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谎——农民都拥护包产到户吗？

　　​​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中国的大地上拉开了包产到户的序幕。在短短几年内，农业集体化“土崩瓦解”。主流媒体的宣传都是农民特别拥护包产到户，好像农业合作化成为了僵化、落后的代名词。

　　群众真的是一窝蜂地拥护包产到户吗？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转载《中共党史研究》2024年第6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历程再探》（作者：刘照峰）：

　　【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并未要求中间社队必须推行双包到户责任制，还强调不要认为“责任制只是包干到户一种形式”，但只要不再予以限制，群众多会选择双包到户特别是包干到户责任制。不过，经济发达地区以及东北适于机械化地区还被认为不适合推行双包到户责任制。经济发达地区包括两类地区：一类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包括江苏苏南、浙江宁波、广东佛山、山东烟台等；另一类是京、津、沪等城市郊区。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机械化水平高，粮食产量高，工副业发达，群众对双包到户的要求不如贫困地区和中间社队那样迫切，领导主观上也认为这类地区不适合推广双包到户。东北适于机械化地区包括黑龙江以及辽宁、吉林的部分地区，这类地区的主要特点是土地肥沃，人少地多，适于机械化耕作，领导在推广双包到户上不够主动。】

　　【1980年初，周惠进一步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可以在群众要求下推行，并在一次会议的讲话中提出：“包产到户并不是单干，在某些地方群众有要求，搞也是可以的，但不能一般地推广。”就笔者所见资料，在中央未明确表态前，周惠是除万里外明确表达对包产到户支持态度的省委主要领导。】

　　顺便提一下，周惠在庐山会议上与彭黄张周（小舟）等人在私下开小会，面对组织调查，这些人最开始拒不承认，直到最后李锐承认了此事，其他人才陆陆续续承认。

　　从上述对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介绍可以看到，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愿意走集体化路线，“对双包到户的要求不如贫困地区和中间社队那样迫切”。实际上这是淡化处理。真实的情况是发达地区的农民坚决反对包产到户。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历史社会学家郦菁2024年12月21日在广州的演讲《激进的共识》验证了上述事实：

　　【这里我再回过头讲一下小岗村。小岗村在安徽滁州的凤阳县，凤阳的整体地貌是丘陵居多，平地较少，土地也很贫瘠。它的基本地理构造就是在坚硬的岩石之上铺了一层薄薄的土壤，这片地区曾经长期是朱元璋养马的地方，因为当地只能长草，连树都不能生长，自然也不适合种庄稼了。

　　另外，当地种植的作物主要是小麦，旱田和水田之间的区别是很大的，种水稻需要更多的集体协作，比如要灌水、排水，还要在短时间内完成插秧和收割；而种小麦对于集体协作的需求就很少。

　　相比之下和凤阳同属滁州的天长地区就更接近江苏，当地的土地比较平坦和肥沃，也种了一部分水稻，所以他们搞包产到户的积极性要低得多。

　　而小岗村搞包产到户的积极性就很高，而且包产到户后生产力急剧上升，但从长期来看，这种爆发式的生产力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反对者，这个也很有意思。

　　实际上农民并不是全都支持包产到户，特别是江苏、上海等富裕地区的农民，当地的干部和省级精英对推行包产到户也不积极。这当然有种水田的原因，这些地区历史上在农业中的集体分工和协作要制度化得多。

　　而且从文革开始，当地的农业生产力和农民的收入一直在缓慢增长，所以他们并没有寻求变革的动力。

　　此外，黑龙江等农业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也反对包产到户，因为很难拆分大型拖拉机等集体资产。

　　上海等富裕地区反对包产到户还有一个原因，这些地区有很多社队企业，当地农民更愿意进入工厂工作，他们希望在整个公社范围内来进行再分配，实现以工补农。在1979年时，上海周边的社队企业对公社的集体收入的贡献平均可以达到65%。

　　我先生是浦东人，当时他的父母就抱怨说包产到户一点也不好，因为白天要去工厂工作，分了田之后晚上还要去种田，这对他们来说工作量太大了。他们更希望全职在工厂工作，然后公社再进行收入的再分配。】

　　可以看到，农村集体经济搞得不好的公社，农民愿意包产到户，而农村集体经济搞得好的公社，农民们不愿意包产到户。

　　其中一个细节很重要，与小岗村同属安徽滁州“天长地区就更接近江苏，当地的土地比较平坦和肥沃，也种了一部分水稻，所以他们搞包产到户的积极性要低得多。”

　　但是，宣传只选择了小岗村包产到户而没有宣传语小岗村同属滁州的天长地区不愿意包产到户。

　　根据许准（Zhun Xu）的英文专著《From Commune to Capitalism： How China's Peasants Lost Collective Farming and Gained Urban Poverty》中记述的内容（中文翻译：知乎用户“以梦为马”）：

　　【1982年底，县政府向各公社、大队、小队下达了去集体化的命令。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时刻，很多农民简直一头雾水。在我的采访中，许多农民都说了同样的话。他们觉得XXX选择了一条资本主义道路，解散了集体，恢复了小生产者经济。这里面既有实际问题，也有意识形态上的问题。在那些机械化已经很发达、生活质质量相对较高的公社，人们强烈反对去集体化。类似的敌视态度也可以在男劳动力很少的家庭中找到。一位农民解释了他的生产队为什么对新政策抱有敌意：“我们己经有了非常明确的劳动分工：有些人只开车，有些人只种地，有些人负责生产车间，这样效果很好。在解散集体之后，每个人都必须种地，而我们很多人却对此一无所知。”另一位农民分享了他的经历：“当时我已经在另一个村子里工作，传门从事渔业。我很喜欢这份工作，但在去集体化之后，我老婆一个人管不了这些土地，所以我不得不回到村里继续种地。”

　　一位前干部对他所在的大队中不同态度的相对比例作了这样的估计：超过30%的人反对去集体化，不到30%的人支持去集体化，剩下的40%对任何一种制度都无所谓。

　　也许“无所谓”的人是真正的聪明人，因为无论农民怎么想，1982年底松滋的上层干部都把去集体化强加给他们。农民和干部们把这场运动形容为一场“风”，风过之后就没有集体了。许多地方干部很难说服自己同意非集体化。一位老干部回忆说，有一天，他和其他农村领导被召集到县政府，接受一些培训，了解去集体化的重要性。培训结束后，每个人都被要求发誓理解新政策并将立即执行。

　　可以说，松滋非集体化的最终原因是国家政策的改变，这引起了农民的复杂反应，这取决于他们集体的相对发展水平。】

　　还有一个群体——军人，他们也不愿意包产到户。

　　《激进的共识》：

　　【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反对者是军队。这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很多军人都来自农村，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军人家庭可以获得很多福利。

　　而包产到户之后，这些军属家庭就会面临双重的劣势。一方面家庭中的壮劳力去当兵后没有人种田，另外一方面，集体被削弱后就没人给他们提供福利保障了。】　​

　　知乎“以梦为马”的文章还提到了李怀印所著的《乡村中国纪事 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记载：

　　【然而，随着党内控制权的稳固，邓小平及党内的改革派决定推进农村改革。1980年9月，中共不但允许贫困地区“包产到户”，且将范围推广到“包产到户已经推行，群众不想改变"的“普通地区”(GNW1981b:第1051页)。......

　　对此，基层干部的态度各有差异。贫困地区的生产队、大队干部，在包产到户合法化之前就已经将集体农田分给了各户，故此时热情支持这一政策。条件较好地区(如秦村)的干部与社员，则仍享受着20世纪80年代初粮食产出的稳定增长、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并没有抛弃集体化的迫切需求。因此，秦村所在的大队干部在1979年和1980年拒绝通过联产计酬的方式，把生产队的管理权下放给下面的生产小组。公社、大队的干部也拒绝将集体的农田分给各户。他们认为，这些措施并不适用于本地这样的平原地区，只应该按上级指示严格限于穷困山区。1981年年初，上级政府建议生产队分派部分"口粮田”给社员(人均0.5或0.6亩)。如此一来，他们可在所分得的土地上种植庄稼，取代生产队分配的口粮。这对于秦村第十一生产队来说，意味着有164亩(40%多)耕地将被分给273名社员。结果，此举遭到大队、生产队干部的坚决抵制。理由很明显:一旦将口粮田分给社员，后者一定会集中精力耕种分得的土地，把精力放在自家事务上，不会再有兴趣为生产队60%的集体土地劳动。直到1981年年中，大包干(即把生产队所有耕地分给农户，并订立合同，规定各户的包产、纳税、征购等义务)席卷全国，废除集体化体制的压力增大，大队出于无奈才决定顺应潮流，开始推行包产到户(QD12000)。】

　　根据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1975-1987）》：

　　【在东北考察期间（1988年——井冈山观心注），我听到一种反映：胡耀邦要把国营农场办成家庭农场，赵紫阳对此没有制止，反而加以助长，结果损失很大。东北的土地都是成片的平原，是用拖拉机耕种的，分给农户之后，每家只能分几条垄（一条垄有一公里长），每户分8至10亩土地，也就是七、八条垄。家庭没有拖拉机，就只好用牛耕，这样就不如拖拉机耕得深，耕种也不及时，结果就减产了。搞农场的同志和地方上的人，都认为这个办法不行，于是开始停止这种做法，并逐渐恢复国营农场。后来，除了搞了雇工经营的国营农场不愿被收回去，其他的都陆陆续续地收回了。这是后来的转变。】

　　2021年1月9日《人民政协报》曾刊登了一篇文章《共同富裕，一个村庄的信仰与坚守——贾家庄乡村振兴启示录》：

　　【对邢利民最大的考验还是1983年。当时汾阳县318个行政村，几乎都“土地下户”了，老典型贾家庄却迟迟未动，一下子从多年的先进村变成了“落后村”。人民公社已经改成乡了，乡党委书记来做邢利民的工作，邢利民说，让我再想想怎么分吧。他不是不作为，他组织召开了村民大会，征求村民意见，不愿意分田的村民占大多数。怎么办呢？

　　县委书记来做邢利民的思想工作了。邢利民心里总想着父辈那治水改碱无比艰苦的23年，总想着如果把这么好的大田再分成一块一块的，怎么搞机械化？最后他对县委书记说：“我下不了手。你们把我撤了吧，选新的村支书来分。”县委书记回去了。邢利民等待着组织处理。可是再没有人来动员他分。】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历程再探》中提到了这样的一个细节：

　　【周惠进一步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可以在群众要求下推行，并在一次会议的讲话中提出：包产到户并不是单干】

　　“包产到户并不是单干”，周惠的这句话到底是实事求是？还是暗度陈仓？再回顾庐山会议，对周等人的处理是正确还是错误？请读者朋友们自己思考。

　　有的地区农民反对包产到户，为什么还能推行下去呢？

　　《激进的共识》给出了答案：

　　【我们很难说包产到户是最有效率的或历史的必然，一刀切地推行后遮蔽了很多潜在问题】

　　“一刀切”，就意味着强制。

　　搜狐网2006年9月26日转载华商报《陕西后寨村延续公社模式 拒绝包产到户》有这样的记载：

　　【28年前，当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名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在“包产到户”的协议书上按下手印，成为全国“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锋时，陕西户县后寨村的农民，却顶住压力，拒绝包产到户，将土地集体耕种坚持了下来。

　　......

　　拒绝“包产到户”

　　就是因为当时村里集体经济的基础比较好，所以大伙儿不愿意分

　　张志武的手机屏保画面是毛主席的彩色标准像。作为“全国文明村”、“省级小康村”的带头人，他的办公室没有别的摆设，只挂着一张大大的黑白主席像。

　　......

　　1980年左右，全国上下正在“包产到户”。当周围其他村庄都在喜气洋洋分承包地时，后寨村却没动静。户县余下公社的书记把张志武叫去，询问为什么后寨不响应国家政策。“把我在公社关了三天三夜，不让我走，说是我思想不通。我就说，那你放我回去，我给社员再做工作！”

　　被“放”回来的张志武再次召开社员大会，这次他让每个村民都把自己的意见写在纸上。结果条子收上来，全村300多户，只有9户愿意分得承包地。

　　......

　　后寨村社员为什么不愿意分得承包地？原来，在1979年左右，张志武就带领村民办起了后寨村第一个集体企业纺纱厂，当时纱厂效益非常好，村民们已经尝到了甜头。接下来，还在酝酿着办其他厂。“这地一分，厂子肯定要承包出去，集体的厂子被分了，咱有啥好处？”村民们正是抱着这样的疑虑，坚决反对划地到户。

　　“就是因为当时村里集体经济的基础比较好，所以大伙儿不愿意分。”张志武说。也因为“带头”拒绝“包产到户”，张志武受到了“惩罚”———公社3年不给他发每月20元的工资。一直到1984年春天，中央政策研究室一位副主任到后寨村来调研，说了句：“咱国家政策也是摸石头过河，你这种不同形式的政策也可以，不管啥政策，让社员致富了就行！”跟随调研的县领导也听见了这句话，回去后，才给张志武补发了工资。】

　　这样的遭遇绝不是个例。

　　秦明在他的公众号上写了一篇《“包产到户”是农民自愿的吗？》：

　　【笔者在上大学以前，通过对小岗村18个红手印事迹的了解以及跟自己父母的交流，基本上也认为是农民自愿冲破束缚、选择了“包产到户”。

　　然而，到2002年笔者还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到北京郊区的延庆县进行农村调查，当地农民讲述的一段历史却颠覆了笔者的认知。从那个村的多位农民口中，笔者得知了一位老支书的事迹。

　　“大包干”在全国推行的时候，这个村的大多数村民却不愿意分田单干，于是在老支书的带领下村民们一直在抵制上级的指令。终于到1984年的时候，这名老支书被以“贪污”的罪名入狱，乡里委派的新支书上任，这个村的分田才得以进行……然而，村民们至今是不相信老支书贪污的。

　　后来笔者趁着假期，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向多名老农民询问当年的大包干的历史，却得到了与父母那里听到的不太一样的答案。简单来讲，在笔者家乡，对于包产到户农民的意愿并不一致，有些农民是愿意的，有些农民是不愿意的：

　　觉悟稍高一点的农民自然是不愿意的，在笔者与他们进行交流时，他们还能讲出一些“大道理”，虽然距离大包干的历史已经过去了将近20年。当然，这种有觉悟的只是少数农民。

　　家庭壮劳力不足或者是技能稍差一些的农民，或是当时就不愿意的，或是当时愿意、后来后悔了——单干以后，这个群体的经济状况很快被“分化”下去。

　　而笔者自己家则代表了另一个群体：笔者的父亲与大伯没有分家，家里壮劳动力多;大伯是生产小队长、种田能手;父亲在70年代的时候就被招进了县里的建筑队，农忙的时候可以回来帮忙。所以，像笔者所在的这样的农民家庭是很愿意单干的。到1983年的时候，笔者家就成了村里第一户盖起砖瓦房的家庭。

　　再后来了解更多的历史，笔者才发现这种状况与毛主席当年的判断竟是惊人的一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两极分化快得很。”

　　当然，两极分化还只是一个方面的问题。笔者以前就讲过家乡的历史：分田单干之前，笔者的老家已经实现了初级的机械化。分田的时候为了体现公平原则，这些机器都被拆成一件件的废铁，平均分配给每户，一夜之间又回到了用牛耕地、用桶浇水的日子;58年、75年两轮大修的灌溉工程也在90年代末彻底荒废……】

　　韩丁的《大逆转》（又名《大回潮》，1990年纽约《每月评论》出版）：

　　【那些勇于抵制分田的基层干部现在仍然遭受着惩罚，不时的被降级和调任。】

　　【讽刺的是，那些打着反命令主义旗帜的改革者，又一次通过命令解除了农村的合作制经济。当然，许多农民很欢迎承包制，对解除合作制举双手赞成，但是还有很多农民不是这样的态度。......一刀切在中国太为普遍，各级官员收到中央的精神后，狂吹政治风，对拖延不办的进行严厉制裁，而对反对意见不闻不问。所以要知道人们的真正想法和需要实在很难。就像命令主义把很多农民强行推入合作化时一样，命令主义又一次将这些农民拉出了合作制。

　　私有化风潮

　　张庄反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达两年，最终以失败告终一一高层领导给当地党委一纸最后通牒，命令他们在一个月之内在当地完成承包制，否则开除党籍。王公庄的领导躲过了这样的最后通谍，县里领导一来他们就躲。】

　　【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改革重要的十年，我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来观察这一过程。除了一年外，从1978年后的每一年我都有5到6个月时间在中国。从1980年开始，为期五年，我作为联合国草原管理项目的顾问呆在离北京东北约600英里的内蒙古chao区，翁牛特旗。在那里，我们寻求草原沙化问题的解决方案。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一有空就去山西省长治市的张庄，在那里我帮助农民们发起了空前的全面机械化的实验。

　　但当这个改革开始反对农村的集体化所有制时，它迅速地和我所从事的两个项目发生了冲突。翁牛特牧场，在这片被我们称为大面积沼泽化、盐碱化、退化和沙化的草原上，是一个独特的国营一集体合资性质的企业，为牧民与省政府共同所有。双方合资的生产性质，与私有化的改革家们和一些经济状况较好的渴望“先富”的牧民发生了冲突。他们共同煽动起当地人清算集体化。五年过后，当联合国投入4百万美元、中国政府也投入相同的资金之后，私有化使得我们的草原项目全泡了汤。地区政府不愿根据具体情况而保留牧场，他们将家畜、干草场、草原都统统分给了牧民个人。到1984年，新建的牧场灌溉系统难以维持，而且也征集不到牛、羊、草场来做放牧踪迹实验，联合国不得不放弃了，草原沙化问题研究在没有得出结论的情况下中止了。联合国购买的农业机械就废置了。我们的工作转为帮助单个的牧民，但我们的项目被认为过期了。

　　这是在北部边疆的情况，而在山西东南角的张庄，虽然五年中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张庄的农业机械化项目最终也化为乌有。1978年，张庄人就开始自己搭建组装的农业机械，在200英亩的玉米地上，可以自动完成从施肥、平土、播种、除草、收割、烘干到将烘干后的玉米存入仓库的全部过程。机械组只需要12个人，但劳动效率是手工时的15倍，而且花费仅仅为原来的一半。但改革后，土地被划分为无数的小块分给了单个农户，机械化农业也不得不让位于原始的间断的个人耕作了。农民们没有选择，只有抛弃他们先进的农机，重新扛起了锄头。而银行向村里索要贷款时，村里的头头们说：把机器拿走吧!银行自然是不可能找到买主的，所以直到今天，这些施肥机、平土机、喷雾器、喷灌系统、玉米收割机、干燥机都躺在院子里慢慢的锈烂，默默的述说着那个过去的年代，那个被刻意回避的年代。】

　　知乎用户“1000米恐惧症”写了一篇回答：

　　【我外公小时候刚好有个知识分子下放到他们村，然后外公就跟着那个知识分子学认字和算盘。

　　当年认字识数那是少数城里人的特权，所以后来外公就凭着这个优势当了公社的会计，经常给我们讲当年的事。

　　公社要解散的时候一开始哪有人同意啊，这不就是走回头路吗？

　　而且去过农村就会知道，农村是一个保守的稳态社会，村里没有说干就能干成的事情。你要只是拿个喇叭天天喊“我们要分地”，保证没人搭理你。

　　但要让村民同意分地很简单，靠两个字“利诱”就够了。

　　分地附带着分生产队的公有资产，但资产这东西不是股票，没法平均分。

　　于是“上头”决定：先签字同意分地的能优先瓜分生产队的东西。

　　第一个同意的把生产队的牛牵走了。

　　第二个牵走了一头大肥猪。

　　没两天场面就失控了。

　　在后面只能抱走一只鸡或者鸭子。

　　鸡鸭都没有，人们开始拆猪圈、牛棚，把砖头木材拉回去给自己盖房子用。

　　砖头都拆完了人们盯上队里唯一一台拖拉机，把拖拉机也拆了分零件。

　　运气好抢到发动机能卖点钱，运气差的就砸到几斤废铁。因为没了拖拉机，后面十几年收粮食都是用木头的小推车，不过一家三亩地也就那样吧。

　　最惨的是乡里的机械厂，公社没了拖拉机都砸了，失去了下游客户他们也跟着凉凉了。

　　所以分地不仅仅是分地，而是附带着“吃绝户”，而且吃的还是生产队这个大户。来得越早吃的越多，来得晚汤都没了。

　　最后还有几个“顽固分子”不同意怎么办呢？

　　也有办法，村里开大会，拉到台上批评，台下那群都是刚吃到绝户油都没擦干净的人，谁会帮这几个“顽固派”说话？

　　多批评几次也就都同意了。】

　　耳熟能详的是小岗村的18个人搞的“血手印”，好像是天大的英雄一样。

　　《激进的共识》：

　　【1978年底，中央还没有将包产到户合法化时，安徽滁州小岗村的18户农民私下搞分田时签的协议，每个人都在上面按了红手印。

　　这份协议现在存放在国家博物馆，农民发明了包产到户成了一个神话。当然有些当事人后来说，这份文件是包产到户合法之后重新补上的，对此我就无力考证了。】　​

　　再重温《激进的共识》中内容，与小岗村同属安徽滁州“天长地区就更接近江苏，当地的土地比较平坦和肥沃，也种了一部分水稻，所以他们搞包产到户的积极性要低得多。”但是，宣传只选择了小岗村而没有宣传语小岗村同属滁州的天长地区。

　　实际上，同样用红手印反对包产到户的周家庄，却从来没有被官媒宣传。几十年后才在自媒体报道。“闲人茶社”公众号的《周家庄：用“红手印”拒绝包产到户》：

　　【1982年初冬，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乡党委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屋外寒风呼啸，屋内气氛凝重得能拧出水来。桌上摊着一份文件——《关于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通知》。公社书记雷保坤环视在场的党员干部，声音沙哑：“上级要求分田到户，咱们周家庄，怎么办？”

　　会议室陷入死寂。墙上的毛主席像注视着每一个人，仿佛在等待答案。

　　就在这时，门被推开，老支书王永昌颤巍巍走进来。80岁的老人不顾家人劝阻，执意要来参加会议。“不能分！”他拍着桌子，“咱们周家庄从合作社到现在，集体家底厚实，机械化程度高，分了就是倒退！”

　　雷保坤失眠了。深夜，他独自走在周家庄的田间路上。整齐划一的方田、现代化的灌溉系统、刚建好的蔬菜大棚，这些都是几代人集体奋斗的成果。他想起1956年周家庄成为全国第一批高级社的荣光，想起三年困难时期靠着集体力量渡过难关，想起这几年社办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建立......

　　“分了，大型农机具怎么分？社办工厂怎么分？鳏寡孤独谁来管？”这些问题在他脑中盘旋。

　　第二天，雷保坤召集全体社员大会。站在打谷场上，他坦诚相告：“上级要求分田到户，但咱们周家庄情况特殊。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人群骚动起来。老农赵大爷第一个站出来：“我家劳动力少，要是分了地，遇到天灾人祸怎么办？现在集体有保障，我不同意分！”乡镇企业工人李婶接着说：“我在纺织厂上班，要是地分了，厂子也要分吗？我们工人怎么办？”

　　也有人犹豫：“全国都分，咱们不分，行吗？”“听说别的地方包产到户后，粮食产量确实提高了。”村民王老四就是犹豫者之一，这个壮劳力盘算着：“我家人手多，要是单干，肯定比在集体里挣得多。”

　　争论持续了三天。最后，雷保坤做了个大胆决定：“咱们民主决策。同意继续走集体化道路的，按红手印！”

　　1982年12月5日，周家庄公社大院排起了长队。从80岁老人到刚成年的后生，大部分社员在保留集体经济的决议书上按下红手印。鲜红的手印密密麻麻，像一片燃烧的火焰，温暖了那个寒冷的冬天。

　　但也有例外。王老四和十几户村民没有按手印。“我们要单干！”王老四信心满满，“咱有手有脚，不怕吃苦，肯定比在集体里强。”

　　这份带着绝大多数红手印的决议书被送往上级党委。周家庄人写道：“我们理解并拥护改革开放政策，但恳请根据周家庄实际情况，允许我们继续探索集体经济发展道路......”

　　奇迹发生了。上级经过调研，特批周家庄可以实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土地集体所有，统一经营，专业承包。

　　坚守集体化的周家庄开始了自己的改革。他们实行“三包一奖”生产责任制；大力发展社办企业；成立农工商联合公司；推行农业机械化、规模化经营......

　　春去秋来，周家庄的集体经济发展令人瞩目。到90年代中期，公社已拥有机械厂、棉油厂、纺织厂等20多家企业，农业基本实现机械化，社员享受14项福利保障。

　　而那些选择单干的农户，却逐渐发现了问题。王老四最初两年确实增收了，但随着市场变化，单个农户应对风险的能力明显不足。购买农机具成本高，农产品销售渠道有限，遇到天灾更是束手无策。

　　最让王老四触动的是1996年那场大水灾。集体经济的农田因为统一规划、排水系统完善，损失较小；而他的承包地几乎绝收。危难时刻，是公社组织抢险队帮他抢收粮食，是集体企业优先收购他的农产品。更让他羡慕的是，集体里的社员灾年收入仍有保障，看病孩子上学都不愁。

　　“爸，我想去社办工厂上班。”儿子的这句话终于让王老四动摇了。他看到集体企业里的年轻人每月领稳定工资，享受劳保福利，而自己的儿子却要冒着风险外出打工。

　　2001年春天，王老四和其他十几户单干农户一起来到公社办公室。“雷书记，我们想回集体。”王老四不好意思地说，“单干这些年后，我们还是觉得集体好。”

　　雷保坤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周家庄的大门一直开着，欢迎回家！”

　　数字背后是活生生的人。光棍汉陈二狗在社办企业找到工作，娶上了媳妇；赵大娘看病有合作医疗报销，不再担心“病倒一家子”；孩子们从幼儿园到高中免费教育；老年人每月领退休金......如今，王老四们也享受到了这些福利。

　　更难得的是，周家庄走出了一条共同富裕的道路。社员收入差距保持在合理范围，没有出现两极分化。集体经济的优势在抗风险中凸显：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市场波动，周家庄总能依靠集体力量渡过难关。

　　新世纪以来，周家庄加快产业升级。传统农业向观光农业转型，乡镇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合作社模式不断创新。2019年，周家庄乡经济总收入超10亿元，人均纯收入达2.8万元，远高于河北省农村平均水平。】