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社不养懒汉

——我的知青经历之二

　　以“大锅饭养懒汉”为由，歪曲事实，造谣诽谤，抹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进而否定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是公知辈以己度人、瞎七答八的主要手段之一。

　　说说我自己在“知青”阶段的亲身经历吧。

　　我是初中毕业后回老家川沙县江镇人民公社东滨大队第五生产队务农的。说到“大锅饭”，自然记得1958年“共产风”起兴办的公共食堂，生产队安排了一名男劳力、四名老大妈任炊事员，为大家煮饭炒菜，男女老少聚在一起，按时就餐，按时出工上学，集体生活氛围蛮浓厚的，特别是妇女不必再为柴米油盐缠身而能轻轻松松投入劳动生产了，因此，大家普遍还是欢迎和认同的。但到1960年时，因为自然灾害，粮食歉收，副业萎缩，供应明显不足，由不定量敞开吃到定了量限制吃，煮饭的觉得“难为无米炊”，吃饭的渐渐不满意。记得那年冬天因为连着喝了一个月的粥，社员反映能不能烧顿干饭。老王头掂量着，烧出了一锅“吃煞勿长肉”的“烂饭厚米粥”，未能满足大伙儿的要求，急得他摊着双手直抱怨：我烧不来，我烧不来了！“烂饭厚米粥”一度还成为他的“别名”。不久，食堂解散了，那餐“烂饭厚米粥”成了“公共食堂”退出农村舞台的“分炊饭”。这以后，除了猪牛鸡鸭饲养场外，就再也不见农村有什么“大锅灶”或者“大锅饭”可吃了。即使是农田基本建设或者兴修水利的大会战，虽然会有点补贴买菜买肉，但大伙都是自带大米和饭盒，蒸熟了，各人吃各人的。

　　公共食堂是那个年代潮起潮落的一束浪花，兴办的初衷，是要最大限度地解放劳动力，无论敞开着吃还是限制着吃，都不是用来供养“懒汉”的。更何况，当时主要还是“靠天吃饭”，“人负天一时，天负人一年”，四季农时万万耽误不得。因此，无论春寒料峭咋暖还寒，烈日熏烤热浪扑面，秋风萧瑟秋日苦短，隆冬时节冰天雪地；无论播种收割，挖泥积肥，开河筑渠，修路架桥，是劳动力就不能装熊，不能懈怠，在一个“抢”字中披星戴月奋力拼搏，在一个“熬”字中争先恐后连续作战，哪能容得懒汉“滥竽充数”混日子？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念书时耳濡目染，务农后亲身感受，在我们生产队、大队直至公社的一万七千名社员中，就从没见识过什么懒汉。为什么呢？原因有四：

　　首先，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公社社员，大多数具有强烈的翻身感和感恩心，没人当懒汉。

　　我们紧挨东海，祖辈在旧社会“越朝东，越贫穷”，解放前基本上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地”，无论打鱼务农，都靠帮富裕人家打工或租种田地为生，虽“衣不敝体，食不果腹”，但勤俭质朴吃苦耐劳。解放土改后，吃穿住有了保障，成土地的主人了——哪有主人在自己地里偷懒的？

　　况且，上一辈过来之人深感“幸福全靠毛主席”，他们“翻身不忘共产党”，进互助组，入合作社，走“组织起来”的道路情感真挚，立场坚定，还经常饮水思源，会给子女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影响、团结和带动其它成分的农村成员投入生产热情高涨，不存在产生或滋养懒汉的社会土壤。

　　第二，是“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分配原则，不敢当懒汉。

　　清晰记得，从互助组起步，到合作的小社、大社直到人民公社，队里有考勤员，组里有记工员，负责上下午出勤点名，记录社员在各自岗位上和所完成的劳动量，每天晚饭后，大家集中在一起“叫账”和“对账”，不会过夜，不会出错。工分是对社员劳动态度、劳动能力、劳动强度、劳动绩效的综合评估，决定着每个人的劳动收益，生产队根据工分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重劳多得，轻劳少得，不劳不得”，体现“同等同酬，同级同酬，同岗同酬，同工同酬”。除了老弱病残，只要体能正常，队里都会“量体裁衣”，安排力所能及的活计，做完后给予相应的报酬。倘若有人不能在岗位上尽心尽力按时按量按质完成任务，就会被唾弃为“偷水怪”，不但在评公分时要受到批评丢尽颜面，还会损了家庭的“招牌”而为家人所不容。总之，勤劳光荣，懒惰可耻，是那个年代全社会的共识，谁家也容忍不了浪荡儿。即使是曾经在旧社会依仗剥削养尊处优的地主阶层，也包括他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子女，和一些沾染了好逸恶劳贪吃懒做陋习的“二流子”，在“给出路”政策的引导和感召下 ，也不得不“夹着尾巴”接受改造和教育，规规矩矩做人，养成劳动习惯，掌握劳动技能，逐步转化成为自食其力的公社社员。

　　第三、劳动与口粮和各种奖励挂钩，懒汉当不得。

　　当时粮食的定量，除“按龄分配”外，还有“按劳分配”。生产队打下的稻谷麦子包括油菜籽，要缴足国家的，要留足集体的，然后才是按劳动力等级和年龄大小分配入户到具体人头的口粮。我小学时的月定量从11斤开始，每年递增2斤，13岁上初中是29斤，与城里的机关干部同一水平，为好多同龄人羡慕。除了定量外，农业生产丰收后，国家有超产粮超产油超产肉返回，分配时为“奖勤罚懒”、“奖优罚劣”，还是与工分挂钩的。干活耍滑偷懒，工分少，口粮低，还与奖励无缘，走在路上岂不“垂着脑袋”不敢“出大气儿”？

　　到1966年实施“大寨式”评工计分后，每个等级的劳动力都树有“标兵”——那当然是队里最优秀的好把式。“自报公议”时，“群众的眼睛雪亮”，对照、评议、比较中，“是马是骡子”都得遛遛，与标兵有无差距，大家心里透亮，不是自己想得多少，而是群众认为你的“能”你的“效”“值”多少，因此，即使只是三到五厘的高低，同岗同酬同工同酬也是有所差别的，根本不允许任何人不劳而获，少劳多得，吃到什么“大锅饭”。

　　第四、是那个干部身体力行榜样力量的感召和鼓舞，见勤思齐、见贤思齐蔚然成风，懒汉不愿当。

　　“不劳动者不得食”，从合作化起始的农村，是基本铲除了懒汉的。因为，那是一个为改变“一穷二白”、在一张白纸上书写最美最新文字、绘就最新最美图画而人人自励持续奋进的年代，是一个“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而“敢叫日月换新天、敢把河山重安排”的时代。在“参加劳动最光荣”、“双手创造新生活”的激励下，谁都明白今天的节衣缩食是为了明天的丰衣足食、自己一代的艰苦奋斗是为了子孙万代的幸福甜美，“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道理深入人心，妇孺皆知。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劳动的热情高万丈，劳动的号子冲云天，大环境、大气候容不得懒汉滋生不劳而获。在那个“与时间赛跑”年代，令人最为佩服和难忘的是，干部“在物质上不伸手，在待遇上不伸手，在荣誉上不伸手”，满腔的“人民勤务员”情怀，与老百姓打成一片，不但“不伸手”，遇困难、危险时，还要多带头多奉献。我们老家河道多，有许多条直通东海，涨潮会带进泥沙，落潮会沉淀积淤，导致河床升高河道阻塞，不利于排水抗涝，不利于船只通航。因此，每隔两年公社就要组织力量疏浚，开展水利会战，把淤泥沤为肥料。那时没有任何机械化，抽水干浜，挖泥上岸，全凭肩挑人抬，是“农闲不闲”。寒风刺骨下，总是大队干部、生产队长，还有公社来的“蹲点”工作队员，都是率先挽起裤管，脱下鞋袜，提着“铧（hua)擉(chuo)”（近似于锨的挖泥工具），带头跳入冰窟，虽然他们的额头冒着汗珠，但一个个双脚是凉凉的，上岸后通红通红。这样的场面，我从记事开始就屡屡目睹，到回乡务农成为一等男劳力后又亲身体验过二十多回，每一回带头的都是党员和干部，工地上总是热火朝天，哪里会有懒汉存在？那时，大队很少开会，非开不可，得安排在晚间。大队党支部书记从公社开会回来，路过时遇见我们，就会脱下凉鞋打赤着脚，和我们一边干活一边唠嗑，传达精神、布置任务连同田间劳动“三不误”。干部不分职务高低，到农村“同吃同住同劳动”，没有架子，没有特殊，特别是那些领取工资的城里干部，下乡“吃着自己的，干着集体的”，是“分文不取”的“义务劳动”。“榜样的力量无穷”，同甘共苦之中必然是风雨同行，老百姓心悦诚服，为公奋斗，哪里会有人寻思偷懒或者“躺平”？

　　“干部带了头，群众有劲头”，“干群一条心，黄土变成金”，那一代人同心同德发愤图强，改天换地稳行致远，夯实基础造福社会，创造了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伟业，为之洒下了多少热汗，付出了多少心血！有人岂能“站着说话不腰疼”，为推墙沉船而昧着良心，用“懒汉”两字亵渎、讥讽、侮辱、抹黑他们，那与对着东方日出乱叫狂吠的癞皮狗有什么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