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树松：“知青”生活拾趣·馍馍豆腐

　　笔者有诗曰：

　　千层杠面立高桩，满釜浓浆九个方。

　　日露出笼起模后，只期食客换新粮。

　　说起蒸馍馍来，笔者的脸上就会放花，眼神也会突然的亮起来。蒸馍馍，做豆腐，笔者可是个高手。油坊歇工，笔者就会转工到蒸馍馍点豆腐的作坊，有时还要掺和到粉坊做工。

　　那时，馍馍坊蒸的馍馍是高桩馍馍，和高桩馍馍的面可又是一个“技术”活儿。但笔者觉得这个技术不用学，只要看看，能耐着性子豁上力气准行。果然，笔者还真就行了!高桩馍馍的面叫“杠面”，又干又硬，揉得时候简直就像“牛妈妈”生犊，那个费劲没法形容。和面又像做游戏，由两人在又粗又长两头略细的枣木擀面杖两端，持擀面杖反复挤压案子上的已经发酵好的面，因为水少面硬，还要往里掺和干面粉，两个人干脆就斜坐在擀面杖两头，像孩子翘压板你上我下，我下你上，顺着劲儿来回的压，直到把面压匀和，再人工使劲揉成一个个像“兵马俑”似的，排列在笼屉里，大火猛烧，蒸出来的馍馍细高不塌，层多筋道，香甜可口。笔者灵透，一看就会，只是屁股没经过过磨练，和了几次面后，虽面和的不错，笔者却也只有站着的份儿了，哪还敢坐凳子，就是睡觉还得侧着身，同伴儿都说笔者上了“肉刑”。哈哈，笔者却挺高兴，每天乐呵呵的，就和上完小学跳舞一样，只是费些力罢了，还能尽情的吃馍馍。别忘了，在那里吃馍馍可就是“过年”。那时生产队有个约定俗成的“条文”——干嘛吃嘛，就是不能拿着走。一斤干面蒸六个高桩馍馍，蒸熟后的重量要求一斤一两半，最重不能超过一斤二两，否则就用水多了。社员吃馍馍，就用麦子换，按八零粉计重。一斤二两半麦子，换六个高桩馍馍。生产队的副业就是挣点麸子，作喂牲畜家禽的精料。如年终有剩余麸子，就到集市上卖掉，作为副业收入。那个时候，生产队的副业和社员之间，都是很公平的兑换。

　　做豆腐可就省力的多，套上那头油坊拉碾得驴，围着水磨转它一个时辰，把前一天收工时泡上的黄豆磨成豆浆，在大锅里烧到九成开，点上发酵的老浆，待锅里的豆浆逐渐聚拢析出成块时，把它捞到豆腐模子的布包里包好，用木板把成块儿的豆浆瓣子压结实，等水空的差不多了，就可以出模了。笔者插队的山区，卖豆腐也是不用钱的，和吃馍馍一样，也是用粮食换。没有标价，出模的豆腐有一虎口那么厚，四四方方白白嫩嫩，冒着热气，透着黄豆略带腥味的香气，看着就想尝一口。这一模子豆腐，按九宫格很均匀的切成九块儿，每块儿大约三斤多，用多少豆子换一块儿笔者已经记不清了。那时山村还有一个习惯，换豆腐的都在天蒙蒙亮的时候，意在把“福”早早的接到家里去，一天顺当。所以，做豆腐唯一的就是要起早，在鸡叫头遍就要到豆腐坊刷磨套驴开始磨豆浆，然后就是烧浆点豆腐，等豆腐做成时不早不晚正好是天将亮的时候。点豆腐的时候还有个很严格的忌讳——妇女不能在跟前。据说，妇女在跟前豆腐点不好，还会点酸的。这是什么时候的“规定”，谁也说不来，反正是一辈儿一辈儿传下来的，社员们都是自觉地遵守着这个律条般的规定，没有哪一个妇女敢去冒犯它。对此，是真是假笔者没有作过试验，也无意去做试验，入乡随俗也就跟着一起吆喝着。

　　想想那高桩馍馍，就着点缀着大葱绿叶的豆腐粉皮，真香!

　　(内容选自：朱树松·《风雨十年知青路》;朱树松·2020年4月1日重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