？道理如此明了。

　　历朝历代的变法改革者置个人荣辱于不顾，尽其所能呕心沥血为国家兴利除弊、开拓创新，为国泰民安而鞠躬尽瘁，极力推动社会发展，充国力于内，扬国威于外，是谓功在当代而利惠千秋。但是，被妨碍了的既得利益者和只知算计个人得失者岂能善罢甘休，他们毫无例外地要以各种方式进行抵制和反扑，其势形同水火，毫无妥协余地。所以历史上改革者的结局往往令人不胜唏嘘，最悲惨的莫过于秦国的商鞅。他在秦孝公的支持下改革典章制度，奖励军功、取消世卿世禄及其特权，推行郡县制建立中央集权，重农抑商、激励耕织，废除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制、按户籍征收税赋徭役等。这些体制政令的改革和贯彻实施有力地促进了秦国的发展壮大，国力迅速提升并让其他六国难以比及。嬴政在此基础上才得以横扫六合统一全中国，完成祖上的夙愿。商鞅的改革措施被保留，改革成果被赢秦几朝享用，而商鞅所获得的“奖赏”则是车裂极刑。秦始皇在更大范围进行了更为深刻的改革，成果被千秋后世享用，本人却被污名咒骂了两千多年。

　　王安石的改革措施为北宋的繁荣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却两度遭受谪贬，当他的变法措施被全盘否定之后，北宋王朝在下坡路上再也没有刹住车。明代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在皇帝年幼、腐败成风、朝纲不振的局面下，力挽狂澜、扶大厦于将倾，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通过“考成法”整顿吏治、裁减庸冗，“一条鞭法”改革税赋、抑制豪强，兴修水利促进经济发展，整军经武巩固边防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澄清政体、积财于国、让利于民，给大明王朝五十年繁荣稳定奠定了社会基础和物质基础。他是“万历中兴”的谋划者，也是直接践行者，却落得“功在社稷，过在身家”的结局。张居正活着的时候侥幸没有被治罪，却没有躲过死后一年多即被削爵抄家的下场。近代的戊戌变法，本来是一场变法图强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起初慈禧并不反对，她也看到了大清王朝风雨飘摇的局面亟需扭转。但是，当变法条款涉及到她个人享受和旗人特权时，她宁愿“以举国之力，结列强之喜好”来维持气数将尽的皇家余辉，也要发动囚禁光绪皇帝、捉拿康有为、血刃谭嗣同等六君子的戊戌政变，使一百零三天的变法宣告流产。各个朝代都有这么一些报国图强的人屡屡遭遇不公，何以总是如此呢？

　　这是因为任何改革都是以牺牲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为代价，来成就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的，就是将一部分人已获得的政治资源和经济利益重新调整，再次分配，这不可避免的要伤及一部分人的既得权益。所以，改革是没有硝烟的革命，是不流血的削藩，革命则是血腥的改革，是彻底推翻旧制，重起炉灶另搭锅的颠覆性改革。改革者受到既得利益集团和个人的疯狂阻碍、抵制、反扑、清算，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一般的改革尚且如此，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是旨在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革命的直接对象是包括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本阶级及帝国主义构成的统治阶级和剥削制度。得罪的不仅仅是既得利益集团及其附庸，而是整个阶级，所涉及的深度和广度远胜于反抗剥削或改朝换代的历次农民起义，也根本不同于一般封建王朝的改革。这样的改革者被敌对阶级及其残渣余孽不择手段、毫无底线的攻击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中国是这样，国外也是如此。协助列宁建立并巩固苏维埃政权、把落后的农业国变成现代化工业国、领导卫国战争取得胜利的斯大林死后，被隐藏在身边的修正主义者恶意清算并焚尸，甚至丑化造谣他娶了自己的女儿。这些混进党内、军内、政府内的剥削阶级代理人最终将强大的苏联大卸15块，把美国总统克林顿笑得快要背过气去。与斯大林相比，毛泽东主席身后的境遇还算是比较幸运的。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们摄于几亿人民群众的威力，并未敢大张旗鼓堂而皇之地进行否定，而是要么“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式的掩人耳目以偷梁换柱兜售私货，要么是指桑骂槐明嘲暗讽式的抹黑，更多的则是借一些人蒙冤受屈的事例进行虚张声势的控诉。

　　毛泽东是伟人不是神仙，他不可能没有失误，为什么非要用神仙的标准苛求他？毛泽东是战士不是菩萨，他领导的革命是组织劳苦大众推翻一切剥削阶级的战斗，并号召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他虽无私利，也无私敌，却有着强大的对立面。被推翻的国民党政府及其所代表的国内外利益集团，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各式各类公开的或隐蔽的反抗；一些混进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一有时机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里应外合、兴风作浪。还有在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混乱中受到冲击的领导干部和误伤了的一般干部群众，他们中的多数人能够理解而放下过去，也有人因受委屈而心生怨恨，有人因受批挨斗而耿耿于怀，有人因受伤害而戾气四溢、叫屈泄愤。但是，有一个被忽略的现象，就是在不同时期的政治运动或不同场合中，受害者与加害者常常进行着角色置换，像庐山会议的受害者，正是一九五八年反教条主义时的加害者，而庐山会议的加害者却是文革中的受害者，文革早期的加害者也是文革后期的被清算者。加害别人时唯恐自己表现不积极，被加害时又恨别人夸大其辞无限上纲，无可奈何地受屈蒙辱。当然，不论是受害者还是加害者，他们的遭遇都很令人痛惜，但认为错误都是毛主席引起的，只有全盘否定毛主席，才算彻底纠正那些错误，才能弥补对自己的伤害的看法是荒谬的。历次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些积极分子中有一股“行左而实右”的可怕力量，他们披着响应号召、执行政策或上级意图的外衣，不问是非曲直，不顾事实真假，不惜伤天害理，只为积极而积极，出了乱子则由上至中央的组织领导兜底，很多冤假错案与这些“积极分子”不无关系。

　　西方势力处心积虑地否定毛，是以瓦解社会主义制度、劫掠中华民族为目的的，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慕洋犬”狂吠以讨好主子也在情理之中，受害者盲目宣泄情绪虽能博得一些同情，但容易被别有用心者借题发挥，为借诽谤毛泽东来而全盘否定新中国提供便利。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情。孰不知，什么都能否定得了，而代表民族和人民利益奋斗一生的毛泽东是否定不了的，任何人也替代不了的。不是毛泽东不犯错，而是毛泽东之过不是普通意义之过，是在没有前人先例的条件下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寻求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之道过程中的失误，即使有失误也是对后来者具有重大参考价值的路标。这与一般人一般事的对错有不可同日而语的差别。浮云遮不住太阳，尘埃撞不碎磐石，太阳的光芒不因黑子的存在而减弱。毛主席的探索具有历史时期的特殊性和社会经纬的复杂性，他在荒野荆棘中探路，难保没有闪失。尽管如此，他的伟业、他的思想光辉、他的人格魅力并未因此黯淡，反而随时间的推移愈显得璀璨夺目，为更多的人所怀念、所景仰。如果说秦始皇伟大功绩的背后只是赢秦王朝的私家产业，那么毛泽东毕其一生则是为最广大人民大众的福祉和民族复兴而鞠躬尽瘁。一件生前穿了20年补了73块补丁的睡衣，身后没有留下丰厚的物质遗产让他的子女过上优渥的生活，就是他为国为民奉献一切而毫无索取之心的事实佐证。古往今来，有几个领袖人物能如此这般？

　　至于“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道路复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等，是“晚年错误”，还是战略远见？如何具体分析和评价？历史越久，看得越清，过早作结论难免会出现新的偏差。

　　人们常习惯于以眼前的利害得失抒发情绪，当我们为工作忙碌或为提高生活质量奔波而倍感压力的时候，当我们为自己的欲望得不到满足而抱怨怀才不遇或社会不公的时候，当我们为某些生活现状而牢骚满腹的时候，我们很可能没有想到过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有不完美的地方，都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从来都没有十全十美的时代，即使到了“人类最理想的社会，也会有矛盾存在”。我们的新中国从百年战乱的瓦砾上起步，在积贫积弱、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力，用二十几年的时间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工业化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持续向现代化发展创造了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创立了坚实的前进阵地，培养了相当规模的科技人才队伍，人民群众的生活也有了显著的改善。这已经是举世瞩目的奇迹了。如若硬要拿自己一时的短板与人家的强项比，用局部的问题或失误抹煞全面的发展成就，非要人为地将间接责任、领导责任与直接责任、个人责任相混淆而强加给毛泽东，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这既不符合事实，也是对社会对历史的极不负责。恶意贬低，处心积虑要否定毛泽东的人，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曾经在运动中挨过整的老革命如是说：

　　邓小平：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王光美：看今天的社会啊，当年的毛主席是对的。他的伟大，所以成为了伟人，是在别人看不到、看不清事情本质的时候，找不到解决的方法时，他能看到能看清事情的本质，并且能够找出解决的办法。

　　黄克诚：如果有人说别人比毛主席还高明，那就是对历史开玩笑。如果把建国以来我们党曾犯的错误都算在毛主席身上，让他一个人承担责任，这样做不符合历史事实。小平同志讲得对，“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这些老同志对许多错误都是有责任的，……自己做错的事情怎么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我们今后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大跃进中，许多同志作风浮夸，把事实歪曲到惊人的程度，使错误发展到严重的地步，也是有责任的。

　　例如提出1958年钢产量翻一番时，毛主席有点不相信，认为1070万吨的指标太高了。他叫去了几大钢铁厂的负责人及七八个省市的书记了解情况，又找冶金部部长王鹤寿、副部长刘彬核对情况，询问主管工业的副总理薄一波“1070万吨的目标能不能实现？”又让主管经济的陈云进一步核实情况，挤去水分。最后大家都说“通过努力可以完成。”这才有了大跃进，有了大炼钢铁运动。

　　原冶金部办公厅主任袁宝华回忆说：毛主席对重大问题抓得很细，一个人一个人地问，在场的一个不落。实际上，汇报假情况的责任在我们，分明不行，却拍着胸脯硬说行。后来冶金部的同志坐下来作检讨，我说，大跃进问题，是我们在那里糊弄毛主席。

　　原中组部部长张全景说：如何评价毛主席是一块试金石，可以识别出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真假共产党员，以及一个人的品格高下。凡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共产党员、真正能够实事求是的人们都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而那些落后的、反动的、狭隘的人，与人民为敌的人，害怕阳光的人是一定害怕提毛主席的。

　　骂遍三千名流的台湾文坛异类狂人李敖先生说：毛泽东满门忠烈，你们满屋黄金，有什么资格和脸面对毛品头论足？文章比不上他毛，诗词比不上毛，书法比不上毛，潇洒比不上毛，胸襟比不上毛，思想比不上毛，哲学比不上毛，军事比不上毛，奉献比不上毛，为民造福比不上毛，请问你不知凭啥诋毁毛？只有毛泽东值得我喊万岁，其他人都不配。

　　近代以来，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不乏救亡图存，欲扶大厦于将倾、救黎民于水火的志士仁人、俊杰贤达，经过了多番努力，但是最后都没有成功。毛泽东不仅创建了一个先进的政党，创建了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带领人民战胜千难万险，建立了一个既不同于西方社会、又有别于苏联及东欧的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中国，并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初步实现工业化的建设成就。这些成就无疑是伟大的，过去的许多革命家终其一生也难以成就一二。更难能可贵的是与比这些成就相比，更伟大的成就还是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华文明成果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的毛泽东思想体系，这才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

　　思想先于行动并决定行动，理论先于实践并影响着实践的结果。思想源于缜密的思考，思考是对社会实践和客观规律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深加工，是形成思想的创新过程，是反复接受社会实践检验才上升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理论的必经阶段。不成熟的思考所产生的经不起社会实践检验的思想，都是耻辱或灾难的前兆。所以，毛泽东思想的产生不是自然而然的，也不是轻而易举获得的，是毛泽东发挥自己的心智容量对既有理论和实践素材综合分析，深入思考的结晶。这是一个艰苦的高智能创新过程，而不是诸多素材的简单堆砌或融合。集体智慧犹如一堆食材，无论多么优质高档，没有高明的厨师烹饪加工还不等于美味佳肴。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对集体智慧综合分析、辛勤思考的再加工中逐步创立完善起来的，是经过血与火的革命实践检验的，既是武装夺取政权时期的行动指南，也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更是他留给华夏子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在历史上也有过很多有作为的杰出人物，为中华民族开疆拓土、守护家园、发展壮大作出过卓越贡献，使中华民族曾经一度强大，包括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开皇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永乐盛世、康乾盛世等繁荣时期。近代的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直接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打开了中国民主宪政的大门。关注民生、民权，剪掉了男人头上的辫子，放开了女人脚上的裹布。遗憾的是中山先生英年病逝、壮志未酬，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却未能使中国社会发生质的改变。辛亥革命的浪潮既没有惊醒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的黄粱美梦，也没有能阻止得了蒋介石背叛三民主义、沦为地主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步伐。被拉下马的末代皇帝溥仪小朝廷一直残喘到1945年抗日战争接近尾声时，才被苏联红军最后荡平。代表不同列强利益的军阀混战和后来日寇的全面入侵，使中华民族未走出水深火热的困境却又陷入亡国灭种的危机。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重大而现实意义有限，与封建王朝的一时兴盛一样，都无法与在列强环视的国内外环境下推翻三座大山、完成民主革命成立社会主义制度新中国的艰难程度相提并论，也难以与冲破帝国主义长期封锁，逆势而起建设新中国的辉煌成就相比拟，也不能与从根本上改变中华民族百年屈辱、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现状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日而语。当然，这并不抹煞这些开明君主的历史功绩，也不影响作为民主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先生的伟大。

　　任何社会人物的历史功绩无论其大小，都会无一例外地沉淀于厚重的历史长河里，寄存于时空的坐标上，码放在岁月的天平上，镌刻在民族的记忆里。任何一个为民族发展有过重大贡献的人都被历史所铭记，何况是破旧立新的伟大改革者，中华民族解放复兴事业的奠基者、探索者和开拓者毛泽东。他建党、建军、建国并创立了一个独立于世的思想体系，他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历史面貌，同时也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历史格局。不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不论是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具体运筹，还是从全局与未来的重大战略谋划，毛泽东都是高瞻远瞩、过人一筹。

　　毛泽东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人民军队创造了无数神话，这些神话并未因他的离去而终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一个打破西方神话的古老民族，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世界还是原来的世界，但中国已不是原来的中国。历数上下几千年，集文韬武略、文治武功于一身者，唯其一人。

　　毛泽东主席波澜壮阔的人生是传奇般的存在，他所创造的伟业是中华民族史上巍峨的里程碑，是改变国运的神话。谁真正改变了中国，地球人自有结论：除了毛泽东外，还有谁能出其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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