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与条件
(一)卫生缘何提上陕甘宁边区的建设议程?卫生工作为何是文化教育问题?
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专门讲了文化教育问题,要求把“文化教育问题”提上陕甘宁边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的工作日程,并回答了在1944年的背景下为何要重视文化教育、为何可以重视、要重视哪些方面(报纸、学校、艺术、卫生)以及具体怎么做等一系列问题。毛泽东认为,与经济工作相比,对于文化教育问题,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党政系统不够重视,部分县区一级的宣传部也“不晓得如何做”。在这次讲话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化教育问题没有被列入近期召开的边区高干会的会议议事日程,以此来说明当时文化教育问题还没有进入陕甘宁边区的领导议程。他希望再开高干会议时,“应该把它作为一项议程,而且应该作为一项重要的议程”[1](P106)。他认为当时边区的情况是“对军事、政治比较会,对经济、文化不大会”[1](P108)。毛泽东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向党内阐释了为什么要重视文化教育问题。在理论层面,他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以及文化与政治、经济、军事的关系出发,指出文化对于政治、经济、军事的“指导”作用,也强调了“文化的力量”,认为“如果不发展文化,我们的经济、政治、军事都要受到阻碍”[1](P110)。在实践层面,他从稳固执政地位的角度指出,中国共产党对于经济和文化问题“如果不会搞,这个共产党就没有多大用处”[1](P108);如果搞好了,“会用事实来证明”与回应当时对边区的一些质疑,“共产党是不是有用,也就是说共产党有无存在之必要的问题,也就解决了”[1](P120)。换言之,共产党不仅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有能力建设一个新社会。如果说军事是“破坏旧的东西”,经济与文化就是建设新世界,那么,共产党必须学会经济与文化这两门本事。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执政之安危的高度阐明了共产党重视文化教育问题的必要性。
为何1944年的延安可以重视文化教育问题?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国际国内环境的转变。1944年“磨擦仗大概是不会打了”,边区有了和平建设的可能性。二是经济条件的好转。陕甘宁边区经过大生产运动,特别是1943年“生产走上了轨道,经济走上了轨道,这是大前提、新的东西”[1](P107)。三是文化条件的具备。经历过延安整风运动,特别是1942年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大量文化工作者/知识分子干部改变了自身与群众的关系,也深刻改变了他们生产的文化内容,当然也包括文化教育的方式。按毛泽东的描述:“过去,成百成千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脱离群众。开了文艺座谈会以后,去年搞了一年,他们慢慢地摸到了边,一经摸到了边,就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所谓摸到了边,就是反映了群众的生活,真正地反映了边区的政治、经济,这就能够起指导作用。”[1](P109)文化不只是边区建设的客体与对象,更是促进建设的载体与手段。毛泽东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这篇讲话中提到的报纸、学校、艺术、卫生这四个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实则都不只是建设的对象,还是对于新世界、新社会的建设起指导和促进作用的载体和手段。比如,毛泽东认为报纸是边区各级党政进行治理的工具,一份报纸就是“一个组织者”[1](P111)。又比如,作为文化教育的第三项内容的“艺术”,在文艺座谈会之后,文艺工作者不仅改变了文艺的形式,也改变了文艺的内容,创作出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毛泽东在这篇讲话中谈到艺术时特别提到“新秧歌”——在旧形式上创新转化的文艺新形式——作为座谈会的成果。新秧歌也是延安妇婴卫生群众教育的重要载体。下文将专节详析卫生秧歌是如何呈现与传播妇婴卫生的现代知识,并实现对于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双向教育与改造的。但如果没有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新方针与文艺生产体制转型这一条件,就很难说清楚为什么会有大量的文化工作者包括男性文化干部参与到与妇婴卫生有关的宣传教育作品的创作中,以及为什么文艺剧团与卫生工作者要一起下乡开展卫生工作。要说清楚这一点,就涉及另一个条件——群众观点下贯彻群众路线的群众工作。文艺工作者、妇女工作者、卫生工作者都转变为群众工作者。四是干部作风的转变。群众工作是否有效,关键在于干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干部的意识和作风发生了转变。毛泽东在这篇讲话中特别鼓励与要求延安的知识分子“研究怎样下去调查和工作”[1](P118)。“这里有一个条件,就是去了是要帮助群众,不要去妨碍群众。过去我们做了很多蠢事,就是妨碍人家纺纱、妨碍人家带娃娃。你们这回下去,就要‘看菜吃饭,量体裁衣’。”[1](P118)“下乡”和“调查”作为制度推动知识分子(实则就是各类干部)与普通群众接近。在接近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能更清楚地看清“菜”与“(身)体”。如何“吃”(饭)与“裁”(衣),就是如何具体开展工作的问题。“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实则就是毛泽东提出的如何开展群众工作——妇婴卫生是一项群众工作——的问题。妇婴卫生工作进入陕甘宁边区各级党政的领导视域和建设议程就是从群众观点出发体察民情,关注民生(群众生活),进入群众既有的生活秩序中寻求转化与领导变革,这是贯彻群众路线、做群众工作的具体要求。换言之,上文层层剖析的1944年的转型与历史条件实则也是陕甘宁边区妇婴卫生工作展开的背景条件。正如毛泽东在这篇讲话的“卫生”一节中所言:“我们希望人口发展、科学进步。这个问题在早两年讲,也是办不到的。但是现在已经有这种可能了。”[1]
卫生为何属于文化教育问题?为何妇婴卫生工作会进入边区建设的视域,并成为中心议题?讲到卫生时,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就是“卫生问题是边区群众生活中一个极严重的问题”[1]。他在措辞中使用了“极严重”,并且用一串数字来直观呈现边区医药卫生资源的匮乏。“现在延安只有三个医院,而延安有多少人呢?党政军三万人,老百姓一万四千人,享卫生医疗之福的人还不多。至于边区其他一百三十多万老百姓,则根本没有人管。现在应该把医药卫生的知识和工作大大推广一下,……在五年到十年之内,我们要求得在科学知识普及方面的进步,医药卫生应该放在我们的计划里,和生产计划同时并进。”[1](P119)很明显,毛泽东把改善与推进医药卫生工作分为“知识的普及”和医/药工作,即“卫生宣传”和“给群众治病”两部分。事实上,延安的妇婴卫生工作也分成这两部分。本文主要集中于妇婴卫生的“知识的普及”,即将其作为文化教育工作的一部分内容。当然这两部分不是截然分开,而是相互嵌合的。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不仅要求把医药卫生纳入边区的建设计划,而且要求“和生产计划同时并进”[1](P119)。一方面,共产党认识到医药卫生工作在边区建设中重要性的提升;另一方面,“并进”两字可能与边区在阐释重视妇婴卫生工作时常提到的一个重要的理由——“人财两旺”相通,即要改变“财旺人不旺”的状况。这也解释了妇婴卫生工作为什么会在1944年前后受到重视。“人旺”就是大生产运动后农民实现“财旺”之后的另一个需求。“人旺”,既包括治病救人、减少成人的死亡率,也包括生/育中减少新生儿死亡率,是“如何能将娃娃养活”的问题。那么,卫生工作为何是文化教育问题?毛泽东认为,在医药卫生工作还未普及前,“群众没有旁的方法战胜疾病、死亡的威胁,只有相信神仙”[1](P119)。要破除迷信,除了用医药卫生的硬件来说服群众,同时还需要用科学知识来破除迷信。
(二)边区建设视域中的妇婴卫生工作:从“妇女的切身利益”到“从群众生活出发”的转变
妇婴卫生工作是否在大生产运动之后才进入边区的治理视域?回答当然是否定的。笼统地说,与妇婴卫生相关的工作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初始就在其视域之内。据我们的初步研究,妇婴卫生进入中共的政策视域有不同的路径、理据和政策方向,但基本沿循两条脉络行进:一是妇女工作的脉络;二是卫生工作的脉络。前者主要体现为劳动保护与妇女解放的脉络,从1922年中共二大关于女工的“母性保护”到延安妇女干部的保育福利能清晰地看出这条脉络;后者即延安妇婴卫生脉络,是从群众生活出发,关注普通的边区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的妇婴卫生,关注生育技术与卫生习惯的改变以及孩子养育等新知识的传播,进而推动生育的变革。
在陕甘宁边区,1944年毛泽东针对文化教育问题讲话之前,与妇婴卫生这两条脉络相关的工作都已经存在于党的妇女工作和边区党政的认识中。囿于当时医药物资的现实条件,妇婴卫生工作基本都是把文化教育——通过教育传递新知识、改变观念与卫生习惯——作为推进工作的最基本的方式。那么,1944年前后的妇婴卫生工作有无不同?若有不同,区别在哪里?1939年12月,陕甘宁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开展卫生保健工作的决议》提出在边区人民中开展清洁卫生教育的工作目标:一是对边区所有民众普遍开展清洁卫生教育,提高群众的清洁卫生知识,促其养成卫生习惯;二是对产妇进行卫生教育,以保护婴儿,减少因不卫生而致夭折的情形;三是发展医药。为实现这些目标,边区政府将剧团和报纸作为卫生文化宣传的主要途径[2](PP216-217)。1940年12月3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关于保育儿童的决定》(1941年1月21日修订,以下简称《决定》),要求建立管理“保育行政”组织,在民政厅内设保育科,各县市政府第一科内添设保育科员,区乡政府内添设保育员各一名(暂由区乡妇联兼任),专司孕母、产妇、儿童的调查、登记、统计、卫生、奖励、保护等工作。开展产妇的卫生教育、保育产妇及婴儿健康为各级政府的中心卫生工作之一。民政厅卫生处协同保育科开办保育人员训练班。保育人员毕业后到各县开办短期训练班,以达到年内边区每个乡均有一名以上脱离生产的保育员的目的。作为一项政府法规,《决定》规定“一般的产妇”产前产后休养两个半月,费用由男子或家庭负责,如其家境贫穷,因休养影响生活,在休养前可呈请乡政府,由政府动员当地群众给予其适当的帮助。该《决定》要求党政军的卫生治疗机关免费给孕产妇治疗疾病。民政厅编发产妇卫生、儿童保育须知的小册子,边区卫生报每期辟儿童保育栏目,经常开展宣教工作。《决定》规定了机关团体与学校“女工作人员”的产妇待遇、关于婴儿保育的规定、托儿所设立的要求、保姆待遇以及领取费用的方法[3](PP78-81)。立法的精神不可谓对女性不友好,也不可谓不重视妇婴卫生工作,但在当时边区的治理条件与财政条件下,这些决定实现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特别是对于普通农村家庭而言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
妇婴卫生工作同样在边区妇女工作的视域之内,甚至因为1940年后妇女工作的转向,妇婴卫生作为妇女的切身利益被提到了妇女工作的重要位置。全面抗战爆发后,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陕甘宁边区进入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1940年前后,边区妇女工作的方向从抗战动员转向动员妇女参与边区建设。在这一背景下,王明主政中共妇委时期(1939年2月至1941年8月),把边区妇联工作的基本任务定位为“深入家庭、保护妇女切身利益”[4]。妇婴卫生作为“妇女切身利益”确实是在当时边区妇女工作的视域中,且与生产、教育并重,处于相当重要的位置。1940年孟庆树[5]和张琴秋在《中国妇女》(中央妇委机关报)上发表署名文章,阐释了为何开展和如何开展儿童保育工作与妇婴卫生工作。孟庆树(王明的夫人),时任中央妇委委员、中国女子大学政治部主任,她在文章中严厉批评了“妇女团体没有更多注意为妇女解除切身痛苦的经常工作”[5],只停留于“造名册”“开会”的工作形式与“妇女团体变成官办式的机关,干部变成了女官”[5]的工作作风。她认为:“目前妇女工作的方向应当起一个转变,应当由一般的抗战动员工作进到深入下层的组织和教育妇女群众的工作,特别是在八路军所在地的妇女工作中心应当放在保护妇女的切身的日常利益上面。”[5]孟庆树对妇女工作的批评与反思不可谓不中肯,她对妇女工作官僚主义化的批评和反思与同时期党对于民众团体工作的反思精神是一致的。
妇女工作试图积极配合边区政府,或者说借助边区政府的政权治理能力来保障边区妇女切身利益。1940年12月20日,陕甘宁边区妇联会召开第二次扩大执委会,通过了十几项决议。其中,在关于组织问题的决定中,要求在乡妇联会上设保育委员。在《关于改善边区妇女生活保护妇女切身利益的决定》中,第一条就是保护母亲和保育儿童,从组织设置上要求妇女干部踊跃担负各级政府保育的工作;要求妇女干部熟悉保育条例,向群众宣传保育条例,各级妇联会要督促检查条例执行[6](P280)。从边区妇联会开会的时间、组织设置和工作任务的安排上可以看出,当时边区的妇女工作重视妇婴卫生工作,而且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和行政管理手段保护妇女的切身利益,从而改善妇女的生活。
妇婴卫生作为妇女的“切身利益”被重视,其政策理据为妇女是一个有特殊利益的群体。孟庆树在文章中论证了为什么需要单独的妇女工作与妇女组织,“不是简单地因为妇女封建才须要单独组织,而首先是因为妇女有别于男子的地方,有与男子不同的特殊要求和切身利益”[5]。“什么是今天妇女群众最迫切的要求,什么是妇女的最切身的利益呢?”孟庆树自问自答:“当然首先是改善生活的问题,……尤其注意得不够的就是关于保护母亲小孩和保护妇女健康的问题,而恰好这些是一切妇女最切身的利益,请问那(哪)个男子懂得生小孩的痛苦?那(哪)一个男子有奶给孩子吃?那(哪)一个男子害月经病?那(哪)一个男子能与妇女那样与孩子有骨肉相连的关系?”[5]
王明主政中央妇委会期间看到了边区妇女内部的差异,清楚地认识到边区内部存在的两类妇女群体:一类是女干部,另一类是边区普通妇女。不同妇女群众对妇女卫生权益的需求是不同的,权益内容与提供的责任主体也不同,女干部的权益提供的责任主体是政府,普通妇女的权益提供的责任主体是家庭。王明强调妇女内部的互助,特别要求妇女干部要承担起教育普通妇女的责任。
1940年9月,孟庆树发表在《中国妇女》杂志上的文章提出“每个作妇女工作的干部必须具备一种或数种与妇女切身利益有关的专门技能”[5]的要求,而且认为“必须经过无数知识妇女的努力才能培养出大批的工农干部,才能真正建立模范的妇女工作村(或乡)”[5]。1940年12月,王明在陕甘宁边区妇联会召开的第二次扩大执委会上的讲话中使用了“必须”与“应该”等一系列语气强硬的措辞,告诫妇女干部们:“你们必须教她们把布洗干净,用水煮开晒干再用。边区妇女对于孕妇没有必要的休息,你们必须说明和督促人民实行政府‘保护孕妇的法令’,孕妇产前休息一个月。边区妇女在生产时,老百姓因为迷信都跑开,让产妇自己生孩,自己烧水,自己洗孩子,生产三天后,使自己下床劳动。这对于产妇是非常痛苦和危险的事,你们应该说服老百姓留在家中帮产妇的忙,应该说服和监督人民实行‘保护产妇的法令’——产后休息一个半月。你们在老百姓妇女生产时,应该‘以身作则’地去帮助她们的忙。边区妇女不会剪婴儿的肚脐带(用种种不卫生的方法剪),结果大多数儿童发肚脐风死亡。你们每个人必须学会科学地剪脐带,帮她们去剪,以便减少婴儿的死亡率。”[4](粗体字为笔者所加)在该会议上通过的《关于改善边区妇女生活保护妇女切身利益的决定》对妇女干部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除了要求妇女干部掌握基本的卫生常识,从自己做起并养成习惯之外,甚至要求她们掌握医药知识,熟悉医药偏方、边区制药厂的药物,能帮助妇女治病。
先不论这些专业要求对普通妇女干部是否过高,事实上我们在一些史料中确实看到妇女干部经常利用掌握的一些现代医药卫生知识和当时稀有的西药药片为她们做群众工作打开便利之门,但是从“必须”与“应该”的措词与语气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知识分子干部与普通民众之间非常鲜明的领导与被领导、教育与被教育、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这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延安整风运动之后的妇婴卫生运动发生的变化。
按历史线索慢慢行进,稍做驻足并细致观察品味,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与抓住在相似的政治词汇表达之下潜藏的不一样的理论根据、干群关系和实践方式。若从字面上看,1940年的妇女工作转向与“四三决定”确定的妇女工作方针相差不大,都强调要从战争动员转向建设、注重生产、注重妇女权益保护[“四三决定”把动员妇女参加生产作为“保护妇女切身利益最中心的环节”(粗体字为笔者所加)],都强调妇女权益的保护不能脱离家庭以及妇女工作作风的转变。但只有进入具体的历史情境中体会两者相似语词背后不一样的经验实感,才可以帮助研究者更好地理解与具化这些抽象的语词表达背后真实的经验实践及其后果。
1941年秋,蔡畅开始担任中央妇委书记。这时延安已经开始进入整风的第一阶段,高级干部开始学习马列主义理论。1942年初,延安进入全党普遍整风阶段。蔡畅带领中央妇委改变工作作风的方式是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如果说孟庆树的文章中批评的是官僚主义,那么,“四三决定”主要批评的是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结合上文的分析,或许可以理解“四三决定”所批评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特定所指:依据城市知识妇女对于妇婴卫生的主观认识(尽管是好意)自上而下地规定妇女按时洗澡,群众生娃娃要按书本的法子包裹、洗涤,每日按时喂奶,等等;在布及其他物资极其匮乏的条件下,要求剪肚脐带的剪刀用火酒擦干净;要求用旧布制月经带并用开水煮;要求终日劳碌衣食未全的农村家庭严格执行产妇产前产后休息两个半月[5]。完全可以合理推定的是,这些规定大多是一纸空文,而且会引起农村妇女及其家庭的反感[7]。这可能就是“四三决定”批评“没有切实调查研究妇女的具体情况……,就根据主观的意图去提出妇女运动的口号,规定计划”的表现之一。
值得仔细琢磨的是,不同于1940年对于妇婴卫生工作作为农村妇女切身利益的强调与高调,“四三决定”中对这方面的规定非常低调与消隐:“妨碍身体健康致影响生产的,如小脚及不注意卫生等,应当鼓励妇女改革之。”反之,强调从“经济丰裕与经济独立入手”,并作为“整个群众工作中广大农村妇女的特殊利益的中心(粗体字为笔者所加)所在,也就是各抗日根据地妇女工作的新方向”[8]。公允地讲,1940年与1943年的中央妇委都在认真地研判(农村)妇女的切身利益/特殊利益是什么,都在考虑妇女工作的新方向。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从谁的角度、依据谁的标准来判定妇女的切身利益/特殊利益。在同时期,妇女的利益是多样的,经济生产、文化教育、妇婴卫生都是妇女的利益所在,那么何为中心?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边区的妇婴卫生工作看似从妇女工作这条线索中相对消隐了,却在1944年以后的边区群众性卫生运动中得以彰显。在1944年3月毛泽东针对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发表讲话后,卫生与生产、教育一起成为群众工作的三大任务,成为边区“三三制”政权的基本共识。1944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上李鼎铭作了《关于文教工作的方向》的报告,指出“救命第一,党政军民学各界必须针对各地具体情况,进行群众中的卫生教育。提高妇女常识,尤为中心环节”。在同一次会议上,边区参议会批准了一个月前边区文教大会通过的《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这个决议把教育家庭妇女了解卫生常识作为工作的中心环节。所以,李鼎铭报告中所指的“妇女”,应该是边区的家庭妇女,即有别于“公家人”女干部的农村妇女。当卫生工作作为群众工作时,农村社会的妇婴卫生问题开始进入卫生行政系统治理视域的中心,并被提上工作日程。作为一项群众工作,群众路线要求下的工作手法完全不同于科层制下的治理逻辑,而是服务群众、满足群众的需求。工作手法也要采取适应群众的方式,从医院坐诊调整为送医下乡。当然,科层化的管理方式与群众路线下的运动式治理并非完全矛盾,甚至可能是相互促进的。当1944年的边区政府把卫生医药工作上升到与生产工作同样重要的高度时,卫生工作就成为边区政府对各地考察工作成绩的一项重要标准:各旅、团卫生部门对地方卫生医药工作帮助的大小,亦成为联司考察工作成绩的标准之一[9]。1944年5月,西北局召集中央总卫生处、卫生部、边抗联、边区文协等机关等讨论群众医药卫生工作,会议提出“一切医务所都要为群众看病,培养医药卫生人才深入农村”[10]。1944年后,除了边区的党政军所属的医院诊所要向群众开放外,群众看病诊疗免费,住院仅自带伙食。边区组织巡回医疗队下乡成为工作机制,从过去的“等待病人叩门”[11]转变为“医生下乡”为群众服务。共产党更对下乡医生的工作作风提出要求:“医生下乡,也要采取货郎担子的办法,背着药箱子,里面装上一些必要的药品。……要注意生活上同群众打成一片,不要显得特殊。”甚至当有老百姓反映某医疗队“叫吃不吃,叫喝不喝,洋里洋气,不敢和她们说话”时,这些行为被认为不是吃喝问题,而被上升为作风问题[12]。这是因为在群众工作的逻辑里,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关系首先是干群关系,其次才是医患关系。以区隔彰显专业性与权威性是一种现代社会的制度设计。边区医生脱下代表职业身份的白大褂,走出代表权威的现代医院,挑上货郞担子,成为走街串巷爬山涉水的江湖郎中,不只是迁就边区民众的生活状况与认知水平的群众观点的体现,作为群众工作的医疗行为,同时也内含着如何以更民主的方式推进现代性。
卫生人员下乡,不单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同时也兼做卫生调查统计,这是现代国家治理中的一种常规手法。1941年边区政府就要求卫生行政进行边区人口的生育死亡与疾病患者种数的调查统计,各县必须要按季报告,作为卫生工作的重要参考材料[13]。1944年中央总卫生处要求“继续有系统有计划的由各卫生单位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特别是妇孺的死因问题”[14]。经过干部下乡调查统计,农村妇婴的死亡率不仅以数据的形式更以真实鲜活的生命故事的形式出现在中共干部的生活经验中。1944年边区发生严重疫病。“一月到四月中旬,共死去市民一〇八人,娃娃的死亡较多,死亡原因大多数是四六风,及因百日咳、感冒而转成的肺炎和卖扫帚(痢疾)。婆姨是大半死在跌身子、产后风、产后或产娃后淌血不止。”[15]“东区2034人口中,3个月内死亡了54人。东郊乡的卫生最差,死亡率最高,有一个村共123人,3个月内死去10人,还有一个村有80人,死了11人,该村共生8个小孩都死了。在总的死亡人数中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娃娃和妇女。”[16]“侯家沟全村十八个婆姨,几年来共生了八十三个娃娃(流产除外),但养活的仅三十二个,死亡的即占出生的61%。”[17]
面对当时的处境与群众需求,妇婴卫生工作成为1944年群众卫生工作的中心。“现在群众卫生工作中首先应该解决的是老百姓的切身问题——如何能把娃娃养活,也就是改用新法接生的问题。”[18]“我们为群众服务的卫生工作,就是具体的政治工作,具体的群众工作。……我们共产党人与革命工作者不仅要对群众的生产事业负责,而且还应对群众的‘财旺人不旺’的问题负责。”[10]1944年6月延安卫生委员会召开第三次卫生会议,提出“今天的卫生运动应从老百姓的实际需要出发,同时要在今天经济条件下的可能方面去做。……现在群众中妇婴死亡率很大,减少妇婴的死亡十分重要,因此妇婴卫生工作最迫切”[19]。边区的卫生行政(边区卫生处)开始采取设施,增设产科、设助产训练班、改造农村产婆,教授起码的科学接生知识,编写卫生秧歌[10]。
为改善妇婴生存状况、发展医药,在边区既有条件下,整合各类既有资源、建立与扩大医疗组织的网络覆盖规模、组织化地提供医药服务,当然会是边区医疗行政的一条主线,但由于边区有限的医疗资源等客观原因,对卫生知识的群众性宣传教育成为推动边区群众性卫生运动中最核心的工作和最重要的载体。
二、“看菜吃饭,量体裁衣”:群众路线下妇婴卫生的群众教育
1944年11月16日在延安召开的边区文教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认为边区的生产运动普遍展开之后,卫生运动就成为群众文化运动中的第一等任务。卫生工作的重要性提高到了“如果卫生工作不做好,则对人民的解放、对战争与生产都会产生严重的影响”的高度。这项决议认为抗战以后,边区卫生医药部门对此虽曾做了些“零星的努力,但全面的、有系统的工作还未开始。大会为此严重唤起全边区各方负责同志的切实注意,要求他们迅速动员一切力量,为扑灭边区大量的疾病死亡而斗争”。“为此,第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普遍开展卫生运动。因为根据调查,造成边区人口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都是可以预防的。为要普及卫生运动,全边区各界人士,必须针对各地具体情况,用一切机会和办法(如小学校、干训班、自卫军、读报识字组、黑板报、歌谣、戏剧、秧歌、书报、画图、庙会、展览会等)进行对人民的卫生教育。”[9]《决议》名称中所指向的“群众卫生医药工作”实则有两项:一项是卫生工作,另一项是医药工作(医与药),而医药工作是卫生运动的后盾。卫生运动的核心工作是对人民群众的卫生教育。
本文之所以使用“群众教育”的概念,是因为我们认为群众教育与社会教育、平民教育虽有相通的地方,但也有微妙之差别。在中共的话语体系中,群众教育常与群众路线、群众工作、群众运动等关联,是系列术语,同属一个概念组群。“社会教育”是与“国民教育”相对的概念,彰显的是教育对象和教育场域的不同,但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主客关系基本没有被打破。群众教育最大的特点是教育主体的多样性,包含“全边区各界人士”,人民群众既是被教育者也是教育者。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身份时常处于流动与互换中:同一个教育场域中的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可以互换;转换到另一个教育场域,被教育者可以成为教育者。教育的场域、教育的载体、教育的形式不固化也不自我设限,即“用一切机会和办法”使所有的社会文化载体都可以成为教育载体与教育场域。更重要的是,教育的形式和教育的内容要根据教育者的需求调整,即“看菜吃饭,量体裁衣”。
从治理角度来看,在1944年的群众卫生运动中,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范围被打破了,党政的所有工作部门、“全边区的各界人士”都需要承担起教育者的职责,都要积极参与到卫生这一党的革命事业与中心工作中来。前文提到伴随妇婴卫生工作在群众卫生运动中的彰显,妇婴卫生工作在妇女工作的那条线索相对消隐了。但是,实际上妇婴卫生工作并没有从妇女工作的视野中消失。1942年8月被精简和合并到边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妇联在1944年春重新以边区妇联的名义对外工作[20](P246)。妇联会在组织结构中位置的变化,与妇联在边区群众运动中的功能与重要性密切相关。边区的大生产运动、纺织运动、卫生运动都需要动员妇女的参与,为此需要有健全的妇女组织和大批的妇女干部。1944年春这个时间节点,应该是与边区群众性卫生运动的开展有很大的关系。反过来也说明了妇婴卫生在边区卫生运动中所占的位置。蔡畅等妇女干部与边区妇女组织在妇婴卫生制度建设、组织编写妇婴卫生资料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在边区的群众卫生运动中,因为教育运动的特点,延安的文艺干部在卫生运动中发挥着极为耀眼的作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文艺工作者作为群众工作者,创作出大量从形式到内容适合工农兵需求、服务于中心工作的文化作品。同时,专业人士包括医护人员也积极利用文艺的形式传播卫生知识。因此,本文选择使用“群众教育”概念来指称这一历史现象,以区别于教育学意义上的“社会教育”概念。
作为群众卫生运动组成部分的妇婴卫生的群众教育,宽泛地讲,应该包括对一般民众的教育与对干部的教育。针对妇女干部本身的卫生教育也是边区妇婴卫生教育的一部分。1940年,张琴秋在讨论边区的保育工作时,根据教育对象的不同,明确把卫生教育分成社会教育和干部教育[21]。1939年7月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女大“招生简章”规定“以养成具有革命理论基础、革命工作方法、妇女运动专长和职业技能等抗战建国知识的妇女干部为目的”。教学科目有必修课(革命理论课)和选修课(职业技能课)两类。在职业技能课中,医药卫生和妇幼保健被列为全体学员的必修课,由傅连暲、何穆、金茂岳等专家授课[22](PP6-7)。在边区当时的情形下,妇女干部习得医药卫生和妇幼保健知识,不仅是作为一项专业技能,也是作为从事群众工作所必需的一项技能来掌握的。1945年明确提出“女干部必须具备充分的群众观点。……更需要有一技之长,站在具体的工作岗位上为群众服务”[23](P771)。在当时,妇女的干部教育与职业教育并不能完全区分开,但1944年群众卫生运动中的妇婴卫生教育主要仍是针对农村妇女的教育。
受众不同,教育载体也相对不同。教育载体可简单分为文字类教育载体与非文字类教育载体。中共非常重视报纸在边区治理中的作用,报刊自然也是开展群众性卫生教育的载体。早在1941年11月,中央卫生处在《解放日报》开辟了“卫生副刊”宣传专栏。但是,文字类知识面向的主要是可以读报的知识分子。1944年边区群众卫生运动展开后,为配合运动,《解放日报》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一是聘请延城名医、时任边区副主席的李鼎铭为编委顾问,希望把“卫生副刊”真正办成开展群众卫生运动的宣传阵地[24](P82)。二是改进“卫生副刊”的内容:“今后当更面向群众,以群众的话来解答群众的问题,并多写群众卫生方面的实际材料,并准备建立外县的卫生通讯网,请热心卫生人士及中医等担任通讯员,以便更好地反映群众问题及解答群众问题。”[25]但边区识字的人只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一[26](P92),文字传播在识字率不高的社会受限非常明显。在这种条件下,如何有效扩大文字传播的效用,中共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做过很多探索,也摸索出一些有效的传播手段。比如,通过以图释文、图文并茂的图文方式传播,以组织读报组等形式借助人际把文字转化为地方性的声音来进行传播。这些经验自然也被运用到边区的群众性妇婴卫生教育中。1944年11月的文教大会特别讨论了大众黑板报、读报组与工农通讯这三个问题[27],目的都是希望加强文字性传播使其深入民众。中央总卫生处在距杨家岭二里路的杨家湾搞卫生试点,除了在村子里办小学、派专业卫生干部去村小讲卫生课,还在乡各村办黑板报。后来,这个乡成为边区的卫生模范乡[28](PP247-253)。
毫无疑问,文字传播方式在边区群众性妇婴卫生教育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正如1944年11月文教大会上中共西北局宣传部部长李卓然指出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和大多数乡村工作干部还不识字,不能看报。所以,报纸与群众的联系又是不够的”[27]。在边区妇婴卫生的群众教育运动中,最有成效、最具特色的是非文字的教育载体和传播方式。本文选择两种最具当时当地特色的非文字的教育载体与传播方式——文艺与展览——来分析妇婴卫生如何在群众观点下浮现出来;群众路线下“看菜吃饭,量体裁衣”的群众工作思路如何影响了边区妇婴卫生群众教育的形式与内容;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是如何双向影响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而作为一项典型的社会改造工程,群众路线下的妇婴卫生教育又是如何嵌入民间社会秩序的,产生了什么效果以及提供了什么启示。
(一)卫生秧歌和“拉洋片”:文艺作为教育形式
因地制宜地使用各种载体进行群众教育,并非1944年群众卫生运动之首倡,而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过程中形成的成熟的工作机制与工作手法。群众教育的绝大部分教育载体和教育形式早已存在,而群众教育的特质也内在地规定了形式与内容要符合被教育群众的认知水平与欣赏习惯,但同时又不能完全迎合群众的趣味。所谓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本身就是群众路线的体现。通过文艺与戏剧表演形式来鼓舞士气是宣传工作中的常用方式,之所以新秧歌剧被称为群众路线下的文艺形式,不仅是因为这种艺术形式是延安的文艺工作者贯彻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践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理念的结果,更是因为新秧歌这种形式迎合了陕北人民的需求和欣赏口味,深受陕北人民欢迎。新秧歌剧是在陕北民间剧种的基础上结合其他艺术形式发展出来的一种文化载体,从形式到语言都贴合陕北地区的民众生活。剧情简单、主题集中的小场景演出非常适合随时随地的转场演出。卫生秧歌在妇婴卫生的群众教育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根据到延安参观的记者赵超构的记述,1943年延安共有32个秧歌队,几乎每个机关都有一个。1944年春节延安举办秧歌大会,演出了近百个剧目。全边区估计有六百个民间秧歌队。赵超构也承认,“单从宣传的观点说,秧歌的成功是无可怀疑的”[29](P111)。有意思的是,让赵超构得出这个结论的证据恰是卫生秧歌剧。
延安的各机关部门都会在春节时到延安城里演出秧歌,很受民众欢迎。中央总卫生处为了宣传卫生,特别在1944年的春节筹备了两个剧,一个是《护士拜年》,另一个是《全家欢喜》。《护士拜年》宣传新法接生;《全家欢喜》宣传不要信巫神,要讲究卫生全家才能健康、劳动致富。值得一提的是,《护士拜年》剧本的创作者李志中是中央医院的传染科主任。也就是说,这部戏并不是专业文艺工作者创作的,而是专业医疗部门创作的,他们将群众性卫生教育作为其开展专业工作的一部分。这类作品往往并不追求艺术性,而是追求宣传的内容与效果。
《护士拜年》唱词如下:
妻:昨日个拜年走西村,家家户户喜盈盈。东家的娃娃穿红袄,西家的娃娃滚核桃,人家的儿女满院里跑,我家孤空没有小,为什么财旺人不旺,呕吐恶心,受苦受罪,累死累活养下的娃娃一个都活不了。
王(王护士,下同):为什么娃娃养不大,有个道理你没解下,养娃一定要干净,铺上柴灰脏的很,脏东西上面都有毒,娃娃挨了就难活成,桃黍杆子割脐带,千千万万不能用,你头胎娃娃得的是脐风病。脐风病就是缩口风,你自己得的是产后风,不懂卫生讲迷信,这就是你们得病的根,不怪你,不怪她,会讲卫生就好啦。……产前要去门诊部,请医生给你来检查。
妻:那多害羞呢。
夫:看你外旧脑筋,人家门诊部一群一群的大肚子女同志去检查,你可怕个煞么!……外公家的医院真好的太太呢!
妻:老百姓离医院太远,来不及送,可怎么办呢?
王:来不及送也无妨,产前准备别慌张,棉花、白线、白布都要在锅里蒸一下,剪子要在酒里放。(男:外是做啥呢?)外是消毒咧,棉花、白布、白线预先剪裁好,放在锅里像蒸馍馍一样蒸些时候,剪子用酒泡洗了就没毒啦!炕上铺下洗净的布片子片,肚子痛了就往上躺,接生的人要洗手,手洗干净把事办,娃娃落地哭两下,上下两道把脐带扎,……睡下不会血归心,坐着还会流血多,千万别用老办法,新法接生大人平安,娃娃也好活。……生冷食物苍蝇叮,苍蝇身上有小虫虫,吃到肚子里就要生病。
夫:外苍蝇身上还有小虫虫呢!为啥我没有看见过呢?
王:外小得太太呢,人眼看不见。……用显微镜就能看见咧。(夫:什么?穿衣镜?)不是穿衣镜,是一种放大镜。[30]
如果说秧歌剧在形式上体现了群众路线的要求,迎合了陕北民众的欣赏需求,那么秧歌剧的内容则注重根据群众的认知水平转化现代科学知识,同时把“说理”嵌入民间的伦理与情感中,以情动人,晓之以理。这段用陕北方言演绎的卫生秧歌表达了在春节这个家人团圆的节日因为拜年而产生的强烈对比与刺激,并以妇女之口讲述女子孕育之辛苦与失去孩子之痛苦,在春节的特定场景下容易让观众产生共鸣和移情。秧歌的演出场地是广场空地,观众可以看到演员,这种空间感也易于产生一种平等交流的观剧感,更便于向观众传递情感与情绪。
剧本的文字将现代科学术语转换为农民听得懂的语言,嵌入农民既有的知识体系,如用“毒”“风”解释病名,用“苍蝇身上有小虫虫”解释细菌,用“放在锅里像蒸馍馍一样蒸些时候”的生活常识来解释消毒过程。另外,在这部秧歌剧中,生育不仅是妇女个人的事,也是家庭事务;夫妻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丈夫是妇婴卫生的支持者。这个故事情节设置也符合边区妇婴卫生运动的源起以及对家庭和睦的妇女工作转向的强调。边区的妇婴卫生运动源起于群众生活需要,超越个体化/性别化的妇女切身利益的叙事逻辑,被放置在“人财两旺”的家庭需求里。
据在中央总卫生处工作过的冯兴惠回忆,这部戏的演出效果很好,演遍了中直、军直、边区等延安的机关、部队、学校和附近乡村。所到之处,都是人山人海,把演出场地挤得水泄不通。毛泽东、朱德等在延安的中央首长都曾观看过,还接见和表扬了演出的同志。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应到周围农村去宣传”,后到几十个村镇巡回演出。有些姑娘媳妇竟三五成群,追随秧歌队,赶了几个村庄,连看数场。中央总卫生处妇幼卫生工作组曾专门做过调查,凡曾演过卫生秧歌的村庄,多数卫生搞得较好,妇女产后风、婴儿脐带风基本没有了,巫神改邪归正了[28](PP247-253)。
据李志中回忆,起初,秧歌演出时担心“在大正月演出死娃的故事和‘传窝儿病’的戏,是否合适,怕太‘不吉利’了吧。至少年老的人会有些忌讳”[31],但这部戏却很受欢迎。赵超构的书中也描述了一个春节演卫生秧歌的相似故事。机关里的秧歌队下乡演卫生秧歌,剧本设置了一个女人因为不懂卫生接连死了六个孩子的故事。演出前,演员也曾担心剧本的情节不吉利,新年演出会招到民众反感。结果却出乎意外,许多乡下婆姨多是死过小孩子的,竟纷纷地将演员们拉到家里,请教养育婴儿的方法。恰好演出队里有一位女护士,便将卫生的常识告诉给她们。婆姨们评价道:“你们的秧歌比从前的好,因为你们的秧歌句句都是有用的,旧秧歌中看不中用。”[29](P111)卫生秧歌逐渐成为各地宣传妇婴卫生知识、开展群众工作的重要形式。丁玲在难民纺织厂写就的《记砖窑湾骡马大会》[32]生动记录了工厂通过卫生秧歌《娃娃病了怎么办》传播妇婴卫生知识并对群众进行动员的例子。
1944年3月,李志中在《解放日报》报告《护士拜年》在安塞演出的情景:“劳动英雄杨朝臣、陈德发,刘桂英都谈到要把这秧歌教给他们养娃的新方法,带到他们的村庄里,大大的宣传一番。一些婆姨热心的问养娃的新方法,接着就有人要求演员们给她们检查或给她们娃看病。只是这次演出没有携带医疗药品,而去安塞的演员中,没有去一个医生,因此没有随时为群众看病,解决群众病痛,进一步作实际的卫生宣传。”[31]边区卫生行政开始反省宣传与看病分离的情况:“过去下乡演出关于卫生方面戏剧时,老乡们认为我们懂得治病,而要请我们治病,但我们没有医生,不能给老乡解决实际问题,反引起群众不满。”[33]此后,医务工作与宣教工作配合一起下乡成为工作模式。文工团及民众剧团下乡宣传时,卫生署派医生及助产人员配合工作,由剧团负责领导。下乡剧团除进行卫生宣传外还要从事其他的群众工作,比如帮助地方进行卫生建设,如修井、教育小贩做纱罩等[33]。也就是说,在群众工作的框架下,卫生工作者、文教工作者都是群众工作者,而非单一的专业技术人员,他们不只是各司其职,还围绕中心工作,面对群众需求互相合作。
“拉洋片”是结合图像与声音的一种新型观剧体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鼓动下,石鲁与张明坦等人改造了旧式“西洋景”,创造了“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拉洋片。新洋片实现了美术的戏剧化,专门配备了演唱人员。文艺工作者自己制作新洋片台架,设置一人操作的锣鼓架,油漆彩绘台面,以及制作粘贴画画的纸板,包括编写、绘画、演唱、配乐等环节[34](P347)。区别于有凸透镜的“旧洋片”,新洋片制成舞台式的镜箱,这样可同时容纳几百人观剧。洋片组专门配备了演唱人员,“洋片组下乡很方便,赶头毛驴,把洋片盒子一驮就喜喜欢欢下去了。……许多山沟沟里的老百姓,平时什么文艺活动都看不到,见到洋片又是画,又是说唱锣鼓,画的都是自己的事,象看戏一样,所以越看越高兴。”[35](PP71-73)洋片下乡受到群众欢迎,不仅是因为形式适应了农民的欣赏偏好,更重要的是内容“画的都是自己的事”。1944-1945年,张明坦等人分成两个小组,各带一套新洋片,前往延安、延长、延川、甘泉、临镇等地农村巡回展览,演出讲科学、讲卫生的新洋片,宣传妇婴卫生[34](PP347-348)。
1945年,边区文协美术工厂下乡45天,走遍延长、延川、子长、延安四县及其所属的大小村镇15处,共演出36场,计有观众6750人。下乡工作的同志为了适应群众的需要,还在中途添制了“怎样养娃娃”的画片[36]。由此可见,下乡的过程中,文艺工作者体察到了农民的真实需求,而农民对妇婴卫生知识的迫切需求又反过来推动了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在观看洋片后,延川老婆恳求小学教员“操心听,把洋片上的事情记下,随后讲给我,我当时记不下”[37]。妇女们甚至想买下这些“养娃娃”画片。
张明坦回忆下乡“拉洋片”的经历,认为宣传卫生与接生法的《怎样生娃娃》尤为受欢迎:
《怎样生娃娃》是针对当时农村不讲卫生,接生法落后的情况编写的。……这套节目多次演出后,乡亲们总是围着我们问长问短。……有的看一遍还不够,我们巡回到别的村庄演出时,又跟着再看一遍,好再熟悉一下新法接生要注意的事项。我们的工作教育了人民,人民又向我们提出更高的要求。有一次,一位农民观众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生娃娃的时候“衣胞(即胎盘)不下来怎么办?”这下可把我们难住了,问题提到我们面前,我们那能拒绝呀,我们说:待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一定写信告诉你。说来也巧、当我们到三十里外的一个集镇上宣传时,看到了一本边区出版的农历,那上面就解答了这个问题。……那位老乡恰好到这儿来赶集,一见面我们就告诉了他衣胞下不来的处理办法。听完以后他那个满意劲就别提了。他说“共产党毛主席领着咱打日本、搞生产、建设边区,不光让咱有了吃穿,连抱娃娃也给操着心哩,咱能过上好日子,全托共产党的福哟”。[34](PP347-348)
在张明坦下乡拉洋片的经历中,有一个情节特别值得品味与分析。男性农民向他追问如何“下衣胞”,说明这个男性农民家里的女性在生产过程中有可能遇到过下不来衣胞的情况,也说明女性生育是一个家庭的事。对于男性农民来说,拉洋片传播新知识的张明坦是代表新世界的能人,他应该能提供农民家庭所需要的帮助,是农民及其家庭可以寻求帮助的对象。这正是群众路线下找到农民真实需求后产生的真实对接。所以,当农民得到真正的帮助时,他是感恩与认同这位帮助者以及他所代表的身后的那个组织(政党与政权)的。张明坦的反应是当时群众路线教育下中共干部可能出现的真实反应。“问题提到我们面前,我们那能拒绝呀”,因为这是群众的需求。如同演秧歌剧的演员被问到妇婴知识时的反应,说明面对群众需求而产生的回应性反应并不是缘于张明坦的个人品性,而可能是群众路线教育下做群众工作的党的干部应该具有的群体性反应:积极回应群众需求。
(二)从展览会到庙会:将现代景观植入传统生活秩序
展览会是边区妇婴卫生群众教育中一种极有特色的载体。中国革命博物馆曾统计1937-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解放区报刊所登载过的各种展览,“据不完全资料统计,各个解放区总共举办有193个展览会。其中陕甘宁边区74个,晋绥13个,晋察冀17个,晋冀鲁豫31个,山东18个,华中11个,东北29个”[38]。这些展览中属于工农业生产建设的有68个,属于文化教育事业的有52个,其中包括妇婴卫生展览。这份统计清楚地说明陕甘宁边区比其他根据地更多地使用“展览”这种现代视觉文化形式,不知是不是陕甘宁边区文化人更多的缘故。展览会的形式本身就是一种极能表征现代性的现代景观,它通常运用强势的科学话语与理性客观的知识范式以直观生动的方式强力呈现在观展者面前,宣称了它所展示的知识与价值的权威性与不可置疑性。
1939年八路军军医处筹办卫生展览[39]。1940年3月延安中国女子大学举办边区妇女生活展览会,包括妇幼卫生、妇运史、抗战中的妇女、延安妇女生活等部分。“第一展览室的四壁上悬挂的八幅生理解剖图及十三幅生理图表,对妇女生理,受孕及婴儿产出作了详尽的说明。”[40]马可回忆,当时边区特放假三天,“为的是去参观女大的妇女节展览会和群众大会、运动会等”。展览会(妇女生活展览会)陈列内容丰富,“今天每人莫不兴奋异常,健康的身体,健康的精神,表示出她们真是解放了的自由的女性。这使我们异性的参观者简直颇受威胁,几有经过她们面前大气也不敢喘一嘴之势”[41](P470)。马可颇具戏谑的描述似乎让读者感知到展览会场上的欢腾以及女大学生的赋权感,同时也说明这个展览的受众基本是知识分子。在机关里举办的展览,虽有周边的百姓参观,但女大的展览主要面对的仍是知识分子干部,不知道女大学生因展览产生的赋权感与有可能看到这个展览的农村妇女是否相通。就妇婴卫生部分而言,当时的报道也指出,有部分挂图令百姓觉得莫名其妙,只有经过展览指导员的解释才会懂且仍半信半疑。说明在展览会这种方式下“科学”与农民传统观念对质时,因政权和文化(女大不仅是有文化的地方也是政府的地方)背书,科学挑战传统的力量还是存在的,但挑战的后果仍是“半信半疑”,说明其并没有真正走入农民的心。
1941年三八展览会展示了28张演示妇女生孩子过程的连环画和产妇生产情形图表[42]。1942年中央医院建院三周年纪念活动举办了卫生展览会,在妇产科展室通过连环画讲解胎儿发育及胎儿的生产过程。医大十周年展览会亦陈列了大量的挂图、模型、标本,招待同志特为观众解说[43]。
1944年边区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后,7月延市卫生展览会开始呈现出卫生宣传的群众化转向。展览会7月17日揭幕后一直展出到26日才结束。在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展览又移至延安大学继续举办,从7月31日起又历时8天[44]。展览内容丰富,且皆以实物、图表、连环画、故事及各种统计对比,反复说明疾病的危害及如何防治的各种卫生常识。展出内容还有妇婴卫生知识和人口出生和死亡的统计。《解放日报》称赞“医务工作同志皆充满群众观点,显示了医务工作的新方向”[45]。延市卫生展览会还安排了巫神亲自坦白报告这一场景,使展览与农民的日常生活更为接近。在边区的群众性卫生运动中,传递科学的现代观念与反对迷信与巫神是一体两面、一破一立的过程。上文提到,中央总卫生处1944年春节排演的两部秧歌剧,《护士拜年》是宣传新法接生的,《全家欢喜》是反巫神的,与此相似,中共干部在乡村空间中推进卫生运动时也是把破巫神、反迷信与推广科学卫生习惯与有病看医生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只是把这一生活空间中的行为搬到特定展览会空间中。柳林老神官“迩刻我劝你们,再不要信鬼信神,那些鬼神都是人搞的……以后有病就请医生看,到医院里去治”,老乡撕掉挂在胸襟和纽扣上的迷信的红布条,“这些我解开了,以前解不开么!”“解开了”不仅意味着破除了迷信,还意味着信服的主体已经从巫神转向了共产党倡扬的科学。展厅中,巫神戏剧性的表演大大增强了故事性、情节性和传播的效力。在展览会的公共空间中,巫神自我批判是对自身的去权威化,并将这种权威转移到了现场的医护以及共产党政权上。展览会上巫神的在场、医学与巫神的对比、现代医疗卫生服务的展示和切身的感受呈现着这一空间中民众的具身性参与、主动选择与自我觉悟。
我们根据《解放日报》的报道整理了边区妇婴卫生展览会和庙会的情况,据不完全统计,1941年到1945年一共有14场展览。可以发现,1944年的群众卫生运动中展览会的内容出现了群众化的倾向,而且在1945年之后,展览会逐渐下乡,利用农村的庙会、骡马大会进行卫生宣传。
从展览会转向庙会,作为现代知识权威的景观化呈现的展览日益与传统农民日常生活秩序相嵌并寻求融合。相比于展览会的严肃气氛与现代知识的权威感,民间的庙会更为活泼和充满娱乐,秧歌与问诊同步汇聚在同一个空间中。完全可以想象,这是农村妇女自己的空间,是她们舒适放松的空间。赶庙会的宣教工作照顾到妇女的需求,以妇婴卫生和饮食卫生为主、宣传反巫神为辅[33]。
庙会中的宣教语言与秧歌剧相似,同样追求贴近农民的生活世界,用妇女熟悉的语言与知识体系来转化现代卫生知识,确切地说,是把现代卫生知识嵌入妇女既有的生活世界与观念世界。1944年7月陇东庆阳民教馆利用庙会进行妇婴卫生知识宣传,借用农民信服的语言“命”来注解断脐的重要性:“断脐带是定娃的命,断的好,娃娃壮又巧,断的不好,娃娃多病,有的连命都送了。”[46]“齐家媳妇说:‘煮剪子,蒸棉花布布这都好办到,就是生娃娃不在吃饭时节,棉花布布咋蒸嘛!’我们疏忽了更细致的教她们,应该告诉她们:事前蒸好包好搁在净处。”[45]对于蒸煮消毒和农民生活时间细节的关照,呈现着当时从事宣教的群众工作者努力站在农村妇女的角度设身处地去体察妇女的需要,工作效果不到位首先检讨的是自己的工作有无疏漏,而不是简单地嘲笑农村妇女的愚昧与无知。1944年11月,文教大会召开,庆阳民教馆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被评为模范集体奖[47]。利用庙会进行妇婴卫生知识传播的方式在边区也被进一步推广。
1945年2月边区妇联提出“各地可利用群众习俗和庙会,宣传努力生产、讲求卫生;不拘时间、不拘地点,不拘形式,不拘办法,力求做到妇女群众喜闻乐见”[48]地纪念三八节。“力求做到妇女群众喜闻乐见”的要求,也折射出边区妇联从一个自上而下的宣教视角向自下而上的群众视角的转变。1945年5月,延安东区筹备四月初八清凉山庙会,提出“要有吸引群众的条件、能为群众治疗疾病,才能逐渐打破迷信”[49]。除一般宣传外,搭临时展览棚陈列“产包、剪脐带长度、显微镜等实物”,亦演出秧歌剧、拉洋片等节目。新华书店文化服务部办理文化卫生摊,销售卫生书籍、包娃娃的脐带布、月经带。同时聘定中西医生十余人,并有医疗宣传队十人,深入妇女群众中谈说病症,发现有疾病者,随即介绍由医生诊视[49]。同在1944年5月举办的安塞白杨树湾庙会,当天到会群众约万人。助产训练班西河口工作组制作卫生脐带包送给来烧香的孕妇。八年没生养的白凤英在得到工作组的脐带包后,喜出望外地说“我娃长大了拜你们作干妈!”庙会里,工作组还配合乡村宣传队编演了养娃娃的秧歌剧。赶庙会的多为整年不出山的婆姨,她们对工作组的展览画、秧歌都很感兴趣”[50]。脐带包作为现代卫生的符号在轻松活泼的气氛中被传统农妇所接纳。1945年子长庙会上一个极为妙趣横生的场景是通过散发画报来诱导妇女背诵现代卫生知识:“子长杨家园子三月十八日(古历)高娘娘庙会上,文化棚前一张胖娃娃的大画,把人吸引过来,婆姨看着就喜的不愿走。这时把中央总卫生处印的宣传画来发散,人们都争着要,但宣传员一定要每人把上边的话记下来才给,她们你一句我一句的背起来,‘娃娃结实长的好,常晒太阳常洗澡……’”[51]
1944年边区开展群众卫生运动之后,展览出现群众化转向的另一个特点是医疗服务驻进群众的展览会和庙会。延安缺医少药,边区普通民众对于医疗的可得性是极差的。“享卫生医疗之福的人还不多。至于边区其他一百三十多万老百姓,则根本没有人管。”[1]1944年7月延市的卫生展览会“设有临时卫生所,特聘中西医为观众治病。第一日即治疗病人60余名”[44]。正如毛泽东在1944年3月的会上所说,“宣传卫生,就应该给群众看病”[1]。1945年5月延安东区的四月初八清凉山庙会,同时聘定中西医生十余人,医疗宣传队与妇女群众谈话中,发现有疾病者,随即介绍由医生诊视[49]。1945年5月,边区卫生署医疗队参加高桥川庙会[52],10月边卫接生组赴延川参加庙会[53]。当医生们从医院的诊室主动走进民间庙会时,庙会里的展览变成一个具有可视性的传统迷信和现代知识竞争的空间:既有迷信的神坛,又有现代西医。“一个男人,向神神买了一朵花,希望生小孩,听到助产训练班的同志关于养娃的解释,听了一遍又一遍,群众是多么渴求医药、卫生的教育呀!巡回神坛前的宣传招待员,他手足不停地带着人们让中西医看病。神坛有药签可求,但在我们宣传下,大部分群众不求签却愿意找医生看了。医生们是日共治病二百余病人。”[54]展览会和庙会不仅是现代知识的宣教场所,更通过切实的医生问诊为农民提供可见可及的卫生服务。
当然,展览会上的问神与现代医学之间的竞争并不完全对等,因为展览有现代政权与现代科学的加持甚至“恐吓”。在边区的妇婴卫生知识的传播中,为了证明细菌的存在,显微镜这种现代科学可视化的实证工具常常出场。如从上文秧歌剧唱词所传递的信息中可以看出,边区的展览会更是充分展示了显微镜的科学震摄力。“在显微镜室,大家从显微镜底下看到生水里边的微生虫及从扩大镜下面看到苍蝇身上的脏物,皆感到最大的惊骇。”[44]显微镜制造了一个乡土百姓陌生的、惊讶的、违反日常认知的科学的世界。展览会的组织者与宣教者希望这种震惊甚至恐惧能让观镜的普通民众被现代卫生知识、现代世界所折服。显微镜所代表的科学权威可以潜在地转化并赋予传播现代科学知识的革命政权权威性与现代性。显微镜观看成为展览会、医疗队下乡时科学权威仪式化的展演。有的展览会结束后,组织者提出“将部分展品如显微镜等,至各乡村流动展览,以便深入宣传”[43]。比如,巡回医疗队长李志中携带显微镜,在裴庄、严家沟一带给村民观看生水和开水的区别,用事实证明生水里有细菌[55]。
综上分析,展览作为一个极具有现代治理特征的现代性景观与现代性治理工具,在边区群众路线的改造下呈现出不同的特质。
第一,边区的展览会俯就群众的认知与物质条件,演示了科学的实用主义面向与服务群众的功能。以老百姓可以接受和可以做到的方式来实现现代卫生知识的传播和现代生育技术的改造。不是让群众适应现代科学的要求成为科学的“仆人”,而是让现代科学适应农民的需求,服务于提升民众生活质量的需要。“展览会证明,婆姨养娃娃,兽医,不喝冷水,苍蝇等与群众生活最有直接关系的是为她们所理解和接受,而许多高深的医务理论反不受欢迎。”徐特立在1944年8月参观展览后强调边区卫生科学发展的方向:“降低医药卫生的条件,使群众能力容易做到。这次展览会有一些典型例子,应该加以发扬和推广,例如产妇坐褥,用土或用灰,这种不洁的土和灰,有使细菌侵入子宫的危险。如果改用纸和棉花,仍然需要消毒,费钱很多。而展览会的说明上只指出把灰加以火炒消毒,就老百姓旧有的材料,加以改造,就解决了问题。”[56]徐特立所指出的改进方向正是如何贴近群众的生活以及群众的接受程度,这个接受程度不只是群众对新观念接受方面的限度,也包括物质的限制。沈元晖在1944年的巡回医疗中使用了炒灰[57]。边区著名妇婴教育剧本中的人物王二嫂的原型李静,回忆其在推广新法接生时就地取材使用炒灰的方法时表示,因为“老百姓唏慌(可怜),哪有钱还买些纸,谁还见过纸”。没有选择垫纸和布并非封建迷信,而是经济和物资匮乏所致。沈元晖、李静这些中国共产党的卫生干部并没有歧视农村妇女的“不清洁”和“落后”,而是从实用和科学的角度就地取材,使用烧过的柴灰帮助农村妇女实现卫生与清洁。这些“土办法”的发明,不仅融合着知识分子的专业知识,也体现着中共干部对于群众的情感与认知。
第二,展览会是共产党干部和群众面对面的互动空间。展览会不仅是宣传品和知识展览的空间,更是医护人员、基层干部等“公家人”与农村婆姨、巫神通过询问和回答、批判和说服而发生关联的空间。在展览会上,当农村的婆姨讲述她们失去孩子的痛苦时,在场的共产党干部对其痛苦感同身受。白家坪殷老婆生育的十三个孩子中有十一个“得风撩了”,“看了卫生展览会的妇婴部分后她突然就伤心起来,拉着招待员的手,不住地擦着眼泪:‘可冤枉!要是早解下这些道理,迩刻这些娃都会好好活着呢!’”她甚至第二天直接拉着毛驴把怀孕六个月的女儿接来看展览。面对女儿的害羞,她起急骂道:“你这臭女子,养娃的事害什么臊么!公家给咱们老百姓想得这样细刷,咱们还能古板下去!?”[58]民众在展览会与庙会中的直接参与也使其成为农民表达和参与的公共政治空间。
第三,庙会里的展览是现代知识景观嵌入传统空间,是在农民的既有生活秩序、伦理观念与情感结构中推动现代性转化。将现代展览挪置到庙会这样一个传统空间,揉杂着传统语汇进行现代的妇婴卫生知识宣传,边区的妇婴卫生宣传教育运动体现了边区通过群众路线正在进行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的探索:在群众路线下开展群众工作,共产党并未摧毁传统乡村社会秩序,而是希望进入这一生活秩序,在此基础上对其加以改造,甚至寻求重构这一社会空间。有意思的是,中共对于庙会形式的挪用,也并非全然是对传统的妥协退让,共产党强调对庙会进行改造,群众在庙会上布施的十余万善款,不再被拿来修庙敬神,而是进入卫生合作社成为群众共同的卫生医药费[59]。庙会成为共产党对农村社会的重组空间,“利用了庙会的形式,而改造了庙会的实际内容”[60]。
本节主要分析了群众路线下文艺与展览两种极具边区特色的群众教育形式,但必须说明的是,除展览会和庙会外,共产党还通过冬学、民教馆的文化棚、改造旧产婆的训练班等各种形式传播妇婴卫生知识。1944年延安大学派了一批学生到陇东分区帮助办冬学[61]。1945年3月在镇源刘家城出现了一所妇女卫生冬学。在这个典型案例中,冬学教员发现农村妇女对于在冬学中学习文化不感兴趣,同时他们在乡村生活感受到农村妇女对于妇婴卫生知识的需求,为适应妇女的需要主动调整改变冬学的内容,教员创造出了卫生冬学[62],推进了妇婴卫生知识的传播,反过来也提高了农民上冬学的热情。1945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指示信——关于今年冬学的指示》要求“今年各分区和县(市)在有妇婴卫生常识教员的条件下,应创办这种冬学”[63](P8)。卫生冬学的创办,体现了群众对妇婴卫生的需求,也说明了群众路线下中共是如何贴近农民之需求做出适时调适。
三、作为群众工作的妇婴卫生教育
上文以“文艺”与“展览”为例分析了边区妇婴卫生群众教育的形式与内容是如何在群众路线下努力实现“看菜吃饭,量体裁衣”的,但这种群众教育的形式与内容的实现要依托具体的人与具体的工作机制。这个工作机制就是群众路线指导下的群众工作机制。某种意义上说,1944年的边区卫生运动是随后中共召开的七大中写入党章的群众路线的经验来源之一。边区妇婴卫生群众教育运动展示了一个典型的群众工作机制下的治理模式。所以,要理解边区妇婴卫生教育的特点离不开对于群众工作特质的解析。
(一)群众工作的出发点是“群众观点”
“群众观点”,即从群众的视角而不是从自上而下的“高层现代主义”出发。对边区妇婴卫生的研究中最引起我们深思的是边区妇婴卫生浮现出来的机制。本文第一部分按历史线索梳理1940年与1943年妇女工作两次转向背后的理论依据、经验实感与治理方式,展示了两种不同的认知方式、干—群关系和治理逻辑。从性别视角出发识别出女性的切身利益与特殊困难,不能谓之有错,但从理论视角识别出来的问题与工作对象的需求之间是什么关系?边区妇婴卫生成为群众性卫生工作的中心,并不是顶层设计出来的,而是在群众路线指导下,中共干部“从群众生活”出发下乡与群众的接触中识别出来的。当然,这段历史对于性别研究特别有启发与理论挑战意义的是,从“群众生活”而不是从“性别视角”出发的妇女疾苦被识别,并以群众工作的方式被认真对待。边区妇婴卫生的群众工作努力以让农村妇女舒服的方式“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并不是因为她们是“妇女”,而是因为她们是“妇女群众”(群众中的妇女)。这既包含性别视角(她们是妇女),同时把性别类属嵌入在更大的群众之中(群众中的妇女),构成“妇女群众”。换言之,这是在各种关系中界定的”妇女”,是一种不与更大的群体分离的性别观。所以,妇女生育方面的疾苦不是性别化的利益,而是群众的疾苦、群众的需要。
回到“群众观点”,群众观点的起点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观点”,在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总纲中不仅明确规定共产党人必须具备这种服务精神,同时指出了应该怎么做:“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用心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需要,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为实现他们的需要而斗争。”“倾听”是一种重要的工作机制,如果说群众路线下的“下乡”和“调查研究”是外在的硬性制度规定,作为一种党章规定的“必须”的“用心倾听”是对党员的制度要求,但又是一种无法用他律进行约束的内在要求,所以,必须要求党员具备内在的党性修养,需要党员自身的情感与态度发生内在变化。
(二)干部是群众工作的决定因素
任何一项工作都是借助具体的人开展的,任何一项工作,某种意义上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菜吃饭,量体裁衣”,首要的是那个“看菜”与“裁衣”的人。怎么看?眼睛里能看到什么?看与被看的人是什么关系?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干部和干部教育的,干部教育是延安党的建设中特别核心的部分。抗战以来中共队伍中知识分子干部的比重增加,干部教育实质也包含了知识分子改造/教育的问题。干—群关系的另一面是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边区的妇婴卫生教育运动中,很多下乡为民众提供教育的人基本都是党的各类知识分子干部,他们发挥各自的专业所长服务群众。如果说干—群关系的起点是干部/知识分子对于民众的情感,那么,这也是延安时期对于党员教育中一个突出的重点。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知识分子对工农兵的“感情”:“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64](PP851-852)毕业于鲁艺的康濯曾担任晋察冀分会抗联宣传部干事,也是《群众报》的编辑,在边区妇婴教育运动中他还写作了《妇女卫生常识》和《怎样养娃娃》两本书,这两本书在各根据地广为流传,影响很大。据康濯回忆,他就是在《讲话》后才开始自觉地走向工农,感情与立场逐渐发生转变的[65](PP195-196)。
干部对群众感情的调整是群众工作的第一步。第二步是干部主动打开并构建与群众的关系。边区妇婴卫生教育运动中也有大量关于干部下乡遭遇到老乡冷眼的记录,不仅是因为老乡面对现代妇婴卫生知识时与其既存的知识观念体系及风俗惯习之间存在冲突,还与对外来者的不信任有关。比如边区总结医疗队下乡时的工作经验[66],认为“放下架子,生活群众化,是消除群众隔阂的简便办法”。走出第一步去消解群众冷漠的应该是干部。“西河口工作组达到各村时群众都不愿让在自己家里住,冷言冷语或者不给吃饱饭。她们忍耐着这些,一早起身就替他们扫地、扫院、生火、担水,亲切的叫她们干妈、干大,把他感动得流泪。这样群众便替她们宣传开了。结果很快地取得了群众的信任,消除了隔阂。群众把她们当成自己的心腹亲人,给她们看私房,告诉心底里的话。这样,卫生工作就一件件地发动起来了。相反地,如果摆着医生干部的架子,嫌群众脏,怕惹上虱子,不敢与群众住在一起,群众忙的时候袖手旁观,群众就会把他看成另一种人,他说的话,群众是不会听的。”[66]群众工作要求干部走进群众,而不是群众迎合干部。第三步是信任群众与觉悟群众并举。群众工作要求干部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是为了完成工作的功利式的迎合群众,而是相信群众。这是对群众的基本认识与最基本的态度。如何看待人民群众是一切工作的起点。有学者指出中共知识分子与民国一般启蒙知识分子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基于唯物史观相信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在阶级论的辩证调和下,以天下为已任、接受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又出身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既认同劳动阶级的革命品质与革命潜力,也认同向革命阶级学习其革命品格以及自我改造的必要性[67]。干—群之间是一个相互学习的动态过程,妇婴卫生的群众教育过程中对此的体现,前文已有所描述,不再赘述。此处想分析的是,就(抽象理论与情感上)“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与(具体经验实践中需要)教育群众之间的张力,群众路线是如何要求教育者体察的,以及什么样的反应与行为是合适的。中共七大有一个具体的行为指导原则:既反对命令主义,“因为它超过了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觉悟程度,害了急性病”;又反对尾巴主义,“因为它落后于群众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这里既涉及尊重群众的觉悟程度/认知水平,又涉及先锋党的领导作用。关于连通两者之间的桥梁,中共七大关于党章修改的报告中提供的设计是:先锋队必须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的密切的关系”。“密切”是指不脱离群众,“正确”是指“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正确性源于对现实的把握,只有立足现实、把握现实,才能成为为人民群众提供服务的“有远见的坚强的引导者和向导”,从而体现党的先锋性与领导作用。毛泽东在1944年3月关于文化教育问题的谈话中指出,中共若做不好经济、卫生与文化等建设性事业,便会有执政危机。这个危机除了面对当下的执政能力,还包括“远见性”。远见性是先锋党对未来的理解以及希望引领这个社会走向哪里。边区推动妇婴卫生本身就体现了先锋党的远见性。党的领导的“正确性”是依靠群众路线来保证的。在群众路线的要求下,在妇婴卫生的推进过程中除了教育的形式与内容如何在符合民众(被教育者)的认知水平的基础上实现提高,体现“尊重”与“引领”的辩证关系。对于党的干部而言,除了“正确的态度”,更重要的是“正确的方法”。反巫神运动是边区妇婴卫生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引导群众反巫神运动中,就要求把握既不犯“命令主义”也不做“尾巴主义”这个尺度。1944年11月颁布的《关于开展群众性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把边区大量巫神的存在归因于文化局限与物质限制两方面。所以,“要消灭巫神,除一般的提高文化教育外,首先要普及卫生运动和加强医药工作,否则就是主观的空想。采取脱离群众、强迫命令的单纯行政手段,是无济于事的”。即,一方面提供教育,另一方面提供医疗供给。反巫神的方式跟中共在其他群众运动中的手法也相似,树立正反两方面的典型:正面典型是在卫生运动中推行崔岳瑞运动;反面典型是各种反巫神活动,包括巫神坦白,前文列举过的展览会与庙会中都是有意识地安排巫神坦白这一环节,与医生治疗活动并列,以起比较与说服的功能。1944年的这份《决议》中非常清晰地指导“抓紧适当的时机(如巫神的敲诈害命,和医生的治病救人的事实)”,以唤起群众的自觉地反巫神。《决议》特别强调:“至于一般的反迷信运动,则应依靠群众的觉悟与自愿进行之,以免与群众相对立。” “群众的自愿”是群众路线非常重要的一个具体工作原则,也是“引领者”在行使引领这个行为时警惕自己行动界限的测量器,既反对父爱主义的包办一切,也反对父权主义的强迫命令。在相信群众与觉悟群众的过程中,如同中共在七大党章中所总结的:“每一个党员都必须决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同时以革命精神不疲倦地去教育人民群众,启发与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粗体字为笔者所加)“不疲倦”既是指干部的精神状态更是指教育过程的漫长性,群众教育工作不可能是一蹶而就的,反之,要通过党员干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开展群众教育,“群众在自身的亲身体验中来体会党的口号的正确,因而在党的口号之下行动起来”。群众在自愿的前提下,“把党的口号变为群众自己的口号”,“把党所提出的任务变为群众自己的任务”。简而言之,群众路线要求下的群众工作,干部要首先扭转情感,端正态度、认真耐心地为群众服务是关键一步,给群众解决具体问题是即时目标,最终才能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所以,干—群关系是群众工作的结果,干—群关系是在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干部和群众互为教育者。对于个人成长而言,可能是互相成就;对于政权而言,通过干—群关系的真实联结,干部体察民情,获知民众真正的需要,在过程中适时调整治理手段,改善政民关系,最终达到有效治理、巩固政权、增强合法性的目的。
(三)群众工作是中国式治理的精神内核
中共七大把群众路线上升到“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并强调 “党的一切组织与一切工作必须密切地与群众相结合”“一切工作都要采取群众路线”。到了延安时期,中共对于群众路线在中国式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已经不只是一种工作经验,而是上升到了明晰的理论认知。将其写入党章中,就不只是一种理论认识,而是一种制度形态。从历史时间来看,1944年、1945年妇婴卫生的群众工作应该是1945年中共七大党章进行理论总结的一个重要的经验来源。从治理角度来看,妇婴卫生显然是现代政权的一个治理对象,边区妇婴卫生教育呈现出在群众路线指引下以群众工作实现有效治理的特点。尽管边区妇婴卫生的群众教育呈现出一种运动式治理的特征,但是群众工作的治理模式并不一定体现在运动式治理中,只是在革命年代的运动式治理中更容易看到群众工作的机制。我们认为群众工作的机制既可能体现在运动式治理中,也可能体现在科层制的常规治理中。群众工作机制内含的规制性核心特征是,超越部门或个人的专业分工,为一个共同的事业目标而集合力量。比如,1945年5月延安东区的四月初八清凉山庙会,“东区政府,特邀中卫、边卫、联卫、助产训练班、边区文协、完小、边妇联、清凉山医务所等机关代表,商议利用庙会进行卫生教育,且作疾病治疗”[68](P12)。王流秋是连环画《怎样养娃娃》的创作者,他还曾画过很多指导讲卫生的插图[68](P549)。连环画、插图都是妇婴卫生群众教育中的重要宣教媒体。王流秋回忆自己参与妇婴卫生教育活动经历时的反应非常具有典型性:“1943年秋天,延安召开全边区的卫生工作会议。会议要求鲁艺派人协助做宣传工作。我和张晓菲同志被派去中央卫生处同苏光同志配合,为展览会制作宣传品。”“那时我搞创作并没有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我所准备的是一个革命者应当有完成社会工作的责任感;创作反而是副产品。”[69](PP42-46)康濯被妇联会请去参加整理《妇女卫生常识》和《怎样养娃娃》时还没结婚,开会都有些羞涩。他回忆当时妇联的同志笑他:‘怕什么?你这个鬼!要看不起你还不叫你参加哩!’”[65](PP195-196)妇联请康濯参与创作,是因为康濯毕业于鲁艺,是笔杆子,是能干的文字工作者。
边区妇婴卫生工作由多部门合作参与,党的领导是保证这种群众工作体制运转的核心和关键。在领导体制上有党的领导,可以协调各职能部门与党群部门。本文暂不展开讨论群众工作展开所需要的领导体制的保证,而是想强调当“为群众服务”成为革命伦理时,群众工作获得了超越职能部门与个人的专业分工的更高的正当性。面对群众,所有党的干部都是群众工作者。这就可以合理解释为什么在边区妇婴卫生工作中,关于妇婴卫生的宣教作品或宣传材料很多是由男性创造的。并不是传统的性别规范被完全超越,若是换了一个场景,妇女身体、性与生育仍是私密性的,且个体间的性别规范仍会约束这些男女知识分子,只有当妇婴卫生工作作为群众工作时,作为群众工作者面对群众需要的反应不能是性别化的,而是“革命者应当有完成社会工作的责任感”,这是超越性别的。
四、结论
如果说,从群众观点出发、贯彻群众路线、以群众工作为载体的边区妇婴卫生工作,为1945年中共七大群众路线制度化提供了经验来源,那么,这一治理经验也为我们理解延安时期中共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宝贵案例。上文以妇婴卫生教育运动为例分析了何为群众观点、如何贯彻群众路线以及如何展开群众工作。本节就群众路线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稍做分析,作为本文的结尾。
中国式现代化,并不是一种先验的理念,而是一种基于经验实践的理论概括。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式”并不是源自对于先验本质化的中国性的理解,而是源自对于中国历史—实践的正确把握。通过对边区妇婴卫生运动的经验研究,一个最深刻的感受就是群众路线的正确运用保证了执政党对于当时边区社会与边区人民的正确体认。所谓体认,是指身体力行地去认识群众、走进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身体力行之“身”,包括干部的“身”与“心”的全面调整,而非只是肉身的投入。“走进”的过程中,需要正确地态度与正确的方法,需要首先调整干部对待群众的身心情感状态,需要正确地认识群众、信任群众。“走进”,不仅要走进物理空间,更要走进群众的生活秩序、伦理秩序、观念秩序。“走进”,并非仅仅对象化的调查(如对边区人口与疾病的初步统计),而是“用心倾听”群众的声音与需求。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妇婴卫生的问题才浮现出来。治理者对于当时边区社会经济结构、人伦情感秩序的理解才能更贴近被治理者。比如,以家户作为边区基本生产单位与社会组织,并在此基础上调整大生产运动与纺织运动的组织方式与展开方式,才更能调动群众的参与热情,最终保证了大生产运动和纺织运动的成功。同理,边区的妇婴卫生运动也是在对边区的社会经济—情理结构的体认基础上展开的。妇婴卫生属于群众的需求,是满足中国农村家庭对于“人财两旺”的渴望,妇女是村社与家庭中的一员,而事关妇女最切身的妇婴卫生却以不彰显妇女特殊利益的方式被识别与对待。也就是说,边区在强调群众路线的时期,中共妇女工作是深嵌在中国文化基底与人伦秩序、情感结构中的。若在近代妇女解放的长历史中审视这一问题,“妇女”作为一种性别化的社会组织与社会身份的出现本身就是近代中国追求现代性的成果,中共妇女工作与妇女运动就其内在的各种思想资源的整合方式,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结合的成果。简言之,我们认为边区妇婴卫生教育是中共在边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实践。在这个过程中,群众路线是保证其识别、体认“中国性”的制度保障与思想保障,而贯彻群众路线的群众工作是实践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治理机制。如果说现代化是治理目标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以“群众路线”为内核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不只是形式表征上的“中国式”特征,而是内在地包含着以群众需求为起点、形式与过程贴合民众,同时又引领民众的“人民至上”的现代民主内涵。
一、背景与条件
(一)卫生缘何提上陕甘宁边区的建设议程?卫生工作为何是文化教育问题?
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专门讲了文化教育问题,要求把“文化教育问题”提上陕甘宁边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的工作日程,并回答了在1944年的背景下为何要重视文化教育、为何可以重视、要重视哪些方面(报纸、学校、艺术、卫生)以及具体怎么做等一系列问题。毛泽东认为,与经济工作相比,对于文化教育问题,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党政系统不够重视,部分县区一级的宣传部也“不晓得如何做”。在这次讲话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化教育问题没有被列入近期召开的边区高干会的会议议事日程,以此来说明当时文化教育问题还没有进入陕甘宁边区的领导议程。他希望再开高干会议时,“应该把它作为一项议程,而且应该作为一项重要的议程”[1](P106)。他认为当时边区的情况是“对军事、政治比较会,对经济、文化不大会”[1](P108)。毛泽东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向党内阐释了为什么要重视文化教育问题。在理论层面,他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以及文化与政治、经济、军事的关系出发,指出文化对于政治、经济、军事的“指导”作用,也强调了“文化的力量”,认为“如果不发展文化,我们的经济、政治、军事都要受到阻碍”[1](P110)。在实践层面,他从稳固执政地位的角度指出,中国共产党对于经济和文化问题“如果不会搞,这个共产党就没有多大用处”[1](P108);如果搞好了,“会用事实来证明”与回应当时对边区的一些质疑,“共产党是不是有用,也就是说共产党有无存在之必要的问题,也就解决了”[1](P120)。换言之,共产党不仅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有能力建设一个新社会。如果说军事是“破坏旧的东西”,经济与文化就是建设新世界,那么,共产党必须学会经济与文化这两门本事。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执政之安危的高度阐明了共产党重视文化教育问题的必要性。
为何1944年的延安可以重视文化教育问题?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国际国内环境的转变。1944年“磨擦仗大概是不会打了”,边区有了和平建设的可能性。二是经济条件的好转。陕甘宁边区经过大生产运动,特别是1943年“生产走上了轨道,经济走上了轨道,这是大前提、新的东西”[1](P107)。三是文化条件的具备。经历过延安整风运动,特别是1942年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大量文化工作者/知识分子干部改变了自身与群众的关系,也深刻改变了他们生产的文化内容,当然也包括文化教育的方式。按毛泽东的描述:“过去,成百成千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脱离群众。开了文艺座谈会以后,去年搞了一年,他们慢慢地摸到了边,一经摸到了边,就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所谓摸到了边,就是反映了群众的生活,真正地反映了边区的政治、经济,这就能够起指导作用。”[1](P109)文化不只是边区建设的客体与对象,更是促进建设的载体与手段。毛泽东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这篇讲话中提到的报纸、学校、艺术、卫生这四个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实则都不只是建设的对象,还是对于新世界、新社会的建设起指导和促进作用的载体和手段。比如,毛泽东认为报纸是边区各级党政进行治理的工具,一份报纸就是“一个组织者”[1](P111)。又比如,作为文化教育的第三项内容的“艺术”,在文艺座谈会之后,文艺工作者不仅改变了文艺的形式,也改变了文艺的内容,创作出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毛泽东在这篇讲话中谈到艺术时特别提到“新秧歌”——在旧形式上创新转化的文艺新形式——作为座谈会的成果。新秧歌也是延安妇婴卫生群众教育的重要载体。下文将专节详析卫生秧歌是如何呈现与传播妇婴卫生的现代知识,并实现对于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双向教育与改造的。但如果没有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新方针与文艺生产体制转型这一条件,就很难说清楚为什么会有大量的文化工作者包括男性文化干部参与到与妇婴卫生有关的宣传教育作品的创作中,以及为什么文艺剧团与卫生工作者要一起下乡开展卫生工作。要说清楚这一点,就涉及另一个条件——群众观点下贯彻群众路线的群众工作。文艺工作者、妇女工作者、卫生工作者都转变为群众工作者。四是干部作风的转变。群众工作是否有效,关键在于干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干部的意识和作风发生了转变。毛泽东在这篇讲话中特别鼓励与要求延安的知识分子“研究怎样下去调查和工作”[1](P118)。“这里有一个条件,就是去了是要帮助群众,不要去妨碍群众。过去我们做了很多蠢事,就是妨碍人家纺纱、妨碍人家带娃娃。你们这回下去,就要‘看菜吃饭,量体裁衣’。”[1](P118)“下乡”和“调查”作为制度推动知识分子(实则就是各类干部)与普通群众接近。在接近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能更清楚地看清“菜”与“(身)体”。如何“吃”(饭)与“裁”(衣),就是如何具体开展工作的问题。“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实则就是毛泽东提出的如何开展群众工作——妇婴卫生是一项群众工作——的问题。妇婴卫生工作进入陕甘宁边区各级党政的领导视域和建设议程就是从群众观点出发体察民情,关注民生(群众生活),进入群众既有的生活秩序中寻求转化与领导变革,这是贯彻群众路线、做群众工作的具体要求。换言之,上文层层剖析的1944年的转型与历史条件实则也是陕甘宁边区妇婴卫生工作展开的背景条件。正如毛泽东在这篇讲话的“卫生”一节中所言:“我们希望人口发展、科学进步。这个问题在早两年讲,也是办不到的。但是现在已经有这种可能了。”[1]
卫生为何属于文化教育问题?为何妇婴卫生工作会进入边区建设的视域,并成为中心议题?讲到卫生时,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就是“卫生问题是边区群众生活中一个极严重的问题”[1]。他在措辞中使用了“极严重”,并且用一串数字来直观呈现边区医药卫生资源的匮乏。“现在延安只有三个医院,而延安有多少人呢?党政军三万人,老百姓一万四千人,享卫生医疗之福的人还不多。至于边区其他一百三十多万老百姓,则根本没有人管。现在应该把医药卫生的知识和工作大大推广一下,……在五年到十年之内,我们要求得在科学知识普及方面的进步,医药卫生应该放在我们的计划里,和生产计划同时并进。”[1](P119)很明显,毛泽东把改善与推进医药卫生工作分为“知识的普及”和医/药工作,即“卫生宣传”和“给群众治病”两部分。事实上,延安的妇婴卫生工作也分成这两部分。本文主要集中于妇婴卫生的“知识的普及”,即将其作为文化教育工作的一部分内容。当然这两部分不是截然分开,而是相互嵌合的。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不仅要求把医药卫生纳入边区的建设计划,而且要求“和生产计划同时并进”[1](P119)。一方面,共产党认识到医药卫生工作在边区建设中重要性的提升;另一方面,“并进”两字可能与边区在阐释重视妇婴卫生工作时常提到的一个重要的理由——“人财两旺”相通,即要改变“财旺人不旺”的状况。这也解释了妇婴卫生工作为什么会在1944年前后受到重视。“人旺”就是大生产运动后农民实现“财旺”之后的另一个需求。“人旺”,既包括治病救人、减少成人的死亡率,也包括生/育中减少新生儿死亡率,是“如何能将娃娃养活”的问题。那么,卫生工作为何是文化教育问题?毛泽东认为,在医药卫生工作还未普及前,“群众没有旁的方法战胜疾病、死亡的威胁,只有相信神仙”[1](P119)。要破除迷信,除了用医药卫生的硬件来说服群众,同时还需要用科学知识来破除迷信。
(二)边区建设视域中的妇婴卫生工作:从“妇女的切身利益”到“从群众生活出发”的转变
妇婴卫生工作是否在大生产运动之后才进入边区的治理视域?回答当然是否定的。笼统地说,与妇婴卫生相关的工作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初始就在其视域之内。据我们的初步研究,妇婴卫生进入中共的政策视域有不同的路径、理据和政策方向,但基本沿循两条脉络行进:一是妇女工作的脉络;二是卫生工作的脉络。前者主要体现为劳动保护与妇女解放的脉络,从1922年中共二大关于女工的“母性保护”到延安妇女干部的保育福利能清晰地看出这条脉络;后者即延安妇婴卫生脉络,是从群众生活出发,关注普通的边区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的妇婴卫生,关注生育技术与卫生习惯的改变以及孩子养育等新知识的传播,进而推动生育的变革。
在陕甘宁边区,1944年毛泽东针对文化教育问题讲话之前,与妇婴卫生这两条脉络相关的工作都已经存在于党的妇女工作和边区党政的认识中。囿于当时医药物资的现实条件,妇婴卫生工作基本都是把文化教育——通过教育传递新知识、改变观念与卫生习惯——作为推进工作的最基本的方式。那么,1944年前后的妇婴卫生工作有无不同?若有不同,区别在哪里?1939年12月,陕甘宁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开展卫生保健工作的决议》提出在边区人民中开展清洁卫生教育的工作目标:一是对边区所有民众普遍开展清洁卫生教育,提高群众的清洁卫生知识,促其养成卫生习惯;二是对产妇进行卫生教育,以保护婴儿,减少因不卫生而致夭折的情形;三是发展医药。为实现这些目标,边区政府将剧团和报纸作为卫生文化宣传的主要途径[2](PP216-217)。1940年12月3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关于保育儿童的决定》(1941年1月21日修订,以下简称《决定》),要求建立管理“保育行政”组织,在民政厅内设保育科,各县市政府第一科内添设保育科员,区乡政府内添设保育员各一名(暂由区乡妇联兼任),专司孕母、产妇、儿童的调查、登记、统计、卫生、奖励、保护等工作。开展产妇的卫生教育、保育产妇及婴儿健康为各级政府的中心卫生工作之一。民政厅卫生处协同保育科开办保育人员训练班。保育人员毕业后到各县开办短期训练班,以达到年内边区每个乡均有一名以上脱离生产的保育员的目的。作为一项政府法规,《决定》规定“一般的产妇”产前产后休养两个半月,费用由男子或家庭负责,如其家境贫穷,因休养影响生活,在休养前可呈请乡政府,由政府动员当地群众给予其适当的帮助。该《决定》要求党政军的卫生治疗机关免费给孕产妇治疗疾病。民政厅编发产妇卫生、儿童保育须知的小册子,边区卫生报每期辟儿童保育栏目,经常开展宣教工作。《决定》规定了机关团体与学校“女工作人员”的产妇待遇、关于婴儿保育的规定、托儿所设立的要求、保姆待遇以及领取费用的方法[3](PP78-81)。立法的精神不可谓对女性不友好,也不可谓不重视妇婴卫生工作,但在当时边区的治理条件与财政条件下,这些决定实现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特别是对于普通农村家庭而言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
妇婴卫生工作同样在边区妇女工作的视域之内,甚至因为1940年后妇女工作的转向,妇婴卫生作为妇女的切身利益被提到了妇女工作的重要位置。全面抗战爆发后,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陕甘宁边区进入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1940年前后,边区妇女工作的方向从抗战动员转向动员妇女参与边区建设。在这一背景下,王明主政中共妇委时期(1939年2月至1941年8月),把边区妇联工作的基本任务定位为“深入家庭、保护妇女切身利益”[4]。妇婴卫生作为“妇女切身利益”确实是在当时边区妇女工作的视域中,且与生产、教育并重,处于相当重要的位置。1940年孟庆树[5]和张琴秋在《中国妇女》(中央妇委机关报)上发表署名文章,阐释了为何开展和如何开展儿童保育工作与妇婴卫生工作。孟庆树(王明的夫人),时任中央妇委委员、中国女子大学政治部主任,她在文章中严厉批评了“妇女团体没有更多注意为妇女解除切身痛苦的经常工作”[5],只停留于“造名册”“开会”的工作形式与“妇女团体变成官办式的机关,干部变成了女官”[5]的工作作风。她认为:“目前妇女工作的方向应当起一个转变,应当由一般的抗战动员工作进到深入下层的组织和教育妇女群众的工作,特别是在八路军所在地的妇女工作中心应当放在保护妇女的切身的日常利益上面。”[5]孟庆树对妇女工作的批评与反思不可谓不中肯,她对妇女工作官僚主义化的批评和反思与同时期党对于民众团体工作的反思精神是一致的。
妇女工作试图积极配合边区政府,或者说借助边区政府的政权治理能力来保障边区妇女切身利益。1940年12月20日,陕甘宁边区妇联会召开第二次扩大执委会,通过了十几项决议。其中,在关于组织问题的决定中,要求在乡妇联会上设保育委员。在《关于改善边区妇女生活保护妇女切身利益的决定》中,第一条就是保护母亲和保育儿童,从组织设置上要求妇女干部踊跃担负各级政府保育的工作;要求妇女干部熟悉保育条例,向群众宣传保育条例,各级妇联会要督促检查条例执行[6](P280)。从边区妇联会开会的时间、组织设置和工作任务的安排上可以看出,当时边区的妇女工作重视妇婴卫生工作,而且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和行政管理手段保护妇女的切身利益,从而改善妇女的生活。
妇婴卫生作为妇女的“切身利益”被重视,其政策理据为妇女是一个有特殊利益的群体。孟庆树在文章中论证了为什么需要单独的妇女工作与妇女组织,“不是简单地因为妇女封建才须要单独组织,而首先是因为妇女有别于男子的地方,有与男子不同的特殊要求和切身利益”[5]。“什么是今天妇女群众最迫切的要求,什么是妇女的最切身的利益呢?”孟庆树自问自答:“当然首先是改善生活的问题,……尤其注意得不够的就是关于保护母亲小孩和保护妇女健康的问题,而恰好这些是一切妇女最切身的利益,请问那(哪)个男子懂得生小孩的痛苦?那(哪)一个男子有奶给孩子吃?那(哪)一个男子害月经病?那(哪)一个男子能与妇女那样与孩子有骨肉相连的关系?”[5]
王明主政中央妇委会期间看到了边区妇女内部的差异,清楚地认识到边区内部存在的两类妇女群体:一类是女干部,另一类是边区普通妇女。不同妇女群众对妇女卫生权益的需求是不同的,权益内容与提供的责任主体也不同,女干部的权益提供的责任主体是政府,普通妇女的权益提供的责任主体是家庭。王明强调妇女内部的互助,特别要求妇女干部要承担起教育普通妇女的责任。
1940年9月,孟庆树发表在《中国妇女》杂志上的文章提出“每个作妇女工作的干部必须具备一种或数种与妇女切身利益有关的专门技能”[5]的要求,而且认为“必须经过无数知识妇女的努力才能培养出大批的工农干部,才能真正建立模范的妇女工作村(或乡)”[5]。1940年12月,王明在陕甘宁边区妇联会召开的第二次扩大执委会上的讲话中使用了“必须”与“应该”等一系列语气强硬的措辞,告诫妇女干部们:“你们必须教她们把布洗干净,用水煮开晒干再用。边区妇女对于孕妇没有必要的休息,你们必须说明和督促人民实行政府‘保护孕妇的法令’,孕妇产前休息一个月。边区妇女在生产时,老百姓因为迷信都跑开,让产妇自己生孩,自己烧水,自己洗孩子,生产三天后,使自己下床劳动。这对于产妇是非常痛苦和危险的事,你们应该说服老百姓留在家中帮产妇的忙,应该说服和监督人民实行‘保护产妇的法令’——产后休息一个半月。你们在老百姓妇女生产时,应该‘以身作则’地去帮助她们的忙。边区妇女不会剪婴儿的肚脐带(用种种不卫生的方法剪),结果大多数儿童发肚脐风死亡。你们每个人必须学会科学地剪脐带,帮她们去剪,以便减少婴儿的死亡率。”[4](粗体字为笔者所加)在该会议上通过的《关于改善边区妇女生活保护妇女切身利益的决定》对妇女干部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除了要求妇女干部掌握基本的卫生常识,从自己做起并养成习惯之外,甚至要求她们掌握医药知识,熟悉医药偏方、边区制药厂的药物,能帮助妇女治病。
先不论这些专业要求对普通妇女干部是否过高,事实上我们在一些史料中确实看到妇女干部经常利用掌握的一些现代医药卫生知识和当时稀有的西药药片为她们做群众工作打开便利之门,但是从“必须”与“应该”的措词与语气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知识分子干部与普通民众之间非常鲜明的领导与被领导、教育与被教育、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这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延安整风运动之后的妇婴卫生运动发生的变化。
按历史线索慢慢行进,稍做驻足并细致观察品味,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与抓住在相似的政治词汇表达之下潜藏的不一样的理论根据、干群关系和实践方式。若从字面上看,1940年的妇女工作转向与“四三决定”确定的妇女工作方针相差不大,都强调要从战争动员转向建设、注重生产、注重妇女权益保护[“四三决定”把动员妇女参加生产作为“保护妇女切身利益最中心的环节”(粗体字为笔者所加)],都强调妇女权益的保护不能脱离家庭以及妇女工作作风的转变。但只有进入具体的历史情境中体会两者相似语词背后不一样的经验实感,才可以帮助研究者更好地理解与具化这些抽象的语词表达背后真实的经验实践及其后果。
1941年秋,蔡畅开始担任中央妇委书记。这时延安已经开始进入整风的第一阶段,高级干部开始学习马列主义理论。1942年初,延安进入全党普遍整风阶段。蔡畅带领中央妇委改变工作作风的方式是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如果说孟庆树的文章中批评的是官僚主义,那么,“四三决定”主要批评的是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结合上文的分析,或许可以理解“四三决定”所批评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特定所指:依据城市知识妇女对于妇婴卫生的主观认识(尽管是好意)自上而下地规定妇女按时洗澡,群众生娃娃要按书本的法子包裹、洗涤,每日按时喂奶,等等;在布及其他物资极其匮乏的条件下,要求剪肚脐带的剪刀用火酒擦干净;要求用旧布制月经带并用开水煮;要求终日劳碌衣食未全的农村家庭严格执行产妇产前产后休息两个半月[5]。完全可以合理推定的是,这些规定大多是一纸空文,而且会引起农村妇女及其家庭的反感[7]。这可能就是“四三决定”批评“没有切实调查研究妇女的具体情况……,就根据主观的意图去提出妇女运动的口号,规定计划”的表现之一。
值得仔细琢磨的是,不同于1940年对于妇婴卫生工作作为农村妇女切身利益的强调与高调,“四三决定”中对这方面的规定非常低调与消隐:“妨碍身体健康致影响生产的,如小脚及不注意卫生等,应当鼓励妇女改革之。”反之,强调从“经济丰裕与经济独立入手”,并作为“整个群众工作中广大农村妇女的特殊利益的中心(粗体字为笔者所加)所在,也就是各抗日根据地妇女工作的新方向”[8]。公允地讲,1940年与1943年的中央妇委都在认真地研判(农村)妇女的切身利益/特殊利益是什么,都在考虑妇女工作的新方向。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从谁的角度、依据谁的标准来判定妇女的切身利益/特殊利益。在同时期,妇女的利益是多样的,经济生产、文化教育、妇婴卫生都是妇女的利益所在,那么何为中心?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边区的妇婴卫生工作看似从妇女工作这条线索中相对消隐了,却在1944年以后的边区群众性卫生运动中得以彰显。在1944年3月毛泽东针对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发表讲话后,卫生与生产、教育一起成为群众工作的三大任务,成为边区“三三制”政权的基本共识。1944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上李鼎铭作了《关于文教工作的方向》的报告,指出“救命第一,党政军民学各界必须针对各地具体情况,进行群众中的卫生教育。提高妇女常识,尤为中心环节”。在同一次会议上,边区参议会批准了一个月前边区文教大会通过的《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这个决议把教育家庭妇女了解卫生常识作为工作的中心环节。所以,李鼎铭报告中所指的“妇女”,应该是边区的家庭妇女,即有别于“公家人”女干部的农村妇女。当卫生工作作为群众工作时,农村社会的妇婴卫生问题开始进入卫生行政系统治理视域的中心,并被提上工作日程。作为一项群众工作,群众路线要求下的工作手法完全不同于科层制下的治理逻辑,而是服务群众、满足群众的需求。工作手法也要采取适应群众的方式,从医院坐诊调整为送医下乡。当然,科层化的管理方式与群众路线下的运动式治理并非完全矛盾,甚至可能是相互促进的。当1944年的边区政府把卫生医药工作上升到与生产工作同样重要的高度时,卫生工作就成为边区政府对各地考察工作成绩的一项重要标准:各旅、团卫生部门对地方卫生医药工作帮助的大小,亦成为联司考察工作成绩的标准之一[9]。1944年5月,西北局召集中央总卫生处、卫生部、边抗联、边区文协等机关等讨论群众医药卫生工作,会议提出“一切医务所都要为群众看病,培养医药卫生人才深入农村”[10]。1944年后,除了边区的党政军所属的医院诊所要向群众开放外,群众看病诊疗免费,住院仅自带伙食。边区组织巡回医疗队下乡成为工作机制,从过去的“等待病人叩门”[11]转变为“医生下乡”为群众服务。共产党更对下乡医生的工作作风提出要求:“医生下乡,也要采取货郎担子的办法,背着药箱子,里面装上一些必要的药品。……要注意生活上同群众打成一片,不要显得特殊。”甚至当有老百姓反映某医疗队“叫吃不吃,叫喝不喝,洋里洋气,不敢和她们说话”时,这些行为被认为不是吃喝问题,而被上升为作风问题[12]。这是因为在群众工作的逻辑里,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关系首先是干群关系,其次才是医患关系。以区隔彰显专业性与权威性是一种现代社会的制度设计。边区医生脱下代表职业身份的白大褂,走出代表权威的现代医院,挑上货郞担子,成为走街串巷爬山涉水的江湖郎中,不只是迁就边区民众的生活状况与认知水平的群众观点的体现,作为群众工作的医疗行为,同时也内含着如何以更民主的方式推进现代性。
卫生人员下乡,不单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同时也兼做卫生调查统计,这是现代国家治理中的一种常规手法。1941年边区政府就要求卫生行政进行边区人口的生育死亡与疾病患者种数的调查统计,各县必须要按季报告,作为卫生工作的重要参考材料[13]。1944年中央总卫生处要求“继续有系统有计划的由各卫生单位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特别是妇孺的死因问题”[14]。经过干部下乡调查统计,农村妇婴的死亡率不仅以数据的形式更以真实鲜活的生命故事的形式出现在中共干部的生活经验中。1944年边区发生严重疫病。“一月到四月中旬,共死去市民一〇八人,娃娃的死亡较多,死亡原因大多数是四六风,及因百日咳、感冒而转成的肺炎和卖扫帚(痢疾)。婆姨是大半死在跌身子、产后风、产后或产娃后淌血不止。”[15]“东区2034人口中,3个月内死亡了54人。东郊乡的卫生最差,死亡率最高,有一个村共123人,3个月内死去10人,还有一个村有80人,死了11人,该村共生8个小孩都死了。在总的死亡人数中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娃娃和妇女。”[16]“侯家沟全村十八个婆姨,几年来共生了八十三个娃娃(流产除外),但养活的仅三十二个,死亡的即占出生的61%。”[17]
面对当时的处境与群众需求,妇婴卫生工作成为1944年群众卫生工作的中心。“现在群众卫生工作中首先应该解决的是老百姓的切身问题——如何能把娃娃养活,也就是改用新法接生的问题。”[18]“我们为群众服务的卫生工作,就是具体的政治工作,具体的群众工作。……我们共产党人与革命工作者不仅要对群众的生产事业负责,而且还应对群众的‘财旺人不旺’的问题负责。”[10]1944年6月延安卫生委员会召开第三次卫生会议,提出“今天的卫生运动应从老百姓的实际需要出发,同时要在今天经济条件下的可能方面去做。……现在群众中妇婴死亡率很大,减少妇婴的死亡十分重要,因此妇婴卫生工作最迫切”[19]。边区的卫生行政(边区卫生处)开始采取设施,增设产科、设助产训练班、改造农村产婆,教授起码的科学接生知识,编写卫生秧歌[10]。
为改善妇婴生存状况、发展医药,在边区既有条件下,整合各类既有资源、建立与扩大医疗组织的网络覆盖规模、组织化地提供医药服务,当然会是边区医疗行政的一条主线,但由于边区有限的医疗资源等客观原因,对卫生知识的群众性宣传教育成为推动边区群众性卫生运动中最核心的工作和最重要的载体。
二、“看菜吃饭,量体裁衣”:群众路线下妇婴卫生的群众教育
1944年11月16日在延安召开的边区文教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认为边区的生产运动普遍展开之后,卫生运动就成为群众文化运动中的第一等任务。卫生工作的重要性提高到了“如果卫生工作不做好,则对人民的解放、对战争与生产都会产生严重的影响”的高度。这项决议认为抗战以后,边区卫生医药部门对此虽曾做了些“零星的努力,但全面的、有系统的工作还未开始。大会为此严重唤起全边区各方负责同志的切实注意,要求他们迅速动员一切力量,为扑灭边区大量的疾病死亡而斗争”。“为此,第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普遍开展卫生运动。因为根据调查,造成边区人口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都是可以预防的。为要普及卫生运动,全边区各界人士,必须针对各地具体情况,用一切机会和办法(如小学校、干训班、自卫军、读报识字组、黑板报、歌谣、戏剧、秧歌、书报、画图、庙会、展览会等)进行对人民的卫生教育。”[9]《决议》名称中所指向的“群众卫生医药工作”实则有两项:一项是卫生工作,另一项是医药工作(医与药),而医药工作是卫生运动的后盾。卫生运动的核心工作是对人民群众的卫生教育。
本文之所以使用“群众教育”的概念,是因为我们认为群众教育与社会教育、平民教育虽有相通的地方,但也有微妙之差别。在中共的话语体系中,群众教育常与群众路线、群众工作、群众运动等关联,是系列术语,同属一个概念组群。“社会教育”是与“国民教育”相对的概念,彰显的是教育对象和教育场域的不同,但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主客关系基本没有被打破。群众教育最大的特点是教育主体的多样性,包含“全边区各界人士”,人民群众既是被教育者也是教育者。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身份时常处于流动与互换中:同一个教育场域中的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可以互换;转换到另一个教育场域,被教育者可以成为教育者。教育的场域、教育的载体、教育的形式不固化也不自我设限,即“用一切机会和办法”使所有的社会文化载体都可以成为教育载体与教育场域。更重要的是,教育的形式和教育的内容要根据教育者的需求调整,即“看菜吃饭,量体裁衣”。
从治理角度来看,在1944年的群众卫生运动中,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范围被打破了,党政的所有工作部门、“全边区的各界人士”都需要承担起教育者的职责,都要积极参与到卫生这一党的革命事业与中心工作中来。前文提到伴随妇婴卫生工作在群众卫生运动中的彰显,妇婴卫生工作在妇女工作的那条线索相对消隐了。但是,实际上妇婴卫生工作并没有从妇女工作的视野中消失。1942年8月被精简和合并到边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妇联在1944年春重新以边区妇联的名义对外工作[20](P246)。妇联会在组织结构中位置的变化,与妇联在边区群众运动中的功能与重要性密切相关。边区的大生产运动、纺织运动、卫生运动都需要动员妇女的参与,为此需要有健全的妇女组织和大批的妇女干部。1944年春这个时间节点,应该是与边区群众性卫生运动的开展有很大的关系。反过来也说明了妇婴卫生在边区卫生运动中所占的位置。蔡畅等妇女干部与边区妇女组织在妇婴卫生制度建设、组织编写妇婴卫生资料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在边区的群众卫生运动中,因为教育运动的特点,延安的文艺干部在卫生运动中发挥着极为耀眼的作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文艺工作者作为群众工作者,创作出大量从形式到内容适合工农兵需求、服务于中心工作的文化作品。同时,专业人士包括医护人员也积极利用文艺的形式传播卫生知识。因此,本文选择使用“群众教育”概念来指称这一历史现象,以区别于教育学意义上的“社会教育”概念。
作为群众卫生运动组成部分的妇婴卫生的群众教育,宽泛地讲,应该包括对一般民众的教育与对干部的教育。针对妇女干部本身的卫生教育也是边区妇婴卫生教育的一部分。1940年,张琴秋在讨论边区的保育工作时,根据教育对象的不同,明确把卫生教育分成社会教育和干部教育[21]。1939年7月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女大“招生简章”规定“以养成具有革命理论基础、革命工作方法、妇女运动专长和职业技能等抗战建国知识的妇女干部为目的”。教学科目有必修课(革命理论课)和选修课(职业技能课)两类。在职业技能课中,医药卫生和妇幼保健被列为全体学员的必修课,由傅连暲、何穆、金茂岳等专家授课[22](PP6-7)。在边区当时的情形下,妇女干部习得医药卫生和妇幼保健知识,不仅是作为一项专业技能,也是作为从事群众工作所必需的一项技能来掌握的。1945年明确提出“女干部必须具备充分的群众观点。……更需要有一技之长,站在具体的工作岗位上为群众服务”[23](P771)。在当时,妇女的干部教育与职业教育并不能完全区分开,但1944年群众卫生运动中的妇婴卫生教育主要仍是针对农村妇女的教育。
受众不同,教育载体也相对不同。教育载体可简单分为文字类教育载体与非文字类教育载体。中共非常重视报纸在边区治理中的作用,报刊自然也是开展群众性卫生教育的载体。早在1941年11月,中央卫生处在《解放日报》开辟了“卫生副刊”宣传专栏。但是,文字类知识面向的主要是可以读报的知识分子。1944年边区群众卫生运动展开后,为配合运动,《解放日报》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一是聘请延城名医、时任边区副主席的李鼎铭为编委顾问,希望把“卫生副刊”真正办成开展群众卫生运动的宣传阵地[24](P82)。二是改进“卫生副刊”的内容:“今后当更面向群众,以群众的话来解答群众的问题,并多写群众卫生方面的实际材料,并准备建立外县的卫生通讯网,请热心卫生人士及中医等担任通讯员,以便更好地反映群众问题及解答群众问题。”[25]但边区识字的人只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一[26](P92),文字传播在识字率不高的社会受限非常明显。在这种条件下,如何有效扩大文字传播的效用,中共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做过很多探索,也摸索出一些有效的传播手段。比如,通过以图释文、图文并茂的图文方式传播,以组织读报组等形式借助人际把文字转化为地方性的声音来进行传播。这些经验自然也被运用到边区的群众性妇婴卫生教育中。1944年11月的文教大会特别讨论了大众黑板报、读报组与工农通讯这三个问题[27],目的都是希望加强文字性传播使其深入民众。中央总卫生处在距杨家岭二里路的杨家湾搞卫生试点,除了在村子里办小学、派专业卫生干部去村小讲卫生课,还在乡各村办黑板报。后来,这个乡成为边区的卫生模范乡[28](PP247-253)。
毫无疑问,文字传播方式在边区群众性妇婴卫生教育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正如1944年11月文教大会上中共西北局宣传部部长李卓然指出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和大多数乡村工作干部还不识字,不能看报。所以,报纸与群众的联系又是不够的”[27]。在边区妇婴卫生的群众教育运动中,最有成效、最具特色的是非文字的教育载体和传播方式。本文选择两种最具当时当地特色的非文字的教育载体与传播方式——文艺与展览——来分析妇婴卫生如何在群众观点下浮现出来;群众路线下“看菜吃饭,量体裁衣”的群众工作思路如何影响了边区妇婴卫生群众教育的形式与内容;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是如何双向影响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而作为一项典型的社会改造工程,群众路线下的妇婴卫生教育又是如何嵌入民间社会秩序的,产生了什么效果以及提供了什么启示。
(一)卫生秧歌和“拉洋片”:文艺作为教育形式
因地制宜地使用各种载体进行群众教育,并非1944年群众卫生运动之首倡,而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过程中形成的成熟的工作机制与工作手法。群众教育的绝大部分教育载体和教育形式早已存在,而群众教育的特质也内在地规定了形式与内容要符合被教育群众的认知水平与欣赏习惯,但同时又不能完全迎合群众的趣味。所谓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本身就是群众路线的体现。通过文艺与戏剧表演形式来鼓舞士气是宣传工作中的常用方式,之所以新秧歌剧被称为群众路线下的文艺形式,不仅是因为这种艺术形式是延安的文艺工作者贯彻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践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理念的结果,更是因为新秧歌这种形式迎合了陕北人民的需求和欣赏口味,深受陕北人民欢迎。新秧歌剧是在陕北民间剧种的基础上结合其他艺术形式发展出来的一种文化载体,从形式到语言都贴合陕北地区的民众生活。剧情简单、主题集中的小场景演出非常适合随时随地的转场演出。卫生秧歌在妇婴卫生的群众教育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根据到延安参观的记者赵超构的记述,1943年延安共有32个秧歌队,几乎每个机关都有一个。1944年春节延安举办秧歌大会,演出了近百个剧目。全边区估计有六百个民间秧歌队。赵超构也承认,“单从宣传的观点说,秧歌的成功是无可怀疑的”[29](P111)。有意思的是,让赵超构得出这个结论的证据恰是卫生秧歌剧。
延安的各机关部门都会在春节时到延安城里演出秧歌,很受民众欢迎。中央总卫生处为了宣传卫生,特别在1944年的春节筹备了两个剧,一个是《护士拜年》,另一个是《全家欢喜》。《护士拜年》宣传新法接生;《全家欢喜》宣传不要信巫神,要讲究卫生全家才能健康、劳动致富。值得一提的是,《护士拜年》剧本的创作者李志中是中央医院的传染科主任。也就是说,这部戏并不是专业文艺工作者创作的,而是专业医疗部门创作的,他们将群众性卫生教育作为其开展专业工作的一部分。这类作品往往并不追求艺术性,而是追求宣传的内容与效果。
《护士拜年》唱词如下:
妻:昨日个拜年走西村,家家户户喜盈盈。东家的娃娃穿红袄,西家的娃娃滚核桃,人家的儿女满院里跑,我家孤空没有小,为什么财旺人不旺,呕吐恶心,受苦受罪,累死累活养下的娃娃一个都活不了。
王(王护士,下同):为什么娃娃养不大,有个道理你没解下,养娃一定要干净,铺上柴灰脏的很,脏东西上面都有毒,娃娃挨了就难活成,桃黍杆子割脐带,千千万万不能用,你头胎娃娃得的是脐风病。脐风病就是缩口风,你自己得的是产后风,不懂卫生讲迷信,这就是你们得病的根,不怪你,不怪她,会讲卫生就好啦。……产前要去门诊部,请医生给你来检查。
妻:那多害羞呢。
夫:看你外旧脑筋,人家门诊部一群一群的大肚子女同志去检查,你可怕个煞么!……外公家的医院真好的太太呢!
妻:老百姓离医院太远,来不及送,可怎么办呢?
王:来不及送也无妨,产前准备别慌张,棉花、白线、白布都要在锅里蒸一下,剪子要在酒里放。(男:外是做啥呢?)外是消毒咧,棉花、白布、白线预先剪裁好,放在锅里像蒸馍馍一样蒸些时候,剪子用酒泡洗了就没毒啦!炕上铺下洗净的布片子片,肚子痛了就往上躺,接生的人要洗手,手洗干净把事办,娃娃落地哭两下,上下两道把脐带扎,……睡下不会血归心,坐着还会流血多,千万别用老办法,新法接生大人平安,娃娃也好活。……生冷食物苍蝇叮,苍蝇身上有小虫虫,吃到肚子里就要生病。
夫:外苍蝇身上还有小虫虫呢!为啥我没有看见过呢?
王:外小得太太呢,人眼看不见。……用显微镜就能看见咧。(夫:什么?穿衣镜?)不是穿衣镜,是一种放大镜。[30]
如果说秧歌剧在形式上体现了群众路线的要求,迎合了陕北民众的欣赏需求,那么秧歌剧的内容则注重根据群众的认知水平转化现代科学知识,同时把“说理”嵌入民间的伦理与情感中,以情动人,晓之以理。这段用陕北方言演绎的卫生秧歌表达了在春节这个家人团圆的节日因为拜年而产生的强烈对比与刺激,并以妇女之口讲述女子孕育之辛苦与失去孩子之痛苦,在春节的特定场景下容易让观众产生共鸣和移情。秧歌的演出场地是广场空地,观众可以看到演员,这种空间感也易于产生一种平等交流的观剧感,更便于向观众传递情感与情绪。
剧本的文字将现代科学术语转换为农民听得懂的语言,嵌入农民既有的知识体系,如用“毒”“风”解释病名,用“苍蝇身上有小虫虫”解释细菌,用“放在锅里像蒸馍馍一样蒸些时候”的生活常识来解释消毒过程。另外,在这部秧歌剧中,生育不仅是妇女个人的事,也是家庭事务;夫妻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丈夫是妇婴卫生的支持者。这个故事情节设置也符合边区妇婴卫生运动的源起以及对家庭和睦的妇女工作转向的强调。边区的妇婴卫生运动源起于群众生活需要,超越个体化/性别化的妇女切身利益的叙事逻辑,被放置在“人财两旺”的家庭需求里。
据在中央总卫生处工作过的冯兴惠回忆,这部戏的演出效果很好,演遍了中直、军直、边区等延安的机关、部队、学校和附近乡村。所到之处,都是人山人海,把演出场地挤得水泄不通。毛泽东、朱德等在延安的中央首长都曾观看过,还接见和表扬了演出的同志。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应到周围农村去宣传”,后到几十个村镇巡回演出。有些姑娘媳妇竟三五成群,追随秧歌队,赶了几个村庄,连看数场。中央总卫生处妇幼卫生工作组曾专门做过调查,凡曾演过卫生秧歌的村庄,多数卫生搞得较好,妇女产后风、婴儿脐带风基本没有了,巫神改邪归正了[28](PP247-253)。
据李志中回忆,起初,秧歌演出时担心“在大正月演出死娃的故事和‘传窝儿病’的戏,是否合适,怕太‘不吉利’了吧。至少年老的人会有些忌讳”[31],但这部戏却很受欢迎。赵超构的书中也描述了一个春节演卫生秧歌的相似故事。机关里的秧歌队下乡演卫生秧歌,剧本设置了一个女人因为不懂卫生接连死了六个孩子的故事。演出前,演员也曾担心剧本的情节不吉利,新年演出会招到民众反感。结果却出乎意外,许多乡下婆姨多是死过小孩子的,竟纷纷地将演员们拉到家里,请教养育婴儿的方法。恰好演出队里有一位女护士,便将卫生的常识告诉给她们。婆姨们评价道:“你们的秧歌比从前的好,因为你们的秧歌句句都是有用的,旧秧歌中看不中用。”[29](P111)卫生秧歌逐渐成为各地宣传妇婴卫生知识、开展群众工作的重要形式。丁玲在难民纺织厂写就的《记砖窑湾骡马大会》[32]生动记录了工厂通过卫生秧歌《娃娃病了怎么办》传播妇婴卫生知识并对群众进行动员的例子。
1944年3月,李志中在《解放日报》报告《护士拜年》在安塞演出的情景:“劳动英雄杨朝臣、陈德发,刘桂英都谈到要把这秧歌教给他们养娃的新方法,带到他们的村庄里,大大的宣传一番。一些婆姨热心的问养娃的新方法,接着就有人要求演员们给她们检查或给她们娃看病。只是这次演出没有携带医疗药品,而去安塞的演员中,没有去一个医生,因此没有随时为群众看病,解决群众病痛,进一步作实际的卫生宣传。”[31]边区卫生行政开始反省宣传与看病分离的情况:“过去下乡演出关于卫生方面戏剧时,老乡们认为我们懂得治病,而要请我们治病,但我们没有医生,不能给老乡解决实际问题,反引起群众不满。”[33]此后,医务工作与宣教工作配合一起下乡成为工作模式。文工团及民众剧团下乡宣传时,卫生署派医生及助产人员配合工作,由剧团负责领导。下乡剧团除进行卫生宣传外还要从事其他的群众工作,比如帮助地方进行卫生建设,如修井、教育小贩做纱罩等[33]。也就是说,在群众工作的框架下,卫生工作者、文教工作者都是群众工作者,而非单一的专业技术人员,他们不只是各司其职,还围绕中心工作,面对群众需求互相合作。
“拉洋片”是结合图像与声音的一种新型观剧体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鼓动下,石鲁与张明坦等人改造了旧式“西洋景”,创造了“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拉洋片。新洋片实现了美术的戏剧化,专门配备了演唱人员。文艺工作者自己制作新洋片台架,设置一人操作的锣鼓架,油漆彩绘台面,以及制作粘贴画画的纸板,包括编写、绘画、演唱、配乐等环节[34](P347)。区别于有凸透镜的“旧洋片”,新洋片制成舞台式的镜箱,这样可同时容纳几百人观剧。洋片组专门配备了演唱人员,“洋片组下乡很方便,赶头毛驴,把洋片盒子一驮就喜喜欢欢下去了。……许多山沟沟里的老百姓,平时什么文艺活动都看不到,见到洋片又是画,又是说唱锣鼓,画的都是自己的事,象看戏一样,所以越看越高兴。”[35](PP71-73)洋片下乡受到群众欢迎,不仅是因为形式适应了农民的欣赏偏好,更重要的是内容“画的都是自己的事”。1944-1945年,张明坦等人分成两个小组,各带一套新洋片,前往延安、延长、延川、甘泉、临镇等地农村巡回展览,演出讲科学、讲卫生的新洋片,宣传妇婴卫生[34](PP347-348)。
1945年,边区文协美术工厂下乡45天,走遍延长、延川、子长、延安四县及其所属的大小村镇15处,共演出36场,计有观众6750人。下乡工作的同志为了适应群众的需要,还在中途添制了“怎样养娃娃”的画片[36]。由此可见,下乡的过程中,文艺工作者体察到了农民的真实需求,而农民对妇婴卫生知识的迫切需求又反过来推动了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在观看洋片后,延川老婆恳求小学教员“操心听,把洋片上的事情记下,随后讲给我,我当时记不下”[37]。妇女们甚至想买下这些“养娃娃”画片。
张明坦回忆下乡“拉洋片”的经历,认为宣传卫生与接生法的《怎样生娃娃》尤为受欢迎:
《怎样生娃娃》是针对当时农村不讲卫生,接生法落后的情况编写的。……这套节目多次演出后,乡亲们总是围着我们问长问短。……有的看一遍还不够,我们巡回到别的村庄演出时,又跟着再看一遍,好再熟悉一下新法接生要注意的事项。我们的工作教育了人民,人民又向我们提出更高的要求。有一次,一位农民观众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生娃娃的时候“衣胞(即胎盘)不下来怎么办?”这下可把我们难住了,问题提到我们面前,我们那能拒绝呀,我们说:待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一定写信告诉你。说来也巧、当我们到三十里外的一个集镇上宣传时,看到了一本边区出版的农历,那上面就解答了这个问题。……那位老乡恰好到这儿来赶集,一见面我们就告诉了他衣胞下不来的处理办法。听完以后他那个满意劲就别提了。他说“共产党毛主席领着咱打日本、搞生产、建设边区,不光让咱有了吃穿,连抱娃娃也给操着心哩,咱能过上好日子,全托共产党的福哟”。[34](PP347-348)
在张明坦下乡拉洋片的经历中,有一个情节特别值得品味与分析。男性农民向他追问如何“下衣胞”,说明这个男性农民家里的女性在生产过程中有可能遇到过下不来衣胞的情况,也说明女性生育是一个家庭的事。对于男性农民来说,拉洋片传播新知识的张明坦是代表新世界的能人,他应该能提供农民家庭所需要的帮助,是农民及其家庭可以寻求帮助的对象。这正是群众路线下找到农民真实需求后产生的真实对接。所以,当农民得到真正的帮助时,他是感恩与认同这位帮助者以及他所代表的身后的那个组织(政党与政权)的。张明坦的反应是当时群众路线教育下中共干部可能出现的真实反应。“问题提到我们面前,我们那能拒绝呀”,因为这是群众的需求。如同演秧歌剧的演员被问到妇婴知识时的反应,说明面对群众需求而产生的回应性反应并不是缘于张明坦的个人品性,而可能是群众路线教育下做群众工作的党的干部应该具有的群体性反应:积极回应群众需求。
(二)从展览会到庙会:将现代景观植入传统生活秩序
展览会是边区妇婴卫生群众教育中一种极有特色的载体。中国革命博物馆曾统计1937-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解放区报刊所登载过的各种展览,“据不完全资料统计,各个解放区总共举办有193个展览会。其中陕甘宁边区74个,晋绥13个,晋察冀17个,晋冀鲁豫31个,山东18个,华中11个,东北29个”[38]。这些展览中属于工农业生产建设的有68个,属于文化教育事业的有52个,其中包括妇婴卫生展览。这份统计清楚地说明陕甘宁边区比其他根据地更多地使用“展览”这种现代视觉文化形式,不知是不是陕甘宁边区文化人更多的缘故。展览会的形式本身就是一种极能表征现代性的现代景观,它通常运用强势的科学话语与理性客观的知识范式以直观生动的方式强力呈现在观展者面前,宣称了它所展示的知识与价值的权威性与不可置疑性。
1939年八路军军医处筹办卫生展览[39]。1940年3月延安中国女子大学举办边区妇女生活展览会,包括妇幼卫生、妇运史、抗战中的妇女、延安妇女生活等部分。“第一展览室的四壁上悬挂的八幅生理解剖图及十三幅生理图表,对妇女生理,受孕及婴儿产出作了详尽的说明。”[40]马可回忆,当时边区特放假三天,“为的是去参观女大的妇女节展览会和群众大会、运动会等”。展览会(妇女生活展览会)陈列内容丰富,“今天每人莫不兴奋异常,健康的身体,健康的精神,表示出她们真是解放了的自由的女性。这使我们异性的参观者简直颇受威胁,几有经过她们面前大气也不敢喘一嘴之势”[41](P470)。马可颇具戏谑的描述似乎让读者感知到展览会场上的欢腾以及女大学生的赋权感,同时也说明这个展览的受众基本是知识分子。在机关里举办的展览,虽有周边的百姓参观,但女大的展览主要面对的仍是知识分子干部,不知道女大学生因展览产生的赋权感与有可能看到这个展览的农村妇女是否相通。就妇婴卫生部分而言,当时的报道也指出,有部分挂图令百姓觉得莫名其妙,只有经过展览指导员的解释才会懂且仍半信半疑。说明在展览会这种方式下“科学”与农民传统观念对质时,因政权和文化(女大不仅是有文化的地方也是政府的地方)背书,科学挑战传统的力量还是存在的,但挑战的后果仍是“半信半疑”,说明其并没有真正走入农民的心。
1941年三八展览会展示了28张演示妇女生孩子过程的连环画和产妇生产情形图表[42]。1942年中央医院建院三周年纪念活动举办了卫生展览会,在妇产科展室通过连环画讲解胎儿发育及胎儿的生产过程。医大十周年展览会亦陈列了大量的挂图、模型、标本,招待同志特为观众解说[43]。
1944年边区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后,7月延市卫生展览会开始呈现出卫生宣传的群众化转向。展览会7月17日揭幕后一直展出到26日才结束。在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展览又移至延安大学继续举办,从7月31日起又历时8天[44]。展览内容丰富,且皆以实物、图表、连环画、故事及各种统计对比,反复说明疾病的危害及如何防治的各种卫生常识。展出内容还有妇婴卫生知识和人口出生和死亡的统计。《解放日报》称赞“医务工作同志皆充满群众观点,显示了医务工作的新方向”[45]。延市卫生展览会还安排了巫神亲自坦白报告这一场景,使展览与农民的日常生活更为接近。在边区的群众性卫生运动中,传递科学的现代观念与反对迷信与巫神是一体两面、一破一立的过程。上文提到,中央总卫生处1944年春节排演的两部秧歌剧,《护士拜年》是宣传新法接生的,《全家欢喜》是反巫神的,与此相似,中共干部在乡村空间中推进卫生运动时也是把破巫神、反迷信与推广科学卫生习惯与有病看医生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只是把这一生活空间中的行为搬到特定展览会空间中。柳林老神官“迩刻我劝你们,再不要信鬼信神,那些鬼神都是人搞的……以后有病就请医生看,到医院里去治”,老乡撕掉挂在胸襟和纽扣上的迷信的红布条,“这些我解开了,以前解不开么!”“解开了”不仅意味着破除了迷信,还意味着信服的主体已经从巫神转向了共产党倡扬的科学。展厅中,巫神戏剧性的表演大大增强了故事性、情节性和传播的效力。在展览会的公共空间中,巫神自我批判是对自身的去权威化,并将这种权威转移到了现场的医护以及共产党政权上。展览会上巫神的在场、医学与巫神的对比、现代医疗卫生服务的展示和切身的感受呈现着这一空间中民众的具身性参与、主动选择与自我觉悟。
我们根据《解放日报》的报道整理了边区妇婴卫生展览会和庙会的情况,据不完全统计,1941年到1945年一共有14场展览。可以发现,1944年的群众卫生运动中展览会的内容出现了群众化的倾向,而且在1945年之后,展览会逐渐下乡,利用农村的庙会、骡马大会进行卫生宣传。
从展览会转向庙会,作为现代知识权威的景观化呈现的展览日益与传统农民日常生活秩序相嵌并寻求融合。相比于展览会的严肃气氛与现代知识的权威感,民间的庙会更为活泼和充满娱乐,秧歌与问诊同步汇聚在同一个空间中。完全可以想象,这是农村妇女自己的空间,是她们舒适放松的空间。赶庙会的宣教工作照顾到妇女的需求,以妇婴卫生和饮食卫生为主、宣传反巫神为辅[33]。
庙会中的宣教语言与秧歌剧相似,同样追求贴近农民的生活世界,用妇女熟悉的语言与知识体系来转化现代卫生知识,确切地说,是把现代卫生知识嵌入妇女既有的生活世界与观念世界。1944年7月陇东庆阳民教馆利用庙会进行妇婴卫生知识宣传,借用农民信服的语言“命”来注解断脐的重要性:“断脐带是定娃的命,断的好,娃娃壮又巧,断的不好,娃娃多病,有的连命都送了。”[46]“齐家媳妇说:‘煮剪子,蒸棉花布布这都好办到,就是生娃娃不在吃饭时节,棉花布布咋蒸嘛!’我们疏忽了更细致的教她们,应该告诉她们:事前蒸好包好搁在净处。”[45]对于蒸煮消毒和农民生活时间细节的关照,呈现着当时从事宣教的群众工作者努力站在农村妇女的角度设身处地去体察妇女的需要,工作效果不到位首先检讨的是自己的工作有无疏漏,而不是简单地嘲笑农村妇女的愚昧与无知。1944年11月,文教大会召开,庆阳民教馆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被评为模范集体奖[47]。利用庙会进行妇婴卫生知识传播的方式在边区也被进一步推广。
1945年2月边区妇联提出“各地可利用群众习俗和庙会,宣传努力生产、讲求卫生;不拘时间、不拘地点,不拘形式,不拘办法,力求做到妇女群众喜闻乐见”[48]地纪念三八节。“力求做到妇女群众喜闻乐见”的要求,也折射出边区妇联从一个自上而下的宣教视角向自下而上的群众视角的转变。1945年5月,延安东区筹备四月初八清凉山庙会,提出“要有吸引群众的条件、能为群众治疗疾病,才能逐渐打破迷信”[49]。除一般宣传外,搭临时展览棚陈列“产包、剪脐带长度、显微镜等实物”,亦演出秧歌剧、拉洋片等节目。新华书店文化服务部办理文化卫生摊,销售卫生书籍、包娃娃的脐带布、月经带。同时聘定中西医生十余人,并有医疗宣传队十人,深入妇女群众中谈说病症,发现有疾病者,随即介绍由医生诊视[49]。同在1944年5月举办的安塞白杨树湾庙会,当天到会群众约万人。助产训练班西河口工作组制作卫生脐带包送给来烧香的孕妇。八年没生养的白凤英在得到工作组的脐带包后,喜出望外地说“我娃长大了拜你们作干妈!”庙会里,工作组还配合乡村宣传队编演了养娃娃的秧歌剧。赶庙会的多为整年不出山的婆姨,她们对工作组的展览画、秧歌都很感兴趣”[50]。脐带包作为现代卫生的符号在轻松活泼的气氛中被传统农妇所接纳。1945年子长庙会上一个极为妙趣横生的场景是通过散发画报来诱导妇女背诵现代卫生知识:“子长杨家园子三月十八日(古历)高娘娘庙会上,文化棚前一张胖娃娃的大画,把人吸引过来,婆姨看着就喜的不愿走。这时把中央总卫生处印的宣传画来发散,人们都争着要,但宣传员一定要每人把上边的话记下来才给,她们你一句我一句的背起来,‘娃娃结实长的好,常晒太阳常洗澡……’”[51]
1944年边区开展群众卫生运动之后,展览出现群众化转向的另一个特点是医疗服务驻进群众的展览会和庙会。延安缺医少药,边区普通民众对于医疗的可得性是极差的。“享卫生医疗之福的人还不多。至于边区其他一百三十多万老百姓,则根本没有人管。”[1]1944年7月延市的卫生展览会“设有临时卫生所,特聘中西医为观众治病。第一日即治疗病人60余名”[44]。正如毛泽东在1944年3月的会上所说,“宣传卫生,就应该给群众看病”[1]。1945年5月延安东区的四月初八清凉山庙会,同时聘定中西医生十余人,医疗宣传队与妇女群众谈话中,发现有疾病者,随即介绍由医生诊视[49]。1945年5月,边区卫生署医疗队参加高桥川庙会[52],10月边卫接生组赴延川参加庙会[53]。当医生们从医院的诊室主动走进民间庙会时,庙会里的展览变成一个具有可视性的传统迷信和现代知识竞争的空间:既有迷信的神坛,又有现代西医。“一个男人,向神神买了一朵花,希望生小孩,听到助产训练班的同志关于养娃的解释,听了一遍又一遍,群众是多么渴求医药、卫生的教育呀!巡回神坛前的宣传招待员,他手足不停地带着人们让中西医看病。神坛有药签可求,但在我们宣传下,大部分群众不求签却愿意找医生看了。医生们是日共治病二百余病人。”[54]展览会和庙会不仅是现代知识的宣教场所,更通过切实的医生问诊为农民提供可见可及的卫生服务。
当然,展览会上的问神与现代医学之间的竞争并不完全对等,因为展览有现代政权与现代科学的加持甚至“恐吓”。在边区的妇婴卫生知识的传播中,为了证明细菌的存在,显微镜这种现代科学可视化的实证工具常常出场。如从上文秧歌剧唱词所传递的信息中可以看出,边区的展览会更是充分展示了显微镜的科学震摄力。“在显微镜室,大家从显微镜底下看到生水里边的微生虫及从扩大镜下面看到苍蝇身上的脏物,皆感到最大的惊骇。”[44]显微镜制造了一个乡土百姓陌生的、惊讶的、违反日常认知的科学的世界。展览会的组织者与宣教者希望这种震惊甚至恐惧能让观镜的普通民众被现代卫生知识、现代世界所折服。显微镜所代表的科学权威可以潜在地转化并赋予传播现代科学知识的革命政权权威性与现代性。显微镜观看成为展览会、医疗队下乡时科学权威仪式化的展演。有的展览会结束后,组织者提出“将部分展品如显微镜等,至各乡村流动展览,以便深入宣传”[43]。比如,巡回医疗队长李志中携带显微镜,在裴庄、严家沟一带给村民观看生水和开水的区别,用事实证明生水里有细菌[55]。
综上分析,展览作为一个极具有现代治理特征的现代性景观与现代性治理工具,在边区群众路线的改造下呈现出不同的特质。
第一,边区的展览会俯就群众的认知与物质条件,演示了科学的实用主义面向与服务群众的功能。以老百姓可以接受和可以做到的方式来实现现代卫生知识的传播和现代生育技术的改造。不是让群众适应现代科学的要求成为科学的“仆人”,而是让现代科学适应农民的需求,服务于提升民众生活质量的需要。“展览会证明,婆姨养娃娃,兽医,不喝冷水,苍蝇等与群众生活最有直接关系的是为她们所理解和接受,而许多高深的医务理论反不受欢迎。”徐特立在1944年8月参观展览后强调边区卫生科学发展的方向:“降低医药卫生的条件,使群众能力容易做到。这次展览会有一些典型例子,应该加以发扬和推广,例如产妇坐褥,用土或用灰,这种不洁的土和灰,有使细菌侵入子宫的危险。如果改用纸和棉花,仍然需要消毒,费钱很多。而展览会的说明上只指出把灰加以火炒消毒,就老百姓旧有的材料,加以改造,就解决了问题。”[56]徐特立所指出的改进方向正是如何贴近群众的生活以及群众的接受程度,这个接受程度不只是群众对新观念接受方面的限度,也包括物质的限制。沈元晖在1944年的巡回医疗中使用了炒灰[57]。边区著名妇婴教育剧本中的人物王二嫂的原型李静,回忆其在推广新法接生时就地取材使用炒灰的方法时表示,因为“老百姓唏慌(可怜),哪有钱还买些纸,谁还见过纸”。没有选择垫纸和布并非封建迷信,而是经济和物资匮乏所致。沈元晖、李静这些中国共产党的卫生干部并没有歧视农村妇女的“不清洁”和“落后”,而是从实用和科学的角度就地取材,使用烧过的柴灰帮助农村妇女实现卫生与清洁。这些“土办法”的发明,不仅融合着知识分子的专业知识,也体现着中共干部对于群众的情感与认知。
第二,展览会是共产党干部和群众面对面的互动空间。展览会不仅是宣传品和知识展览的空间,更是医护人员、基层干部等“公家人”与农村婆姨、巫神通过询问和回答、批判和说服而发生关联的空间。在展览会上,当农村的婆姨讲述她们失去孩子的痛苦时,在场的共产党干部对其痛苦感同身受。白家坪殷老婆生育的十三个孩子中有十一个“得风撩了”,“看了卫生展览会的妇婴部分后她突然就伤心起来,拉着招待员的手,不住地擦着眼泪:‘可冤枉!要是早解下这些道理,迩刻这些娃都会好好活着呢!’”她甚至第二天直接拉着毛驴把怀孕六个月的女儿接来看展览。面对女儿的害羞,她起急骂道:“你这臭女子,养娃的事害什么臊么!公家给咱们老百姓想得这样细刷,咱们还能古板下去!?”[58]民众在展览会与庙会中的直接参与也使其成为农民表达和参与的公共政治空间。
第三,庙会里的展览是现代知识景观嵌入传统空间,是在农民的既有生活秩序、伦理观念与情感结构中推动现代性转化。将现代展览挪置到庙会这样一个传统空间,揉杂着传统语汇进行现代的妇婴卫生知识宣传,边区的妇婴卫生宣传教育运动体现了边区通过群众路线正在进行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的探索:在群众路线下开展群众工作,共产党并未摧毁传统乡村社会秩序,而是希望进入这一生活秩序,在此基础上对其加以改造,甚至寻求重构这一社会空间。有意思的是,中共对于庙会形式的挪用,也并非全然是对传统的妥协退让,共产党强调对庙会进行改造,群众在庙会上布施的十余万善款,不再被拿来修庙敬神,而是进入卫生合作社成为群众共同的卫生医药费[59]。庙会成为共产党对农村社会的重组空间,“利用了庙会的形式,而改造了庙会的实际内容”[60]。
本节主要分析了群众路线下文艺与展览两种极具边区特色的群众教育形式,但必须说明的是,除展览会和庙会外,共产党还通过冬学、民教馆的文化棚、改造旧产婆的训练班等各种形式传播妇婴卫生知识。1944年延安大学派了一批学生到陇东分区帮助办冬学[61]。1945年3月在镇源刘家城出现了一所妇女卫生冬学。在这个典型案例中,冬学教员发现农村妇女对于在冬学中学习文化不感兴趣,同时他们在乡村生活感受到农村妇女对于妇婴卫生知识的需求,为适应妇女的需要主动调整改变冬学的内容,教员创造出了卫生冬学[62],推进了妇婴卫生知识的传播,反过来也提高了农民上冬学的热情。1945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指示信——关于今年冬学的指示》要求“今年各分区和县(市)在有妇婴卫生常识教员的条件下,应创办这种冬学”[63](P8)。卫生冬学的创办,体现了群众对妇婴卫生的需求,也说明了群众路线下中共是如何贴近农民之需求做出适时调适。
三、作为群众工作的妇婴卫生教育
上文以“文艺”与“展览”为例分析了边区妇婴卫生群众教育的形式与内容是如何在群众路线下努力实现“看菜吃饭,量体裁衣”的,但这种群众教育的形式与内容的实现要依托具体的人与具体的工作机制。这个工作机制就是群众路线指导下的群众工作机制。某种意义上说,1944年的边区卫生运动是随后中共召开的七大中写入党章的群众路线的经验来源之一。边区妇婴卫生群众教育运动展示了一个典型的群众工作机制下的治理模式。所以,要理解边区妇婴卫生教育的特点离不开对于群众工作特质的解析。
(一)群众工作的出发点是“群众观点”
“群众观点”,即从群众的视角而不是从自上而下的“高层现代主义”出发。对边区妇婴卫生的研究中最引起我们深思的是边区妇婴卫生浮现出来的机制。本文第一部分按历史线索梳理1940年与1943年妇女工作两次转向背后的理论依据、经验实感与治理方式,展示了两种不同的认知方式、干—群关系和治理逻辑。从性别视角出发识别出女性的切身利益与特殊困难,不能谓之有错,但从理论视角识别出来的问题与工作对象的需求之间是什么关系?边区妇婴卫生成为群众性卫生工作的中心,并不是顶层设计出来的,而是在群众路线指导下,中共干部“从群众生活”出发下乡与群众的接触中识别出来的。当然,这段历史对于性别研究特别有启发与理论挑战意义的是,从“群众生活”而不是从“性别视角”出发的妇女疾苦被识别,并以群众工作的方式被认真对待。边区妇婴卫生的群众工作努力以让农村妇女舒服的方式“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并不是因为她们是“妇女”,而是因为她们是“妇女群众”(群众中的妇女)。这既包含性别视角(她们是妇女),同时把性别类属嵌入在更大的群众之中(群众中的妇女),构成“妇女群众”。换言之,这是在各种关系中界定的”妇女”,是一种不与更大的群体分离的性别观。所以,妇女生育方面的疾苦不是性别化的利益,而是群众的疾苦、群众的需要。
回到“群众观点”,群众观点的起点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观点”,在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总纲中不仅明确规定共产党人必须具备这种服务精神,同时指出了应该怎么做:“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用心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需要,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为实现他们的需要而斗争。”“倾听”是一种重要的工作机制,如果说群众路线下的“下乡”和“调查研究”是外在的硬性制度规定,作为一种党章规定的“必须”的“用心倾听”是对党员的制度要求,但又是一种无法用他律进行约束的内在要求,所以,必须要求党员具备内在的党性修养,需要党员自身的情感与态度发生内在变化。
(二)干部是群众工作的决定因素
任何一项工作都是借助具体的人开展的,任何一项工作,某种意义上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菜吃饭,量体裁衣”,首要的是那个“看菜”与“裁衣”的人。怎么看?眼睛里能看到什么?看与被看的人是什么关系?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干部和干部教育的,干部教育是延安党的建设中特别核心的部分。抗战以来中共队伍中知识分子干部的比重增加,干部教育实质也包含了知识分子改造/教育的问题。干—群关系的另一面是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边区的妇婴卫生教育运动中,很多下乡为民众提供教育的人基本都是党的各类知识分子干部,他们发挥各自的专业所长服务群众。如果说干—群关系的起点是干部/知识分子对于民众的情感,那么,这也是延安时期对于党员教育中一个突出的重点。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知识分子对工农兵的“感情”:“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64](PP851-852)毕业于鲁艺的康濯曾担任晋察冀分会抗联宣传部干事,也是《群众报》的编辑,在边区妇婴教育运动中他还写作了《妇女卫生常识》和《怎样养娃娃》两本书,这两本书在各根据地广为流传,影响很大。据康濯回忆,他就是在《讲话》后才开始自觉地走向工农,感情与立场逐渐发生转变的[65](PP195-196)。
干部对群众感情的调整是群众工作的第一步。第二步是干部主动打开并构建与群众的关系。边区妇婴卫生教育运动中也有大量关于干部下乡遭遇到老乡冷眼的记录,不仅是因为老乡面对现代妇婴卫生知识时与其既存的知识观念体系及风俗惯习之间存在冲突,还与对外来者的不信任有关。比如边区总结医疗队下乡时的工作经验[66],认为“放下架子,生活群众化,是消除群众隔阂的简便办法”。走出第一步去消解群众冷漠的应该是干部。“西河口工作组达到各村时群众都不愿让在自己家里住,冷言冷语或者不给吃饱饭。她们忍耐着这些,一早起身就替他们扫地、扫院、生火、担水,亲切的叫她们干妈、干大,把他感动得流泪。这样群众便替她们宣传开了。结果很快地取得了群众的信任,消除了隔阂。群众把她们当成自己的心腹亲人,给她们看私房,告诉心底里的话。这样,卫生工作就一件件地发动起来了。相反地,如果摆着医生干部的架子,嫌群众脏,怕惹上虱子,不敢与群众住在一起,群众忙的时候袖手旁观,群众就会把他看成另一种人,他说的话,群众是不会听的。”[66]群众工作要求干部走进群众,而不是群众迎合干部。第三步是信任群众与觉悟群众并举。群众工作要求干部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是为了完成工作的功利式的迎合群众,而是相信群众。这是对群众的基本认识与最基本的态度。如何看待人民群众是一切工作的起点。有学者指出中共知识分子与民国一般启蒙知识分子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基于唯物史观相信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在阶级论的辩证调和下,以天下为已任、接受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又出身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既认同劳动阶级的革命品质与革命潜力,也认同向革命阶级学习其革命品格以及自我改造的必要性[67]。干—群之间是一个相互学习的动态过程,妇婴卫生的群众教育过程中对此的体现,前文已有所描述,不再赘述。此处想分析的是,就(抽象理论与情感上)“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与(具体经验实践中需要)教育群众之间的张力,群众路线是如何要求教育者体察的,以及什么样的反应与行为是合适的。中共七大有一个具体的行为指导原则:既反对命令主义,“因为它超过了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觉悟程度,害了急性病”;又反对尾巴主义,“因为它落后于群众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这里既涉及尊重群众的觉悟程度/认知水平,又涉及先锋党的领导作用。关于连通两者之间的桥梁,中共七大关于党章修改的报告中提供的设计是:先锋队必须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的密切的关系”。“密切”是指不脱离群众,“正确”是指“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正确性源于对现实的把握,只有立足现实、把握现实,才能成为为人民群众提供服务的“有远见的坚强的引导者和向导”,从而体现党的先锋性与领导作用。毛泽东在1944年3月关于文化教育问题的谈话中指出,中共若做不好经济、卫生与文化等建设性事业,便会有执政危机。这个危机除了面对当下的执政能力,还包括“远见性”。远见性是先锋党对未来的理解以及希望引领这个社会走向哪里。边区推动妇婴卫生本身就体现了先锋党的远见性。党的领导的“正确性”是依靠群众路线来保证的。在群众路线的要求下,在妇婴卫生的推进过程中除了教育的形式与内容如何在符合民众(被教育者)的认知水平的基础上实现提高,体现“尊重”与“引领”的辩证关系。对于党的干部而言,除了“正确的态度”,更重要的是“正确的方法”。反巫神运动是边区妇婴卫生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引导群众反巫神运动中,就要求把握既不犯“命令主义”也不做“尾巴主义”这个尺度。1944年11月颁布的《关于开展群众性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把边区大量巫神的存在归因于文化局限与物质限制两方面。所以,“要消灭巫神,除一般的提高文化教育外,首先要普及卫生运动和加强医药工作,否则就是主观的空想。采取脱离群众、强迫命令的单纯行政手段,是无济于事的”。即,一方面提供教育,另一方面提供医疗供给。反巫神的方式跟中共在其他群众运动中的手法也相似,树立正反两方面的典型:正面典型是在卫生运动中推行崔岳瑞运动;反面典型是各种反巫神活动,包括巫神坦白,前文列举过的展览会与庙会中都是有意识地安排巫神坦白这一环节,与医生治疗活动并列,以起比较与说服的功能。1944年的这份《决议》中非常清晰地指导“抓紧适当的时机(如巫神的敲诈害命,和医生的治病救人的事实)”,以唤起群众的自觉地反巫神。《决议》特别强调:“至于一般的反迷信运动,则应依靠群众的觉悟与自愿进行之,以免与群众相对立。” “群众的自愿”是群众路线非常重要的一个具体工作原则,也是“引领者”在行使引领这个行为时警惕自己行动界限的测量器,既反对父爱主义的包办一切,也反对父权主义的强迫命令。在相信群众与觉悟群众的过程中,如同中共在七大党章中所总结的:“每一个党员都必须决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同时以革命精神不疲倦地去教育人民群众,启发与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粗体字为笔者所加)“不疲倦”既是指干部的精神状态更是指教育过程的漫长性,群众教育工作不可能是一蹶而就的,反之,要通过党员干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开展群众教育,“群众在自身的亲身体验中来体会党的口号的正确,因而在党的口号之下行动起来”。群众在自愿的前提下,“把党的口号变为群众自己的口号”,“把党所提出的任务变为群众自己的任务”。简而言之,群众路线要求下的群众工作,干部要首先扭转情感,端正态度、认真耐心地为群众服务是关键一步,给群众解决具体问题是即时目标,最终才能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所以,干—群关系是群众工作的结果,干—群关系是在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干部和群众互为教育者。对于个人成长而言,可能是互相成就;对于政权而言,通过干—群关系的真实联结,干部体察民情,获知民众真正的需要,在过程中适时调整治理手段,改善政民关系,最终达到有效治理、巩固政权、增强合法性的目的。
(三)群众工作是中国式治理的精神内核
中共七大把群众路线上升到“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并强调 “党的一切组织与一切工作必须密切地与群众相结合”“一切工作都要采取群众路线”。到了延安时期,中共对于群众路线在中国式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已经不只是一种工作经验,而是上升到了明晰的理论认知。将其写入党章中,就不只是一种理论认识,而是一种制度形态。从历史时间来看,1944年、1945年妇婴卫生的群众工作应该是1945年中共七大党章进行理论总结的一个重要的经验来源。从治理角度来看,妇婴卫生显然是现代政权的一个治理对象,边区妇婴卫生教育呈现出在群众路线指引下以群众工作实现有效治理的特点。尽管边区妇婴卫生的群众教育呈现出一种运动式治理的特征,但是群众工作的治理模式并不一定体现在运动式治理中,只是在革命年代的运动式治理中更容易看到群众工作的机制。我们认为群众工作的机制既可能体现在运动式治理中,也可能体现在科层制的常规治理中。群众工作机制内含的规制性核心特征是,超越部门或个人的专业分工,为一个共同的事业目标而集合力量。比如,1945年5月延安东区的四月初八清凉山庙会,“东区政府,特邀中卫、边卫、联卫、助产训练班、边区文协、完小、边妇联、清凉山医务所等机关代表,商议利用庙会进行卫生教育,且作疾病治疗”[68](P12)。王流秋是连环画《怎样养娃娃》的创作者,他还曾画过很多指导讲卫生的插图[68](P549)。连环画、插图都是妇婴卫生群众教育中的重要宣教媒体。王流秋回忆自己参与妇婴卫生教育活动经历时的反应非常具有典型性:“1943年秋天,延安召开全边区的卫生工作会议。会议要求鲁艺派人协助做宣传工作。我和张晓菲同志被派去中央卫生处同苏光同志配合,为展览会制作宣传品。”“那时我搞创作并没有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我所准备的是一个革命者应当有完成社会工作的责任感;创作反而是副产品。”[69](PP42-46)康濯被妇联会请去参加整理《妇女卫生常识》和《怎样养娃娃》时还没结婚,开会都有些羞涩。他回忆当时妇联的同志笑他:‘怕什么?你这个鬼!要看不起你还不叫你参加哩!’”[65](PP195-196)妇联请康濯参与创作,是因为康濯毕业于鲁艺,是笔杆子,是能干的文字工作者。
边区妇婴卫生工作由多部门合作参与,党的领导是保证这种群众工作体制运转的核心和关键。在领导体制上有党的领导,可以协调各职能部门与党群部门。本文暂不展开讨论群众工作展开所需要的领导体制的保证,而是想强调当“为群众服务”成为革命伦理时,群众工作获得了超越职能部门与个人的专业分工的更高的正当性。面对群众,所有党的干部都是群众工作者。这就可以合理解释为什么在边区妇婴卫生工作中,关于妇婴卫生的宣教作品或宣传材料很多是由男性创造的。并不是传统的性别规范被完全超越,若是换了一个场景,妇女身体、性与生育仍是私密性的,且个体间的性别规范仍会约束这些男女知识分子,只有当妇婴卫生工作作为群众工作时,作为群众工作者面对群众需要的反应不能是性别化的,而是“革命者应当有完成社会工作的责任感”,这是超越性别的。
四、结论
如果说,从群众观点出发、贯彻群众路线、以群众工作为载体的边区妇婴卫生工作,为1945年中共七大群众路线制度化提供了经验来源,那么,这一治理经验也为我们理解延安时期中共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宝贵案例。上文以妇婴卫生教育运动为例分析了何为群众观点、如何贯彻群众路线以及如何展开群众工作。本节就群众路线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稍做分析,作为本文的结尾。
中国式现代化,并不是一种先验的理念,而是一种基于经验实践的理论概括。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式”并不是源自对于先验本质化的中国性的理解,而是源自对于中国历史—实践的正确把握。通过对边区妇婴卫生运动的经验研究,一个最深刻的感受就是群众路线的正确运用保证了执政党对于当时边区社会与边区人民的正确体认。所谓体认,是指身体力行地去认识群众、走进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身体力行之“身”,包括干部的“身”与“心”的全面调整,而非只是肉身的投入。“走进”的过程中,需要正确地态度与正确的方法,需要首先调整干部对待群众的身心情感状态,需要正确地认识群众、信任群众。“走进”,不仅要走进物理空间,更要走进群众的生活秩序、伦理秩序、观念秩序。“走进”,并非仅仅对象化的调查(如对边区人口与疾病的初步统计),而是“用心倾听”群众的声音与需求。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妇婴卫生的问题才浮现出来。治理者对于当时边区社会经济结构、人伦情感秩序的理解才能更贴近被治理者。比如,以家户作为边区基本生产单位与社会组织,并在此基础上调整大生产运动与纺织运动的组织方式与展开方式,才更能调动群众的参与热情,最终保证了大生产运动和纺织运动的成功。同理,边区的妇婴卫生运动也是在对边区的社会经济—情理结构的体认基础上展开的。妇婴卫生属于群众的需求,是满足中国农村家庭对于“人财两旺”的渴望,妇女是村社与家庭中的一员,而事关妇女最切身的妇婴卫生却以不彰显妇女特殊利益的方式被识别与对待。也就是说,边区在强调群众路线的时期,中共妇女工作是深嵌在中国文化基底与人伦秩序、情感结构中的。若在近代妇女解放的长历史中审视这一问题,“妇女”作为一种性别化的社会组织与社会身份的出现本身就是近代中国追求现代性的成果,中共妇女工作与妇女运动就其内在的各种思想资源的整合方式,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结合的成果。简言之,我们认为边区妇婴卫生教育是中共在边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实践。在这个过程中,群众路线是保证其识别、体认“中国性”的制度保障与思想保障,而贯彻群众路线的群众工作是实践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治理机制。如果说现代化是治理目标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以“群众路线”为内核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不只是形式表征上的“中国式”特征,而是内在地包含着以群众需求为起点、形式与过程贴合民众,同时又引领民众的“人民至上”的现代民主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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