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网上盛传一个段子：说1969年中苏因为边境的珍宝岛之战，苏联为了报复中国，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苏联把这个决定告诉了美国，美国把此事透露给了报社，中国通过报社了解了内情，并第一时间报告了毛主席。段子还分析说中国的核武器研发尚未成熟，面对苏联的核打击，中国反击不了，也承受不了。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召开的军事会议，决定“换家战略”，要点两个：①中国军队冲进苏联境内攻占领土，然后让老百姓到苏联生活。②苏联敢用核武器炸中国，中国就炸美国。由于美国本土远离中国，这种中国炸美国的说法显然是谎言，有的文章为了自圆其说，说毛主席要炸的是美国在中国周边国家日本、韩国的军事基地。
文章还说，毛主席这一计划公布，美国从一开始看中苏斗争的热闹心态变为积极表态：“只要苏联对中国动核，美国就对苏联的城市进行核打击”。美国的表态使苏联改变了计划。意思是苏联因惧怕美国的核打击才改变核打击中国的，是美国出面保护了中国，化解了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
这是一篇毫无根据地吹捧美国的舆论战文章，既有欺骗性又漏洞百出。别说那时苏联比现在的俄罗斯更强大，美苏当时核对峙十分严峻，谁也不敢发动核战，就是今天苏联解体后，军事实力比原苏联弱得多的俄罗斯攻入乌克兰，美国人也不敢下场子与俄罗斯干，他们被俄罗斯的核武吓得成了缩头乌龟。现在的美乌关系是盟友，美就不敢，那时中美关系是敌对，美国人怎么可能为了敌对的中国把自己搭上？实际上，上世纪60年代，不但苏联曾企图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美国也曾企图对中国进行核打击。
那么，迫使美苏放弃对中国核打击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苏联扩张主义，导致中苏边境争端升级，从而加剧两国关系紧张
近代以来，霸占中国领土最多的是沙皇俄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苏是盟友关系。从1952年开始，中苏签订多项协议，苏联对中国工业基础建设提供援助，帮助极端落后的中国建立工业体系。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中苏关系开始恶化。上世纪50年代末，随着美苏科技的发展，他们都建立了众多的中远程战略导弹及核潜艇。苏联为了在亚洲的战略纵深向驻日、韩的美国军事基地及太平洋推进，因苏联的核潜艇离本土太远、补给困难，又因技术条件限制，信号难以收到，想在中国最南边的海南岛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1958年，赫鲁晓夫访华，向中国提出此要求。但毛泽东等领导人认为：中国是主权国家，不允许外国驻军，这是原则问题，苏联可以向中国传授技术，由中国组建，中国将对苏联进行信息分享。苏联对自己的高尖端军事技术控制严格，不同意中国的主张。第二年，赫鲁晓夫又来商谈此事，中国仍坚持原则，表示建立这些要以中国为主，主要指挥官和技术要由中国掌控，苏联可以派顾问和专家来支援，可以当副职。而赫鲁晓夫还是不同意，坚持以苏联为主组建，为此还和毛泽东争吵了起来。于是双方谈判破裂。军事合作破裂的同时，赫鲁晓夫等人持续全面否定斯大林、搞自由化改革而导致中苏意识形态的决裂，双方公开论战。到1960年苏联违反中苏签订的一系列协议，特别是撕毁《国防新技术协定》，撤走全部专家，包括技术图纸也带了回去。
1962年5至6月间，苏联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在伊犁、塔城地区策动6万余边民越境出走，造成中国边境局势动荡，威胁边境安全。中苏关系恶化，使中国因中苏同盟关系而享有的“背靠椅背”的安全态势不复存在。
1962年6月，中国趁美苏古巴导弹危机，以碾压性胜利速战速决，打赢了对印自卫反击战，一战稳定了西南边境。苏联在中印边界争端中偏袒印度，背离与中国的同盟约定，不但不批评印度侵占中国的领土，还颠倒是非地批评中国不应该反击，进一步扩大了中苏矛盾。
1963年7月，苏蒙签订《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苏军随即进驻蒙古，把向中国首都北京等核心地区的威胁推进1000公里。1964年上半年，中苏边界谈判中止后，苏联开始向中苏中蒙边境地区调集兵力，同时频繁举行针对中国的军事演习。
60年代中后期，随着赫鲁晓夫的下台和勃列日涅夫上台，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在东欧，他们干预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内政成功，对社会主义阵营其他的国家提出有限主权国家论，认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联合主权高于各国的主权，实际上是把苏联的主权高于其他国家主权。而行动上则是肆意干涉别国内政和对外扩张领土，且气焰嚣张。但这种大国沙文主义遭到了中国的坚决抵制。
赫鲁晓夫下台后不久，1964年10月30日，应苏共中央邀请，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军委副主席贺龙元帅等为成员的中共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参加庆祝苏联十月革命47周年。毛主席派周总理去，也是看看苏联没有赫鲁晓夫后的情况，希望修复中苏关系。在庆祝宴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当着周总理和贺龙等代表团成员的面，公然干涉中国内政，攻击污辱毛主席，胡说什么“不要让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妨碍我们”，“我们已把赫鲁晓夫搞下台，现在该你们把毛泽东搞下去了”。面对这一挑衅，周恩来当面予以严词驳斥，并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全体成员愤然离场，以示抗议。
周总理退席后马上向毛主席报告了此事。尽管后来苏联主要领导人就马利诺夫斯基的言论向中国党政代表团表示道歉，但毫无诚意，仍以“老子党”自居。周总理审时度势，觉得再留苏联不仅无益，还可能遭遇不测，决定提前回国。1964年11月13日深夜，中国党政代表团专机冒着大雪从苏联起飞，于次日下午16点10分安全降落在北京东郊机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数千群众到机场迎接。
当时北京的气候已相当寒冷，周恩来在下机前本已穿好了大衣，可是当他看到毛泽东没穿大衣，冒着寒风向飞机走来时，就立即脱去大衣，健步走下舷梯，快步迎向毛主席。俩人亲切握手交谈后，周恩来跟随毛泽东绕场一周，向欢迎的群众挥手致意。此时机场沸腾，“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欢呼声和锣鼓声响彻云霄。
这个事件是苏联明显干涉中国的内政和主权。勃列日涅夫集团把赫鲁晓夫时的两党意思形态争论性质，变成除了意思形态争论外，上升到了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斗争。
从1964年至1969年，在中苏两国的边境线上，苏军经常侵犯中国领土，先后爆发了大大小小武装冲突4000多起。开始的冲突，大部分是棍棒和拳脚式的武斗为主。后侵略中国的边境领土行动升级，对中国的领土扩张加剧，并由棍棒到用武器装备优势强占中国领土。
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中苏边界东段界河乌苏里江上，苏联边防军趁中国内斗，一再挑起严重的边界纠纷，中国的珍宝岛和七里沁岛又成为边境冲突的焦点。1966年至1968年初，中苏双方在这一地区的冲突由口头争辩发展到相互推搡和斗殴，直至苏军以棍棒殴打中国边防人员。
1968年1月，苏军又进一步动用装甲车在七里沁岛上冲撞中国边民，撞死、碾死中国边民4人，制造了第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1968年末至1969年初，苏边防军频繁出动装甲车、卡车， 运载携带武器的军人登上珍宝岛，拦截、殴打巡逻的中国边防军人；1969年2月7日还发生了苏军用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点射的严重挑衅事件。中苏边界事件不断扩大，终于在1969年3月爆发了珍宝岛地区的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在珍宝岛武装冲突前的2月19日，经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批准，由总参谋部和外交部联合下达指示，批准了黑龙江省军区的对苏斗争方案。边防部队根据此方案制定作战计划和斗争行动，因为充分备战，严密组织，官兵作战中英勇顽强，此战中国大胜，苏军死伤170多人，其中被击毙的有上校军官、中校军官，数量大大超过中国，并且丢失了大量武器装备，包括最先进的T62坦克也被我方缴获。战后，我方守住了珍宝岛。
同年的7月8日，苏军侵入中国黑龙江八岔岛地区，在不听中国民兵劝阻的情况下，被中国边防民兵打死打伤各一人，苏联又吃了亏。
苏联认为，东北方向山多林密、草深水多，不利于坦克、装甲重装备发挥作用，便选在中国西北与苏联接壤的地方，这里地势极为开阔，植被较少，干燥地硬，是非常适合发挥苏军的装甲突击战，于是苏联在这一地区加强兵力，加大与中国的冲突和摩擦。
早在珍宝岛冲突后，毛主席就指示新疆军区的领导，要做好苏军大规模入侵和突袭的准备。8月初开始，苏军多次入侵新疆铁列克提地区，肆无忌惮地驱赶中国的牧民和羊群，还打死打伤中国的巡逻哨兵和边民。形势十分严峻。8月13日，苏军对该地区大量增兵，边防部队发现后向新疆军区报告并要求暂停巡逻，增兵应对。但是，军区主要领导思想麻痹，对毛主席的指示落实不够，误判苏军不会大规模对中国动武，对苏军的攻击准备不足，指示边防部队正常巡逻。苏军对中国边防巡逻部队突然袭击，并利用绝对的优势兵力、先进坦克和装甲车，占居有利地形攻击我巡逻部队，至使中国在这次冲突中伤亡68人，苏军仅伤亡12人。
在这些冲突发生后，苏联大规模向中苏边境增兵，陈兵54个师，数量达到百万。中国也同时加强边防武装力量，以应对苏军，做好了反侵略的准备。中苏边境随时可能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中苏关系高度紧张。
二、从新中国建立起，美国就对中国充满敌意，对中国的侵略和包围贯穿于六十年代的始终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10月，美国就把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新中国，逼上了抗美援朝的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以英勇无畏、敢打必胜的战斗精神，以劣势装备打败了以美国为首的16个西方霸权国家，迫使美国不得不签字停战，使新中国真正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战鲜战争的胜利并没有打消美国围堵和侵略颠覆中国的企图，而是从更大范围内建立反华同盟和包围圈。
首先是早在抗美援朝战争发生后，美国的第七舰队就开进台湾海峡，公开干涉中国的主权和内政。从物质和军事装备上，支持台湾的国民党反攻大陆。国内三年困难时期，因社会矛盾比较突出，台湾蒋介石集团认为有机可乘，蠢蠢欲动。
1960年9月，国民党召开八届三中全会，蒋介石提出“反共复国时机很快就要到来”，要求“加速完成各种准备，迎接胜利”，大造“反攻复国”舆论，并加紧进行“反攻”军事准备。1962年初，蒋介石成立以他为首的“反攻行动委员会”，作为反攻大陆的最高决策机构。国军由平时状态转向战时状态，连续与美军进行联合登陆作战演习，大造舆论攻势，把两岸内战气氛推向高点。
与此同时，印度也企图借中国内政外交困局实现自己的领土野心，从1962年初，大力推进所谓“前进政策”，占领中国大片领土，试图通过加大军事压力，迫使中国承认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并退出阿克塞钦地区，中印边界全线紧张，流血事件频发，把军事对峙推到战争边缘。
此时，美国趁机大力拓展自己战略利益，认为中国的“好战”性格对其在东南亚的控制权构成威胁，因而升级在越南南方的军事干涉行动，开始实施“特种作战”，并插手中印争端，公然承认麦克马洪线，给印度提供武器装备，对蒋介石的“反攻行动”暗里支持，渲染台海紧张气氛。
1962年2月，中央军委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军队的整编和备战问题。将作战师分为值班师、普通师、教导师，以提高军队的战备水平。会议从2月开到5月，按照毛主席“备战整军”的要求统一思想。就军队编制，制定了南轻北重（部队的装备、武装力量布防：中国的南方坦克、装甲等重装备因山高林密水多等原因要轻，北方重）、前轻后重（同一方向的军事力量布局：前面的轻后面的重，主要是诱敌深入，把敌人放进来打）、上轻下重（各级领导机关轻，机关要精简，兵力下沉，连队必须满员满编，加强基层作战的力量）的指导原则，以使军队既适合进攻又适合防御，既适合山地又适合平原，既适合白天又适合夜间，既适合战斗又适合运动，全面地提升部队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能力。
到1964年，虽然蒋介石反攻大陆势头因中国的核武器诞生，得到了有效遏制，中印边界紧张局势也因对印反击后一战趋稳，但中国的安全形势在总体上是更趋紧张、更加复杂。其中重要原因是美国造成的。
美国在对越“特种战争”严重受挫后，于1964年4月，开始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的战争，升级在老挝的侵略行动，印度支那局势进一步恶化，企图通过武力在印度支那建立亲美政权，从东边的韩国、日本、台湾、东南亚、到西南的印度，形成对中国的战略半包围。8月5日，美国借口所谓美舰受到攻击的“北部湾事件”，开始对越南北方实施轰炸，把“北炸南打”战略付诸实施。
60年代，美国看到了中苏矛盾加大的机会，便在台湾海峡多次举行以侵略中国大陆为目标的军事演习。
1964年，当美国获得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即将成功时，制定了《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行动的计划》，企图出动空军用核武器袭击中国即将进行的第一颗原子弹实验基地。由于我们及时获得了情报，做好了导弹、飞机等层层拦截准备，美国的机场离中国的核试验基地较远，加上中国在1962年就成功击落了美国的U2高空无人侦察机，全世界共击落美国高空无人侦察机7架，中国就击落5架。1967年9月8日，中国使用国产的红旗-2地对空导弹，成功击落了美国的U2高空无人侦察机。1969年10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在中南地区某地上空击落美国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一架。从而，有效地吓阻了美国对中国的入侵和多次试图对我核试验基地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的企图。
中国一直对美国扩大在印度支那的侵略活动保持高度警惕，认为美国有可能从这个方向把战争扩大到中国来。为了应对美国，中国坚定地支持越南抗美。早在美国紧锣密鼓筹划升级侵越行动时，中共中央就明确表态支持越南的反侵略行动。毛主席对来访的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说：“我们两党两国要合作，共同对敌。你们的事就是我们的事，我们的事就是你们的事。就是说，我们两家无条件共同对敌。”以后又对相继来访的越共领导人黎笋、范文同表明了同样态度。从此，中国对越南实行了长达12年的大规模无偿军事援助，先后派出防空、后勤、铁路、工程等支援部队总计达32万人次，提供的物资总值（按照当时国际价格计算）达200亿美元。这种大规模无代价支援越南直到1975年越南统一。
美国在升级越南、老挝战争的同时，在柬埔寨也开始动手建立亲美政权。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前首相兼武装部队司令朗诺，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密谋和策划下，趁西哈努克亲王不在金边而出国治疗和进行国事访问的机会，发动政变，宣布废黜西哈努克亲王柬埔寨国家元首的职位。这一事件震动了全世界。
美国支持柬埔寨朗诺集团发动政变，企图把整个东南亚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并通过东南亚的代理人战争而消耗中国。4月30日，7万名美军和南越军人从越南南部侵入柬埔寨。5月1日、2日，美军恢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广平、义安两省的轰炸，进一步扩大了侵略印度支那的战争。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的侵略罪行。1970年5月20日 毛泽东发表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声明中说：“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正出现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高潮。”“我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打败强国，小国能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规律。”21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召开了50万人参加的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毛泽东出席了大会，西哈努克亲王也应邀出席了大会。
美国中情局还用巨资不断收买中国的分裂、恐怖分子，支持西藏达赖分裂势力和新疆的疆独分子，从而达到对中国实施外堵内攻、肢解中国的目的。
中国在大力支持越南、老挝、柬埔寨抗美的同时，在边境提升了战争戒备程度，以防美国把战火烧到中国。
三、中国三线建设的提前布局，极大地提升了战争潜力，有效吓阻了美苏对中国进行突袭和核打击
依据国家安全形势变化以及备战升级，我国再次调整军事战略方针。一是由准备应付局部战争转变为准备应付正在迫近的有核背景的全面战争。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交战，必须举国迎敌，这对于中国来说就是全面战争；这两个超级大国都握有核武器，同它们交战必然是有核背景的战争，要准备它们使用核武器；美、苏咄咄逼人，要准备它们早动手，要做举国迎敌准备。1965年4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加强战备的指示，提出“要准备对付美帝把战火引到我们的国土上来”，“我们要准备大打，准备快打，准备两面都打”。5月间，中央军委召开全军作战会议，会议明确提出：打与不打，要放在打的准备上面；美国和苏联是否会联合起来侵略中国，要准备苏联参战；打不打原子弹，要放在打原子弹的准备上面；迟打还是早打，要准备早打。以后，这个方针逐渐被表述为“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应该说，当时对战争紧迫性的判断还是留有余地的。周恩来在接见出席全军作战会议人员时说：“今天的战备会议，大家都想到战争会来得很快，会大打，会当年打，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联合打，甚至打核战争，这些都是从最坏处打算，我们要做这个准备，这是完全正确的，是毛泽东思想。”但“打得快，打得大，打核战争，两面都打，是不是马上就来呢？不是，还有一个过程”。但在战略指导上则必须立足于准备应付最严重情况，就是毛泽东所强调的“要从困难着想”，“不妨把困难想多一些，想尽”，惟有如此，才能从容应对各种复杂局面。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不打无准备之仗，这是毛主席用兵的一贯指导思想。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第五条，指出：“必须注意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上有胜利之把握。”
美国在中国的东边和南边建立包围圈，苏联则在中国西北、正北和东北方向舞枪弄棒，大肆增兵中苏边境。对中国进行战略包围。三线建设的提前布局，就是在面对美苏全面威胁、复杂而严峻形势下，确保中国战略安全的一着妙棋。
毛泽东在这个严峻时刻敏锐地认为：必须抓好战略后方建设，以应对极端复杂而危险的安全形势。1964年3月，他要求总参谋部进行军事战略研判调查。5月，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了三线建设问题，指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还要有个地方。6月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其中谈到每个省都要有一、二、三线。16日毛泽东在北京十三陵管理处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十三陵会议）。他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地方抓军事，一个是培养接班人。关于地方抓军事，毛泽东强调各大区、各省要抓民兵、修械厂、军工厂等，不能全靠中央。8月6日，美国开始实施“北炸”翌日，毛泽东在审阅谴责美国战争行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时批示：“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毛泽东放弃了骑马沿黄河、长江进行考察的计划，准备应付可能的战争局面。在加强提防美国的同时，把防备苏联也提到了议程。
1964年4月，总参谋长罗瑞卿鉴于中苏边境地区出现的紧张局势，向毛泽东提交了关于新疆地区的战备方案，提出苏联在我北部边疆制造紧张局势，企图为：一是防御性的挑衅，二是进攻性的，而前者的可能性大，但我们要做好准备。如果打，有大、中、小三种可能，中、小打的可能性大，但我们要准备它大打，以确保主动。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办”。在此前后，毛泽东曾多次讲到既要防备东边的帝国主义，也要防备北边的修正主义，防备它们合伙整我们。要把战争准备重心放在战略后方建设上面。
1964年4月，总参谋部作战部经过调研，提交了关于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指出国家经济建设防备大规模侵略战争的问题很突出：（1）工业过于集中，全国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集中在14个百万以上人口城市；（2）大城市人口多，而且这些大城市大都在沿海地区，防空问题尚无有效措施；（3）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一般多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缺乏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4）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坏，将酿成巨大灾害；建议国务院组织专案小组，根据国家经济情况，研究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积极措施。这个报告引起中共中央高度重视，迅即研究所须采取的措施。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搞三线基地”，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建设要快，并说“攀枝花搞不好睡不着觉”。以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准备应付敌人的大规模入侵，一个是战略方向问题，一个是战略后方问题，各省要有自己的战略后方（小三线），国家要有全局战略后方（大三线），并称之为“靠山傍水扎大营”，搞好了，反侵略战争就有了可靠支撑。
毛泽东曾提出：要研究斯大林苏德战争的教训。斯大林一不做工事，二不搬厂，三不准备打游击战，只是仓促撤退。苏联在战前不重视后方建设，打起来才匆忙把大批工厂从西部搬到东部，造成战争初期的混乱和被动；要研究蒋介石在抗战时的教训，他没有搬，搬得很少。他是靠外国生活的，靠我们在敌后牵制住敌人，才保住重庆。蒋介石在抗战中从东南退到西南，只搬去很少一点工厂，大部分没有动，因为他完全指望外国援助。从这段话可以体会到毛泽东关于加强战略后方建设的战略考虑：第一，建设好战略后方，可以避免战争中的被动，并为持久抗敌提供物质技术和装备支持；第二，要用自己的力量打赢反侵略战争，要把民族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就必须建设强大的战略后方。第三，面对美苏两个帝国主义威胁，只能是充分准备好战争才能制止战争，真正的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这是化被动为主动。
从1964年开始，经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研究决定，集中财力物力人力，进行了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交通设施建设，史称“三线建设”。主要是把沿海的重要企业和技术人员迁移到大山沟里和大后方。
中国云南、四川、重庆、贵州、陕西、青海， 甘肃全境以及河南、湖北、湖南的西部地区是中国的战略大后方。这些地区，距西面和北边的国土边界上千公里，离东南海岸线七百公里以上，加之四面分别有青藏高原、云贵高原、五岭山脉、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吕梁山等连绵起伏的山脉作天然屏障，在准备打仗的特定形势下，成为理想的战略大后方。
在三线建设中，重点在东南沿海和“三北”方向加强护卫。东南沿海主要是防美帝和蒋军。西北、正北、东北的“三北”方向，主要是防苏联。
此项战略行动，用15年的时间先后建成了2000个大中型骨干企业、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形成了45个大型科研生产基地和30多个新兴工业城，修筑了成昆铁路、湘黔铁路、焦柳铁路、襄渝铁路、川黔铁路、贵昆铁路，总长8000多公里，在使整个西北、西南地区自身连成交通网络之外，还使西南地区与华中地区、西北地区和华北、华中、华南地区的交通网络连为一体。建成了以国防科技工业为重点，交通、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工业为基础，机械、电子、化工为先导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如：在国防工业建设方面，在重庆地区建成了常规兵器工业生产基地，在四川和贵州建成了电子工业生产基地，在四川和陕西建成了战略武器科研、生产基地，在贵州和陕西、鄂西地区建成了航空和航天工业生产基地，在长江上、中游地区建成了船舶工业科研、生产基地，在西昌建成了卫星试验、发射中心。电子工业形成了生产门类齐全、元器件与整机配套、军民兼容、生产和科研相结合的体系。航天工业实现了地区配套，建成了完整的战略和战术导弹研制基地，形成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发射中心；航空工业生产体系也在西部地区形成，建立了几个歼击机、运输机生产中心，生产能力占全国航空工业的三分之二。船舶工业形成了完整的生产系统。较高水平的核工业科研生产系统几乎全部放在西部地区。原材料工业、能源工业、机械工业、电子工业方面，形成了大中小相结合的工业体系。中、西部和南部少部分地区建新厂，基本上达到了将重要工业、科技及军工企业“一分为二”的目的。
人才、科学技术、兵工厂、先进设备、工业基地等，从沿海城市及平原搬到了大山里或地下洞道里，加强野战交通建设，使中国的国防安全和战备、作战实力、战争潜力及反击作战能力大幅度提高。可以说以“三防”标准建的三线工程，使中国军事实力练就了敌人打不了、打不跨的金刚之身。虽然此项工程历时18年，但从1964年始到1969年争取的五年，已经完成了大三线重要的工程，美苏两霸清楚地知道中国大后方的巨大战争潜力，使他们胆颤心惊，有效避免了美苏的军事冒险和突袭，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反战威慑力。加上中国携抗美援朝和对印度自卫反击战巨大胜利的雄风和英雄气概，美苏都对中国望而却步，不敢轻举妄动。正像朝鲜战争中败给中国的美国名将麦克阿瑟说的那样：“谁要和中国陆军开战，他的脑子一定是有病”。
除了三线建设以外，毛主席领导党中央还提前在全国人民中进行了全国性长时间的预防性动员和备战，把防大战、防核战提前在全民中进行布局。早在1965年底，中央军委就召开了全军国防工程会议，强调国防工程建设要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重点与一般、前沿与纵深的关系，重申了重点设防的原则。要求在敌人必经之路、卡口制路的要点、重点坚守地区等关键地点，加强国防工程的建设。毛泽东在听取长远规划设想时提出：“老百姓怎么办？就是每个房子都挖个洞，自己挖……譬如，我这个房子床头为什么不能挖个洞。大家都挖，学华北地道战。”挖洞可以防原子弹，也可以防炸弹，还可以储备生活物资。
1966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关于各省发展农业机械化问题给刘少奇的信中，对“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一战略口号做了具体解释：其含义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先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然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到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备，依赖国家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粮食储备原则上够三年之用，心中有粮遇事不慌。当时的部队都是吃放三年以上的存粮。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1966年文革中，“备战、备荒、为人民”作为毛主席语录在全国广为流传，妇孺皆知。还有早在1959年毛主席就提出“大办民兵师”。他还在1961年2月，女民兵的训练照，欣然命笔：“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这种全民皆兵和全民备战观念，又极大地提升了全国人民的英勇无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真正地形成了“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
四、针对珍宝岛战后激化的中苏关系及面对美国的围堵，党中央、毛主席运筹帷幄，以坚决反击的气概、人民战争伟力和高速发展的装备技术为盾牌，有效地阻止了美苏的核讹诈
中国珍宝岛作战胜利后，苏联既丢里子又丢面子，苏共及军队高层气急败坏，急需要挽回颜面和打败中国，于是在苏联国内形成了一股对中国发动大战的氛围。他们在常规作战很难战胜中国的情况下，企图通过核打击来战胜中国。
在苏军高层，以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及助理崔可夫为主战派，他们向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汇报，说服他同意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勃列日涅夫被说服。但他感到事关重大，便召开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集体决策此事。当格列奇科在会上提出自己的疯狂想法，并把如何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及部暑的计划提出时，遭到了苏联部长议会主席并号称勃列日涅夫时期三驾马车之一的柯西金及持相同观点人的反对。
柯西金等认为：一是中国也有核武器，苏联对中国进行核打击，中国必将反击。中国的大杀器除了有核弹，还有氢弹，中国已经有了中程弹道导弹，还有歼六轰炸机，中国的核武器数量也不会太少。如果中苏互相核袭击，虽然苏联要强大些，但两败俱伤，将严重削弱苏联同美国争霸的实力，真正能威胁苏联存亡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二是苏联因为同中国打一些战斗失败后，就首先动用核武，在国际上将遭到舆论的谴责，处于十分不利地位。三是中国人口众多，军队战斗力强大，三线建设使国防潜力巨大，一旦核战争打开口子，绝对不会短时间内结束战争，苏联必将被拖入长期战争的泥坑。长久来看，苏联不一定能最后取胜，抗美援朝战争就是教训。四是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哥，其他的华约国家，还有越南、朝鲜等社会主义阵营，也不一定完全同意，这有损苏联的地位和威信。他们主张同中国谈判解决双方边界的分歧。由于苏共高层意见不统一，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并没有取得共识。
毛主席在珍宝岛作战胜利后，马上就珍宝岛事件可能产生的后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激烈动荡的国际形势和严峻的中苏关系，要求解放军全面地加强战备，号召全国军民提前准备大打早打和打核战争。珍宝岛战斗中表现突出的边防站站长孙玉国临时被增补为中共九大代表，在大会上汇报了珍宝岛战斗的情况。孙玉国发言完毕，毛泽东站起来为他鼓掌，同他握手，发表即席讲话。后来，孙玉国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69年7月30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边防站站长孙玉国、政治干事杜永春、火箭筒手华玉杰、班长周登国、营长冷鹏飞，以及副科长孙征民烈士、班长杨林烈士等10名指战员“战斗英雄”称号，给边防部队的侦察连、第1连和公司边防站等10个单位记集体一等功。大力褒扬英雄模范，极大地提升了全军的战斗意志和高昂的士气。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判断，苏联有可能扩大边境冲突，甚至大规模入侵，要求加强战备。1969年3月15日，毛泽东和林彪接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时，提出“要准备打仗”，要准备应付大规模的战争。4月，中共九大政治报告正式向全党全军全国发出战备号召：“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放松自己的革命警惕性，决不可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
“九大”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级加强了训练和战备。主持军委工作的副主席林彪，到张家口、内蒙古检查战备工作，加强应对反侵略准备。
根据毛泽东指示和中央部署，在1969年下半年，由周恩来主持，从中央的毛泽东、林彪开始，各级党政军机关、人员开始疏散或作好随时疏散的准备。毛泽东在武汉，林彪在苏州，朱德到广州，陈云、邓小平等到江西，北京只留下周恩来总理留守，主持日常工作和协调对外关系。
人民解放军迅速扩编部队，调整部署。至1969年底，全军编制员额631万多人，超过抗美援朝战争时期，进入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员额最高阶段。人民解放军在扩编中，加强了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和陆军中的装甲兵、炮兵、工程兵、铁道兵及通讯兵等技术兵种建设。全军员额比例中，海军、空军、第二炮兵与陆军的占比，从建国初期的几乎全是陆军，发展成为4：6，就是说海空军和第二炮兵占全军比例四成；陆军中的技术兵种也大幅度提升，军队的装备技术水平大幅度提高，与美苏的武器装备水平的差距大幅度缩小，大大地提升了战略威慑力。
1969年8月，中共中央又决定成立全国性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周恩来总理任组长，各省、市、自治区及以下各级政府，也纷纷成立人防领导小组，在全国广泛地宣传防空、防核武器的知识。开展了群众性的挖防空洞和防空壕的活动。于是人防工程规模在已有的基础上迅速扩大，城市、工厂、街道、农村、学校等，人防工程的规格不断提高，基本上达到了核战争一旦发生，多数人民群众都可以随时进防空洞。
中央发动全国群众，大打人民战争，年年超额完成人防工程建设任务。仅北京宣武区，1966年至1978年已构筑各类人防工事39.6万余平方米，平均每人0.83平方米。全区规划的东西南北六条干道和34条地区支道已经建成，总长49公里，基本上做到纵横成网，连通搞活。还建成了指挥所、救护所，以及库房、车间等重点工程五十多处。
1969年，北京地铁开工，北京是全国第一个修建地铁的城市，当时的地铁也是军用防空项目。
为了加强备战，毛主席多次指示部队加强训练。在面对苏联的核威协时，毛主席指示，在苏联身边放两炮，吓一吓他们。1969年9月，我国在新疆进行了一次爆炸演习，其中就包括了25000吨的地下原子弹爆炸试验；同月，我军空军在新疆投放了一枚300万吨级别的氢弹实战化炮弹，在爆炸的那一刻，苏联和美国都心有余悸。
从抓人才入手，加速建立现代化的武器装备系统，提高武器装备质量，充分发挥核武器在吓阻美苏核讹诈中的作用。党中央和毛主席一直非常重视人才培养和引进，加快武器装备技术的系统性建立、升级和发展，提高对敌威慑，打赢未来反侵略战争。
早在建国初期和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根据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强大的武器装备战力和对中国进行核讹诈，毛主席党中央就十分重视抓好我国的工业科技、国防科技、装备科技发展和核能工业。外派大量年轻人到苏联留学，毛主席说的“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对他们赋予重托。重用建国后留大陆的科技人才，办哈军工大学和恢复、建立各类院校，千方百计号召海外科学家和留学生回国。建国初期，仅吸引海外科技人才和留学生回国就有几千人。如世界级科学家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钱伟长、华罗庚、王淦昌、李四光、苏步青、竺可桢、茅以升、梁思礼、郭永怀、周培源、朱光亚、程开甲、赵忠尧、王大衍等，他们为新中国的各行各业作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功勋。
1962年，为加强对国防工业的领导，专门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央专委，总参谋长、大将罗瑞卿为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进行协调，在军委排位第二的副主席贺龙元帅及聂荣臻元帅、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元、段君毅、高扬共15人中央专门委员会，集中党政军的领导力量，做好国防科技工作。两核弹（原子弹、氢弹等）、战略导弹、战术导弹、人造地球卫星、核潜艇、核电站等一系列尖端科技工程项目的研制、试验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是中央专委经请示毛主席和党中央做出的。
中国国防科技工作者独立自主、万众一心、争分夺秒，在很短的时间内，全面地提升了陆海空军的武器装备水平和作战能力，特别是二炮核导弹和常规导弹部队发展尤其迅速。早在1956年，中国就在世界顶级导弹专家钱学森的领导下，开始了国产导弹和核武器的研究。1960年，中国的导弹实验成功。1964年核弹试验成功，同年4月，研制出第一枚地对空导弹，命名为“红旗一号”。1966年10月27日，中国在新疆实验的首枚核武器导弹飞行近1000公里，精准地命中目标。打破了美苏的核垄断，实现了战略核武器的强大威慑力。从爆炸核弹到发射核导弹，美国用了13年，苏联用了6年，而中国只用了2年。东风3号导弹65吨，1967年试验成功，最初射程2800公里，后来增加到4000公里，成为中远程导弹，1970年定型。1967年开始研制战略导弹由液体转向固体。1967年6月，中国在戈壁滩上成功试爆了第一枚氢弹，又打破了美苏英国的氢弹垄断，比法国提前一年拥有。1970年核潜艇试验成功，1971年的卫星上天等，都使中国成为平衡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霸权的重要一极，也同时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安全保障。
中国高层反侵略战争坚不可摧的意志、中国军队高昂的战斗士气、中国武器装备的高速发展、全国轰轰烈烈的备战备荒氛围等，一个逐渐强大的不可战胜的中国是美国必须承认的现实。加上苏联在与美国的争霸中逐渐占上风，使美国在1969年尼克松上台后，逐渐放松了对中国的敌意，开始接触中国，意图联中抗苏。
苏联高层认识到对中国打核战争没有胜利的把握，可能会遭到中国的坚决报复，于是，在1969年9月，苏联部长议会主席柯西金在参加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的追悼会后，专程来中国在北京机场和周总理进行边界会谈。虽然双方因为意见分歧没有达成共识，但是，同意继续举行副部长级谈判，使中苏极端紧张的战争氛围有所降温。
1969年10月20日，中苏两国外交部副部长级的边界谈判正式举行，谈判因为分歧大，未取得任何进展，但是，中苏的接触没有停止。70年代初，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和总统尼克松先后访华后，苏联感觉到了战略压力，也有拉拢中国的意图，中苏关系逐渐缓和。
关于1969年美国用核打击苏联的威胁阻止了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以及毛主席指示受到苏联核打击后，中国核打击美国及中国周边的美军基地的这个说法，建国后从1949年到80年代末的军委会议记录（文革时期是军委办事组），都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如果毛主席有指示，军委办事组不可能不研究.
苏联不敢对中国动核，主要原因是怕中国同样会对苏联的大城市进行核打击。中国的战略核武器早在1964年就试验成功。中国的导弹测试部队早在60年代初已经成立开始布网工作。中国的中远程导弹在60年代末已经拥有，二炮导弹部队60年代末已经有了10多万人，中国的核打击能力也是不可小视的。中国当时在新疆进行了一次核试验和一次氢弹试验，就是告诉苏联，如果苏联对中国动核，中国打击的将是苏联欧洲的部分，而远东地广人稀，不是中国的目标。这令苏联忌惮。
美苏当时冷战，苏联如果与中国大打，必将损失惨重，使美苏争霸美国必胜，这点苏联很清楚。毛主席不可能在苏联核打击中国时不去反击苏联，而去攻击美国或者美国的基地。美国当时的兵力主要部署在欧洲，与苏联争夺欧洲，而在中国周围部署的兵力不多，且都在日、韩等第三国，所以中国无论从国际影响和外交上，都不会这么做的。中苏边境相邻，反击苏联的攻击更方便更有效，怎么可能去攻击美国的基地或者远在万里的美国本土呢？如果能攻击美国本土，为什么不对近在咫尺的苏联核反击？这种说法既不符合实际，也是对毛主席战略韬略的低估。
毛泽东是战略大家，他的一贯战略思想就是把自己的朋友搞得多多的，就是面对敌对势力也是针对最危险的敌人，以敌制敌。在考虑如何运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拓展战略回旋空间中，他深知长期同时应付两个强敌、进行两线作战是战略大忌。1969年1月毛泽东批准《人民日报》全文登载了美国新任总统尼克松的就职演说，表示中国注意到这篇演说中所表达的对华政策新动向。12月间，毛泽东看到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关于美国驻波兰大使表示尼克松本人愿意同中国领导人进行“重大的具体会谈”的报告后说：“找到门道了，可以敲了，拿到敲门砖了。”随即毛泽东批准恢复已中断了3年之久的中美大使级会谈。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明确说道：“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也行，当做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向美国释放出愿意进行首脑对话的信号。1971年4月，毛泽东批准参加世界第31届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坚冰。随后，周恩来通过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转告美国政府，愿意接待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或国务卿、甚至总统本人来北京进行直接商谈。尼克松很快传来口信，表示接受邀请。7月间，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敲定了美国总统访华行程，并以双方公报形式宣布了这一消息。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抵达北京。毛泽东当天下午在中南海住处会见了尼克松，对他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这表明，中国不再把美国视为现实的战争威胁，中美之间的问题可以通过协商解决。
毛泽东在指示周恩来等人谈判中如何答复美方的口信时说：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上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是不能两面作战。这番话一语道破，表明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从毛泽东开始运筹，且早已深思熟虑、成竹在胸的重大战略谋略，充分显示了伟大战略家审时度势、把控大局的非凡眼光和能力。
（作者系党史军史专业工作者，原总参某研究室副主任、大校；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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