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锅饭”、“铁饭碗”有没有养懒汉？

马 志 远

　　一

　　身处改革开放历史年代的中国人，对于“大锅饭”、“铁饭碗”等几个名词想必都是很熟悉的。“大锅饭”是指分配制度上的平均主义，“铁饭碗”是指旱涝保收的工资待遇和住房、医疗、养老、工作、教育等福利保障。二者是一对紧密相连的孪生兄弟。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为什么要实行改革开放?当时的说法，就是因为“大锅饭”和“铁饭碗”造成了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和城市(镇)中的集体企业、国营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低下。说到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和城市(镇)中集体企业、国营企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状况，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出工一窝蜂、干活大呼隆”、“出工不出力、磨洋工”、“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站的、站的不如捣蛋的”。所以，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必须实行改革。而改革的矛头首当其冲地指向了“大锅饭”和“铁饭碗”。对于这个问题，总设计师定下调子：“打破‘大锅饭’的政策不会变。……基本原则是搞责任制，这点是肯定的。”(《路子走对了，政策不会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页。)

　　搞责任制，首先在农村推开。在农村，最初实行联产计酬责任制，后来发展到以土地家庭承包为主要内容的生产责任制。虽然说是要实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人民公社和生产队解散之初也确实保留了集体灌溉和拖拉机统一耕耙，但后来越来越多的农户各自购置了小型拖拉机、水泵等农机具，就发展到了彻底的分田单干。在城镇和城市，最初是仿照农村改革的样式，实行企业承包或者租赁经营，后来是“抓大放小”，接着是以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为由，对各类企业实行公司化改革，几乎全部的集体企业和大部的国营企业由此变成了少数人持股的私营企业。这其中还伴有大胆创新的“卖光”和“送光”。

　　二

　　这些改革措施的效果如何?已经进行了将近四十年、还要进行下去的改革开放(即所谓“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开放永远在路上”)，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是不是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当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中国当今的社会现实：一是中国官场腐败现象愈演愈烈。……二是短短三十多年来以雨后春笋般的速度暴发出数十万个数亿、数十亿、数百亿甚至还多的亿万富翁。……三是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其基尼系数早已超过联合国警戒线，地区和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经济增长的GDP也是带血的GDP。四是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五是整个社会道德沦丧、信仰缺失，精神颓废、物欲横流。……六是整个社会假冒伪劣产品肆意横行，尤其直接关系到人们生命安全的食品行业更为严重。……七是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新的三种大山重新压在普通百姓身上，且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八是社会资源掠夺式开发、社会财富极大浪费达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时期。少数暴发户和腐败官员生活奢侈、糜烂，一掷千金、挥金如土。九是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极其混乱，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特别是历史虚无主义猖獗，汉奸卖国行为屡屡发生。十是社会灾难性的严重事故接连不断，社会矛盾加剧，各种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郝贵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创新吗?》，2016年1月4日《乌有之乡网刊》)的时候，纷纷转而回头质疑和批判改革开放，怀念和追忆当年的“大锅饭”、“铁饭碗”。

　　有人说，“大锅饭”和“铁饭碗”恰恰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表现(见张宏良《砸烂铁饭碗和大锅饭，是20世纪最为反动的历史口号》，“民族复兴网”2015年7月15日)“砸烂这个大锅饭就是悖逆人类文明和进步，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见张宏良《砸烂铁饭碗和大锅饭，是人类历史上最反动的罪恶口号》，“民族复兴网”2015年9月12日)有人说：“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大锅饭就成了资改派的靶标。他们明反大锅饭，其实就是反社会主义公有制。砸了大锅饭就等于砸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见猫娜丽莎《再说大锅饭》，“民族复兴网”2015年12月31日)还有一篇题为《毛泽东时代的工人是“大锅饭”养的懒汉吗?》(见“民族复兴网”2014年9月28日)从题目就可以明显看出，即毛泽东时代的“大锅饭”没有把工人养成懒汉。

　　那么，毛泽东时代象征着社会主义公有制、象征着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人人有饭吃、有工做、有衣穿、有房住”的“大锅饭”和“铁饭碗”，有没有、是不是养了懒汉?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必要讨论一番。

　　三

　　我出生于文革开始之年，有幸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生活了十年。总设计师上台主持推动改革开放事业的时候，我已经是一名中学生。到现在，改革开放已近四十年，我亲身感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每个步骤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和变化。所以，对于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对比，对于“大锅饭”和“铁饭碗”有没有养懒汉的问题，我或多或少地有些发言权。

　　根据我个人的生活经历，实事求是地说，当年的“大锅饭”和“铁饭碗”确实养了懒汉。下面举例说明。

　　实例一：我读小学和初中的时候，农村学校每逢麦收、秋收季节，都例行放麦假、秋假，学生都要参加生产队的麦收和秋收。我由此有机会目睹了当时生产队社员们的劳动情形。记得是每天吃完早饭，生产队长敲响用拖拉机旧铧犁片做成的大钟，社员们就三三两两地从家里出来，聚集到街头，听从队长安排当天的劳动任务——有的去收割，有的去锄地，有的去施肥，有的去打药，有的去晾晒运送到场院的庄稼，各有各的活计。就说锄地的那一伙吧，到了地头，先锄上大约十几米，领头的“头锄”就号令大家返回地头抽一袋旱烟，叫做“插锄烟”;女社员则拿出随身携带的鞋底之类趁机做针线活。“头锄”的插锄烟抽完，大家正式进入劳动状态，干上两个来小时，中间休息。中间休息的时候，照例是男社员拉呱、抽旱烟，女社员拉呱、做针线。休息过后，再干上一个来小时，看看日头近午，队长或者头锄说声“散工了”，大家便扛起锄头结伙回家。至于劳动质量，有“一锄二压三埋”之说——锄头下去，把鲜土锄起来，移到就近的地方，再把杂草压住、掩埋，并不是一锄排一锄地锄锄下地见土，既把杂草斩草除根，又为庄稼疏松土壤。

　　队长在散工前也照例会检查一下大家的劳动质量，但那么多人，他是看不过来的。锄地的是这样，施肥、打药的也不过如此。那时候的麦收能持续近一个月，秋收持续时间更长，缺乏机械是一方面，社员们的积极性不高也是事实。

　　生产队给社员分配粮食，突出体现了“大锅饭”的特点。大部分的生产队实行的是“人六劳四”或者“人七劳三”的分配办法，即在留下种籽、上缴公粮之后，拿出60%或者70%的粮食按本队包括军属烈属和“五保户”在内的全部人口平均分配，另外40%或者30%，按每个劳动力的全年工分分配，叫做“以工带”。这样，劳动力多的家庭是很有意见的，经常发牢骚，说是为劳动力少的家庭养人口，还要养些吃闲饭的。

　　甚至还有这样的现象——有个别的人有残疾或者智障，干不了重活甚至什么活都干不了，或者根本就不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分配粮食的时候也不能少他们一斤一两，起码也得按“人六”或者“人七”的比例分给他们基本的口粮。附近村子里就有那么一家有点智障的，户主也拿着麻袋去分粮食，队长开玩笑说：“你连点活都不干，不给你!”那半傻子就结结巴巴地大呼小叫：“你敢不给!这是、毛主席、给我的口粮!”这个故事在我们那一带村子流传多年，一直到人民公社解散之后才慢慢没有人提了。

　　农村中吃“大锅饭”的情形大概如此。这样说，绝非虚言，也非污蔑。

　　实例二：对于处在城市或者城镇的集体企业和国营企业“铁饭碗”的情况，我没有直接的生活经历，自然不能信口开河。不过，我们那一带有一家1952年华东军政委员会创建的大型国营农场，它的各个分场和生产队的土地与我们各个村子的土地是挨着或者交错的，农村和农场彼此间的经济往来、社会交往也很多。我们可以从这家大型国营农场职工的子弟们身上看到“铁饭碗”把他们养成懒汉的一些印迹。

　　这家国营农场自己办有学校，小学、初中、高中都有，可是农场的学生们普遍不爱学习，农场学校的校风也很差。为什么呢?因为国家给予他们这些非农业人口以优厚的政策，农场的学生初中或者高中毕业，就可以被招工、招干，或者以极低的分数考取技校，毕业后分配工作;最差的也可以被农场招收为农业工人。所以，学生学习也就没有什么压力和动力，老师教学同样如此。他们有的家长担心孩子荒废学业，就把孩子送到我们农村学校借读。那些农场学生们带的午饭都是白面馒头，在我们这群吃掺有黄西菜种子或者穇子的粗粮窝头的农村学生面前，所表现出的那种优越感，我至今记忆犹新。这些农场学生进入农村学校，肯卖力学习的寥寥无几。农场学校办了几十年，直到进入九十年代国家推行教育产业化、高校扩招之前，通过高考送出去的大学生竟然是O。当然了，那个年代农村学生能够挤过高考独木桥的也不多，但大部分读书学习还是十分刻苦的。至于说，刻苦读书，通过高考跳出农门，是不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背叛了他们所出身的阶级，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里不作讨论。

　　“铁饭碗”是不是养懒了农场的职工，我不好说，但养懒了他们的子弟却是个事实。这样说，不是虚言，也不是污蔑。

　　实例三：我本人曾经担任过近10年的民办教师，清楚地知道学校里端着“铁饭碗”的公办教师们的工作状态。他们相当一批人就是在“磨洋工”。民办教师拼命苦干，也是为了转为公办;转为公办之后，也就如同公办教师一样“磨洋工”了。这样说，不是虚言，也不是污蔑。

　　实例四：虽然打破“大锅饭”、“铁饭碗”是改革开放的一项基本政策，但是，直到改革开放进行了近40年的今天，手端“铁饭碗”、吃着“大锅饭”的人还是很多很多的，想挤进这个行列的年轻人也很多很多。这个群体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状态，是锐意进取、不断创新、勇攀高峰呢，还是按部就班、疲疲塌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呢?这种“铁饭碗”是不是也在养懒汉?想必大家也都明白的很。这样说，不是虚言，也不是污蔑。

　　所以，我们今天在批判改革开放是修正主义上台后搞的资本主义复辟，在怀念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的时候，另一方面不能不承认“大锅饭”和“铁饭碗”养了懒汉。

　　四

　　同样不能否认，光辉的毛泽东时代涌现出了王国藩、李顺达、陈学孟、陈永贵、王进喜、吴桂贤、倪志福、赵梦桃、沈秀芹、向秀丽、雷锋、王杰、欧阳海、焦裕禄等等一大批杰出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和鞠躬尽瘁的优秀干部，甚至还有龙梅、玉荣这样的草原英雄小姐妹;像河南林县历尽10年艰辛修筑红旗渠的杨贵、任羊成英雄群体也不是绝无仅有;像河南临颍南街村、江苏江阴华西村、河北晋州周家庄这样坚持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村子，能够保留下来的也为数不少。但是，相对于当时六亿多的农民而言，王国藩、李顺达、陈学孟、陈永贵们还是太少了;相对于几千万甚至上亿的集体企业、国营企业的职工而言，王进喜、吴桂贤、倪志福、赵梦桃们，以及前面引用的《毛泽东时代的工人是“大锅饭”养的懒汉吗?》这篇网文的作者采访的罗师傅、梁师傅等人还是太少了;相对于几百万的干部队伍，焦裕禄们还是太少了。毫不留情的大自然规律没有给予毛主席他老人家更长的寿命，没有让他老人家有更多的时间培养更多的陈永贵、王进喜、雷锋和焦裕禄，他老人家满怀豪情、以诗人的笔触所描写的“六亿神州尽舜尧”、“遍地英雄下夕烟”还没有成为现实。

　　所以，到了1982、1983年“改革春风吹大地”的时候，围绕生产队要不要保留、土地是不是要分开单干这个问题，在最基层的群众中虽然也发生过争论，但根本谈不上激烈，生产队说解散也就解散了，生产队里的土地、农具、牲口等说分开也就分开了。记得是1982年，此时的人民公社已经摇摇欲坠。那年麦收时节，我们那个生产队的麦场上晾晒着满场的麦子。忽然乌云密布、雷声滚滚，队长把铧犁钟敲了又敲，就是没有几个人跑出来去抢场。生产队会计急中生智，说去抢场的记20个工分，人们这才跑往场院。那个场景至今想起来都让人怒火中烧、欲哭无泪!我想，这样类似的情形，在全国各地农村也不是绝无仅有。

　　正因为如此，当总设计师推行生产责任制，一手导演农村中的分田单干和城市城镇中的集体企业国营企业的承包租赁以及后来的企业公司化改革，实现他和他的战友六十年代提出而又始终无法实现的“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四大自由”(雇工自由、租赁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的宏图大志的时候，几乎没有遇到太大的障碍。因为，“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是很大一部分人的愿望。这大部分人的这种愿望，不管它正确不正确、合理不合理，也不管它符合不符合社会主义，它都是一种客观事实、一种客观存在。1984年国庆阅兵后的群众游行队伍里突然打出用被单做成的“小平，您好!”的横幅，能说不是反映了当时全国大部分群众的心声吗?

　　人们的这种愿望、这种心声表明了什么?表明社会主义公有制在中国还不巩固，资本主义在中国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土壤。如果没有这样的社会基础和土壤，共产党内怎么会有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呢?怎么会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怎么会修正主义上台很容易、复辟资本主义也很容易呢?

　　五

　　如果仅从生产资料的占有程度上看，“要他撑船便撑船，要他舂米便舂米”的阿Q，绝对是一个无产阶级分子。但是，人属于无产阶级，未必头脑也就自然而然地也具有革命无产阶级的头脑，自然而然地也具有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促使阿Q参加革命的动机，无非是“吴妈好久不见了”、“把秀才娘子的宁式床搬到土谷祠去”。阿Q现象不仅中国有，俄国也有，甚至世界各国都会有。我想，也许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列宁才说：“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毛主席才说：“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才要不惜以自己的晚年之躯发动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要“斗私批修”，“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斗垮走资派毕竟是重点而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全部，确定这个重点是为了抓住主要矛盾。作为非重点的、存在于各个地方、各个基层单位的走资派，也是要与其展开斗争的。如果仅就思想观念来说，几乎每个人头脑中都有私有观念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对于“非重点”的普通群众头脑中的私有观念、资产阶级思想，要不要实行彻底的决裂和斗争?当然也是要的。

　　当我们今天回顾历史，怀念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揭露和批判走资派及其造成的危害的时候，不能不对工农大众自身存在的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展开深刻有力的批判。鲁迅先生曾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我更多的是更严厉地解剖自己。”批判别人容易，批判自己就很难;打土豪、分田地、土地改革，搞民主革命容易，搞社会主义、过社会主义革命的关就很难。尤其是当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时，往往就会有人从革命变为不革命，甚至变为反革命。

　　六

　　当年的“大锅饭”、“铁饭碗”是养了懒汉的，这是事实，有我上面举出的几个实例为证。今天仍然存在的“铁饭碗”还在养着懒汉，也是事实，要不怎么在倡导廉洁勤政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与“勤政”意义相反的“懒政”新词呢?

　　我想，应该承认“大锅饭”、“铁饭碗”养懒汉，这样看问题比较实事求是，比较符合历史唯物主义。

　　至于怎样才能既保留“大锅饭”的社会公平和“铁饭碗”的可靠保障，又防止养懒汉现象的发生，还真是一个很大、很难、很令人挠头的问题。翻开《共产党宣言》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就这个问题与资产阶级展开论战。资产阶级说：“私有制一消灭，一切活动就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兴起。”马克思、恩格斯只是反驳说：“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造就应该因懒惰而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是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似乎没有把这个问题展开、说透。

　　前年随一个红色民间团体去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旅游，在参观沙里院合作农场的时候，我向一位负责人询问他们农场是如何解决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时候，导游翻译没有听懂我的话，我没有得到答案。

　　事实上，新中国60多年的历史，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反复较量和斗争，就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总设计师看到了“大锅饭”、“铁饭碗”养懒汉的弊端，于是，他的改革手段就是打破“大锅饭”和“铁饭碗”。出乎意料的是，改着改着就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了，于是引发了那么多的社会问题。伟大导师毛主席的办法，是在对生产资料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以及完成了这种改造之后，继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文化大革命，以期实现人们思想的革命化，完成《共产党宣言》提出的“两个彻底决裂”的任务。毛主席在他早年的名著《实践论》中已经说得清楚：“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地球上已经有一部分实行了这种改造，这就是苏联。他们还正在促进这种改造过程。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也都正在或将要通过这样的改造过程。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须要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只是这个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人类走向共产主义的过程，异常地艰难和漫长，其中的反复和斗争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