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采取“一边倒”的外交策略，全面向苏联学习。当时苏联实行等级工资制，各个行业工资标准不一，例如制茶业分4级，建筑业分7级，机器制造业分8级，飞机制造业分11级……整体而言，就是轻工不如重工、重工不如军工，非常具有苏联特色。
苏联人的工资标准太过复杂，对管理的要求很高，也容易滋生不公平。我们在此基础上、结合国情稍作优化，制定出更为公平的“八级工资制”。
这项制度从1951年开始在大型国企试行，1956年正式确立，一直维持到90年代初，前后实行了四十多年。
那段时间，恰是中国工业化的积累与发展初期。与其他分配制度相比，八级工资制相对公平，一级与八级之间一般只有三倍左右的差距、劳动者与管理者工资待遇基本相同，极大激发了人民群众的奋斗热情。
建国初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集体精神，实际上是建立在更公平的分配制度的基础上的。虽然从八十年代开始，八级工资制饱受批判，但其历史意义却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
【八级工资制非常公平，极大激发了人民群众的奋斗热情】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只要一提到八级工资制，很多人就会想到“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挫伤生产积极性”等负面词语。
直到近些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许多自我标榜“高知识含量”的泡沫行业收入动辄是普通人的几倍几十倍，人们这才醒悟过来：平均主义固然有缺点，但贫富分化的危害更大。
与西方国家标榜的所谓“市场化”的分配制度相比，八级工资制至少从三个方面保障了公平性。
第一，员工的收入不是由资本家决定的，而是由个人技术水平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综合决定的。通过全国统一的工资分级标准，劳动者按照级别领取工资，生活与养老都由政府来统一保障。虽然上限不高，但贵在稳定，大多数人生活无忧，例如：50年代石油行业一级工资标准为31-43.2元，当时机关学校一个月伙食费不超过10元，也就是说，即使是初级工人，生活压力也不大。
第二，八级工薪水是一级工的三倍左右，这更符合“按劳动价值分配”的客观事实。虽然说技术性劳动比体力劳动能创造更高价值，但两者差距并没有某些人标榜的那么大。因为技术进步是全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举个例子：互联网革命离开十几亿网民、离开国家的扶持是不可能成功的，但互联网精英却把集体力量归功于自己，炮制各种“创造多少业绩就该拿多少工资”的高薪神话，这个逻辑完全是说不通的。在八级工资制的体系里，从一级到八级一般需要20年左右，收入大概能增长3倍，这才是真正的“按劳动价值分配”。因为国家培养一个八级工需要付出巨大成本，即使一个八级工在实际操作中能顶十个一级工、他也不该拿十倍工资——我们不能一边消耗巨额社会资源、一边把所有的成果归功于个体，这不是“市场经济”、这是找借口私吞公共财富。
第三，工人收入向公职人员看齐，凸显主人翁地位。在八级工资制实施早期，一级工薪资与政府初级办事员相当，八级工薪资普遍超过厂长和许多中级公职人员，尊重劳动，就是最大的公平。
正因为八级工资的制度设计非常公平，所以，五六十年代劳动者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在苏联的技术支持下，我们仅仅用了两个“五年计划”、就实现了初步工业化，从洋钉都需要进口、发展到能生产坦克飞机大炮，非常了不起。
【六七十年代工资长期不涨，为何人们普遍都能接受？】
据统计，在八级工资制全面落实的1956年、国有企业职工平均年薪为601元，1978年这个数字为668元，23年只涨了10%。
当然，由于统计口径差异，数据版本还有很多，但无论是哪个版本，都能说明这么一个事实：建国初期中国工资水平长期停滞不前，国企工人普遍每个月只能领到四五十块钱。那段历史并不遥远，大家可以向身边的老人求证。
虽然工资水平低且长期不涨，但人们对此并无太多抱怨。一方面，那时大家收入差距不大，不患寡而患不均，人们心态普遍较好；另一方面，那时教育、医疗、住房、养老负担不重，工厂一般都配建有相应的教育、医疗和休闲配套，农村养一个小孩约等于添双筷子，生活虽谈不上优越，但生存压力确实不大。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当时全国大小企业的“剩余价值”都被集中起来建设国家了，没有流入到少数人的腰包里。中国人经历了数千年农耕文明熏陶，普遍认同“先有国后有家”的集体主义观念，为国家利益奉献力量，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讲、都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
1953年，新中国开始推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重心是发展重工业，目标是快速形成军事工业自给自足的能力。
军重工属于典型的“高资本投入、低经济回报”产业，为了加速资本积累，我们除了尽力争取苏联援助之外、就只能靠劳动人民艰苦奋斗了。
对此，毛主席早就给出了判断：“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
所以，六七十年代工资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并不是所谓的“经济发展缓慢”，而是全社会自上而下达成了这么一个共识：多创造价值，少拿点工资，把剩余价值集中起来奉献给国家搞建设。
六七十年代中国工业化成果十分耀眼，不仅独立造出了“两弹一星”，而且完成了“大小三线”建设。在大幅度推进工业化的同时，也把工业化的成果普及到了大西南和大西北的偏远地区……这些成果、每个中国人都看在眼里。
这才是那个年代人们普遍认同“以奉献为荣、以索取为耻”的本质原因。
改革开放后，咱们的分配制度借鉴了西方经验、比较灵活，现在即便有人愿意拿超低工资、他们省下来的钱也很难真正奉献给国家，因为中途“截流”方式太多了，搞不好就变成了“劫贫济富”，在这种情况下、再谈“以奉献为荣”，人们就不大愿意接受了。
总之：不是现在的人不愿意奉献，而是当下的分配机制，决定了谁奉献谁就会成为韭菜。
所以，现在工资如果长期不涨，人们肯定是受不了的。不是因为社会浮躁、利欲熏心，而是因为：选择什么样的分配方式，就要承担什么样的后果。
【八级工资制在五十年代屡遭批判，原因令人感慨万千】
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公平的分配方式，相对而言，八级工资制已经很接近理想了。
八十年代以来，八级工资制遭到了猛烈批判，不少“精英人士”认为这项制度太死板，让真正有才能的人得不到回报，滋生平等主义，助长懒汉风气。
在“精英人士”看来，有才能的人不应该只拿三倍工资，而应该拿三十倍、三百倍，最好不要设上限——因为精英标榜的那个高薪群体，正是他们自己。
实际上，八级工资制在一开始就遭到了许多批判，但批判的角度，正好与以上观点相反——五六十年代一直有一种声音，认为八级工资制是向现实妥协的产物，没有做到真正的平等。
1951年八级工资制刚开始试行时，著名思想刊物《新方向》就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认为，体力劳动者直接创造了价值，而脑力管理者并不直接创造财富，所以，工程师与管理者本来就没道理拿比工人更多的薪水。
《新方向》的观点虽然偏激，但也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对“脑力劳动优越论”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对现在的很多“知识精英”来说，这种思想是极为可怕的。
1958年，为了督促公平，毛主席授意《人民日报》转载了一篇名为《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的文章。文章非常推崇巴黎公社的分配制度，即：公社委员和工人拿一样的工资，把官吏当成普通劳动者看待，消除一切特权，彻底实现官民平等。
这篇文章掀起了广泛讨论，《人民日报》对此进行了持续两个多月的跟踪报道，大多数人都赞同文章观点。
甚至是毛主席本人，都对八级工资制不太满意。1974年10月20日毛主席在接待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指出：“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大差别。”
在毛主席看来，八级工资制还是不太公平。
毛主席反对一切形式的特殊化和不公平。1947年胡宗南占领延安，毛主席表示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虽然胡宗南的军事行动给解放军造成了损失，但也强行打破了延安自抗战以来的既定秩序，干部的供给标准被大幅压缩，“官兵一致”与“群众路线”重新得到了贯彻，毛主席表示：“供给标准就这样好，打到南京上海都不要再提高。”
他怀念红军时期上下公平、齐心革命的供给制，对于建国后制定的工资标准，他曾委婉指出：现在的工资标准把收入差距拉得太大了。1956年全面推行工资改革，毛主席提议工资可以加一点，但“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
虽然反复强调、但工资差距过大的问题依然没得到解决，在1956年八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提出了严肃批评：“现在高级干部拿的薪金和人民生活水平相比，悬殊是太大了，将来可以考虑也减少一些薪金。”
由此可见，八级工资制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来自思想界、甚至是毛主席本人的直接批判，原因是：这个制度不公平，工资差距竟然达到了3倍，人民公仆竟然拿的比人民还多一点点。
这，让人感慨万千！
【参考文献】
·黄岭峻、王作懋《八级工资制引发的两次批评》，载于《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第17卷第4期；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刘贯学《八级工资制演变为平均主义大锅饭》，载于《劳动保障通讯》2003年12月；
·《论“八级工资制”》，载于《新方向》1951年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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