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小华：为什么前三十年不能否定？

　　新中国筚路蓝缕奠基立业，在这一百年中，前三十年的奋斗史在共和国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前三十年，大规模现代化建设和国民经济调整，为社会主义制度夯实了物质技术基础。我国1953年开始实行一五计划，到1957年底大幅度超额完成，工业生产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旧中国100年，增长速度名列世界前茅。农业、轻工业生产得到相应发展。

　　据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讲：

　　前三十年中国“机械工业产值增长五十三倍，达到一千二百七十多亿元。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地逐步建设起来。资源勘探工作成绩很大。铁路、公路、水运、空运和邮电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1953年4月，鞍钢炼铁厂】

　　【1956年7月，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的首批国产车——4吨解放牌CA0汽车出厂】

　　【1956年7月13日，甘肃，宝成铁路全线接轨，彩车通过黄沙河接轨点】

　　【1957年动工、1959年9月建成的新安江水库】

　　【1958年2月，毛主席到沈阳视察国营112厂，观看歼-5飞机制造】

　　【1960年5月28日，毛主席在上海参观中国研究制造的第一枚探空火箭】

　　【1964年2月，大庆油田炼油厂开始投入生产】

　　【1968年9月30日，南京市五万多军民举行大会欢庆南京长江大桥铁路桥通车】

　　从中可见，如果没有前三十年的发展，改革开放的起点就不会很高。如果没有前三十年中国全配套工业化体系的建立，我国的改革开放只能靠出卖资源和人力来引进外资，而投资环境也会大打折扣，就像印度一样。

　　就拿印度来说，二战后的印度和中国都处于一个百废待兴的时期，到新中国建立之时，印度的工业水平比我国高得不只一星半点。作为被英国统治了两百年的殖民地，英国人撤出印度时给印度留下了殷实的家底。1911年，印度的塔塔钢铁厂建成，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企业。1914年，印度已经有271家棉纺织厂、60家黄麻厂、3.5万公里的铁路。

　　而新中国成立之初，完全是一穷二白、满目疮痍且落后的农业国，基本没什么拿得出手的工业，仅存的一点国家财富，也让蒋介石劫持到台湾去了。

　　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可以说，发展工业，中印不在一个起跑线上。然而到了七十年代前期，中印两国的工业发展水平已经持平。而印度却没有发展出像中国那样种类齐全的全配套工业体系和科学成就。

　　到了上世纪70年代，西方就已经判定中国是世界第七大工业国了。

　　从五十年代完全的农业国，到七十年代卫星上天，感觉中国工业化速度也算是奇迹。其增速大约是世界第二，仅次于苏联，略高于日本德国美国，远高于英法。

　　而印度依靠英国人遗留下来的丰厚家底，使其在发电量、钢铁产量等很多关键数据方面都是高于我国的。

　　但是到了六十年代，中国就已经全面赶超印度。

　　中印两国都拥有灿烂的文明，相差不多的人口基数和众多低廉的劳动力，为什么印度发展没有中国快？

　　这种发展确实是取决于当时的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集中社会力量办大事。

　　然而计划经济最大的弊端是不容易按市场规律运作，如果这一现象得不到抑制，必然会导致国民经济的衰败，苏联的发展和衰落就是实证。

　　但是计划经济在一个国家初创时期的作用是居功至伟的，这一点谁也否定不了。

　　如果将一个国家的经济比做一棵树，市场经济无疑会使这棵树枝繁叶茂。但是如果放马南山，放任自流，无序发展，则这棵树无法成材。而计划经济的参与管理，则如修枝剪叶，留好去孬，矫正枝干，促进健康。

　　因此说，前三十年为了建立全配套工业体系，将一个国家的工业体系打造成型，计划经济是不可或缺的。

　　即使到了当代，在面临世界性的生态危机、资源稀缺、人口稠密的第三世界国家日益期望经济增长的时代，这种大规模的计划经济也是有必要有其一席之地的。

　　现在看，虽然前三十年的国家治理如小孩蹒跚学步，难免会摔几个跟头，如大跃进运动，但是对此求全责备是不厚道的。况且当时国家也做了及时的纠正。

　　证据就是毛主席的《党内通信：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其内容是：

　　一、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

　　二、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

　　三、节约粮食问题。

　　四、播种面积问题。

　　五、机械化问题。

　　六、讲真话问题。

　　毛主席在公开信的结尾是这样说的：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由此可见，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以为人民负责任的态度，及时发现和改正问题，以致于工农业达到稳步发展的目的。

　　有人说，“有钱也吃不上饭”，这是五六十年代的一大特色。因为在那个时候，一切都是凭票供应。吃饭有粮票，买衣服有布票，还有“肉票”“油票”“工业券”。

　　当时国家决定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包括粮食计划收购政策，粮食计划供应政策。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17 次会议通过《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暂行办法》，紧接着，国家粮食部向全国发布这一暂行办法。

　　而1955年人民公社还没有实行，农村实行个体互助经营，因此说，这种现象不是实行人民公社所带来的后果，实在是中国先天不足的产物。

　　看看这位“@名都阳光”是怎么说的：（见截屏）

　　上世纪六十年代，粮食产量呈恢复性增长，人均粮食占有量却增加缓慢，而人均粮食占有量停滞不前的原因，并非粮食总量增长慢，主要是同期人口增长快，人口增加了53%，吃掉了总量增长。

　　但是人民公社到了1978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已达三亿吨，全国人均占有粮食634斤，早已经过了年人均占有粮食600斤的温饱安全线，人日均可食1.74斤，一天三顿，每顿六两难道还挨饿？

　　否定前三十年的人，他们只是选择性地将前三十年的缺点进行毫无底线地放大，以偏概全，以局部映射整体，完全悖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其想营造出的结果，无非是想把前三十年形容得暗无天日，甚至有的人将前三十年某一阶段冠以“法西斯”的名号，说什么“人民挨饿受冻，吃煤吃土”，搞得还不如解放前。

　　问题是这样吗？如果说前三十年某一时段和某一地域局域性的发生过挨饿的事件还说得过去。但是他们却将这一现象贯穿于整个前三十年的中国，并且说成是全范围发生，但是只要拿出事实来反证他们的话，就会清楚地知道他们这是彻头彻尾的恶意诽谤！

　　中国1968年的人口比1952年的人口多增加了2.1亿，在如此多的人口增量重负之下，1968年中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比1952年少38斤，这个成就单在“名都阳光”口中成了罪过！不带这么玩赖的。

　　据《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记载：

　　前三十年中后期中国“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国灌溉面积已由1952年的三亿亩扩大到现在的六亿七千多万亩，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解放前我国农村几乎没有农业机械、化肥和电力，现在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增加，用电量等于解放初全国发电量的七点五倍。1980年同1952年相比，全国粮食增长近一倍，棉花增长一倍多。尽管人口增长过快，现在已近十亿，我们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

　　注意：

　　上世纪的1980年，中国还在实行计划经济，农村还是人民公社。

　　前三十年六七十年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度重视农业粮食生产，甚至制定出“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农业八字宪法，以期在农业上有所突破。

　　实际上中国七八十年代农业粮食产量的大幅度上涨，主要方面上是得益于起源于七十年代初农业生产技术和农田水利建设上的发展和全面工业化体系的建立。

　　1970年开始，中美关系开始缓和，围堵中国的铁幕被打破，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策划下，全国各地陆续新建了一大批化肥厂。

　　1972年1月13日，从国外引进化肥等成套设备8套，之后又引进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的四三方案。

　　1973年，我国化肥产量比1965年增加一倍以上。

　　改革前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显示了成效：

　　1976年与1965年相比，拖拉机、手扶拖拉机产量增长5.7倍和65倍，农业用电增长4.7倍，农用排灌动力机械拥有量增长4.9倍，农用化肥每亩施用量增长2.1倍。1977年和1965年相比，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41％，全国机电排灌面积和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分别增长355.58％和 643％；1975年全国机井数比1965年增长935.89％。抗自然灾害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以全国受灾面积基本相同的1976年与1965年相比，成灾面积由53.9％下降到26.9％。这些农田灌溉和排涝条件的较大改善，为以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个体经营方式抗御旱涝灾害的侵袭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这些成就都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国家对农田水利的投资相对较少并逐年降低，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70年代的投入在发挥效益。

　　中国可耕土地面积在世界上占比仅百分之七， 解放前中国有5.4亿左右的人口。

　　当时的状况是，中国大多数普通老百姓很难吃得饱肚子。到了解放后的1958年，中国人口达到6.6亿，全国净增1.2亿人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旷日持久的天灾，中国老百姓还能吃得饱的。

　　就是说，当时的新中国在农业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用同样的土地资源多养活一亿多人口，这不算是成就吗？

　　有人说了，三年困难是人祸造成的。我认为这明显是在以偏概全。虽然我不排除政策上失误的原因，如个别地方干部因工作失误不顾现实向外省多调运了粮食，但是科学的分析，当时挨饿是多方面叠加因素所造成的。

　　为什么这么说？试想一下，人民公社一直实行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除了三年困难时期，还有挨饿的时候吗？没有！

　　中国在世界占比百分之七的土地上辛勤耕耘， 解放前中国有5.4亿左右的人口，当时的状况是，中国大多数普通老百姓很难吃得饱肚子。

　　到了解放后的1958年，中国人口达到6.6亿，全国净增1.2亿人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旷日持久的天灾，中国老百姓还能吃得饱的。

　　就是说，到1958年，当时的新中国在农业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用同样的土地资源多养活一亿多人口，这不算是成就吗？

　　到了1969年，中国人口总数达到八亿。就是说，在同样的土地面积上，前三十年的新中国比旧中国多养了2.6亿人口，这难道不是成绩？

　　而人民公社到了1977年，中国的人口数量达到9.4亿，比1957年的6.4亿人口整整多出了三亿！

　　1977年中国人均占有粮食仅比没有实行人民公社时期的1957年少4斤，这难道是退步？

　　1977年相比1957年多生产出将近一亿吨粮食，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每天都在黑前三十年的政治教授@名都阳光，为什么视而不见呢？

　　注：

　　1969年，中国粮食产量2.1097亿吨，中国粮食人均占有量是542斤，日可供1.48斤。按一日三餐来算，人均一顿可供接近五两粮食。按现代人的食量，完全可以吃饱饭。

　　当时如果不增加2.6亿人口（多数是尚无劳动能力的新生代），即人口仍保持在5.4亿，则人均粮食占有量会猛增至781.3斤，人均可日供粮食2.14斤，一顿可供七两饭食，一般人恐怕撑破肚皮也吃不了这么多吧？

　　这都是当时计划经济人民公社所取得的成就！

　　相较之下，虽然印度耕地足足比中国多了0.4亿公顷，但是印度的粮食年产量仅为中国的一半。印度人口总数是13亿6千万人，年人均粮食产量461斤左右，仅及中国1950年的水平。

　　根据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每年发布的全球饥饿指数显示，2020年有107个国家属于饥饿状态，印度竟然排名第94位，属于重度饥饿国家。而为了解决吃不饱饭问题，印度不得不每年出口1200万吨左右的优质稻米，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稻米出口国，出口赚外汇后换取廉价的玉米小麦和工业化食品，以解决民众 最基本的食物问题。

　　由此可见，在农村实行个体经营，比中国耕地面积多出0.4亿公倾的印度，在农业实行“绿色革命”前，年粮食总产量仅仅在0.72亿吨左右徘徊。

　　而比印度可耕土地少的中国，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1960年粮食总产是1.4350亿吨。当时中国人口6.6207亿，人均年拥有粮食432斤 ，每日每人可供应1.18斤，比印度还好一些。

　　我说这些并不是片面地夸大计划经济和人民公社的好处，我的目的只是要求那些无底线抹黑前三十年的人睁大眼睛看一看，不要昧着良心说话。

　　以前的集体经济缺陷在于难以克服人的本性最顽固的私心上，尽管当时每天都在提倡大公无私和批判私字一闪念，然而这个私字在人们心目中依然是根深蒂固的，除非与个人利益攸关。

　　虽然计划经济和人民公社有无法逾越人们的私心和计划统得过死的锢疾，但是它的历史作用是不容抹黑的。

　　另外，再试想一下，经历了二十多年民族解放战争而在血泊中站起来的新中国，当时有多少失去劳动能力的烈士和残疾军人需要国家的照应呀？如果不实行集体经济，这些为国献出自己一切的英烈的家庭就会陷入赤贫，这样就会违背他们所为之奋斗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