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14到2015年，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逐步松绑，从“只生一个好”到“全面施行二孩”政策，“育儿”的社会资源配置似乎成为了二孩政策能否有效落地的关键。但问题是，八零年代市场化以来，原先由国有企业所主要承担的育儿等社会职能，早已在那一轮的国企改革中被剥除，现有的市场和国家提供的育儿资源似乎难以满足现实需求，而重新为企业配置这些社会职能，似乎又在专业化、用人机制、以及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所承担的职责上遇到了瓶颈。
而这几十年的市场化实践，加速了人们的竞争焦虑，市场所难以满足的社会性服务职能，在为企业减负的同时，却增加了职工的日常负担，这些也让人们怀念那个“生老病死有保障”的社会主义年代。今天笔者不妨借助回忆童年被教养的方式，用一个孩子的眼光，来看看那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育儿福利，对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
国家养育的社会背景
笔者出生于七零年代末上海郊区的某个城镇，当时的孩子六岁上小学(国家施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之前三到六岁时上的是政府教育机构主办的公办幼儿园，再小，则一般有三种抚养方式：一是传统的家庭抚养，因为当时中国城市女性就业率比较高，因此，传统家庭抚养基本上由祖辈抚养为主的，但要知道，那时候中国人结婚早，生孩子也早，也就是说，很多祖辈在子女有了孩子的时候，自己年纪不大有的也还在上班，所以对城市家庭来说，幼托是常见的。
除了少部分亲戚、朋友、邻居的协助看护或者联合寄放给某一个家庭看护(往往是这家有成年女性日常在家不用上班)之外，一般来说，幼托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在住家附近的里弄(也就是现在来说的街道或社区)办的幼托班，一种是由父母带到所在企业的幼托班。当然，这两种基本上全部都是国营机构(那时候除了国家所有制就是集体所有制，所以不是国家的就是集体的)。而这类机构的主要优点就是“方便”和“近”。
比如，笔者在刚出生不久的两岁以前应该就是在我爷爷奶奶家附近的里弄幼托机构抚养，我依稀还有的印象就是，这个机构离家非常近，而送去和接回的时间并不固定，家里大人什么时候有空就送进去，下午早点接回来也是有的；机构比较简陋，可能有十来个小孩子在一个班，有一到两位阿姨看着，几乎不提供饮食，所以常常是午饭就接回家来了，下午有时候就不去了——也就是个临时照顾机构吧。
那时候我父母是在城市郊区的大中型国有企业上班，而爷爷奶奶则在城市中心居住，所以我父母也就是一周回来看我们一次。这种里弄的托幼机构对奶奶来说也是有意义的，她是从解放前的家庭妇女到解放后被职业化的第一代妇女，她在街道里弄组成的妇女生产服务社从事简单的手工劳动，工资虽然不高，工作时间也相对灵活，但对只上过3年学的她而言，无异意味着“自己可以养活自己了”，而如果她是家庭主妇，或者没有这样的机构，那照料孙辈的任务一定会由她主要负责。
直到现在，她都说：要不是那时坚持要去做这份收入不高的工作，我现在哪有养老金？——好，这里一个重要的社会背景就是：
解放后一直到70年代末，城市妇女劳动力被逐渐释放，原有的家庭妇女走向工作岗位，那么谁来带孩子？
于是国有抚育机构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样的抚育机构对很多家庭而言，解决了后顾之忧。重要的是，这部分费用几乎非常低——托幼费本身就可以在职工所在国有企业报销一部分的，和孩子的医疗费一样。当然，因为企业也是国有企业，所以虽然是企业报销，对工人而言，就是国家帮你养了。
到了我2岁之后，我父母受了一点现代教育理念，认为孩子还是在父母身边比较好(当时除了担心老人太过娇宠而不好好教育我之外，还有就是担心孩子从小不在父母身边长大会和父母不亲)，所以我就被带回父母身边，放到了我父母所在国有企业办的托幼机构中。
我父母是一家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普通工人，和其他有小孩的双职工一样，为了照顾孩子方便，他们俩开始轮换做三班倒，就是一天早班一天晚班，这样可以腾出中间的时间差来处理家庭事务，包括接送孩子——这在国有企业大机器不停运作的当年，三班倒非常常见，但孩子小的家庭双职工特别愿意这样倒班，就是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和孩子相处。不过，即便不倒班，接送孩子也是方便的，就是早上跟着父母一起去，晚上跟着父母一起回来。
那时候大中型国有企业(我父母所在的企业最大时有2000名员工)都有这样的托幼机构，而托幼机构的工作人员，也同样是这个企业的正式员工，他们和其他员工一样按照不同的岗位拿工资，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可以顺利退休拿养老金，他们实际上就是我父母的同事。设在企业内的幼托班，实际上对职工是很方便的，有些比我小的孩子，他们的母亲可以在上班间歇去给他们餵奶，我的父母也会在间歇的时候来看我，对孩子来说，虽然和父母工作的实际场所是分开的，但心理距离很近。
这里要谈到很重要的是，当时的国有企业承担着非常多的社会职能，幼托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而要实现幼托这类职能，别的相应职能肯定是必不可少的。比如：企业供应饭食的食堂；企业提供理髮洗澡的基本生活服务；企业给远距离职工提供免费上下班的班车；企业给未婚(尚未获得住房分配)的员工提供集体宿舍；企业提供简单的医疗服务...等等。这些不但是基本生活配套，更重要的是，在社会资源匮乏的年代(国有化消除了大量的原本由民间提供的社会资源)，给员工提供了心理保障，给作为“主人”的“工人阶级”在现实劳动和生活中能够体会到具体的优越性。
国有企业的社会配置，对年轻的工人来说是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的。我母亲解释当时为什么那么多人希望中学毕业去国有企业，除了国有企业工人的那份象徵政治身份的荣光，更重要的吸引力在于：自由的集体生活。
对我母亲这样一个底下有着一大群弟弟妹妹的长姐而言，远离城市家庭，来到郊区企业，过上集体生活，就意味着每天可以少做很多家务，少挨父母的训斥，意味着不需要和父母及其他兄弟姐妹一起在小小的十几平方的小房子里，而有自己的一张床，当蚊帐拉下的时候，就有一个自己独立自由的空间；意味着长大成人“自己可以养活自己”还可以帮上弟妹；而工厂无所不包的生活福利，让他们感觉到方便，以及被企业所重视、关爱。
这些都是作为企业工人所能享受的福利，也是工人阶级的荣耀在企业政策中的具体落实和体现。比如，在划分领导级别的同时，保证一线工人的工资待遇比二线保障类员工要高(也就是我父母作为一线产业工人，要比那些企业食堂的、托幼机构的、车辆管理的、管洗澡水的...等等后勤工作的工人工资要高，也更有地位)，保证一线工人所获得晋升、入党、培训以及获得荣誉的机会也同样比二线员工要高。我父亲说，甚至一些有经验的老工人在厂里具有的话语权和尊重，是一般“领导干部”也难以企及的，当时整个社会氛围鼓励并支持工人的岗位立功——这些都构成了工人对“领导阶级”这一身份的认同。
熟人社会让粗放的育儿方式成为可能
当然，我们扯回托幼的经验中去看，和现在比起来，当时企业及其他国家主办的托幼机构肯定谈不上精细化抚育，基本上起的是临时看护的作用。那时整体的育儿经验比现在粗放很多，对父母而言，让孩子在托幼机构主要能吃饱、穿暖，孩子有人照看，是最重要的，在不用担心食品安全的年代，母乳、配给制供应的牛奶、奶粉、米汤，肉汤，都是给孩子增加营养的好食物，当然不需要给孩子餵进口奶粉。而重要的是，这些照料者和孩子的父母之间实际上是同事，机构又是企业主办，孩子的父母之间也是同事，所以这一层的熟人关係，增进了彼此很多的信任。
儘管我父母这一代和他们的父母相比，已经开始重视儿童的健康、卫生以及早期教育。这也是建国后的全社会扫盲、以及普及卫生知识，改变农村风貌(整体上的移风易俗、告别旧社会)所打下的基础，但整体育儿观还是比较传统的。比如，那时还是信奉“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和尚未被消费主义占领的社会氛围，以及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艰苦朴素生活观念有很强的关係，当然，也和之前社会主义运动中，将有“钱”归为剥削阶级的简单划分有关。
这样的育儿观实际上与现在的“儿童优先”是大相径庭的：工人阶级的孩子受到的教育是有国家意识的，也并不主张张扬个性，孩子是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后备，需要一定程度上的成人化的历练。所以，家长本身并不太在乎孩子受到挫折，更不会因此苛责照料者——反正我小时候在托儿所奔跑摔跤，和小朋友打架撕破脸，是常有的事，需要有心理准备的不是回家给父母告状，而是可能迎来的是新的一顿责罚。
但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后来市场化使得一部分家庭逐渐富裕起来，原先“贫穷”的光荣感不再，这些也逐步改变了家长的育儿观，所以，相较于我父母那一代的成长，我这代的孩子也还是越来越金贵，以至于80年代有一阵非常焦虑的社会讨论，就是独生子女是“小太阳”：吃不起苦、被宠溺、自私自大。可以说，中国孩童教育中的个性化的自我意识发觉以及个人主义化，是伴随着八零年代改革开放以及独生子女政策所逐步开始的。
当时相对粗放的理念也影响着托幼机构，在那里，教育职责几乎不存在，也没有严格的“专业化”要求。能否体罚，是我小时候就开始兴起的育儿理念之争，不过，相对传统的教育理念还是占了上风，认为“棍棒底下出孝子”的父母认为，托幼机构的同事有时候教训一下自己的孩子也是“为他好”(估计那些专职照料者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我小时候在托幼机构眼见一些顽劣的孩子被照料者罚站壁脚、训斥、用尺子打手心、“敲木鱼”(就是敲打脑门儿)、关小黑屋等等也是非常常见的，不过倒是从未见不让吃饭、不让上厕所、打耳光或者甚至更加暴力伤害的举动——可见，实际上那时候的托幼机构虽然没有系统的课程性教育培训，但是基于朴素的育儿理念以及管理上的方便(示众)，照料者会给予孩子一些行为约束和责罚是比较普遍的，而这些实际上也是孩子通常在家里会受到的责罚。
集体化生活下的弥散的性启蒙
有意思的是，在那样的托幼机构以及集体化的生活环境中，“性”意识的啓蒙机会几乎无处不在。比如，我记得3岁之后，就在父母所居住的城镇上的一家教育系统所办的正规幼儿园接受照料，那里有了一点初步的教育，会教孩子做操、唱歌、念儿歌、画画，等等。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们的教室一分为二，外面是大家日常活动的地方，里面是一个不分男女的厕所，一般情况下，照料者会根据一定的时间安排孩子排队集体轮流上厕所。因此，在那里，我亲眼目睹了小伙伴们上厕所的样子，也因为有些孩子自己不会穿裤子需要老师帮忙，而在别人面前袒露了自己的下身。
这种情况很自然，没有羞耻和迴避，男孩女孩一起上厕所，在那时的成人照料者看来，孩子是“无性”的，没有任何问题。基于此，甚至一些女老师自己在里面上厕所也并不避着孩子。因此，我们也就有机会见识到了女老师白花花的大屁股，对孩子来说，这几乎成了背后调侃老师的一个最好的话题：“那个女老师屁股好大好白！哈哈哈哈！”老师在孩子心目中的权威形象在被见到半面屁股的一瞬间是崩塌的，议论老师的屁股，这几乎是幼儿园期间最大的刺激性快乐了。
性的弥散在企业的托儿机构同样有。幼儿园是有寒暑假的，虽然寒暑假也有缩短时间的托幼服务，但是这对于很多日常工作的父母来说已经不太方便了，而且孩子比较少。这时候，我父母所在的国有企业就有临时托儿机构：向阳园(取名大概是向着红太阳的意思)。这样的机构和早先的幼儿托幼机构管理上是相似的，而且完全是根据自己企业员工的孩子的实际情况开办，大小孩子都在一起，是混合的。那样的托幼机构简直是孩子的天堂，不仅照料者管得很松，而且比一个人关在家里有趣多了，因为有好多同龄人可以一起玩啊！(谁说独生子女的寒暑假是寂寞的？！)而中午可以和父母一起混食堂吃饭，下午还可以和父母一起混企业的澡堂子。
在那样的男生女生，大孩子小孩子混同的临时照看机构里，男孩女孩一起午睡是肯定的，相互直接的肢体接触、打闹也是常有的，而大一点孩子之间的性探索自然也会发生。比如那时候开始开放一些港台或者国外的电视剧，于是孩子们之间就模仿接吻，我也亲眼见过男孩之间一边睡觉一边相互摸鸡鸡。这些事情的发生对照料者或者父母而言应该是始料未及的吧，但实际上在没有长者干预的情况下，孩子们过的很愉快。
因为企业照料机构的宽松，寒暑假有时也会跟着父母混食堂、混车间、混澡堂子，这更是让孩子早早地接触了成人世界。在毫无性教育理念的那一代父母心里，孩子是“无性”的，所以他们虽然对孩子迴避性这个问题，但他们遇到这类问题时也不会刻意摆出讳莫如深或者如临大敌的态度来。
我小时在我父母的车间乱跑的时候，除了见识了大机器的轰鸣，用工业垃圾做玩具，见识到工人和领导之间的吵架骂娘，也自然撞见过青年工人男女在墙角边上偷偷壁咚；也撞到过车间主任没事去大吊车上找女工嗑瓜子聊天；在大食堂和工人师傅一起吃饭，更是见过工人阿姨拍工人叔叔的屁股；而在集体浴室里，更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多成年女人的裸体，见到带血卫生纸、卫生带、见到胸罩……这些情况既然如此真实，我当然不客气的要问我妈，比如为什么你们下身会长毛而我没有？为什么那个阿姨会抽出带血的卫生纸？为什么你的乳房小那个阿姨的大？等等。妈妈会视心情好坏答我一两句，但这些好奇和探索，结结实实成为我童年重要的思考。
社会主义文化实践的国家育儿
无论如何，社会主义时代的国家育儿虽然很粗放，但实际上有着整个社会资源配套模式作为支撑，更在国有企业的国家职能、职工的社会地位方面有着深度意义。国有企业虽然有着较为严格的劳动纪律，但职工权益当然不需要劳动法来保障——统治阶级需要法律来保障自己的权益吗？企业内部虽然有着层级管理，但工人的主人姿态，使得他们能够偷懒、和劳动纪律打擦边球，但又保有劳动的动力。
后来改革中所说的国有企业“毫无活力”，是基于人性在竞争的状态下才能激发动力，而在那时的国有企业中，工匠精神和实实在在有现实可循的工人阶级的安稳感，是保证产品质量和效率，以及劳动动力的重要源泉。而国家育儿的一系列配套，国有企业是主要承担者，也许牺牲了市场竞争的动力，但却孕育了国家企业文化的独特魅力。
这些社会主义时期对后代的粗放育儿实践，看起来不专业、不精细，甚至太过粗糙，但却依旧值得怀念，因为这构成了我们真实的，而不是想象中的社会主义实践，而粗糙本身，也是工人阶级充满钢铁香味的人情和质朴。因此，在笔者看来，这一整套社会主义时期的国家育儿实践，实际上是社会主义文化实践的重要部分，在今天，我们难以回去的，不仅仅是没有人、专业要求的不同、企业职能与定位，更是三十年的市场化早已改变了我们作为阶级主体的身份认同以及生活理念，我们对儿童照料的近乎变态的精细化焦虑，让我们不再相信除了自己以外的任何一个照料者，而这，正是私有化的情感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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