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飚：毛泽东时代研究（一） - 毛泽东时代

　　我当然知道，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存在着许多所处地位不同、涉及利益不同、思想认识不同、文化背景乃至政治立场不同的人群。正因为有着这些差异，使得不同的社会群体往往会对于同一问题、事物、现象产生不同的看法，形成不同的意见。这些观点与意见传播到社会上，便形成了声音大小不一的社会舆论，但其中必定有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舆论是综合考量了多方面的要素，相对真实地还原了事。

　　再版前言

　　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从小就沐浴着毛泽东思想的阳光，对毛泽东时代有着深厚的感情与深刻的印象。我非常认同那首题为《怀念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的祭词：那是一个不断革命激情燃烧的年代；那是一个所向披靡无往不胜的年代；那是一个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年代；那是一个坚持马列斗私批修的年代；那是一个万众一心积极向上的年代；那是一个充满理想报效祖国的年代；那是一个大公无私人人奉献的年代；那是一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年代；那是一个民族团结齐心合力的年代；那是一个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年代；那是一个革命传统代代继承的年代；那是一个清正廉洁弘扬正气的年代；那是一个英雄辈出比学赶帮的年代；那是一个抓纲带目全面发展的年代；那是一个干群同心大干快上的年代；那是一个官员勤政经济腾飞的年代；那是一个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年代；那是一个气壮山河改天换地的年代；那是一个蓬勃发展日新月异的年代；那是一个卫星升天红旗飘扬的年代；那是一个着眼长远夯实基础的年代；那是一个社会和谐繁荣昌盛的年代；那是一个公平合理共同富裕的年代；那是一个三大差别逐步缩小的年代；那是一个文教体卫清正为民的年代；那是一个文艺舞台工农占领的年代；那是一个情真意切实事求是的年代；那是一个心情舒畅身体健康的年代；那是一个安居乐业生活幸福的年代；那是一个百姓当家人民万岁的年代；那是一个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的年代；那是一个山清水秀没有污染的年代；那是一个扬真善美抑假丑恶的年代；那是一个人民舒畅敌人丧胆的年代；那是一个匪患被灭黑毒绝迹的年代；那是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年代；那是一个军民团结亲如一家的年代；那是一个全民皆兵扬我国威的年代；那是一个不畏强权敢打敢胜的年代；那是一个国家强大最有尊严的年代；那是一个输出革命举世敬仰的年代；那是一个外交活跃宾朋四海的年代；那是一个炎黄子孙扬眉吐气的年代；那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年代；那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令中国百姓永远怀念的毛泽东时代！（张宏良：《怀念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摘自于毛泽东纪念馆祭词）

　　早在上个世纪末那历史虚无主义乌云翻滚的期间，我就有意将七十年代末上大学时对实践的理论思考付诸于写作行动，即对中国当代的社会现实问题，来一番独立的考察研究，用史实与数据说话，作为一家之言，较为系统地谈出个人的理论见解。这个愿望直到二〇一四年四月退休，我从繁杂的事务性工作中脱身后才得以实现。《毛泽东时代与社会评价论》首稿写成于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做光明磊落的中国人——社会评价学概述》为题作为内部书稿出版。再稿改名为《社会评价·媒体传播》，完成于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因故未能如愿。记得当时，本人曾将这部书稿交给当地的一家出版社审阅，希望能得以正式出版。未曾想到的是：这家能为著名“公知”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代表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出版诬蔑革命年代的《革命年代》一书的出版社，竟然将本书拒之门外。二〇〇八年，我毅然决然将书的主题列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科研人员自选科研课题，题为“毛泽东时代的社会评价与研究”，并于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完成第三稿，定名为《社会评价与媒体传播》，由社会科学出版社公开出版。《社会评价与媒体传播》一书分别从不同的层面或角度，阐述了社会价值评判的理论与方法，力求建立“科学认识观”并构建相应的理论框架及传播路径。本书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以科学的社会评价为基础，以真实、公正、健康向上的媒体传播为引领，试图逐步推导出一整套科学的社会价值评判体系，推动形成有利于当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接着，本人运用这一理论框架，分别针对毛泽东时代三个不同时期革命的主要目标、任务与重要特征的不同，对之进行了客观、真实、科学的评述。于二〇一六年九月九日完成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大革命》《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大革命》《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大革命》的编撰，此套书于同年仍由社会科学出版社公开出版。如果说，毛泽东在建国前率领我党我军主要是进行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可以称之为“军事大革命”的话。那么，建国后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为巩固人民政权则先后分别进行了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革命。为了更好地完成自己长达四十余年的心愿，我在仔细研读国内外不同版本《毛泽东传》与《毛泽东年谱》等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还特意对照了从香港购回的那套由张迪杰主编、润东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全集》五十二卷本，作为言之有理、论之有据的重要参考书籍。丛书《毛泽东时代的三大革命》针对多年来社会上泛滥成灾的历史虚无主义旗帜鲜明地指出：建国以来，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民主国体下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三大根本政治制度，从而奠定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和走向。面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联手推动的长期封锁制裁，仅用短短二十多年，就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十分落后、分散的国家里，实现了空前的独立、自主和统一，并胜利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它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唯一由人民当家做主人的时代；它是我国唯一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了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伟大时代，同时也是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伟大时代；它还是在自身发展进程中开始于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里同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的伟大时代；它是中国人民真正站立起来的伟大时代。《毛泽东时代的三大革命》高度肯定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及知识分子必须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劳动人民要努力实现自身知识化等政治理念；高度评价了以王进喜、陈永贵、雷锋、焦裕禄、李四光、钱学森等为代表的先进人物所创造的时代精神。同时严肃剖析了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曲折性、复杂性与长期性，并一再强调了必须全面真实了解党史国史史实和科学把握社会舆论主导权的重要性、必要性与艰巨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评价与媒体传播》与《毛泽东时代的三大革命》实为一体，具有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前者提供的是研究路径与理论支撑，后者主要是以事说史，叙史立论，确保了“论中有据，科学评价”目标的完全实现。故而，这次由银河出版社再版，我理所当然地将两者合为一体共四册，并按出版社的要求总定名为《毛泽东时代研究》，包括副标题“毛泽东时代与社会评价论”（由“社会评价与媒体传播”易名）、“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大革命”“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大革命”“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大革命”（其中增添了“习近平新时代赓续红色血脉”一章）等，以体现其各有侧重的主题。

　　《社会评价与媒体传播》与《毛泽东时代的三大革命》四本书分别于二〇一四年、二〇一六年公开出版后，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并于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被韶山“毛泽东图书馆”收藏。尤其令作者深为感动的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年逾九十高龄的老红军后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响应毛泽东号召到内蒙古支边、德高望重的离休老专家钟文菁在仔细阅读这套书后，于庆祝建党百年之际，给本人写来了热情洋溢的鼓励信。信中说“我多么期望本院能有人像张磊、黄明同成为研究孙中山权威那样，出个毛泽东研究的后起之秀并为院争光。”惭愧之余，更坚定了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之际将这套书做补充修改，力求评述的更为准确到位的信念。

　　这些年来，我多次随同广东省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全国扶贫“状元”陈开枝赴粤东西北老区农村搞调研，仅去年六至八月就走遍了粤东三十余个县级行政区，行程“两万五千余里”。在潮汕地区乃至梅州、惠州等地现场，我深入了解了当年农民运动和南昌起义部队、工农红军转战粤闽湘赣边界的前因后果，比自己从书本上、影视里获得的党史军史相关知识要深刻的多，应了宋代陆游那首《冬夜读书示子聿·选一》的名诗“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与此同时，我自二〇一三年至二〇二一年连续五届被共青团广东省委聘为全国大学生“挑战杯”科技学术竞赛广东赛区评委会副主任，主要负责社会科学类作品评选，同当今的年轻一代大学生们有过不少接触与了解，如同多次应邀到广东工业大学等高校青年马克思主义培训班，所作“青年毛泽东与当代青年的使命担当”专题演讲受到热烈欢迎那样，我将力求让《毛泽东时代研究》真正成为传承毛泽东思想的“立言”之作，让自己无愧于共产党员与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光荣称号！

　　众所周知，“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由于对不同时期国内外、党内外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认识不同，对敌我友的判断与认识有差别，对如何解决重大经济社会发展任务与目标及其实现路径有分歧，因而党内不同思想路线的之间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毛泽东自始自终注意把握的重点就在于：对错误思想路线的代表人物总是批评从严，处理从宽，极力挽救，采用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方式，以解决思想分歧为主旨，注意团结反对过自己并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一道工作。在当事人承认错误之后，一再做工作要求继续推选其为中央委员或保留其党内相应职务，对王明是如此，对彭德怀等也是如此，不搞敌我矛盾的处理方式或肉体消灭，除非其本人自绝于党和人民。

　　我非常赞同“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的社会科学研究与党的宣传工作基本准则，既然是社会科学研究，就应当允许“百家争鸣”，特别要注重整个研究课题的前瞻性。试以近期内“计划生育政策”的不断调整为例，当人们认识到大国竞争本质上是人口、资源与制度的竞争，其中人口战略与人才战略对国家经济、科技和军事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明白了“十年种树、百年树人”的道理，就会深刻了解到当下的人口战略和教育方针将决定未来三十年之后人口与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决定中国经济与科技的走向。据测算，如果不改变新生儿出生率持续下降的趋势，二〇五〇年之后我国每年出生人口将下降到三百万以下，而死亡人口将达两千五百万以上（详见《认真算了20年后的中国人口数据，把自己给吓着了！》一文），二〇七〇年之后每年新增男性劳动力人口将不到一百五十万，而二〇二〇年仅高校大学毕业生就是八百七十四万。由此可见，人口的数量与质量是中国当下经济繁荣、国家强盛的基础。如果新生儿出生率骤降的趋势不改变，我们无法想象五十年后中国经济社会和国家安全的场景。正因为如此，国家迅速调整了计划生育政策，放开了第三胎生育，无疑这是正确的。

　　尤其值得提起关注的是：当广大人民群众观看了中纪委拍摄的那部警示纪录片《永远在路上》后，引起的反响很接地气，其中有的评论尖锐而切中时弊，值得共享。“一个水塘，死了几十条鱼，那是鱼本身的问题；如果死了成千上万条鱼，那就不是鱼的问题，一定是水出了问题。一个国家，出了贪官刘青山、张子善等极少数人，那是他们本身的问题，如果这个国家的贪官前腐后继，出了一批又一批，那就不是几个人的问题，一定是治国的理论出了问题、顶层设计出了问题。”“经济搞上去了，可代价太大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两极分化；金钱至上，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污染一片土地，只需要很短的时间，治理一片土地则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搞坏社会风气，有个三年五载就够了，端正社会风气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人心的代价是最大的代价。出了几个贪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老百姓眼里无官不贪；几颗大白菜被沾了甲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老百姓认为所有白菜都有甲醛；对人心的污染是最大的污染，人缺乏信任是社会最大的悲哀，离心离德是最大的隐患。”“一个基尼系数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一个清廉指数排在世界后边的国家，一个人与人之间不讲诚信的国家，一个法律可以不被尊重的国家，一个金钱至上的国家，即使你在世界上成为土豪又有什么意义？你凭什么挺直你的脊梁？”“一旦金钱站在高处，所有的真理都沉默了。假如一切都是为了钱，人们就会失去灵魂，人生就会迷失方向；生活就会没了底线，行为就会失去约束；是非就会混沌颠倒，做人就会失去尊严；道德就会苍白无力，法制就会流于形式。”评论者孙力等人的这几段话，真的是耐人寻味，值得深思……敢于直面时弊，实事求是是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传统。因此人们有理由相信：只有我们中国共产党才能够不断地清除自身的污染，正确地指引全体中国人民从辉煌走向更加辉煌！

　　自序

　　毛泽东曾经预示：“今天的青年和未来的青年，都将用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评价革命工作。”处在二十一世纪之初的中国年轻一代，究竟应当如何正确认识与评价新中国创建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将要或必然成为世人关注的热点，因为它涉及新中国的历史发展与命运，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百年复兴伟业目标的最终实现。我们认为，科学的社会价值评判在人们的一切价值评判活动中居于首要地位，是人类社会历史评价的现实形式，是对整个社会所有的个人评价与群体评价的总体提升，并将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制约或提振作用。因此，对社会价值评判的特性进行科学的典型分析，不仅有助于理解一般的价值评判，而且对于认识当今社会实践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人们常说的“人的社会性”，实际上就是各种物质关系和精神关系的综合属性。因此，人们为了较好地处理各种物质关系和精神关系，较好地治理社会和管理社会，较自由地生存和生活，自然存在一个认识社会和了解社会的问题，存在一个认识必然性，减少盲目性和提高自觉性的问题。“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认为正确的看待历史、看待社会、看待别人、看待自己，并以此建立起科学的认识观，是人们树立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与前提，全面、客观、准确的社会价值评判则是科学认识观最主要的基本内涵。我们科学地研究与认识过去正是为了更好地创造未来，而科学认识观的确立同科学发展观的确立一样，同样需要经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某一方面，不取决于主观愿望，而取决于一定历史条件。”（《列宁全集》第17卷57页）任何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认识，也只有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置于它所反映的复杂的矛盾组合体之中，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其内涵。撇开某一论断所赖以存在的具体时间、地点、条件，去任意扩大真理的认识范围，就很可能从真理走向谬误。同样，我们离开某一时期特定的具体历史条件，试图做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真理性社会价值评判也是不可能的。

　　我常常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当襁褓之中的新中国不得不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集团的长期“政治制裁与经济封锁”，甚至不得不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出兵抵抗所谓“联合国军”对邻国朝鲜的武装干涉，一些人有什么理由指责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领导者搞“一边倒”或者是所谓的“闭关锁国”，而不去清算那些西方制裁的决策者们封锁中国近三十年，给新中国经济建设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呢？时至今日，当人们亲眼看到“经济制裁”是如何摧残利比亚、伊拉克、古巴、朝鲜等国的经济，乃至导致有的国家最终破亡混乱的现状，难道都理应归咎于这些国家自身的过错或自愿的“闭关锁国”吗？据了解，由于美国多年的制裁和长期的孤立，曾使得利比亚经济元气大伤。据利比亚官方于二〇〇四年宣布，仅对利比亚实施长达十七年的禁运和长达二十二年的旅游禁令，就使利比亚每年遭受三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也大大限制了其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影响力。一个小国尚且如此损失惨重，何况各种压力更大的中国呢？当时利比亚的卡扎菲不得不最终放弃反美“旗手”角色，主动要求恢复同美国的正常关系，以换取取消经济制裁。其虽苟延残喘于一时，但终究难逃一劫。反观中华人民共和国，经伟大而杰出的国际战略家毛泽东的运筹帷幄，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和对发展中国家一贯强有力的支持，最终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在全世界，尤其是非洲中小国家的簇拥下，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合法席位，不久又运用“乒乓外交”逐步解冻了与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关系，真可谓“神来之笔”！

　　只要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审视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前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演变，谁也不难看出，首先在于当事国自己首先解除思想武装。而导致其演变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他们丢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面旗帜和轻易地否定了自己的历史，在舆论上造成了一个所有过错都在于实行共产党的领导和走了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氛围，最终动摇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信仰，酿成了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大的灾难性后果，这一教训极为深刻。

　　我们说，预见力是对未来发展做出合乎规律的预测，是洞察力的延伸与发展。它是一种超前把握事态发展趋势的能力。值得人们回味的是，伟大而杰出的国际战略家毛泽东就具有这种非凡的预见力。他早年就曾预见过发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原社会主义国家所普遍发生的“和平演变”现象，老人家生前力求结合中国的实践，采取相应对策来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一大难题。也许人们可以对他所运用的方式方法提出某些质疑，但其最著名的有关论断，却至今令人记忆犹新。

　　其一，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他就提出要警惕以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为代表的帝国主义者所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后又一再强调要防止他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人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原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等恰恰是“十月革命”后才出生的苏共第四代领导人的代表，正是戈氏于一九八五年上台后，推行所谓“新思维”指导下的社会政治改革，给前苏联造成了全面的混乱。尤其是在一九九一年“八·一九”事件发生后，他公然发表声明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宣布苏共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从而导致苏共垮台的“和平演变”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的合法化。

　　其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如何培养一大批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事关党的建设百年大计。资产阶级势力的代表人物必须首先在执政的共产党内取得合法地位，建立并扩大自己的影响与势力范围后，才有可能最终夺取政权，改旗易帜。前苏联急剧演变的过程，也证实了这一论断的准确性。反共极为坚决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于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三日最早宣布苏军中共产党基层组织非法；接着，苏共的办公场所、报纸和财产均遭查封没收；十一月六日，叶利钦干脆宣布停止苏共在俄罗斯领土上的活动。而正是这位叶利钦曾在苏共党内“显赫一时”，位居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首都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之要职。史实证明“走资派就在共产党内”。毛泽东曾经尖锐地指出，“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　　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泽东全集》第52卷68页“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邓小平也说过，“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习近平也曾强调指出，“我们国家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共产党内，我们党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干部身上。党培养一个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是很不容易的。这些年，一些干部包括一些相当高层次的领导干部因违犯党纪国法落马，我们很痛心。我们中央的同志说起这些事都很痛心，都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8日）我们认为，三者的讲话虽然时间或侧重点各有不同，但本质上没有根本的区别。中国要出问题，必然是出在混入执政党内部并窃取了一定权力的资产阶级“代理人”身上。想想二〇一四年被披露的边腐败边升官的广州市原副市长曹鉴燎就一目了然了，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其任中共广州市天河区委常委时，就能在为情妇刘某办出国移民手续的同时，指使他人分别给了她港币八百万元和九百万元；再看看在搜查国家发改委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家时发现现金折合人民币两亿余元，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检察机关一次起获赃款现金数额最大的案件，其结论不言自明！

　　其三，要防止公共权力的异化与滥用，防止执政的某些共产党领导人，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化作“资本”使之商品化，而它正是共产党人走向反面的第一步。如果说在毛泽东当初提出这一命题的时候，人们的认识还很肤浅的话。那么，在当今中国推行市场经济改革的条件下，几乎人人都能感同身受，权力商品化现象日趋严重，由党内到党外，由少数几个行业遍及到全社会几乎所有行业。有的人甚至直接利用权力索取金钱，或买官卖官，或以不同形式获取权力股，肆意掠取他人或公共财产，这些早已成了社会腐败现象丛生的重要根源之一。

　　人们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前对社会危害最大的腐败现象主要由两种基本形式组成：用政治权力换取经济利益，或者用经济实力贿买政治权力，简言之，即以权易钱与用钱买权。其具体表现：一方面当政者利用手中掌握的某项具体管理权及审批权、分配权等，进行敲诈勒索，收受贿赂，被称之为“权力寻租”；另一方面作为“暴发户”的大量金钱持有者，利用钱财去谋取个人的“政治地位”（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或直接通过金钱运作在执政党内部寻找“代理人”，借以实现自己的各类利益诉求。

　　也许人们要问，导致权力商品化的主要原因在哪呢？我们认为，其主要不外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因素。

　　一是任何社会资源的分配，都不可能仅仅是经由市场的单一方式决定。拥有大量财富的人希望通过金钱获得更多的财富乃至社会政治地位，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则可以通过分配各类资源的权力获取丰厚的物质回报，双方相互有需求与依赖，这就自然而然地通过利益链形成了腐败分子滋生的温床。

　　二是我国现行的政治监督机制很不健全，缺少强有力的监督。虽有党内监督、舆论监督和异体监督等多种形式，但还很不完备，尤其是存在着不少制度性缺陷，程序性与操作性都不够强，同级监督也往往成了形同虚设的监而不督。对主要领导人来说，无论用人或是办事都缺少一种刚性的制约机制，甚至连中国古代亦曾有过的用人失察事后追究制等，也由于诸多原因未能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切实地建立健全起来。

　　三是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变革，大量拥有私有财产的合法化，使得人们片面追求个人利益的观念和讲究实惠的意识大大强化。再加之执政党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社会道德建设，尤其是某些党的高层领导人自身模范带头作用的缺失，使得相当一部分人由丧失理性而发展到追逐金钱的不择手段，直接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

　　直面现实，不容讳疾忌医。作为一名正直的中国人，首先应当尊重事实，这是第一位的，也是最根本的，而对任何权威的尊重只能是第二位的。记得《学习·研究·参考》杂志曾载文《一个农村党支部书记的心里话》言道，“俺憋了一肚子的话，就是没地方说。想找几位老党员联名给国务院总理写信，可俺们的信领导他收不到呀！俺是县、市两级人大代表，开会时台上尽是些空话，一级骗一级，中央都听不到真话了，照这样下去，真要把共产党架空了。现在又要刮风，放‘卫星’了，也不管条件怎样，尽在数字上做文章，开口就是产值多少个亿，照他们这种超常规，一天就能奔小康，吹牛皮的都升官，农民可就遭殃了。上面肯定过高地估计了农民的收入，那些数字不真实，多是瞎编的，领导授意加的。唉，说真话真难哪……”这话真实地反映出一位基层老党员忧国忧民的心声，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作者曾作为中共湖南祁东县委领导成员之一，直接地了解过本人蹲点所在镇乡镇企业总产值上报的全过程，深有同感。为什么不能讲真话、说实话呢？难道历史上我们因说假话、空话而吃的大亏还不够吗？难道我们真的缺乏回答重大现实问题的勇气吗？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由利益主体多元化所带来的价值观念多元化，我们理应不乏对话、交流的魄力。当今各种文化相互激荡、社会思潮空前活跃、社会意识多样化的现状，迫切需要我们讲真话、办实事，迫切需要执政的共产党在领导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以百倍的努力来守卫自己的信仰与理想。历史经验证明，任何社会制度的维系都离不开一定意识形态的辩护，任何一个政党要获得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与稳定性的政治秩序，也都必须提高公众对其意识形态的认同度，而这一切都需要建立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建立在执政党的公信力上。

　　当然，我丝毫不怀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重大决策的必要性，也不否认实施经济体制改革，给我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活力乃至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在于我们必须深刻了解当今社会所普遍存在的深层次的问题。“必须敢于正视，才可望敢想、敢说、敢做、敢当。倘使连正视也不敢，此外还能成什么气候。”（鲁迅语）正是针对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突出问题和矛盾，如发展不够全面，也不够协调，持续发展能力较弱，城乡差距拉大、就业压力增加、区域差距扩大、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社会的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等，党中央适时提出了树立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新要求。如今我作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理应紧紧围绕现代化建设理论与实践，深入调查研究，深入钻研探索，以研究最广大群众十分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努力拿出无愧于时代的科研成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服务。我由此也更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说过的有关辩证法本质的一段话，“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参见陶德麟等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201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它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对世间一切事物所应有的态度。原全国侨联主席庄炎林在德国瞻仰马克思纪念铜像时曾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马克思的学说是伟大的，但是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东欧和苏联都失败了。原因在哪里？责任在于谁？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决不能让社会主义断送在我们手中。”这或许就是我撰写本书的根本动力之所在。

　　记得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作者尚在大学校园读书之际，就经常与学友们就当时的一些重大社会现实问题，进行过唇枪舌剑般的辩论。使他们似乎有些难以理解的是，我们之间对于时政的看法，对于共产党人的社会价值评判，有时尖锐对立，有时却又惊人的一致。用他们的话说，我身上既有传统守成的一面，也有着思想大胆解放的另一面。当然，他们不可能知道，那时我就萌发了要对中国当今的社会现实问题，来一番独立的考察研究，经过反复思考后，讲点真话、实话，作为一家之说，较为系统地谈出个人的见解。对自己的价值取向我充满信心，确认自己的思维认识逻辑是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相统一，特别是做学问的根本立足点、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的。“位卑未敢忘报国”，我力求把自己经过多年研判所能知晓的历史真相尽可能地告诉世人。故而本人最早直接搜集的有关史料，可追溯到一九七六年九月毛主席逝世期间，作为象征一个时代结束的伟人——毛泽东与他的那个时代，也就自然成了我对社会价值评判问题研究的逻辑起点。

　　在此，我又不禁想起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周恩来总理对来华访问的日本原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会长藤田茂先生一针见血地说过的一段话：“拿破仑战争史没有一处粉饰的地方，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因此是明确无误的战例史，所以为今天各国的军事家所重视。而日本出的各种有关战争的书籍，战争史和战记等，都被极度美化了。当现在这一代完全不了解战争的年轻人，接受这些宣传后，一定会非常景仰而跃跃欲试，其直接后果当然是导致军国主义的复活。”真是语重心长，富有远见卓识！君不见，如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之流的所作所为，早已是后果显现。

　　社会心理学研究显示，人们都有求稳定环境的倾向，遇到自己不熟悉的事物，都希望能尽快对它们有一个概括性的认识，以作为自己面对这类新问题的思考线索或指引。这类概括性的认识在现代社会更多地来源于媒体传播。它积累起来，就会成为一个人知识构成的原始材料。然而，目前国内传播界给予毛泽东时代所带来的大多是负面性的宣传影响，因为有人或出于一己私利或出于人云亦云，在连续不断地向人们灌输一些污名化的错误认识，加重了某些人对新中国历史的误判。倘若过了若干代之后，不大了解今天的未来中国人，在追求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与追求社会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理想境界过程中，把毛泽东时代就已实现过的曾困扰大陆数千年的黑帮“匪患”、吸毒贩毒、赌博盛行、卖淫嫖娼及性病泛滥等基本绝迹的社会现实，当做一项“前所未有”的奋斗目标去争取实现并着力宣传时，岂不会贻笑大方吗？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有的战争》一书中，严格遵循历史和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在实地搜集大量素材的基础上，客观地描述我党我军当时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战斗计划，才使他的书具有无可争辩的历史文献价值。而这一点，正是作者及本书所极力追求的。

　　实践作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是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与本质，也是包括做学问在内的整个人类社会认识活动的总根源和总依据。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我们科学认识世界的不竭源泉。实践是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所进行的能动地改造世界的一切社会性的客观物质活动。人民群众既是历史的主体，又是实践的主体。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对于认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认识活动中，认识的主体与客体相互关联，而且认识的客体只有在这种相互关联中才能获得正确的规定，即被正确地认识。人类社会的一切正确认识，归根结底都是在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正确认识与考量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探索实践，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古人云，“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近年来，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拿中国革命史特别是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力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想当初，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有人在搞历史虚无主义，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

　　历史最终是人民创造的，历史不能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马克思早就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参见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本书正是基于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收集与参阅大量公开发表的有关报刊网站资料基础上写成的，吸收了其间的一些新观点、新思想及调研成果，而又限于篇幅难以都详细注明出处。在此，我深表遗憾并向有关作者致以由衷地谢意。需要特别提到的是，这本书之所以取名为《社会评价与媒体传播》，主要基于两点：

　　一是当今科技的迅猛发展，使世界进入了高信息化社会。信息已成为一种战略资源，谁掌握了信息传播源和信息传播载体，谁控制了国际广播、卫星电视和网络媒体，谁就有能力影响整个社会，谁就能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抢夺并占领制高点，掌握主动权。同时，传播技术的革命性进步，通达市场、通达受众的传播渠道越来越多、越来越便捷、越来越具有个性化和定制式的特点，人们愿意从那种媒体获取资讯，已经具有相对的选择权。这些都将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人们的思维和判断。我们知道，媒体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为人们基于信息获知的价值判断提供多元化的公共话语平台。凡是与人民群众生活有关、影响人们社会决策与社会判断的重大新闻资讯，都将通过媒体予以报道传播，以便为人民群众的理性判断提供最为基础性的资讯保障。因此，要想真正做到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有一个客观公正的社会价值评判，就不能不对媒体传播规律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特别是在“全媒体”与“自媒体”充分发达，人人都能“发声”，个个都有可能掌握一定话语权的今天，你不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无产阶级的“大历史观”去评判社会历史，你就有可能拾人牙慧，人云亦云。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传播的评价是毫无意义的评价，没有评价的传播是失去了“灵魂”的呓语。二是社会评价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学科，在我国似乎早已进入了它的形成期，但作为一种较为完整严密的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也许它仍处在探索之中。这是因为一方面传统的理论遭到排斥，另一方面当前流行的某些新观念又得不到普遍的认同，它恰好体现出价值观念与社会价值评判在社会转型期的变革中所具有的过渡性。当然，科学理论是对科学概念和科学规律的理论抽象，而学科体系的构成，则需要经过对科学事实、科学概念、科学规律和科学理论长期探讨及其不断演变发展过程，最后才能得以完成。与此同时，我也认为：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指导下，以科学的社会评价为基础，以真实、公正、健康向上的媒体传播为引领，完全可以逐步推导出一整套科学的社会价值评判体系，形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做到传统与现实的结合、历史与未来的结合，从而构成社会评价学的基本框架。故而本人不计浅陋，率先做些抛砖引玉式的开拓性工作。

　　我真诚地期待着！

　　初稿：写成于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二稿：修改于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三稿：完稿于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四稿：修订于二〇二一年纪念建党百年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